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二七部隊

（I）一些更正和說明：

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後，為了和嘉義地區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遙相呼應而改名為「台灣民主聯軍」。

由種種資料可知，謝雪紅和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的關係似乎不甚良好。但謝對另一個地下黨領導幹部張志忠則頗為尊重──不僅曾聽張志忠的勸告而參加對她有敵意的「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面對迅速擴大的二七部隊隊伍而苦於無力指揮時，願置身於張志忠領導之下。

張志忠是地下黨負責武裝工作的領導幹部。年輕時參加農民組合。20歲左右時，和劉啟光前後偷渡到大陸，參加新四軍李先念部隊。後來當「東海縱隊」（為負責解放台灣而編製）第二隊幹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嘉義地區（新港、北港、朴子、虎尾、斗六等地）組織「台灣自治聯軍」。當地下黨全面潰滅，而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等三人都前後投降後，只有張志忠一人仍堅持不屈。1954年就義前，蔣經國親自出面做最後勸告時，張志忠說：「你我兩人，對國民黨、共產黨都很瞭解，不必再勸我了。我只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有尊嚴的死。」

曾為張志忠手下重要幹部，而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一書上被稱為台灣游擊隊創始人之一的陳篡地，是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被日軍徵用到越南當軍醫；日本投降後，和劉占顯等人參加胡志明的游擊隊。

另一個，後來為和陳篡地合流而前往小梅基地時，遭遇國軍埋伏逮捕而犧牲的「台灣自治聯軍朴子隊」隊長張榮宗，是日據時代農民組合幹部，也是「赤色救援會」成員。光復後在朴子和許某某一起組織「忠義隊」，維持朴子治安。二二八事件時，以張志忠轉交的六支步槍佔領朴子警察分局，成立自治聯軍朴子隊。

從張志忠本人和自治聯軍的背景可知，當整個局勢明顯不利於二七部隊，而對軍事外行，沒有實戰經驗的謝雪紅到了埔里後，將二七部隊改名為「台灣民主聯軍」，並企圖和「台灣自治聯軍」合流的心情是可以瞭解的。

二二八事件時，台灣人民的主要政治訴求是，反對貪污腐敗的獨裁政治，爭取台灣的民主自治。王添燈在台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十二條綱要的基本精神是「地方自治」；在事件中武裝抗暴最激烈的嘉義、台中地區，抗暴主要是由「台灣自治聯軍」和後來改名為「台灣民主聯軍」的二七部隊所執行。由此可知，民主、自治是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最重要政治訴求。所以，後來由謝雪紅等人在香港創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是代表台灣人民心聲，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政黨。

二二八事件發生，二七部隊成立時，我個人並沒有參加該隊。

二七部隊的基本隊伍之中，以何集淮（何建人）、蔡伯勳為首的「中商隊」，以呂煥章為首的「中師隊」，以李炳昆為首的「建國工藝學校」以及由張志忠特別派來支援謝雪紅，而以黃文輝為首的「嘉義隊」等幾隊是謝雪紅的腹心部隊──因為其主要幹部以及一些隊員是地下黨黨員或其同路人。在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這些隊的主要人員大都被判死刑（如呂煥章、李炳昆、黃介石及蔡鐵城等人）或被判刑（如蔡伯勳等人）。

據我所知，二七部隊的其他隊伍還有以黃信卿為首的「埔里隊」，以黃金島為首的「警備隊」等等。「台中農學院隊」是由副教授林秀棟（白色恐怖時期被判十年）領導，而由林月鏡、林子玉兩人分任隊長、副隊長。由於農學院大部分師生的家境較良好，對「左」有排斥心態，而二七部隊在台中一般市民心目中是「紅軍」，所以農學院隊並沒有參加二七部隊。

我們以「第二學生宿舍」的學生為主，負責駐守台中火車站的隊伍，可說是農學院隊的「別動隊」，但沒有特定隊名。

3月12日，我和王明璋（前台大農學院植物病蟲害系副教授，已病死）、郭錫賡（前高雄縣政府職員）三人乘車去埔里召募志願隊。當天下午遇到先來埔里的謝雪紅和楊克煌，然後在回台中的路上（草屯附近）遇到撤退中的二七部隊。該天夜晚，我們三人從台中再趕去埔里參加二七部隊。所以在埔里二七部隊中，原屬農學院隊的隊員只有我們三人。

無論「二七部隊」或改名後的「台灣民主聯軍」，在其原來的編制中並沒有所謂的「突擊隊」。

「突擊隊」是3月15日夜晚，為偷襲進駐日月潭涵碧樓的國軍而臨時編製的。而且原名是日語的「決死隊」而不叫「突擊隊」。「突擊隊」的稱呼是我從「決死隊」翻譯過來的（也許譯作「敢死隊」較妥當）。

也許在民主聯軍的學生中，我的學歷最高，所以古瑞雲（周明）指定我為隊長；副隊長則由「中師隊」的隊長──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因擔任「台中武裝基地」副隊長而被判死刑的呂煥章擔任。

我和呂煥章兩人之外，其餘的「決死隊」隊員大都是從霧社下來的原住民。16日早上回到埔里後，呂煥章以外的其他「決死隊」隊員都留在烏牛欄橋（現名牛楠橋）靠近埔里那一邊的高地上，準備迎接國軍的進攻。不到10時，國軍就開始進攻。當天下午四點左右，我受傷，因此帶領所有剩下的人（共五人）撤退到總部，但總部已無人，不得已而再向霧社撤退。帶我們去霧社的是日名「山下」的吳姓原住民。所以「台灣民主聯軍」「決死隊」（或突擊隊），其實只存在一天一夜而已。

（II）事實與虛構：

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官方文獻中，也許為了推卸責任，或為了邀功，政府有關人員所呈的報告與事實不符的部分很多。如前年台視「熱線追蹤」節目主持人製作「二二八事件專輯」時告訴我說，在警備總部的檔案中有我在夜襲日月潭時俘虜了二百名國軍等紀錄。另外，事件後報紙的通緝公告中，說我率領50-60名民軍攻打「眉溪」派出所等等。

而民間的有關報導、回憶錄、口述……等等，也正如戴國輝教授在《愛憎二二八》一書中所說：「……由於解嚴令解除，政治禁忌及其『黑影』亦因而日益消失，事件關係人開始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因此有關回憶錄、口述……等，難免有虛構甚至衍出『創作』部分等情事。」

二二八事件是將近50年前之事。因此當事人的記憶難免模糊。除了記憶的模糊外，由於記憶的「自我成長」作用（在真實經驗之外，還會加上一些主觀願望），使記憶偏離事實，甚至扭曲事實是常見之事。我個人在閱讀某些人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時，往往見到與我本身的記憶不甚符合的記述。有些是很明顯地屬於作者的「創作」，但有些似乎並非作者有意的扭曲，而只是記憶的錯誤或不同人各記事實的不同部分。

不過，據我的看法，幾乎所有的回憶錄、口述中，都犯了同樣一個錯誤。那就是，對彼我雙方的不正確、太主觀的看法──以為民軍很勇敢，而國軍則是一聽槍聲就會繳械的烏合之眾。

在二二八事件中，民軍和國軍雙方，由於作戰的「動機」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是事實，但我個人覺得不該做如此認定。

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地時代，受到日人的欺壓、差別待遇、侮辱……，因而對祖國產生所謂的「戀母情結」，抱著一種過份的期待和幻想。然而，光復後飽受國民黨官、軍人與日人幾乎同樣的優越感和歧視之後，台灣人民的希望變成失望，然後陷入絕望的境地。因此所產生的憤怒、激動情緒使台灣人民在抗爭上擁有充分的「動機」。

反之，對國軍而言，他們在台灣所做的，和在大陸所做的幾乎沒有兩樣。因此他們無法瞭解台灣人民為何如此憤怒？不過，雖然在「動機」上國軍是站在劣勢的一方，但他們畢竟是打過實戰，具有組織的一方；即使沒有打仗的「動機」，軍紀也會使他們不得不聽命，對幾乎沒有戰鬥經驗的民軍而言，不可能是不堪一擊的。

據我個人的經驗，國軍有其脆弱的一面，但也有其不可輕視的另外一面。例如，國軍的搜集軍情工作就做得比民軍高明得多。他們對民軍的行動、兵力佈置瞭如指掌，而民軍則否。以更具體的實例來說，3月14日，民主聯軍得到國軍將從草屯方面進攻埔里的消息。於是該夜晚民軍就在「觀音橋」兩邊的山腹埋伏了一夜，卻不見國軍的來攻。可見民軍埋伏的消息早已洩露。其次，民軍又得到國軍已進駐日月潭涵碧樓，準備從魚池進攻埔里的消息。於是，民主聯軍由古瑞雲（周明）率領中商隊、中師隊及決死隊的三個隊伍，分乘兩部巴士到魚池，然後下車夜襲涵碧樓，卻撲了空。顯然國軍已得知消息而退至水社附近的防堤上埋伏。如不是國軍開打機關鎗之前，先用探照燈照了一下，使民軍得以立即臥倒，一場慘重的死傷是免不了的。最後民主聯軍在牛楠橋兩旁的山腹埋伏兵力，等待從草屯方向進來的國軍來到橋上時，從兩旁高地夾擊。但國軍似乎已瞭解民軍的兵力佈置情形，因此在離橋很遠的地方就下車，然後全面散開，開始進攻，使得民軍的如意算盤又落空，在敵眾我寡，火力又相差太多的情況下敗退下來。探查正確軍情，當然是戰鬥力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國軍絕非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

民軍的士氣很高是事實，但缺乏組織的強制力也是其致命的弱點；而且士氣高又不等於勇敢（當然，民軍大都沒有實戰經驗，臨戰時就算失態，也是人之常情，是不該苛求的）。民軍的成員既是自由參加，也就可以自由離開。要不要聽命，還要看個人高不高興。二七部隊在台中時共有五百名左右，但到埔里後剩下不到二百名。如說民軍非常勇敢，就無法解釋到了危險關頭時，隊員激減的這個事實了。

總之，就我個人的記憶而言，在戰鬥時，國軍怕民軍，而民軍其實也怕國軍；只是國軍怕的程度比民軍大而已。

（本文作者為當時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