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灣《新生報》編輯的證言

（一）

我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而是受難者，事件發生時我在《新生報》服務，主編國際版，另在建國中學兼任外國史地教師。那時盟軍正在協議瓜分歐洲，學生熱烈關懷國際形勢，史地老師很不好找，因為我熟悉昨天的世界大事，陳文彬校長特地透過內人（建中專任教師）要我幫忙。二二七那天天氣晴和，學生們要我講故事，我們正在研究法國大革命，他們要求我到操場裡曬太陽，可以很舒適地聽當時巴黎的情況。這群孩子現在都已將近70歲了。我是32歲到台灣的，現在81歲。學生中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女孩子多於男孩子。雖然後來建國中學是男校，當時男女同校。女學生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穿制服，使附近北一女和北女師的學生十分羨慕，男孩子也格外顯得有精神。

在協調的環境中也有不協調的一面，誰也想不到就在那天，台北市的另一端，會發生一件激發民變的事情，一發不可收拾。

（二）

《新生報》是政府報，直接由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掌控。總編輯張皋先生因病不管編務，在宣傳委員會辦公，職稱是宣傳委員，《新生報》有意向《大公報》看齊，將社論放在第一位，每週有一次社論委員會，由社長李萬居親自主持，社論委員包括：倪師壇（總主筆）、夏濤聲（宣委會主委）、沈雲龍和張皋，有時也請外面的學者專家參加。

當時報紙，《新生報》只出一大張。第一、二、三版是中文版。第四版是日文版，因為當時台灣同胞，還有許多不懂中文。中文版分兩班，一班編南部版，白天上班，晚上印刷後運往南部（嘉義以南）分發。一班晚上上班，編好就在北部發行。編輯部同仁由兩位副總編輯率領，每班有三位主編，分別為國內要聞、國際電訊、省市新聞。那時《新生報》有專用電台，接收國際電訊，但不對外發報，國內要聞大致由中央社供應。國際新聞有時也採用美國新聞處的供稿，電台有兩位水準很高的譯電員，北京燕京大學畢業，譯筆迅速流暢，有時也譯些特稿包括時事分析，供作專欄之用。

日文版人才濟濟，版面不多，采精編製。因為《新生報》是接收日本在台灣的五大報，各報的台籍同事，全部留用。總編輯吳金煉先生，和藹可親，就坐在我的隔壁。他們平時交談用日語，和我們談話用北京話。由於待遇偏低，多在各報（當時民營報也不少）兼職。他們都很活躍。有時會邀約我們參加各種文藝聚會。有一次琉球同胞在中山堂舉辦惜別晚會，場面十分動人，不少觀眾落淚。足見當時的民族情感。這是相處和諧的一面。

蔡瑞月的舞蹈十分受人歡迎。新年前後，她編的國旗舞，深扣人心。滿場大小國旗紛飛，觀眾起立鼓掌。詩人雷石橋教授，每場獻上一捧鮮花，傳為美談。

（三）

二二八那天，因為輪到編南部版，我提前上班。往川端町宿舍（現廈門街公園所在地）出發，經重慶南路植物園邊門，碰到了三位女生，她們調皮地要老師到專賣局廣場去看看，那裡聚集了好多好多人！意思說，是不是很像法國大革命？

我好奇，穿過去看看：廣場周圍滿排著神廟裡的大鼓（用二輪車推動）。在二輪車的鐵架上，站著一個個彪形大漢。打著赤膊，擂動獅陣的節奏。震撼著每個人的心弦！當時我的感覺，只有水滸傳江州劫法場（李逵救宋江）的場面，可以比擬。在專賣局的二樓上，不時有東西丟下來，廣場萬頭洶湧，因為我是深度近視，什麼也看不清楚。時間不早了，我得離開，貼著路邊，順氣象局，沿新公園邊緣，經衡陽街到報社（現力霸百貨原址）。那時，總督府被炸毀尚未修復；裡面住著將遣返的日僑，台灣銀行對面全是被炸毀的房子，一片荒涼。

我回到報社引起一番騷動，大家緊張地問我從那裡來。我說從新公園來，更使大家驚異。記得是吳金煉先生說的：快把中山裝脫下來，他們正在新公園，要打穿中山裝的！並且叮嚀，外面有人來了，你們外省人不要說話，由我們來應付。這時我才知道，外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記者同事來往不息地出外採訪，回來報告，長官公署警衛力量不足，只能保護鐵路以東和以南的地區，接著有一位在長官公署服務的朋友，帶著另一位朋友狼狽地逃進來。臉色十分惶恐，他們正經過鐵路局，險些挨打，打人的就在太平町（延平北路）一帶。

這一天，政府宣佈戒嚴，我們回不去了，便替夜班（他們不能來）編報。直到天亮，司機通知我們，可以回去了！回家，家人整夜等候，見到面才放心，那時，住所沒有籬笆，家人聽到的消息，擔心的比我們更多！附近派出所的警員沒有了，建中的學生在輪流值班，維持治安。

（四）

事件雖然是突然發生的，但不是沒有預兆。陳儀長官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他無法負擔全部責任。他也充滿著無力感。內亂的發生，往往出於內部，內部的傾軋，二二八事件也不例外。陳儀又何嘗不是一個被害者！關於這方面的論著很多，尤其是解嚴以後，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出現了不少新史料，中央研究院更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派員專訪相關人物，發行專輯。縱使意見紛歧，也可以讓大家相互瞭解、認知。長期戒嚴，壓力沉重，誰也不敢講話，各種不同的殘酷遭遇，長久壓抑心頭難免要想其他辦法宣洩，例如街頭活動，增加了社會的動亂、族群的對立。

和許多無辜受難的同胞們一樣，我也無故被捲入受難者的漩渦。那是3月底的一個晚上，緊張的氣氛已逐漸平息，編輯部同仁為了安全，集中在一個小房間裡打地鋪，一個便衣拿一張上海《新聞報》記者的名片來找我。我不認識，要我下樓。我請他上來談，便衣就現出身份，要我跟他走，於是告別同事，在黑牢中一住將近50天。個中生活，不足為他人道，幸運地回家全身已經虛腫，家人謝天謝地，不問其他。最慚愧的是鄰人送來豬腳面和太平蛋，為我祝賀，說我是在「替本省人受苦」！對嗎？我告訴他：這苦難不是本省人專有的！國家政治不上軌道，人民受難在所難免。我還來不及謝謝他們，他們已再三地表示謝謝我，眼淚隨著謝謝的聲音流下來，這是我們共有的苦難。

從此，我只好離別了文化崗位，在朋友推薦下轉業經濟建設，從輔導民營企業著手，我們的同胞生活太苦了，在報社裡，司機朋友以報紙當棉被，在黑牢裡，一個個吃不飽，我們坐的是餓牢，要改善生活必須從經濟建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