台獨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

十幾年來，島內台獨運動有巨大的發展。到了今日，它已經儼然成為一種支配性的意識型態；一種不折不扣的意識型態霸權。在學術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領域，台獨派學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論人，獨佔各種講壇、學術會議、教育宣傳和言論陣地。而滔滔士林，緘默退避者、曲學以阿世者、諂笑投機者不乏其人。

在這樣的大背景中，讀陳昭瑛的《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動。

在另外一方面，從1994年開始，年輕的學者已經開始對台獨派的論述霸權提出了挑戰。就我所知，《島嶼邊緣》雜誌的陳光興，在第17期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上發表了《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1994年7月），針對楊照的《從中國邊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歷史》（1994年3月2-4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批判了後者的南進論，並且進一步提出台灣資本主義「南進」的「次帝國主義」性質。1994年12月，同季刊社舉辦了創社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會中出現針對性強烈的批判台獨政治、經濟、文學論述的論文多篇。對於知識、理論和邏輯粗疏，卻充滿法西斯獨斷和基本教義熱狂的台獨派諸論述，年輕的、前進的學界正開始批判的、比較科學的質問。敏銳的人們預感到一場論戰的風雨欲來，引人關切。

陳昭瑛這篇《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論文的成績和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對我來說，陳昭瑛論文的貢獻，可以大分為理論知識和治學論議的風格兩個方面。先說理論知識方面比較大的，富於啟發的方面。

首先，陳昭瑛從辯證的觀點提出台獨意識是「台灣意識的異化」，是台灣意識所衍生的對立物。因此，陳昭瑛又提出了民族統一的主張「就應該是一種對異化的克服」。韓國社會科學界也有「分斷克服」的話。「分斷克服」，就是克服民族分裂的意思，指謂這些廣泛而深刻的實踐內容：研究韓國資本主義的性質；探討韓國「社會構成體」的實質；從而認識壓迫性國家與民族分裂的本質，又進一步探求南北統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科學地展望民族統一的歷史。陳昭瑛雖未深入申論，也令人想到台獨的克服，便是民族統一這個原則性、與照顧台灣歷史過程中具體的特殊性這個靈活性的統一，這就為台獨批判論和民族團結論留下豐富的思想理論空間去發展，而不機械地把統獨看成毫無關連，彼此對立的東西看待。當然，有關「台獨意識」是不是「中國意識」的「異化」，我個人則有完全不同的意見。在下文加以申論。但以辯證的邏輯看待「統—獨」，是一個富於啟發的視角。

其次，陳昭瑛看出了日據時代台灣左翼抵抗運動，對「本土」和「台灣」的概念有民族與階級這雙重視野。在人類歷史進入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時代，不但要看到民族分劃成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不同地位的民族，也要看到民族的階級內容，看到階級在民族內和跨民族間的同盟與鬥爭。關於民族形成的理論，又要能分別因漫長歷史和璀璨文明所凝成的古典的民族──例如埃及與中國，和與資本主義生成過程中因商品、市場、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國家政權的登場而形成的現代資產階級民族，以及在帝國主義下，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被強制編入邊陲部資本主義過程的抵抗，即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反帝民族、民主鬥爭而形成的民族主義。陳昭瑛提示了人們，在台灣自有從民族與階級關係的視野去實踐，保衛種姓，反對同化，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各式各樣的「本土化」運動的珍貴傳統，並且為台獨民族論之批判開展了重要的視界。

第三，陳昭瑛具體分別了台獨論的本土主義和台灣的左翼在戰前戰後提起的本土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即前者的親帝國主義的、反民族解放的、反中國、即反民族的性格與後者之反帝的、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即中國指向的性質。這種不同，顯示了在帝國主義體系下現當代世界史中，對於中心部資本主義獨佔體與邊陲部民族解放運動對立構造中，台獨與台灣左翼傳統不同的自我定位，自然也顯示了在帝國主義體系下，台灣各階級與世界體系諸階級間不同的階級聯盟與鬥爭中的立場。

陳昭瑛以上的論證，雖然在細部上仍然有不少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理論與邏輯上的問題，但人們也應看見陳昭瑛在反台獨、民族統一的理論發展上，有一定的成績，而且也應該把這些成績看成主要的方面。其次，在陳昭瑛論述的風格上，我們有這兩點體會：

首先是陳昭瑛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中高度意識地也將焦點放在台灣少數民族人民問題上。1946年後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就由當時台灣少數民族的英華組成「台灣蓬萊民族解放同盟」，並且在1949年底美蔣聯手展開的血腥肅清中潰滅。少數民族領袖命喪刑場，或長期監禁。這是1930年霧社事件以來，台灣少數民族自求解放的運動以來第二次遭到慘酷徹底的鎮壓。

在探索對台灣社會和歷史的自我認識過程中，批判漢族中心的史觀，看見漢族移墾過程中對台灣少數民族的支配和掠奪的歷史，看到1930年霧社蜂起中少數民族在斷行堅強的武裝反日帝鬥爭的先進性和漢族當時相對落後性，也要看見1946年後，前進的漢人與少數民族在47年2月蜂起，及以後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中相互合作、支援並同遭美蔣反共冷戰暴力摧毀的歷史，當然也要看到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台灣少數民族在勞動（男性）與身體（女性）慘遭商品化，全民族趨於被「同化」而滅絕的過程。

另外，少數民族問題的提起，在今後台獨批判和民族統一論的發展中極關重要。沒有從這個歷史反省中出發，就會在這個問題上造成大漢族主義的錯誤，從而也就會在反對地方分離主義的鬥爭中失去道德與理論的正當性。

最後，陳昭瑛論文在凝視台灣本土論的發展進程中，於批判台獨論之餘，也不憚於對左翼統派中一般與個人所犯的錯誤，提出嚴厲的批判。在這批判的背後，顯現了對於被歪曲的歷史中形成的「台灣意識」或台灣中心的思想感情一份深厚的同情。這當然也提出了台獨批判問題中的團結與鬥爭的分際問題，但更其重要的，是陳昭瑛在文章中所體現的、陣營內部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的嚴肅態度。這是令人欽佩的態度。在往後反台獨的理論鬥爭中，應該還要加以普及和發揚。

同所有的學術論文一樣，陳昭瑛的論文，當然也有不少啟發了讀者去做進一層探討的地方。以下提起的幾個問題點，是從這幾個原則出發的，即:（一）不取學院式討論那樣，流於炫示所學，排比書目的態度，而是回應陳昭瑛在台獨批判上內部的切磋與反省的基本態度，進行檢點，目的在端正態度，提高理論的水平；（二）因此，不在細微末節的問題上推敲，而在比較大的問題上，試著做比較科學性的、系統性的補充和展開。

一、關於台灣本土運動的「三階段」論問題

陳昭瑛把「台灣本土化運動」分成「反日時期」、「反西方（美國）時期」和「反中國時期」。在前兩個時期，陳昭瑛準確地提出同時期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本質，是在於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立場，反對不同歷史時期中日本和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表現為第一期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同化，保衛民族語言、文字、文學和文化；反對和日帝勾結的台灣地主、士紳等半封建勢力，以及表現為第二期的反對戰後以美帝國主義為中心的「西方」對台灣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支配，表現為在70年代新詩論爭，鄉土文學論爭中提出了以中國民族意識為主軸的民族文學（民族的）和民眾文學（階級的）的旗號。

緊接著，陳昭瑛把1980年代以後的「台灣本土化運動」規定為「反中國」階段，把台獨「本土化」論辯證地理解為「中國意識的異化」，並且在分析台獨的「台灣主體性」論時，揭發了台獨的親帝國主義、反中國、從而反「本土」的本質。

但是，把普遍歷史中反對帝國主義支配民族對殖民地、半殖民地被支配民族的同化政策、反對消滅土著民族文化的形形色色的「本土化」運動，和做為其反動的、仇視的和否認自己原有的中華文化，嚮往中心國家即帝國主義文化的台獨主張「本土化」論相提並論，並在「文化史」上列為先後分期，等量齊觀，在理論上怕就不無瑕疵了。

把握台灣物質的和精神的歷史真實，如同把握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新殖民地歷史那樣，不僅要從當地、內部去分析，也要從全球的，即世界體系的、外部角度去理解，才能更好地掌握問題的全面和根柢所在。

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中心國家的資本開始逐步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向外擴張，世界迎來了帝國主義的時代。台灣和中國大陸本部同時在羞辱的鴉片戰爭中被迫開港，同時被中心部資本主義吸納為它的邊陲部社會，而推向現代世界。海峽兩岸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階段。1895年，台灣割日，進一步變成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進行了一系列殖民地化改造，以帝國主義國家權力掖助日本獨佔體以糖業資本的形式全面掠奪台灣的剩餘，使土著資本附庸化，並拘限在土地資本範圍;台灣做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成體成立，形成由日本獨佔資本和台灣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辜、林、陳、顏）與廣泛農民與工人、中小地主、小資產階級相持對立的社會。其中尤以「農民組合」旗下農民的抵抗，最為壯烈。

台灣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大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差別只在台灣是一個由日本總督府直接進行殖民地統治的社會。從帝國主義做為全球性體系的時代看，當時兩岸社會都受到帝國主義獨佔體及其在地的、與之合作的精英，即半封建的大地主士紳階級的壓迫，因此兩岸社會都以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運動，進行解放鬥爭。兩地社會性質近似，都在帝國主義下被壓迫的殖民地範疇，因而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也相同相似。

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殖民地化，是做為中國之一個肢體而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在歷史上，台灣從來不曾獨立建國，與祖國分立過。陳昭瑛所說明鄭據台，是明清兩個王朝相繼的過渡，鄭成功是懷著「復明」回到中原的職志而不是與中原分立的職志據台的。至於唐景崧的台灣共和國，則志在復歸中國，這是陳昭瑛也十分明白的。台灣的先住民，一直到荷據、鄭據乃至清代，都還停留在原始社會部落共同體的晚期（只有排灣族之一小支呈現擬似奴隸社會極早的萌芽現象）階段，當然還不曾建立現代國家。鴉片戰爭前，台灣漢族社會具體地是中國大陸封建社會的翻版與延長，歷經了荷據重商主義殖民地封建社會，明鄭藩鎮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之後，台灣與大陸同時被迫開港，也和大陸同時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組成部份。迨甲午戰後，台灣被迫割讓與日本。因此，她不是以一個獨立的社會，更不是以獨立的國家與民族被殖民地化，像朝鮮、印度和三大洲上無數殖民地那樣。也因此，她和其他殖民地另一個不同，也就在於她不曾亡「國」，而隔海遙企著一個殘破半殖民地化了的、具體存在的祖國。這是殖民地台灣和世界上當時許多殖民地不同的重要歷史特質。

這個特質影響深遠，規定了嗣後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本質，迥異於其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後者要打倒帝國主義，恢復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因上述特點而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顯示強大的「中國指向性」。台共（1928-1931，全稱「日共台灣民族支部」）的成立，在第三國際下，受到中國黨的無私、熱情的協助。它的民族綱領確有過「台灣獨立」的口號，但黨人蘇新指出，「獨立」主要指從日帝獨立。而沒有提復歸中國，除了第三國際當時的民族綱領外，還因為中共尚在幼年期，更不能提出復歸台灣予當時國府下的中國云云。蘇新並且指出，台共黨人心繫祖國的證據，還表現在1931年綱領中，已無台灣獨立的口號。1947年以後，舊台共著名人物謝雪紅、蘇新、王萬得等人先後參加中共，不但沒有人另組獨立的台共或歸籍日共，或參與1940年代初以降，美帝扶持的台獨運動，而且最早地，迭次在香港發表反對台灣托管、台灣獨立的嚴正聲明，其中史實和文獻具在，足可稽徵。

另外，相對比較右翼的民族運動家蔣渭水的民眾黨，直接受到中國國民革命的影響，並且與國民黨聯俄容共的過程相應地左傾化，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因此，在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即支配民族與被支配民族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時代，加上台灣做為從中國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化這個歷史特徵，規定了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帝、反封建和中國復歸的特質。在這特質的影響下，台灣話文運動、白話文運動、台灣文學的白話文實踐，在在反映了台灣反帝民族運動的反殖民、反同化、堅持種性（中國的種性）的性質。陳昭瑛所說「第一階段」台灣「本土運動」，正是在這世界現代史框架下，以日帝為鬥爭與解放的針對面，以中華中國為歸宿的根源所在。因此，陳昭瑛所說台灣淪為日帝殖民地後，斷了祖國的臍帶，「台灣人逐漸養成了以台灣為中心去思考」事物，就不是事實了。相反，在日據台灣史上，台灣人寄托自己的解放於祖國中國的解放，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北伐，乃至抗日、乃至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皆如何牽動著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和行動，史料斑斑，至為明顯。而日本總督府所偏《台灣警察沿革志》的編者埋怨台灣改隸至1931年以前台灣廣泛的抵抗運動，莫不根源於台灣人民「根深柢固的漢民族意識」。1946年出版蕭友山的《台灣解放運動之回顧》一書中也說：「台灣與福建廣東一衣帶水，交往頻繁，風俗、習慣、語言、信仰與大陸無異。且以大陸為父祖墳墓之地，思思慕慕，以中國為祖國……而此民族意識，在抗日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可左證。

那麼，怎樣理解陳昭瑛所說台灣本土運動的「第二階段」，即「反美」、「反西方」的階段呢？

1931年，台灣左翼民族解放運動在日帝全面鎮壓中潰滅。台共黨人或在大檢舉中入獄；或逃亡大陸，進而參加中國革命，或在台灣沉潛地下。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光復。而正因為台灣是割讓自中國的殖民地，光復的形式，不是殖民地的獨立建國，而是復歸中國。人民當時舊中國的不是起來獨立建國，而是迎接復歸中國的安排。

復歸中國的台灣，迅即編入當時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當時四億中國人民同受代表舊的中國大地主、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國府之統治。全中國範圍的階級鬥爭，以國共內戰的形式在戰後迅速擴大。1946年，中共省工委來台，經過突發事件二二八慘案的試煉，在台灣工農、市民和知識份子中擴大組織。

1947年8月以後，以謝雪紅為首的一部份從舊台共重編到中共省工委的台籍黨人，在2月事件後脫逃香港便迭次發表高舉台灣的民主自治、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台灣「托管」和「台灣獨立」的宣言和聲明，表現了台灣在反蔣變革運動中鮮明的中國認同和反美帝、「反西方」的歷史特質。

1947年9月到1949年，《新生報》「橋」副刊上展開了「台灣新現實主義文學」的論爭，主張台灣文學服從當時大陸的革命形勢。

1949年末到1952年，台灣的國府，在冷戰結構的形成過程中，在美帝國主義的默許下，展開了廣泛的恐怖肅清。日據以來，具有中國指向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之組織的、歷史的、人的、社會科學的、哲學的以及文學藝術理論的一切遺產和傳統，付諸一炬，毀於一旦。

1950年韓戰之後，美帝國主義霸權在全球範圍內確立，並且因兩陣營對立的需要，形成帝國主義間、帝國主義與新殖民地精英間，以及各新殖民地精英間的階級同盟。跨國資本的登場，使大跨國企業超出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使國家成為跨國企業的工具。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因一致反共反蘇而一時緩和，一種「超帝國主義」的時代來臨。

正是在這背景下，在恐怖肅清的血腥中，美帝在台灣炮製了一個反共、軍事性波拿帕國家，編入包圍中國的大陸軍事基地鏈鎖之中，在「獨裁下的經濟成長」中，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依附地、畸形地發展。在意識型態領域，反共、法西斯、親美、「自由主義」──乃至反中國的意識型態取得支配地位。台灣在遼闊第三世界中，成了罕見的、白色的荒蕪之地。

1960年代末，以美國社會為中心，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展開了以學生、知識份子（沒有工農參與的）左的反省運動。反對越戰，反對資產階級獨佔的教育體制，反對對於黑種人民的歧視，反對美帝國主義，要求重新認識中國、古巴和越南的革命……這些反省運動，影響了來自港澳台在北美的留學生和知識份子。1970年，保釣運動勃發，旋即在左右分裂後，其左翼向中國認同運動和統一運動飛躍。

這是兩岸冷戰分裂以來第一個認同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統一運動，有重要意義。

而這保釣運動的左翼，重新在台灣點燃熄滅了20年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燈火，提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以美帝為核心的西方文化與意識型態的支配，提出了社會經濟上關心工人和農民，在文學上提出民眾文學和民族文學的口號……這些為50年以後冷戰意識型態所不容的思想，成為70年代台灣「本土」論的重要內容。

從上述的歷史過程看來，陳昭瑛所稱台灣本土文化運動的「第一期」，是以日本殖民地台灣為其背景，而有「反日」內容；而所稱第二期，則以島內的國共內戰（即白色恐怖1946～1952）和保釣運動（1970到鄉土文學論戰「結束」的1978）為其背景。那麼，以之分別以「第一期」、「第二期」而相提並論，在反對老、新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意識型態霸權的支配（反同化），堅持自己（中國的）民族文化上，有共通性，是可以言而成理的。這裡也要不憚於強調，1947、1948以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系統最早而意義重大的反美帝、反托管、反台獨的宣示，受到了包括陳昭瑛這樣用心的大多數學者所忽視的現實。

然而，與上兩個「時期」在本質上完全對立的，即反中國、反民族解放、親帝國主義的，以中國、中國民族、中國文化為對立面的台獨派「本土論」，怎能相提並論而為台灣本土論的「第三期」呢？

二、是「異化」還是「否定的挫折」？

這就聯繫到陳昭瑛對「異化」的理解了。我對異化的理解，則略有不同。陳昭瑛說，黑格爾認為「一個實體在發展的過程中，從本身發展出一個異於自己，並與自己對立的實體。這一實體若同時意識到自己獨立存在，便是一主體」。由於欠學，我不知道所引典出何處。但光就所引看來，這概念更像是辯證法中「否定之否定律」的第一個否定階段，即事物內部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面，經由鬥爭，使事物向自己的對立方面發展與轉化，由肯定走向否定，由「正」向「反」發展。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條件下，帝國主義的支配和同化方面、與被殖民人民的抵抗與反同化（本土化）方面，同時以相互矛盾的性質存在，互相鬥爭，而後者逐步發展為一個與帝國主義獨佔體相頡頏的、新生的力量。台獨意識是在反共肅清、戒嚴權威體制、美帝干涉下，中國意識挫折條件中，發展壯大，與中國意識互相矛盾又互相聯繫地相持存在。

但是按照黑格爾的說法，「異化」指人的精神通過其創造物，把自己的一部份「轉讓」給了外部世界，即客觀的世界，而「外化」成為自己相異的東西（《精神現象學》）。而所謂「轉讓」便是「異化」這個辭多層意義中之一。黑格爾激進的學生費爾巴哈說，人創造了神（宗教）卻讓這神回頭宰制了人，即自己手造之物，成為自己的異己物，受其支配來說明「異化」的概念。馬克思則進一步從私有財產的形成與勞動過程的變化，看到了勞動的異化，即人的勞動所產，在私有制和勞動過程的細分化（例如「福特主義」生產帶體制）、無意義化而成了支配、宰制勞動者的異己物。

但不論如何，異化論有兩個重要關鍵。一是自動的「創造」或「生產」的過程。黑格爾說「精神透過其創造物……」，費爾巴哈、馬克思也看到人所「創造」、所「生產」之物的客體化、異物化。其次是這被造物（物質或精神）取得了主動，被造物成了創造（生產）者的異己、相剋的存在。

如果以這「異化」論來看「中國意識」與「台獨意識」的關係，就得說明中國意識如何「創造」和「生產」了台獨意識，又使後者成了前者的異己存在，進而受到後者的支配。而陳昭瑛對這個關鍵問題的說明是頗為籠統而晦澀的。她說道：

「……台灣意識尋著原先自我意識形成的道路，發展出一股異己力量，反過來對抗自己。就台灣意識中固有的中國意識而言，台獨意識是中國意識的異化。」

這是一段難懂的話。歷史地看來，「台灣意識」……的「自我意識形成道路」，難道不是在抵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在殖民體制的加害下，反帝中國民族意識「形成的道路」嗎？民族意識形成之道，大約有三：一是古老悠久的歷史文化所形成，如希臘、中國；一是與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同時發展的民族主義，如西歐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發展的民族主義，最後則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因抵抗先進國殖民壓迫而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形成和強化的反帝民族主義，已見前述。日據下的「台灣意識」，是殖民地條件下針對「日本人」、「內地人」、「四腳仔」的「台灣人」、「本島人」、「咱人」意識，是針對「日本人」的「唐山人」意識，表現在語言、文字、文學、文化鬥爭上堅持漢語（現代漢語〔白話文〕和中古漢語〔閩南話語〕）、漢文、漢字白話或台灣話文文學這些反同化，保種性的鬥爭上。而遠在其背後，則是幾千年歷史所形成的漢民族意識。

當然，反帝「本土化」運動的對面，除了日本的壓迫與同化外，還有與日本權力合作的本地「合作精英」──公益會，奮勇同化、苟且保產的「自治論」以及皇民化。在殖民地台灣的條件下，壓迫、同化和庸從的一方，是矛盾的「肯定」側面，維持殖民體制的相對穩定。而反抗、反帝、「本土化」的一方，則是「否定」的側面，在文協、農組、台共等廣泛戰線上力圖顛覆前者，與前者形成尖銳的矛盾與鬥爭。前者與後者則是互為條件的矛盾的兩個方面，自始分立、互相鬥爭，卻不是一方所「創造」或「生產」或「尋著原先自我意識形成的道路」之「發展」物，而成為異己的客體的異化。因此，說台獨意識是中國意識的「異化」，恐怕在哲學上不能成立，在歷史上也不合事實。

然而，在日據時代，台灣反帝運動在1931年以潰滅告終。戰後，在台灣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在50年恐怖肅清中全面崩潰。70年代保釣運動、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運動，也在高壓下無法往縱深發展。「否定」的一面，在它自身和客觀歷史條件的制約下，不但沒有勝利發展為使「肯定」向「否定」轉化，反而中途挫敗，表現為兩次（日據與戰後）質變運動的中挫，即表現為否定的挫敗，暫時無法完成「否定之否定」、即「肯定—否定—再肯定」或「正—反—合」的正常週期，即反帝的民族與階級革命的挫折。而這又是受到台灣左翼自身在階級、理論、歷史發展上複雜的缺陷等內因，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冷戰結構、美帝干預和肅共屠殺的強大影響這些外因所制約。

三、關於「中心」（Core）和邊陲（Periphery ）

其次，說一說「中心」和「邊陲」的問題。

沃拉斯坦認為，從17世紀中葉，自西歐中心國家開展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逐步支配全世界，消滅了一切替代的社會組織樣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單一的、資本主義分工，把世界邊陲地帶工農的剩餘透過不等價交換機制、集中收奪到中心帝國主義國家。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分成了先進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形成的地區，和受其剝奪的廣闊「邊陲」不發達國家地帶，以及介乎二者間少數半邊陲地區。「中心」和「邊陲」，因此有其一定的政治經濟學的意含，恐怕不宜望文生義地使用。

依此，台灣和中國大陸同時在鴉片戰爭後，受不平等條約的強制，被迫開港，成為西歐資本的邊陲，納入邊陲資本主義體系。其實台灣在重商主義荷蘭的殖民地下，更早一些邊陲化了。但無論如何，大陸和台灣同屬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之邊陲，受其「文明化」之惠者少，而受其「野蠻化」之害大。台灣社會從荷蘭的西方重商主義封建制而明鄭的藩封建社會，而清朝的封建社會和鴉片戰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日據下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下被帝國主義邊陲化的斑斑歷史。1950年以後，在冷戰體制和美國新殖民主義下，台灣依附型資本主義發展而成為半邊陲社會，已為世界體系論者的公論。

至於中國大陸，自居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自居於帝國主義體系下的邊陲。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終竟不能免於邊陲部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但無論如何，兩岸至今仍為世界體系下的邊陲、半邊陲地位，為不爭之實。而台獨派以中國為「中心」、自比受這「中心」壓迫的「邊陲」，並從這不通的前提發展出一大堆不知所云的奇譚怪論。如果兩岸當前經濟關係不是同民族內的分工，則輸出資本、剝奪勞動剩餘者，恰恰是台灣對大陸而不是相反。陳昭瑛沒有從中心—邊陲約定俗成的定義去駁論，反而跟著台獨不通的前提去申論，不免侷促難伸。問題的提起已經離題，討論也跟著離題了。

四、「台灣主體性」論的欺罔

陳昭瑛對於台獨派的「台灣主體性」論，已有很好的駁論。這裡只做一些補充。台獨的「台灣主體性」論，大約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說，台灣史上自荷據以降，歷明鄭、有清、日帝和國府幾個時代，台民莫不在「外來」「殖民」政權下受盡壓迫，無法自主。到了今天，台灣人要通過自決和「獨立」取得政治、社會……歷史書寫的「主體性」。這「台灣主體性」論又蔓生為「台灣優先」、「獨立國際空間」、「獨立政治實體」、「分裂分治」、「台灣文學獨自性」等各種各樣的把民族分斷固定化、永久化的口號和說辭。第二個方面，正如陳昭瑛所指出，這「台灣主體性」論，基本上是與中國針鋒相對的「主體」性主張，卻從來不講歷史和現實上台灣對美、日等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扈從。

隨著私有財產的登場，人類的社會便出現階級制和階級壓迫。在奴隸社會，就有奴隸主對奴隸的苛酷搾取。在封建社會，就有封建地主對農奴、佃農以地租與徭役的形式進行剝削。這是一個社會因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因不同的社會結構體之性質，不同的財產關係，即不同的階級關係必有的階級壓迫。但到了從最早的重商主義的殖民主義到現代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就產生自外而內，外加的由外國外族資產階級與本地精英聯手，搾取本地工農人民的社會壓迫。重商主義的殖民主義是以貿易、租稅甚至赤裸裸的武裝掠奪，將殖民地財富吸回宗主國。現代資本帝國主義以資本輸出，不等價交換、政治和意識型態支配，來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剩餘。在殖民地社會，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帝國主義獨佔資本—當地大封建地主—中小地主—小農—佃農—工人的階級關係和複雜的掠奪與被掠奪關係。以史明為中心的台獨派台灣社會史觀，把殖民地社會和本地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社會，一概稱為殖民地社會，把階級性矛盾和民族矛盾混同起來，完全沒有科學性根據。

荷據台灣社會，是代表當時歐洲封建社會末期、即現代資本主義萌芽期的荷蘭王室的東印度公司為上層，在台灣建築堡寨，招募貧困中國農民為農奴（「官佃」），沿用從台灣東北部傳來的「結首」制，分地（「官田」）佃耕，收取貨幣地租，並以商品農獵產品，貿易求利。複雜苛重的封建稅捐也是重要的掠奪手段。在這個西歐封建制下重商主義殖民地台灣，以荷蘭東印公司為頂端，下有少數漢族「合作精英」的「長老」階級，與先住民土官，再下則漢族「官佃」農奴與先住民。社會矛盾首先體現為荷蘭統治民族全體與全體台灣漢族、原住民的根本矛盾，再次為荷蘭統治階級及其外圍的漢人「長老」與原住民（「土官」）酋長，與底層的漢人「官佃」農奴與原住民。而官田勞動的剩餘、狩獵勞動的剩餘，絕大部份經由地租、賦稅、貿易等形式為荷蘭「聯邦議會」所收奪。

鄭氏領台，驅逐了荷蘭人。封建殖民地性質一變而為鄭氏藩鎮封建社會。鄭氏名義上所奉的母國明王朝已亡，清王朝為鄭氏之敵。鄭領台灣，是明清王朝交替的過渡，是中國王朝相迭歷史的一部份，不是外國對台灣的支配，鄭氏台灣政權背後並沒有一個其所代表的宗主國，從而對台施行「殖民地統治」。形式邏輯地把荷蘭和鄭氏對台灣的統治等量齊觀，自然是錯誤的。

而鄭領台灣社會，正如對岸清王朝下之中國封建社會，同為近世封建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封建官僚、地主、豪門對貧困佃農的壓迫與剝削。

鴉片戰後，中國近世封建社會一變。經過不平等條約，強迫開港，大陸和台灣同時被迫併入中心帝國主義地帶的邊陲，逐漸形成薩．阿敏所說「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成體」。在社會性質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帝國主義資本深入台灣和中國沿江沿海地區，買辦階級形成，資本對商品農業形成支配，鴉片貿易步步近逼，教案鬥爭頻仍……這都是台灣與大陸沿海共同的經驗，階級關係與階級壓迫也產生了形式和內容的變化。首先是各帝國主義與全中國各族人民的深刻矛盾，其次是帝國主義下中國社會內部階級矛盾之重編和激化。清朝下的台灣社會，和大陸社會一樣，以鴉片戰爭為分水嶺，分成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前期是同國內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後期則增加了半殖民地下外來資本的收奪。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社會矛盾也體現為總督府所代表日本國家獨佔資本與台灣全體漢族、少數民族各族人民的根本矛盾，再次體現為漢奸大地主與中小地主、農民、佃農、工人、先住民之間複雜的矛盾。台灣社會呈現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質。1931年進入戰爭體制之後，本地資本迅速萎縮，台灣社會形成日本獨佔資本全面擴張和苛烈搾取的局面。

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在台殖民體制崩潰於一旦，復歸於祖國之台灣，在社會性質上，重編到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由代表地主、官僚資本與買辦的國家政權的陳儀當局治台。1946年，中共省工委來台發展，台灣人民於是直接介入中國內戰。1949年，新生共和國成立，而地下黨在台灣則開始全面覆滅，刑殺監禁，拷刑無數。1950年，舊中國國府政權在冷戰結構中經美帝國主義強力介入而鞏固，展開恐怖肅清（1949-1952）後的獨裁、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台灣在美國新殖民地間接支配下，已進入「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兩岸在外力干涉下再度分斷。在國民黨權威主義國家政權和跨國資本的帶動下，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取得依附性經濟發展。從1950年到1987年，本地集團資本在戒嚴壓制體制下快速累積。1987年蔣經國去世，1949年流亡來台的國民黨集團萎謝，本地集團大資本和地方官商資產階級接掌中央政權，李登輝共和登場。

1950年以後，流亡台灣的國民黨背後並沒有另一個中國的宗主國，說國府是「中國的殖民政府」，和指明鄭為殖民政府同樣可笑。國府一家一黨，代表中國革命中敗亡的階級，出賣台灣之利益，容許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戰，佔據台灣，成為美國新殖民主義的代理人。但這恰恰是台獨各派理論所不予聞問的。李登輝政權登場後，台灣大集團資本與官商資本成了統治者。國府為「外來」「殖民政權」之論全面破產。

在具體的台灣社會史的分析下，台灣人民受歷次「外來政權」「殖民政府壓迫」論的欺罔，暴露無遺。從台灣社會史的角度，恰恰突出地說明，台灣的歷史，是帝國主義侵凌下，侵略與反侵略，殖民與反殖民鬥爭中，台灣與祖國時而被迫分斷，時而復歸統一的歷史。荷據台灣是荷蘭重商主義的殖民主義迫使台灣與中國分離。明鄭以武力收復了台灣，清代繼承兩岸的統一，迨鴉片戰爭，又使台灣與大陸同時半殖民地化。1895年，台灣割讓，台灣又與中國分離，淪為日本殖民地。1945年，台灣復歸中國，兩岸統一。1950年，美帝武裝干預中國內戰，霸佔台灣，以國府政權為代理人，中國兩岸又告分斷。

從這歷史過程以觀，「台灣人」的「主體性」恰恰表現在郭懷一的反荷鬥爭，表現在鴉片戰前無數反封建官僚與地主豪門的農民蜂起，表現在鴉片戰爭後，各種教案，反對長老教會仗教欺民的鬥爭、反對教會與士紳聯手為日本佔領軍開城門投降的鬥爭，表現在1895到1920年前的武裝抗日鬥爭；20年到31年非武裝抗日鬥爭，也表現在1946年沈崇事件反美鬥爭、47年2月反內戰、要求民主自治的市民鬥爭，也表現在1946年到1952年地下黨之鬥爭。50年代血腥鎮壓後，又表現在1970年保釣愛國主義鬥爭與新詩論戰的平行進行，並且延續到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爭。而陳昭瑛論文引起台獨派反論，以及近兩年學術界逐漸蓄勢待發的統獨論爭，預料將不可迴避地指向一個全面性的爭論。歷史將說明這必來的論爭，是台灣人民真正「主體性」與反民族、非主體性的鬥爭。而這些民族與階級鬥爭的歷史，說明了台灣人民在帝國主義時代，對外反對新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內反對封建主義和漢奸主義，爭取廣泛的民主主義的真正主體性。而且在具體的台灣歷史過程中，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更表現在堅決反對外力干涉下的民族分斷，為復歸民族統一與團結鬥爭的這個特點上。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台灣的歷史以血淚寫成的史實所揭示的，豈容湮滅與歪曲！

五、批判「以台灣為中心」的意識型態霸權

對台獨派「台灣主體性」的批判，就不免談談統一派要不要也強調「以台灣為中心」的問題。遠的不說，難道不是保釣運動掀起了當年台灣大專學生「百萬小時服務」運動，走向人民，為台灣人民服務？保釣也發展上山下海，發展調查台灣外商工廠的女工的勞動條件……這是不是「以台灣為中心」？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是統派「夏潮」系首先展開了台灣文學的再認識與再評價，展開了抗日曆史的探索，首先開展了人民的歷史書寫。這是不是「以台灣為中心」？在萬馬齊喑；當台獨在海內外龜縮保身之時，難道不是統派在恐怖下高舉了台灣鄉土文學的戰旗，和國民黨文特鬥爭？那麼，這是不是「以台灣為中心」呢？據說憑空「激」出了遍地台獨的陳映真，他寫的小說，坐的牢，有不以台灣為中心的嗎？他辦的『人間』雜誌，相信至今還沒有一份台獨刊物比『人間』更本質性地，深刻地以「台灣為中心」吧。

因此，問題似乎不在於統派有沒有，該不該以「台灣為中心」。因為凡是左派，就一定會從具體生活的科學分析開始實踐。這也是為什麼台共兩個綱領莫不以台灣社會的分析展開。問題在於這幾年來，朝野上下，學術界、言論界都在極力、全面、不憚強調地側重兩岸民族「分離」、「分立」、「分治」的「現實」；側重台灣自己「獨自」「獨特」的「共同體」，同時也在全力、眾口鑠金地拒絕、排斥、否認民族團結和民族統一的展望；拒絕和否認中國大陸和台灣同為中國民族共同體的組成部份；否認、拒絕民族和解與統一的意願與努力，千方百計延長對大陸的猜忌、鄙視和仇恨；千方百計使兩岸分斷永久化和固著化，絲毫沒有彌補、發展和恢復兩岸人民與民族同質性的懇願和志向。

在主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社會的台灣社會史中，有殖民主義，有帝國主義，便歷來就有「長老」（荷據時代），有買辦階級和仗教欺民的吃教士紳與官僚（有清一代），就有「公益會」，有「貴族院議員」，有附日地主士紳階級，有皇民奉公的文人、壯丁團團長和警察保正（日據）；也有親美親日的官僚、學者、知識分子和精英階級，自然也會有否認自己的中國種性，依附外國、分裂國家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離主義的政客、學人和資產階級。

因此，從這個歷史脈絡看來，堅決地與帝國主義、民族分裂主義鬥爭，就不應受到霸權化了的，陽為「台灣優先」、「台灣中心」，陰為奴事外來勢力的口號所拘泥吧。

六、結 語

為了不使文章長過一個雜誌的刊載負擔，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問題，就不能不一時不加論及，而有待於來日，但是對台灣社會史的討論，不應該缺少台灣原住民社會討論，也不應該迴避漢族對原住民而言一切「外來」民族所加予的慘酷殺戮與掠奪的歷史，並從中嚴肅地自我批判。再次，我要對陳昭瑛文章中的原住民問題的視野，表示欽佩與讚賞之情。

在台獨批判的理論與知識的發展上，從台灣社會史的研究著手，從而取得科學性的自我認識，至少對我而言，是個重要的途徑。這種對台灣社會性質的科學的研究，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台共黨人已經展開。後來在陳逢源等人的台灣資本主義論爭、李友邦的日據台灣社會論中，皆有所發展。46年到52年的地下黨，從新民主主義變革的全國全局背景出發，自然沒有特別研究當時的台灣社會的餘裕。白色恐怖（1949-1952，以及延續到1987）根除和斷絕了台灣社會之史的唯物論的分析與研究，荒廢至今，實有待年輕一代人賡續和發展。這不僅關係到開展科學的台獨批判，也關係著統一後的建國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最後，我不能不由衷地對陳昭瑛表示感謝。不僅僅感謝她對於我的一些足以自誡的缺點，所做的批評，還要感謝她對於我這一代人沒有做好，失職失責，以至台獨論猖狂，民族團結的展望受挫之時，在台大那樣一個民族分離論占統治地位的學園，一個人挺身而出，在理論上和風格上都較好地提出了台獨批判，很好地承繼了台灣歷史上光榮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知識份子傳統。當然，這感謝之情，也包含著一份對自己的羞慚與自責。

（本文作者為名作家，文化評論家，中國統一聯盟創盟主席，現任人間出版社發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