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需要更多一點「現代新儒學」？

在接受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在中國出現的對儒學重新開發的學派為「現代新儒學」的觀點之後，那麼，人們可以對它及從它那裡衍生出來的「現代港台新儒學」有一個新的理解；即，它同以孔子和孟子為主的傳統儒學，及宋明儒學為內容的「新儒學」固然有著密切的師承關係，但基本上並不是一個相同的學問。

再做進一步的推論，從「港台現代新儒學」那裡發展出來的「美國現代新儒學」，同「30年代中國新儒學」亦有師承關係，而並非一個相同的事物。

「傳統儒學」、「新儒學」和「現代新儒學」的淵源

這裡，人們或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來理解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流派，不盡相同的各種儒學之間的關係：

──以孔孟的傳統儒學為X，宋明儒學為X1；那麼……

──30年代的儒學為X1.1；然則，50年代在港台出現的「現代新儒學」便是X1.1.1；而70年代以來在美國出現的「現代新儒學」便是XXX1.1.2；至於……

──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出現的「現代新儒學」，則可以有三種說法：〔A〕它是30年代中國儒學的產物；〔B〕正如「美國現代新儒學」那樣，它亦是50年代「港台現代新儒學」的產物；或者說，〔C〕它是這兩代三個「現代新儒學」的混合產物。

那麼，結論是很清楚的：儒學好像是一個復合系統；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有不同的「支系統」應運而興；彼此之間，或有極其密切的關係，但是不盡相同；也不是一件相同的事物（其實，這可能就是「儒學巨系統」生命力所在之處）。

「美國現代新儒學」在星馬受到禮遇

在它的發展上，從港台去到美國，並在那裡落地生根的美籍華裔學者做出的貢獻最大；哈佛大學遠東語言與文明學系主任杜維明教授，是其中之佼佼者，見之於80年代初期在新加坡政府推動的發揚儒教倫理的過程中，他扮演一個活躍的角色；而今年3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亞大學舉行的「儒回文明對話」的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slam & Confucianism: A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上，他亦受到大馬副首相安華．伊卜拉欣（Dato' Sri Anwar Ibrahim ）禮遇；引起重大的注意。這項活動，對一個半月後大馬的第七屆國會選舉產生了有利於執政黨大勝的微妙影響。

這裡，人們不排除有這麼一個可能性：或許，因應當地政治、經濟、社會及對華關係的需要，會出現那麼一個「新加坡現代新儒學」和一個「馬來西亞現代新儒學」。

對「美國現代新儒學」的結構性分析

對於所謂「美國現代新儒學」的結構、性質、功能及國際聯繫，人們或許可以提出這麼一些初步的看法：

其一，它同中國人地區（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的「現代新儒學」及星馬等地所可能出現的「現代新儒學」，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前者同後者的學術上交流協作關係，是對雙方的發展及社會都會有所作用的，但是……

其二，由於它是在美國發展，它無可避免地要同美國那以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基督新教（White-Anglo. Saxon-Protestant:WASP，瓦式普）為主要內容的主體文明結合；否則便不可能成為美國當代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流派）。因此，在性質、結構、特點及功用上，是不會和中國人地區及星馬等地的「現代新儒學」相同的。因此，可以預見……

其三，如果，「美國現代新儒學」會有前途（要有前途）的話，不在於它同亞太地區有什麼密切關係；不在於它對亞太地區的經濟起飛和政治發展搞什麼「替天行道」，要做出什麼重大貢獻（這是它不可能辦到的），而是在於如何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後院裡去尋求它的21世紀發展前途。

其實，「美國現代新儒學」如果亦以宋儒張載那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其治學行事之指導；那麼，留在美國土地上，對美國社會多做貢獻，才是它的最嚴厲的挑戰和最偉大的歷史任務吧……

要留在美國土地上多做貢獻

──一個受極端的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困擾，其婚姻和家庭制度及社會秩序正陷於分崩離析狀態中的社會，有來自長春籐大學的名學人替他們說點孔子、孟子、二程、朱熹及王陽明……等等儒家的「以和為貴」與修身養性及中庸之道……肯定是會補「瓦式普文明」之不足，會帶來一些好處的；

──一群在國會裡可以肆意通過干涉第二個國家內政（如製造「一中一台一藏」的法案……）和制裁他國的議員，有人給他們介紹一些《論語》和《孟子》……中的大道理，對他們本身及其所代表的選民，簡直是不可以少的「文化修養」；

──一個自信其文明為人類有史以來空前絕後那麼完美的文明，因此，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把它強加在其他國家人民身上的統治精英，一個不惜挑起紛爭，利用矛盾並發動「文明的衝突」的統治精英，更是需要多一點「現代新儒學」的。

給予「美國現代新儒學」的祝福

因此，當人們肯定「儒學─儒術─儒道─儒教─新儒學─現代新儒學」的一定價值而認為它並非萬能的時代，人們倒是可以熱烈地期望，「美國現代新儒學」可以在美國的土地上多做點「為生民立命」和「為萬世開太平」的大事──特別是在此「後冷戰─後西方主義時代」，當他們的統治精英還沒有發明出另一場「冷戰」、「熱戰」或「文明的戰爭」……出來之前，杜維明教授和他的同僚的歷史任務確是非同凡響的。亞太地區的人士，不可能（不必要）來「替天行道」，到美國「宣教」，教美國人怎樣」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能隔岸相望，給予道義上的支持而已。

也許，可以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話勉勵他們的：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卷十一，《告子章句下》）

在理清了「現代新儒學」的來龍去脈及其發展動向之後，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謂「現代新儒學」的發展及其他舊傳統的重新開發，是有關國家／地區在其政治、經濟、文化及外事活動進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

換句話說，如果，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真的出現一個「文化復興」和「儒學重建」的現象，那是因為各地在現代化進程中有此需要而引發的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美國內外發展使它需要引進東方的文化

原來，滿足人們生存發展過程中實際的需要，是文明發展的主要（基本）動力；對傳統的繼承及外來的影響，必須同這個「大需要的滿足」掛上鉤，才有可能發生作用的，在哲學上，這就是「內因」重要過「外因」之論了。

那麼，當我們說，美國人民需要多一點東方文明（包括中國傳統文明）對他們的陶冶；特別是美國的統治精英需要更多地暴露在中華傳統及其中的「儒學─新儒學─現代新儒學」的影響之下，不僅僅是建基於東方人（亞洲─太平洋地區人士）的主觀願望（或者說什麼「良好願望」），更多的是根據我們的觀察：這樣做，主要在其內部需求滿足的能力問題；或者說，這樣做，是可以促進其對選民交代的能力。

這裡，可以從幾個不同層面來陳述我們的觀點：

中國人的「德治主義」對美國的統治精英不無作用。

首先要指出，做為一個統治精英，美國的國會議員、專家學者、傳媒工作者及其他領域的帶頭人身體力行的原則，是法治主義和理性主義及專業能力的表現。一般而言，道德主義不是一個主要的考慮；或者說，不是一個主要的行事標準，可是，對於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傳媒卻有很大的報導興趣。這裡，人們不必做出推論，說美國的公眾人物全部是（或大部分是）「缺德」的、「敗德」的；只是要指出，在這個關節眼上，儒家那一套，可能對他們是有參考價值的。即，從孔子和孟子開始，中國的儒學─儒術對於「君子」（統治精英）的道德修養始終是十分重視的。

毋庸諱言，在舊中國（或者說中國的封建時代），中國統治精英的思想和行事中，由於過分突出所謂「德治主義」和「禮治主義」，好像道德及德行便是從政的唯一質素；因此，使到一個政治人物或行政官僚所需要的「專業主義」便受到嚴重的忽視；以至於官場上充斥了無所作為的「偽君子」，到頭來還是誤盡蒼生。

但是，對於過分迷信法律和專業的西方和美國統治精英來說，多講一點「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未嘗不是一種「對症下藥」的「文化治療」呢。

老子的「清靜為天下正」值得美國精英參考

怎樣根據其國情來改造儒家「政治文化」，使它對美國現代政治的矛盾，可以發生一些可觀的化解作用，從而使「德治主義」成為美國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這是「美國現代新儒學」的任務了；不必我們這些亞洲人去搞什麼「替天行道」的。

再者，從近年來美國和中國關係中存在著的困難及層出不窮的抗爭事來看，其原因可以是錯綜複雜，而且亦可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但是，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人對其「瓦式普文明」的自我中心主義和過分自信，及從那裡所衍生的「替天行道主義」，其過分有為的作風，實在是叫人不敢恭維──不止中國人如此，俄國人……如此；連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也一樣是無從忍受的。

實際上，在「後冷戰─後西方主義時代」，自以為是「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內政外交上，都找不到一個新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對一個欣欣發展中的亞太地區及其間的中國，在走向21世紀的關係型態上，它似乎找不到一些突破性的概念和策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唯恐天下不亂：從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貿易問題，到台灣問題，以及於南中國海紛爭問題……華盛頓的不二法門好像就是「火上加油，挑撥離間」；而它的利益只有在「天下大亂」中，才能得到「損人利己」的效益。《周易》和老子的《道德經》（或者說「老莊哲學」）呢？如此，山姆大叔便可以理解到，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千變萬化；而太陽底下，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有其一席之地，根本沒有哪一個亞洲國家或哪一些亞洲人想到要否定／排斥美利堅合眾國在這個地區的合法權益；就像沒有多少亞洲人會讚賞美國人在這裡以「替天行道」的方式推銷其「美式文明」（特別是「美式人權」和「美式民主」）。

那麼，《老子道（德）經》中兩段傳遞著「清靜為天下正」訊息的話，對那忙於製造中國為其21世紀敵人的華盛頓袞袞諸公，可能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閒，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

倘若能做到「大者宜為下」，則美國人與世人有福矣

把書再翻下去，發現對於既是躊躇滿志，一定要強出頭來，可又是患得患失，惶惑不可終日的這個「唯一超級大國」的統治精英來說，第六十一意不要恃大欺小，以強凌弱的議論，可能也是很有啟發性的。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下。」

總而言之，美國如果能夠透過它的華裔學者多學一點「現代新儒學」和「現代新道家思想」以及於「現代新佛學」，對於糾正西方文化及美式文明中的某種絕對主義和極端主義是大有作用；亦可能是美國人生存發展過程中所必須做的一件有益的事的（借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對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紀〉對話錄中的議論）。

至於對亞洲（特別是中國人）而言，一個對東方文明有所認識並知道加以尊重的美國統治精英之出現，絕對不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未來的威脅」，而是「最好的保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