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幻想　面對挑戰

當李登輝訪美回台，得意洋洋於「向不可能挑戰」之際，中共的宣傳機器開足了馬力指責李登輝為「台獨」、「中華民族的罪人」、「分裂祖國」。另外，又無限期「推遲」正在磋商中的「辜汪會談」，並且美國駐北京大使芮孝儉因已見不到任何人而離去，中共更召回駐華盛頓大使李道豫，只差沒有宣佈斷交。接著台灣股市大跌。

這是什麼一回事？斯賓諾沙有言：「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那就要話說從頭了。

19世紀中葉，美國「發現」台灣後，即欲占有台灣，後為了挑撥中日兩國，而誘使日本馬關割台。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對日宣戰，又希望戰後占有台灣，但為了維持蔣介石的抗戰領導中心，而同意了《開羅宣言》。戰後台灣歸還中國，勝利後，又想以《開羅宣言》為「戰時公約」不具約束力，而利用國共內戰，在韓戰時炮製了一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舊金山和約》。後，又為了「以華制蘇」，才有美國「認知」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上海公報》。

至蘇聯向美國尋求和解，尤其到1991年蘇聯瓦解，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有回收的趨勢，其中還有一個美國中央情報局介入的「六四事件」，一時間，中國遂取代蘇聯而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並叫囂著「拆散中國」，美國對華政策的利益考量順位遂由戰略、商業、人權，而倒轉為人權、商業、戰略。去年，人權與最惠國待遇脫鉤後，商業利益遂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一優先順位的考量。商業利益的嚴重性遠不如戰略利益，因此，美國對「一個中國」政策的遵守也就不如冷戰時期認真了。故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滑向「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是不以意志為轉移的，除非中國能化主觀意志為客觀條件，才能阻止得了這樣的滑向。

我們瞭解了後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構，即不斷向台灣當局呼籲，不可陷入後冷戰時期美國所發動的新冷戰中。但是，台獨分子呂秀蓮卻歡呼「新冷戰的時代來臨」；分離主義分子林鈺祥也知道「維持目前兩岸的敵對狀態是世界主要國家與中共四鄰國家的共同利益」，而以此要脅兩岸成為「友好的兄弟之邦」，實現台灣主灌獨立。我們為蒼生請命，祈望兩岸同胞能避免戰爭災難。台獨分離主義卻是甘為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工具，以台灣二千一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為芻狗。

1979年後，中共的對台政策，根據「和平統一」的方針，從「一國兩制」到「江八點」。「一國兩制」，說穿了，其實就是「割據的合法化」或「就地合法化」；「江八點」在於「和平統一」分階段，先和平再統一，統一又沒有時間表，說穿了，這是比「就地合法化」更退一步的「就地和平化」，再退一步那就是「台獨合法化」了。北京當局也許會奇怪，統一條件已仁至義盡，何以台灣當局（包括民進黨）仍然反共拒和。這又是要話說從頭的。

日據時代台胞抗日50年，犧牲達65萬人，林獻堂說這是「為民族主義也」。然不幸，台灣光復後，「二二八事件」失敗，接著50年的「白色恐怖」，台灣自日據時代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摧殘殆盡，國民黨政權遂與皇民階級結合，皇民階級也寄生於國民黨政權內而壯大。戰後50年的親美政策，又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親美買辦階級，是接受美國國家利益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皇民階級和買辦階級的結合代表著美日勢力在台灣。四百年的台灣歷史說明了台灣的主權問題，一直是中國與外國勢的鬥爭，從鄭成功驅荷、馬關割台、台灣光復，到韓戰後美國第七艦隊分裂海峽兩岸。代表中國勢力的國民黨軍事統治瓦解後，台灣政權立即由皇民和買辦階級接收，他們政權合法化的基礎不再是「一個中國」或中國法統，而在於台灣政權台灣化。因此，蔣經國之後的台灣「本土」政權，為其合法化，亦必然與大陸漸行漸遠，台灣作為國家而主權獨立發展的趨勢，也是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何況，還有台灣當局以政權力量的推波助瀾。

無論國際的大氣候或島內的小氣候，阻止台灣台獨化的有效力量，只剩下大陸主觀意志所轉化成的客觀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所以，兩岸的中國民放主義者都必須拋棄幻想，面對挑戰，其中當然包括意志力的對決。中國的統一和21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也許就決定在此對決中。

雖然，主觀意志不能代替客觀存在和規律，但是，我們仍然不願放棄主觀的善良願望，祈求兩岸當局能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儘速展開兩岸談判，以紓解日益嚴峻而對立的兩岸關係，不可使兩岸關係倒退到內戰狀態，則台灣幸甚，中華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