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在馬關談判中的角色

徐聞達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是中國百年國恥與災難的一個主要關鍵。美國人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一、「美國顧問」的妙用

1895年3月14日,李鴻章抵達日本馬關(現名下關)跟日首相伊籐博文談判《馬關條約》時,當場出現一個極為「精彩」的場面,那就是中日雙方各有一個關鍵性的「美國顧問」在場表演:中方的「美國顧問」叫科士達;日方的叫端迪臣。這兩人在談判中起了重大作用:科士達極力叫李鴻章讓步,而端迪臣則賣力地起草割台的《馬關條約》!兩人還當場表演了爭辯。

現在的人也許會問:這種安排難道不會涉及利益衝突嗎?一點都不錯。這本是一場執行美日合作政策,訛詐中國清廷的政治雙簧戲。不幸清廷和李鴻章想藉助於美國人,卻不知自始已落入一個巨大的圈套,利用不成,反遭到出賣。中國為此付出50年的慘重代價。

科士達是何許人?中文資料有時譯作福世德,但實系同一人。他的英文名叫John W. Foster,1892年曾任美國哈里遜總統任內的國務卿。他,也是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的好友。

二、要使日本打得心滿意足

1864年9月,日本艦隊懸掛美國旗掩護之下,在黃海偷襲中國艦隊後,英國向美、俄等國提議聯合調停中日「衝突」。華盛頓則致電英倫稱:「美國認為,應打到使日本心滿意足,……這樣各強國都能從中國得到好處。」而美駐華公使田貝(Charle Denby)更在給美國務院的秘密報告中說,美國應讓戰爭繼續打下去,直到中國戰敗時「才是外國進行干涉的時機」。日人窪田文三的《支那外交通史》說得清楚:當時「美國人認為日本人的成功,不啻是美國人徒弟的成功」。而美國國務卿葛里山(Walter Q. Gresham )則在中國駐美公使楊儒數次要美調停時告訴他說「此時言和恐為人藐視」,「中國須獲一大勝,議和方得體」。中國不慘敗,美國豈能圖利?

三、兩面手法

進行這樣的玩弄、哄騙之時,日軍節節攻入遼東,中國連敗。時機終於來到,但非美國干涉日本。10月27日美國通過田貝告訴清廷,「如真誠希望和平」,則應以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於是美國一方面要清廷求和,一方面在11月由親日派的前國務卿科士達以「私人」身份出任全權大臣李鴻章的美國顧問。

而科士達則於12月27日前往拜訪日本駐華公使栗野傎一郎,告訴他美國將會勸告中國(彷彿中國如今才願和),並盡力斡旋以使日政府滿意,而許諾媾和。次年1月21日,科士達抵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毫不掩飾地說,「我對科士達先生之前來,是很滿意的。他是我個人的朋友」。2月1日日本就上演了日相伊籐博文指責中國代表張蔭恆「全權不足」之事,而在美國協助下出現了逼清廷重新啟用李鴻章之事。

科士達作為李鴻章的顧問,參加了馬關談判,他跟日方的「美國顧問」端迪臣表面上各為己主而爭辯,但實際上支持了日本對中國的威脅與索求:除了朝鮮獨立和賠款之外,並將台澎、遼東割給日本。他力勸李鴻章接受,結果完全成功。

四、美顧問陪同割台

不但如此,馬關簽約後,1895年6月1日,在中國人為割台而普遍憤慨,強烈反對條約,要求放棄首都北京,整軍再戰之時,也正是日軍近衛師團攻陷台灣澳底之時,在基隆港海面上,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登上日本軍艦,舉行交割台灣的儀式。促成此事並「陪同」李經方前往者不是別人,正是科士達。

五、不希望中國有任何成功

科士達或美國若真想協助中國或李鴻章,本可支持英國的調停或干涉。何以4月德、法、俄能干涉還遼,而美國不願?最明確的反證是,三國干涉還遼時,美國卻急急訓令駐華公使田貝向中國施壓,要清廷「從速」批准《馬關條約》,而不是美國參加干涉,更非改變《馬關條約》,歸還台灣。

對此,科士達在其所著《外交回憶錄》裡說的更明白,他曾「代替」李鴻章逼迫清廷批准了《馬關條約》:他參加了清廷軍機大臣會議(相當於今日美國的國安會議),目的是「要使軍機大臣深知皇帝批准(馬關)條約之必要」,在會上,「我強調,條約已非李鴻章的條約,而是(光緒)皇帝的條約。……如果皇帝拒不批准,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將失掉面子」。此事關鍵性多重大呢?他說,李鴻章事後告訴他,若非他(科)去北京,那麼(馬關)條約就不會批准。

不批准條約,當然是中日再戰。

罵清廷或李鴻章「出賣台灣」者固然不錯,但同時也該仔細讀讀這些話才能瞭解美國人在割台悲劇裡扮演了什麼角色。在日本軍國主義者血手下畢竟犧牲了65萬台灣同胞。「台獨」人士尤應深刻瞭解,以免「認賊作父」、「認帝作叔」,使台灣先民先烈的宿恨難消,壯志不酬。

李鴻章花了三萬美國銀元僱用來的美國顧問科士達在《回憶錄》裡,洋洋自得地坦白承認,在馬關談判時,「並不希望中國有任何的成功」。此言最明確地揭露美國在馬關割台悲劇裡扮演的角色。李的「金錢外交」完全失敗。

六、紐約華僑反對割台

光緒帝雖然在談判期間(光緒廿一年三月十六日)下旨要李鴻章「既與力爭兩處土地,能允,固善;必不得已,或許倭以礦利,而土地人民仍歸我有」。但在科士達對李的「勸說」和伊籐的「毫不為動」之下,光緒帝再讓,「允或割台之半」,日方則以再戰相脅。李諉以「台民強悍,不服倭」等言,未果。皇帝再令李求日本允許台民保有中國國籍,伊籐亦不答允。李鴻章一度恨恨曰:「如此口緊手棘,將來必當記及」,意即常志此恥之意。然日軍已準備攻台,李氏簽了馬關之約。

最諷刺的一幕是,馬關割台後,李鴻章無法面對全國一片罵聲,稱病不敢見人,要求訪美休息。慈禧1896年准他出訪。在歐時,有知悉馬關簽約內情的法人勸他不必訪美,但他堅持要見美國總統。他抵紐約時,在下榻的渥爾道夫旅館門口迎接的就是他的「好友」,在《馬關條約》談判裡撈了85,000美元的科士達。李鴻章似對自己遭到利用和出賣並無省悟。紐約華僑當面告訴他,華僑強烈反對簽約割台,要求清廷拒約再戰。李卻默不作聲,無言以對。

何以美國能利用李鴻章?最可能的原因是他特別信賴美國。李鴻章於戰敗遭皇帝除去翎頂,打入冷宮後,美駐華大使田貝不斷要清廷將他復職,使李能獲「賞還翎頂,開復革留處分,並賞還黃馬褂,作為頭等全權大臣,日本商訂和約」。李對此十分感激。然而此等小惠並非為了李氏個人而施。復職後,李要求美國協助干涉,田貝拒絕,反而告訴李氏,說日本的要求「除先允償兵費,並朝鮮由其自主外,(李)若無商讓地土及辦理條約簽署之全權,則不必前往(馬關)」。李鴻章復出才能由科士達在旁勸告和威脅下完成割地賠款。

田貝全然知道李鴻章的虛榮心理與懦弱性格。他事後追述說:「中國方面皆知日本希望李鴻章任使臣,這主要因為他在清廷勢力大。不幸李氏正處窘境。由於中國(甲午)慘敗,1864年9月17日皇帝下諭摘下他的三眼花翎及黃馬褂。……他對失掉花翎很痛楚。……就像公雞失掉尾巴一樣。」田貝深悉李氏心理可以利用。

然而在甲午戰時,美國國內幾乎所有的報紙皆支持日本。它們把日本侵略朝鮮偷襲中國之舉形容作是日本為「解放」朝鮮而戰。李鴻章豈能不知?袁世凱經常報告美在朝鮮動向,李又豈能不知?

七、清官員對美評語

事實上,清廷官員對美國的瞭解也並非全然不足。遠在1840年林則徐奉旨查禁毒品時就發現美販毒船往往躲在英國背後,而且一聞緝毒風聲,美船即迅速駛避他處,林氏故稱美國「詭譎異常」。再如1859年,英法第二次聯軍攻華,美艦隨其後而至,當英艦隊受創慘重,無法支撐戰事之際,美艦突開炮,高呼「血濃於水」口號襲擊清艦,事後卻又出面當「調停國」。當時欽差大臣桂良亦奏告皇帝說,美國「非不欲縱英、俄之肆志」,但「見不得逞,即思居間排解」。其實就連李鴻章1874年就已發現:「現日本船(艦)帶兵頭目(官)多用美國武官」。此種師傅帶徒弟作戰之手法沿用迄今。更如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琉球國王多次向中國求救,措詞悲痛之極,李鴻章也說「日本實奉美國為護符」,卻仍求美前總統格蘭特協助。格蘭特則不假辭色地使人威脅李鴻章說,「日人認為不但琉球可並,即對台灣及各屬地動武侵佔,中國也不過靠筆墨口舌支吾而已」,而且還要中國撤換駐日公使何如璋,他更推薦用美駐日公使出任中國駐日公使。李鴻章當時雖說美國「此事用意深遠」,但他自己卻在馬關談判中用了科士達。

八、拆散「中華帝國」

美國對中國戰力之弱是洞悉的,而且1864年7月9日訓令駐日公使譚安(Dunn)告訴日本,「若日本興無名之師,使微弱不能防禦之鄰國化為兵火修羅場,則美國總統當為惋惜」。然而8月1日戰起後中國9月兵敗,歐洲欲干涉,美國卻反對,認為要打到中國戰敗才是「干涉時機」。中國要求各國調停,美國也不願意,致使調停瓦解。10月初,美國務卿葛里山反而告訴中國駐美公使楊儒,表示歐洲各國的不和實有利於中國和朝鮮領土,但中國「須獲一大勝」。這是一面告訴日本中國不堪一擊,一方面要中國打下去,「獲一大勝」。用心當然頗為「良苦」。待日軍陷旅順,屠殺到全城只剩36人,「時機」來了。但非「干涉」。美使田貝要中國派李赴日求和,準備割地賠款。李鴻章許英以密約讓利,求英干涉,然美依為後盾的英國已聯日,當然英也勸中國對日割地賠款。李向美求助,美使田貝要他「徹底拋棄干涉之念」,乖乖求和,勿作他想。意圖昭然已揭:美日合作,借日力「拆散中華帝國」。

合作拆散中國的基礎是存在的。日本1889年擬訂「征討清國策」,計畫在1892年以戰爭手段取得台灣澎湖、遼東、山東和舟山群島,並將中國拆散為東北、華北、江南、青藏、準噶爾(新疆)、蒙古、甘肅等「國」,分屬日本。甲午戰已比預謀時間遲了兩年。

美國則與日本是「君子所見略同」。1890年美國大舉「經營朝鮮」。甲午戰起,美駐朝公使便向美報告了日本對朝鮮的「好意」,及「一舉消滅中國之宗主權」對美國的利益。科士達能不用盡方法使清廷批准《馬關條約》?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既然美國意圖甚顯,何以美國自己不願大舉出兵於東亞尋利,而欲藉日本之野心與武力去圖利?

自1874年美船「中國皇后號」到中國經商以來,直到1899年美國攻佔菲律賓的115年裡,美在亞尋利少用武力,而是採取利用或製造矛盾,或居間「調停」從中取利的策略。其實美國小打玩過不少次,並非不欲用武,實乃力不逮也。其因有二:第一,當時美國遠洋海軍弱於歐洲,難以持續或大規模用武。第二,1861到1865年的美國內戰使國力大耗。所以在面對較強對手時,美國是有耐心的,現實的。因此當年美國或者依附於英國之後,或者藉他國對中國動手之機進行利用或「調停」,以求「利益均沾」。藉第三者(外國或漢奸)之手來達成美國利益,這是常見的美國策略。直到美國勢力於二戰後佔優勢之後,雖常直接施壓或動手,但並未放棄這傳統策略。此一策略在「威爾遜主義」掩護之下常以「集體行動」、「集體安全」的各種形式出現。甲午之戰前後假第三方之手以「流他人之血」而求己之利的策略,用於亞洲,則是以亞制亞、以華制華、以朝制朝、以越制越、以日制日、以柬制柬……等策略。

九、結 語

美國在馬關談判中之介入,只是甲午之戰及馬關悲劇的一個方面。中國人應「全面和全方位地瞭解」和不忘甲午之戰及馬關割台的整個民族悲劇的歷史教訓。悲憤激情固然不必,但培養理性的智慧則多多益善。中華民族是必須團結振興的,國防是必須不斷加強的,內政是必須不斷改良的,而同時維持世界和平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的原則也應永予實踐。檢驗是否汲取了馬關悲劇教訓的最有效方法,也許是看它是否會在世界任何和平國家身上不斷重演。(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