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管理哲學

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

今年7月7日，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全面動員勝利50週年，這一天不僅是中華民族鴉片戰爭以來第二次中日之戰，亦是我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從人類史來看，這一次戰爭不僅是「正義」對「邪惡」之戰，其規模之大，死傷之眾，犧牲之慘烈，誠屬「古今中外」之所未見。

行政院長連戰在書面談話中表示：「八年抗戰可以說是我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倘若不幸失敗，我們的命運必將徹底改觀，沉淪不復；尤其是我們二千一百萬同胞，今日能夠在台澎地區享受向所未有的繁榮富裕和民主自由，飲水思源，不能不以崇功懷德的虔誠之心，來感念抗戰先烈先賢的高貴情懷與壯烈事跡。」我們相信，連院長這一段話是最合乎歷史事實的常情常理，與郝柏村先生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建議「紀念抗戰勝利建碑」是同樣一種心情，一個思路，任何反對意見，我們固然可以聽聽，但那種違反常情常理的言論，心所謂危，吾人不得不起而辯之，尤其是作為一國之首的李登輝面對這樣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件默爾而息， 更是令人不可思議，有必要檢討反思他整個的「治國理念」，亦即他的「管理哲學」是什麼？

台灣這七年多來的言論，愈來愈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文化精神沉淪的現象， 從歷史來看，這樣的時代也是流行感官經驗，形而下思想主導思維傾向（Mindsets）的時代，聽不到看不見形而上的精神價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實都是當事人內心境界、內在信念的投射而已，例如沈富雄批評郝柏村建碑的建議是非主流權力萎縮後尋找政治議題，爭取政治資源的行動（大意），完全抹殺郝先生也有民族興衰命運共同體的善意自然流露，沈的批評事實上是他自己以形而下的權力動機來詮釋人類自然的民族情感的流露，忽視任何人都有他善意或自然親情流露的潛能或可能性。 同理，李登輝在7月九日台北縣新莊市「關懷社區，促進祥和」演講會中，提到中共對外放話、軍事演習，國內股市就大跌、人心惶惶。他說，安定民心最重要，兩岸應基於和諧、祥和的態度，不應相互放話，恫嚇民心。

李登輝一句紀念抗戰的話也沒說

李登輝自1988年「登基」以來，中共對他抱著多麼高多麼深的期待，希望他能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呼應和平統一，不要搞分裂的把戲，這種基於民族情感的期待，是發自一百五十多年來血濃於水的同胞愛，有其深沉的民族意識和歷史意識，不能說他們沒有善意，可是這種善意，被李登輝形而下的思想所破壞，總是不承認人家的善意，既然如此，你也就愈搞愈糟，最後連一點可能的談判空間也會被封殺的，這就是這幾年來，李登輝一會兒「沒說過一個中國」，一會兒又拋出「階段性的兩個中國」。後來又說自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嘲笑中國共產黨是「大顆呆」（台語），是「土匪」，又放棄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領土的憲法精神，自欺欺人地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不倫不類的名詞。自己思想一片混亂、挑撥中華民族12億人的情感，製造兩岸仇恨緊張的氣氛，然後看到脆弱的民心士氣，一聽到「東海五號演習」股票大跌，反過來叫人家「不應相互放話恫嚇民心」。

七七抗戰勝利50週年，這是中華民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從「次殖民地」翻身為「中國主體性」的可歌可泣的聖戰，凡是有中國主體性意識的同胞，沒有不期盼國家元首代表全民意志講幾句話，指引國家未來的大方向，藉此凝聚民族團結的力量，因此，無論從主觀上的動機，或從客觀上的效果來說，李登輝都應該講幾句話，捨此而不言，都是不智的，也容易招惹誤會。孔子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荀子》：「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勸學篇》）「知默猶知言也」（《非十二子篇》）這些話無非是說，講話一定要把握時機，該言而言，該默而默；若言不該言，自以為是「軍事天才」、「美國博士」、「農業專家」、「中國近代史最懂」，未能持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豈不成了「萬金油總統」（萬金油可治百病，但無法專治一病成功。

李登輝面臨七七抗戰勝利五十年而沉默不語，有其文化心理學的道理可得而言之。他在日本皇民化統治時期，欲擠進日本統治階層不可能，自甘於作殖民政權的馬前卒，反過來以被欺壓的「清國奴」來對照自己的榮耀，養成苟且偷生的取巧性格。因而在面臨「中華民國總統」這個角色期待和他內在的思維傾向有了衝突的時候，他有意無意間在作一痛苦的抉擇，一會兒要適應客觀環境作個中國人總統，成為中華民族一分子；一會兒內在的真實面貌又逼他從潛意識裡流到意識表層，以日本人為光榮。他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夾在角色衝突的泥沼裡而不能自拔。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最近宋楚瑜與財長林振國的「財政戰爭」所凸顯的危機，根本上即是政治體制責任不清、權責不符的結果，李登輝主導下的全民健保和老農津貼，以及到全省巡迴演講到處對地方建設所做的承諾，他的心目中還有「財政危機」的責任意識嗎？這樣子只為了明年總統選舉，一味以「主權在民」為口號來討好民意，是負責的政治家所作所為的表現嗎？難怪有人說他對七七抗戰紀念「不宜直接表態，以免損及總統選舉」。李登輝曾說，「邱創煥在國家認同問題上與我有爭議，後來他向我道歉，我還不是給他考試院長做。」（大意）李登輝以為金錢和權力職位可以決定人的行為取向，混淆是非之辨，這是一種以形而下的因素來決定形而上的思想傾向，吾人也就可以明白今日的國民黨何以失去「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的政治路線，沒有政治路線的執政黨，最後必流於亂變、權謀、扣帽子、拍馬屁、不負責任等等歷史上早已司空見慣的現象，由此觀之，年底「三黨不過過半」的選舉結果大致不離譜。

最後，作者要引用孔子的政治哲學，正名的重要性，也即是思想路線的重要性。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申；刑罰不申，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篇》）

本文寫完後，適逢中國統一大業志士、與作者有師友關係的湯慎之教授於7月十日夜七時逝世，謹以此文哀悼李登輝先生的舊識湯慎之先生，並盼李先生回憶一下湯公的建言，以慰在天之靈，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