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國恥　兩岸同愾

1894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其征服亞洲，稱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悍然發動了針對中國和朝鮮的甲午戰爭，並把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強加給中國，置中華民族於危亡之地。《馬關條約》中的一項重要規定，是將中國的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永遠割讓與日本。條約簽訂後，兩岸人民圍繞著「拒和」、「保台」進行了一系列英勇悲壯、不屈不撓的戰鬥、抗爭，充分反映了兩岸人民生死與共，骨肉相連的不解情結。

一、1661年，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了荷蘭殖民者，使這座寶島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20年後，清朝擊潰了佔據台灣的鄭氏政權，實現了海內一統。台灣從此與祖國大陸的關係日益密切，並不斷得到發展。尤其在光緒年間，台灣「升為行省，鋤啟山林，教化番眾，……漸有條理，炳焉與內地同風」。〔註1〕在統一發展的歷史歲月中，台海兩岸地區和人民同根同文，融為一體，建立了骨肉相連，相互依存的同胞關係。然而一紙《馬關條約》竟要把台灣割讓給日本，與祖國永遠分離，這對全體人民來說無疑是青天霹靂。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災難中首當其衝的台灣人民忍無可忍，以強烈的愛國激情，在全台範圍內掀起了一場氣壯山河的反割台運動。

《馬關條約》的簽訂從反面動員了台灣人民，使全台紳民都投入到反割台運動中來。台灣紳民在反割台運動的初期採用了和平請願的方式，試圖通過上書陳明保台大義，向朝廷施加壓力，以達拒和拒約的目的。在籍京官丘逢甲、台灣巡撫唐景崧、幫辦台灣防務總兵劉永福等，都多次給朝廷呈文上奏，痛詆庸臣誤國，厲陳保台重要意義，表示了誓不降敵，與台共存亡的堅定決心。丘逢甲在呈文中質問朝廷：「自聞警以來，台民慨輸餉械，不顧身家，無負朝廷，……何忍棄之？」他堅決表示：「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對祖宗，下對百姓。如倭酋來收台灣，台民惟有開仗！」〔註2〕當因列強干涉暫緩換約的消息傳來，台灣紳民悲憤地寫下血書，疾呼：「萬民誓不從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手，不願死於倭人手。現聞各國阻緩換約，皇太后、皇上及眾廷臣倘不乘此將割地一條刪除，則是安心棄我台民。台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註3〕這些用熱血寫下的文字，至今讀來仍然催人淚下。在廣大民眾誓死保台的愛國精神影響下，唐景崧迭奏電懇，兩個月內電陳30多次，反覆申明台灣紳民的保台決心，要求朝廷順從民意，拒絕和約。他甚至不顧觸犯龍顏，激憤地質問：「祖宗締造之艱，史冊俱在，傳至二百餘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後世，謂皇上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見祖宗於地下？臣為祖宗守土，惟有與台共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詔。」〔註4〕除了籲請清政府竭力挽回外，唐景崧還出面運動各國進行干涉，曾與英國駐淡水領事金璋商談台灣歸英國保護的事項。請外國干預割台並不是少數官僚的主張，而是當時不少紳民提出的要求。做這種努力當然不會有什麼積極的成果，但由此可見台灣紳民愛國保家的苦心所在。

然而，腐敗無能的清王朝不顧台灣人民的痛切懇請，決計棄台乞和，走徹底投降的道路，使台灣紳民的籲請付諸東流。日本政府鑒於台灣民眾的反日情緒，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積極調兵遣將，準備武力割台。台灣人民所處的外部環境極其險惡。面對強敵的威脅和清王朝的掣肘，台灣人民毫不畏懼，決心以自己的熱血和力量來抵抗侵略者，維護民族尊嚴，從而把反割台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台灣民主國的出現則是這個鬥爭新階段到來的標誌。

1895年5月25日，在前駐法參贊陳季同的策畫下，丘逢甲與候補道林朝棟、內閣中書教諭陳儒林等百餘人共同組織抗日政府，定名為「台灣民主國」。眾人推舉唐景崧為總統，林維源為議長，丘逢甲為副總統兼義勇統領，劉永福為大將軍，改元「永清」，鑄「民主國之寶印」，並仿照清朝青龍旗式樣，制藍地黃虎國旗。台灣民主國雖然曇花一現，從成立到失敗前後不到半月〔註5〕，但它在台灣人民反割台鬥爭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台灣民主國的成立把台灣人民的反割台鬥爭明顯地畫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此前，反割台鬥爭主要表現為台灣人民以諫諍請願的方式向清政府抗爭，此後，這種鬥爭則演變為反對日軍進犯的群眾性的武裝鬥爭。台灣民主國的成立，對於動員廣大民眾，奮起抵抗日寇入侵起到了號召和旗幟的作用。

其次，建立起清軍與義軍聯合的作戰體制，使以後的抗日鬥爭有了一支中堅力量。最初，台灣的武裝力量既有清正規軍，又有臨時招募的義勇，統屬關係不明。民主國成立後，對正規軍和義軍的關係作了協調，同視為抗日政權的武裝部隊，並作了統一的作戰部署。這種新的軍事體制在後來的武裝鬥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再次，台灣民主國成立後頒布的一系列宣言、通電表明，它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個中國自主的地方性抗日政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維護民族獨立是其根本宗旨。現在有人把台灣民主國的成立說成是「成立獨立國家」，是「搞獨立運動」，完全是一種錯誤論調。恰恰相反，台灣紳民成立民主國並不是要台灣從祖國「獨立」出去，而是把台灣盡可能保留在中國版圖之內的權宜之計；台灣民主國的組織者並不反對祖國，而只是不願做亡國奴，反對日本統治和清政府的賣國政策。在它成立伊始就電告清政府，仍「遙奉正朔，永作屏藩」，又發佈告示申明：「惟台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為自主國，宜感念列聖舊恩仍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註6〕這都反映了台灣紳民對祖國的依戀之情，是其「中國情結」的體現，而非「台灣人意識」的流露。台灣民主國的年號「永清」，寓有「永隸清朝」之意。其國旗是隸屬龍旗之下的虎旗，而虎又作伏仰西北之狀，隱寓尊奉清朝京師。唐景崧發佈告示以「台灣民主國總統前署台灣巡撫布政使唐」的名義，始終未把清政府授予的頭銜捨棄。由此可見，台灣紳民雖然被迫成立民主國，但這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作出的一種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領土完整的選擇。無論是從動機上，還是從行動上看，他們都是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的，不含有任何想擺脫中國而「獨立」的意向。如果以此作為台灣「獨立」的歷史依據，那真可謂是「緣木求魚」和「南轅北轍」了。

同年6月7日，日軍攻陷台北，唐景崧等內渡逃走，台灣民主國遂告瓦解。台灣民主國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它所樹立起的抗日旗幟和聚積的抗日力量的徹底失敗。此後，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和徐驤、姜紹祖、吳湯興率領的義軍成為抗擊日寇的主力軍，在台中、台南等地與日軍進行了長達五個月之久的浴血奮戰，表現出寧死不屈的戰鬥意志。他們的武裝抵抗儘管被日本侵略者殘酷地鎮壓下去了，但給敵人以重大殺傷，取得輝煌的戰績。在此期間，台灣軍民總共對敵作戰一百多仗，抗擊了日本三個近代化師團和一支海軍艦隊，打死打傷日軍3.2萬人，包括擊斃其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少將山根信成。日本的近衛師團有一半被消滅。這是日軍自開戰以來所遇到的抵抗最激烈損失最慘重的戰爭。台灣軍民為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而進行的鬥爭，驚天地，泣鬼神，光照日月，永垂史冊。

二、中國大陸的命運與台灣的命運從來都是息息相關。在台灣人民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割台運動的同時，一場聲勢浩大的拒和保台運動也在中國大陸蓬勃興起。兩場以維護民族大義為宗旨的正義運動在海峽兩岸交相輝映，生動地體現了兩岸人民同根同心的深厚情誼。祖國大陸興起的拒和保台運動是一場內容廣泛，影響深刻的愛國運動，波及到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的各個社會階層。它先由京官諫諍拉開序幕，疆臣籲請推波助瀾，舉人上書進入高潮，輿論聲援持其後勁。其規模、聲勢和影響都是前所未有的。

還在《馬關條約》的談判正在進行之際，清政府中的一些主戰派官員，如文廷式、張仲炘、丁立鈞等就上奏朝廷，反對割棄台灣。他們盛讚台灣「地大物博，財產之富甲乎天下」，「英之三島不能似此廣袤，日本一隅更不能如斯蕃盛」，日本一旦割占台灣，不僅中國東南各省「歲無安居」〔註7〕，即北方各省也難安寧。由於交涉尚無結果，多數官員還在觀察局勢的發展，這些保台言論並未產生大影響。《馬關條約》簽訂後，割台消息首先在京官中傳開，立即大嘩，誘發了一場大規模的京官諫諍活動。祖國大陸的拒和保台運動應運而興。

1895年4月18日，最先知悉《馬關條約》內容的總理衙門章京首遞說帖向朝廷諫諍。次日，文廷式、戴鴻慈、秦綬章等聯銜封奏，請飭李鴻章暫緩商議。各部院衙門官員紛紛傚尤，諫諍的奏疏雪片般送至軍機處。4月23日京官諫諍達到高潮，上奏書摺共達八件，參與上奏者有96人之多。此後，京官上奏勢頭雖有所緩，但一直持續不斷。直到5月上旬中日雙方完成《馬關條約》的互換手續為止，京官上奏諫諍才算告一段落。這次諫諍的規模之大，可以從參加上奏者的數量和分佈情況反映出來。據《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所收奏摺的統計，總計單銜及聯銜者約有50餘人次。參加此活動而無奏事權的下級京官達575人次。其中翰林院128人次，內閣171人次，禮部14人次，吏部61人次，，戶部49人次，工部28人次，兵部27人次，刑部36人次，周子監22人次，其他39人次。從參加諫諍的官員分佈面來看，既有大量中下級官員，又有相當數量的宗室貴胄及二品以上的朝廷大員。如理藩院的尚書啟秀、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署兵部左侍郎陳學棻、理藩院侍郎會章、貝勒載濂等，都連發奏章，主張緩批條約，以圖挽回。參與此事的高級官員雖然數量不多，但為諫諍活動增色不少。

繼京官諫諍而起的，是各省督撫和前敵將領的上章諫諍。在條約簽訂的前一天，即4月16日，欽差大臣劉坤一得知條約將有割地條款時，便電奏質問。次日條約簽字，各封疆大吏與前敵將領紛紛具奏諫阻。如山東、河南、湖北、台灣、江西、廣西、福建、陝西、廣東等省的巡撫，兩江總督、陝甘總督，東北三省的將軍，以及各地的都統、副都統、提督等，都聯翩陳奏，申明反議和、反割地的理由。各地疆臣的響應，把由京官發起的諫諍活動從京師擴大到全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馬關條約》簽訂的當年，正值北京舉行會試。受京官諫諍的影響，各省在京舉人群情激憤，奔走聯絡，發動上書請願，迅速把諫諍活動推向新的高潮。4月22日，由梁啟超領頭，80位廣東籍的舉人向都察院遞交了一份呈文，是為首批上書。此後，舉人上書便一發不可收拾，上書請願一浪高過一浪，最後是康有為聯合18省舉人呈上著名的《上清帝第二書》，導演了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的最精彩一幕。有人對當時的盛況作過如下的記載：

「初則廣東舉人梁啟超聯名百餘，湖南人任錫純、文俊鐸、譚紹裘各聯名數十首詣察院、呈請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貴州諸省繼之，既而江蘇、湖北、陝、甘、廣西諸省繼之，又既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雲南諸省繼之。……察院門外，車馬闐溢，冠衽雜遝，言論謗積者殆無虛晷焉。書上數日不報，各公車再聯十八省同上一書。」〔註8〕

引文最後提到的「18省公車上書」，即康有為發動的那次著名請願，參加者多達1,300人，是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群眾性上書。

《馬關條約》的簽訂在廣大民眾中同樣激起強烈反應。在京外官員諫阻、舉人上書的同時，廣大民眾以積極的行動聲援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從而使祖國大陸的拒和保台運動開展得更加有聲有色。

許多傳播媒介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報導台灣人民抗日鬥爭的消息，刊登聲援評論、圖畫。擁有眾多讀者的《申報》就刊載過大量旗幟鮮明地聲援台灣人民的文章，如《論台民義憤》（光緒廿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讀劉軍門告示敬書其後》（閏5月初6日）、《論台民義憤當籌持久之計》（5月初7日）、《論台民義憤亦足以震懾遠人》（5月23日）、《論台事》（5月29日）、《論台事宜和衷共濟》（6月初4日）、《答客問劉大將軍事》（9月17日）等文章，都及時報導了台灣紳民的反割台運動發展動態，盛讚他們的愛國精神和抗敵意志。有的文章寫道：

台民之義聲適足以震動天下，俾薄海內外聞之知中國固大有人在。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似此區區之忠肝義膽，毅魄強魂，精誠貫日月，哀痛匝天地。金石可泐，而此心不可泐。磅礡郁勃之氣積之愈久，發之彌光，鬼神昭鑒，如在其上。〔註9〕

這些文字對海峽兩岸人民的正義鬥爭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直到1895年10月21日（光緒廿二年九月初四日）台南失陷，即台灣人民抗日鬥爭失敗以後，《申報》還接連發表《論台事》（光緒廿一年九月十五日）、《答客問劉大將軍事》（9月17日）、《日本非能果勝中國說》（10月14日）等文章，高度評價台灣人民抗日鬥爭的意義，總結其經驗教訓，並痛斥某些人把劉永福「自主台南」抗敵與某些西北少數民族分裂主義活動相提並論的謬見是「識見顛倒」，是屬於「阿附忝顏媚敵之庸流」的讕言。稱台灣紳民「不服日，立為自主國，是台灣之自主，非叛大清，實緣不服日而起」，而搞分裂活動的某些少數民族則是「叛民」。〔註10〕二者涇渭分明，不可混淆。《點石齋畫報》刊登了數十幅由何元俊、金桂生、張志瀛等人創作的歌頌台灣軍民英勇抗敵的時事畫。作品構思新穎，筆姿細緻，刻劃入微，從各個方面生動形象地描繪出台灣人民抗日鬥爭的戰鬥場面。有《褒鄂英姿》、《名將風流》、《劉軍門軼事》、《劉家軍》等表彰劉永福等抗日英雄的圖畫；有《台軍大捷》、《計沉倭艦》、《出奇制勝》、《狗陣破倭》等描繪戰鬥場面的作品；有的作品則對日軍暴行及其衰敗的士氣作了揭露和諷刺。每幅畫面配有簡明通俗的說明文字，圖文並茂，極具宣傳力。此外，坊間還出版了大量以台灣軍民抗日鬥爭為題材的小說圖書，頌揚台灣人民的愛國精神。僅在1895年出版的此類書籍就有：《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劉大將軍平台戰實記》、《普天忠憤集》、《劉淵亭大帥大事記》、《台灣巾幗英雄傳》、《劉大帥百戰百勝圖說》等。

除了輿論聲援外，不少志士還多方奔走呼號，為台灣人民爭取實際的援助，反映出祖國大陸與台灣人民的手足情誼。危顯麟上書張之洞，建議在日寇遭受台灣人民抵抗之際，「正好趁勢夾攻，以圖一朝雪憤，震萬里之威，懾群魔之膽」。〔註11〕廖鏡清在《上張香帥起義兵救援台灣書》中主張訓練一支英勇善戰的義兵，增援台灣，「以洗喪師之恥，復失地之仇」。〔註12〕四川長寧舉人張羅澄十分關心台灣人民的抗敵鬥爭，「一聞捷音，則精神為之一振；偶或傳聞異辭，則寢食俱廢，儳焉如不能終日」。〔註13〕他曾憤於朝中投降派官員的誤國，投書李鴻章，直言不諱地批評李謀國不公，用人失當。當他聽說台灣人民自立抗日後，立即寫了《致台灣紳民義軍書》，一方面高度評價此舉是「萬世不朽奇勳」，另一方面又提醒台灣人民注意鬥爭策略，爭取更多的「有異能者爭效其力矣」。〔註14〕他還致書劉永福、鼓勵他堅持抵抗，勿惑於浮議，勿廢於半途，「務使大功卒成而後已」。〔註15〕

祖國大陸人民掀起的拒和保台運動儘管由於種種歷史原因，並未阻止《馬關條約》的簽訂和台灣的淪陷，但它作為甲午戰後興起的愛國救亡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起到積極的歷史作用。這場鬥爭不僅體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堅強意志，而且廣泛深入地在全國民眾中宣傳了救亡圖存的思想，增強了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變法圖強要求，為後來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思想的形式奠定了基礎。尤其是社會輿論對台灣抗日鬥爭的聲援，生動地體現了祖國大陸人民對台灣人民真摯的骨肉之情，寫下了海峽兩岸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光輝篇。

〔註1〕梁啟超等呈文，《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5）第4冊，第40頁。
〔註2〕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第5頁。
〔註3〕俞明震：《台灣八日記》，《中日戰爭》第6冊，第388頁。
〔註4〕《台海思痛錄》，第7頁。
〔註5〕學界關於台灣民主國存在的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種把下限算到1895年6月8日台北失陷，即存在了15天；一種以同年10月21日台南失陷為下限，即存在了149天。本文從第一種說法。
〔註6〕《中日戰爭》第6冊，第455頁。
〔註7〕《中日戰爭》第3冊，第582頁。
〔註8〕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公車上書記》，引自湯志鈞著：《戊戌變法史》，第115頁。
〔註9〕《論台民義憤亦足以震懾遠人》，《申報》，光緒廿一年五月初七日。
〔註10〕《答客問劉大將軍書》，《申報》，光緒廿一年九月十七日。
〔註11〕危顯麟：《上張香帥援台書》，《中日戰爭》第5冊，第485頁。
〔註12〕《中日戰爭》第5冊，第487頁。
〔註13〕張羅澄：《致劉淵亭軍門書》，《中日戰爭》第5冊，第440頁。
〔註14〕《中日戰爭》第5冊，第489頁。
〔註15〕《中日戰爭》第5冊，第4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