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歷史才能理性選擇未來

莫忘殖民統治的屈辱歷史

1995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紀年，一百年前，《馬關條約》使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50年前，中國抗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台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中國實現了統一。這一切對於中國人是不能忘記的，對於曾飽嘗五十年殖民壓迫之苦的台灣人更是難以忘懷。今天台灣舉行「台灣百年」系列活動以「緬懷前塵，惕勵未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這一活動本來應該是提醒人們不忘殖民統治的屈辱歷史，不忘脫離母親懷抱的孤兒曾經歷經的苦難歲月，從而警厲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卻被主張「台獨」的人士所利用，提倡所謂的「割斷臍帶」，使台灣走向獨立。有的學者無視殖民統治的本質，不恰當地估價日治台灣的成績，並將國民黨治台貶低到不如日本殖民統治的地步，還指斥國民黨是外來統治，是內部殖民主義，這是不客觀的。無疑，這不可能達到理性選擇台灣未來的目的。台灣《民眾日報》3月30日刊登的戴寶村先生《穿越跨世紀的台灣歷史》（以下簡稱戴文）一文就是其中的代表。

戴文的論點之一是：《馬關條約》使台灣脫離中國，但提供了「台灣歷史發展的另一契機」。日本治台「法令齊備，行政運作抵循法治、制度而行，使台灣成為重視法治秩序的公民社會」；同時「進行殖產興業的經濟建設」，台灣經濟得到發展，台灣人民生活水平也較大陸為高；社會文化也有很大發展。而與此相反，大陸「內戰政爭不絕，外患紛沓而至，始終無法擺脫前近代的社會格局」，因此，「兩地背道而馳的發展落差」，使「落後的中國接收治理進步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已是宿命的結局」。於是得出結論：「台灣在50年前錯失了決定命運的機會」，也就是說，1945年進步的台灣就應脫離落後的中國而獨立。

最專制的殖民主義統治方式

眾所周知，殖民統治從來是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即使先進強大的殖民母國可以使殖民地社會經濟較其祖國要先進，但從根本上而言，其本質是為殖民母國服務，社會經濟發展只是殖民統治的副產品，而且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存在著不平衡性，因此，很難簡單對殖民地社會定性，僅從表層考察更難以斷言殖民地社會已具備獨立發展的基礎。戴文認為台灣比大陸進步，意即擺脫了前近代的社會格局，那麼，無疑是指台灣在社會諸層面均實現了近代化。對此，我們不妨作一個考察。從政治層面看，日本殖民政府治台的確「法令齊備」，《六三法》、《三一法》、《匪徒懲罰令》、《治安警察法》、《台灣刑事令》、《保甲條例》、《浮浪者取締規則》、《土地收買規則》、《官有林野取締規則》、《出版法規》等等不一而足，殖民者是依法而治，但將台灣人民限制在嚴密的法律體系中，動輒受到處罰，「治警事件」、「祖國事件」、「二．一二大檢舉」等政治迫害事件屢有發生。台灣人民既無選舉權又無被選舉權，被剝奪了一切自由和基本人權，即使1935年台灣有了「半地方自治的選舉」，也是台灣人民經過十餘年上書請願、不斷抗爭才獲得的一點點僅有的政治權利，實際不過是殖民者為平民憤而作開明姿態的結果。台灣成為重法治、輕人權、充滿種族歧視的社會。日本在台只設集政權、軍權、經濟大權於一身的總督獨裁統治制，是世界殖民主義統治方式中最專制的一種，根本沒有政治近代化的跡象。

至於日治台灣經濟雖然有一些成績，主要是晚清洋務運動奠定了基礎和條件，日本治台並未使台灣經濟走向近代化。對此，台籍旅日學者戴國煇早在1967年就作了《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用詳盡的資料論證了台灣在日本佔領前已具備建設基礎和條件。至於經濟是否近代化的問題，大陸學者楊宜作了研究，在日本占台初期，「台灣的人均真實所得當為21,128日圓，大約處於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但經過30多年發展，「工業部分僅勉強已達國民經濟的四成左右，而明治維新後人均真實所得較低的日本……工業部門已達國民經濟的七成以上」，〔註1〕而且台灣這四成左右工業部門中70%左右為食品工業，主要是為向日本輸出食品而發展起來的食品加工工業。雖然「七七事變」後，日本為戰爭服務而發展重化工業，致使「1939年工業總產值凌駕農業總產值」，但是，工業只佔國民經濟的45.94%。〔註2〕國民經濟部門結構中，農業部門份額的降低被公認為經濟近代化最主要的標誌，因此很難說日本治台時實現了經濟近代化（資本主義化）。

侵略台灣程度系統而徹底

日本的治台方針是「工業台灣，農業日本」，將日本的工業品傾銷到台灣，同時致力於農業的開發和掠奪。從1900到1944年日本每年從台灣進口大米1,400噸到16.6萬噸不等，進口大米最多的1937年達69萬多噸，占台稻米產量的52%以上，台糖每年約有60-80%出口日本，此外還有樟腦、水果及漁業資源。日本人將台產優質蓬萊米運往日本，再從日、韓等國輸入劣質米供台灣人食用。這種掠奪與殖民經濟成果相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治台的「成績」。對此，A ．J ．格拉但涅夫年在《台灣經濟展望》中說，「台灣情形瀕於絕望。所有大企業、銀行、交通運輸及對外貿易，無一不為日本人所操縱，加以政治受其控制，居民無權過問。在這種獨佔制度下，台灣居民幾無發展可能。」「殖民侵略國不限於台灣，但侵略程度卻沒有像台灣這樣的系統而徹底！」面對殖民經濟發展的成果，大多數台灣人是有清醒認識的，並不因為生活收入比大陸高而認同殖民經濟體系。戴文一味例舉日本治台經濟成就，絲毫不提日本從台灣掠走多少資源，而只以「殖民母國受益最多」簡單蓋之，是值得注意的，戴文的論述易使不瞭解台灣歷史的人以為日本治台給台灣人民帶來了實惠，而且造成「台獨」人士所持「台灣是由日本才被近代化」論調的重新氾濫，給今天日本帶來軍國主義復萌的禍水。

對於社會文化層面的考察，戴文也有偏頗。誠然，台灣因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人口穩定增長，日人基於殖民統治的考慮而重視基礎教育，台灣「文藝與思潮由傳統前近代型式轉為現代型式」。但是，戴文對殖民教育和強迫同化政策的本質認識不清，以致影響到後來將國民黨的文化政策與日治時代的皇民化運動相類比；另外，對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祖國意識認識不夠，因此有必要在此重溫這段歷史。

日本在台實行種族歧視的差別教育制度，台生所上小學條件差，而且很少有升入中、高等學校的，即使升入大多也是學醫，因為日本醫生不願來台。這種教育是以泯滅台灣人民族文化和意識為目標，規定台胞進學校讀書，只准講日語，禁讀漢文，並向台生灌輸日本國體觀念。在文化方面，殖民當局還規定日本國內出版的書刊不能在台灣發售，台胞只有一家自辦的《台灣新民報》，1937年以後各報漢文版均被禁止。不久，差別教育政策又轉變為強迫同化政策，大力推行所謂「皇民化運動」，強迫所有台胞一律使用日語，改用日本姓名，改奉日本天照大神，禁穿中式服裝，禁過中國節日，違者論處，不發戰時供給品，妄圖消滅台胞的民族意識。但是，適得其反，反而激起台胞的反抗和更為強烈的民族意識。

台灣人民不會忘記祖國

台胞很少有人將子弟送入日語學校讀書，而是沿襲傳統的私塾教育，並採取不同的方式掀起保衛民族傳統文化的說漢語、寫漢字、作漢詩的漢學運動。這充分說明台灣人民對祖國的深深眷戀，連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認，「改奉雖然已經過了四十餘年，但是現還保持著以往的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擺脫」，〔註3〕而戴文卻根本未提台灣社會思潮中的民族主義思想。

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台灣人民反抗殖民壓迫、謀求回歸祖國的鬥爭不斷深入，尤其隨著世界民族主義自決浪潮的興起，一些台灣政團提出推翻殖民統治、謀求台灣獨立的主張，但最終的目的是回歸祖國。曾參加廣州「台灣革命青年團」、又是台共成員的郭德欽說：「想聯合各弱小民族，從反抗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獨立出來，再回歸祖國。」〔註4〕因此，儘管台灣社會發展比大陸快，但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感卻依舊熾烈摯真，楊肇嘉道出了殖民地體制下台灣人民的心聲：「台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也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強暴的統治下，度過了艱苦的50年之後，我們全體台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國。」〔註5〕

從上述考察可以看出，台灣在政治、經濟方面並未擺脫前近代的社會格局，而且最關鍵的是，台灣即使在日治時代社會經濟發展到與大陸形成了巨大落差，但她的根仍在中國，台灣人民仍渴望回歸祖國，絕不因兩地社會落差而嫌棄中國，雖然廖文毅、邱永漢等少數人在當時宣揚台灣獨立，但並未引起台灣社會的共鳴，這就很能說明問題。因此，所謂1945年是台灣「決定命運的機會」只是戴先生的主觀臆想罷了。

戴文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認識也值得探討，它不是兩地社會發展落差的必然結果，而只是國民黨統治失策的產物。國民黨當時接收台灣是作了準備的，成立了有台籍人士黃朝琴、李友邦、丘念台、游彌堅等參加的「台灣調查委員會」，負責擬定接收與建設台灣的各項計畫措施。光復後把恢復台灣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位，並將解決民生問題作為治台之本，1946年蔣介石視察台灣時鼓勵把台灣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國民黨針對台灣的特殊情況制定了行政長官公署的過渡時期行政體制，較一般省政府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可以頒行單行法規，這種獨特的行政體制對於戰後台灣經濟恢復與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在接收日產、建立與大陸隔絕的貨幣體制、免受大陸經濟影響等方面均起過積極作用。當然由於過於集權，特別是權力體制結構與台灣殖民總督府相似，而行政效率很低，長官公署任用官員帶有明顯的地方主義色彩，排斥台灣人，加上官員腐敗貪污現象嚴重，因此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治台極為不滿，最終釀成「二．二八事件」。這是國民黨執政的失敗，並不是祖國對台灣的排斥，更不能以此作為反證台灣「錯失決定命運機會」的歷史註腳。

客觀評價國民黨治台的功過

戴文的論點之二是國民黨治台在許多層面不如日本。首先作者說國民黨「實行威權政治，法政制度仍是外來的……不民主無法治猶勝日治時代」。應該承認，國民黨在治台初期為鞏固統治實行專制獨裁政治，實行戒嚴軍管，並用情治機構來控制人民，在用人方面存在著省籍差別，但是，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國民黨治台史。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國民黨還是逐步走向了開明，終止「戡亂」，允許其他黨團參政，任用台人，新聞出版自由，否則不可能演化到今天兩大政黨對峙的局面，李登輝也不可能出任總統。如果說國民黨「不民主無法治猶勝日治時代」，那顯然是不客觀的，起碼不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整個國民黨治台史。

其次，戴文指出國民黨「接收日產轉化為黨國資本主義的壟斷經濟……箝制民間自由經濟的活力」，應當承認台灣光復初期的確存在這種情況，但是隨著台灣經濟恢復，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發展作了調整，在「土改」中將部分官營事業移轉為民營，並陸續採取一系列扶植私人資本的措施。與此同時，吸引大量外資、僑資到台，民營資本迅速發展，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營企事業的資本總值已超過官營資本。台灣現有一百多家集團規模和70餘萬家中小型民營企業，占台灣工商企事業單位的99%以上。民營資本已是台灣一股重要的經濟勢力。今日台灣能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與國民黨治台重視發展民間自由經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指責國民黨壟斷經濟顯然是不客觀的。

再次，戴文認為國民黨在台「掌控教育和傳播媒體，進行『中國文化』的社會改造，與日治後期的『皇民化運動』相似，強迫統一台灣的語言，灌輸大中國的文化」。國民黨在台實行的教育體制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沒有種族的差異和省籍的歧視，與日治時期建立在種族歧視基礎上的差別教育有著本質區別。國民黨在台推行國語，陳映真曾作過分析，主要是「與本地的土著力量沒有任何固有的關係，這使他對台灣本地的方言也有一種恐怖或心理壓力，國語政策的背後是有這樣的純然政治領域的推動因素」。〔註6〕

實際上國民黨統一語言並不很成功，50年代中期台灣不就出現了「台語影片」熱嗎？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語言統一便於人們的溝通與社會的流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主張「台獨」的人士指責國民黨的作法，自己在反國語政策的同時卻帶著「福佬話沙文主義」，漠視客家話、高山族語言的存在。〔註7〕國民黨在台灣推行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它只能推行中國文化，因為98%的居民是漢族人，因此不可能推行別的文化。

深厚的中國文化情結在起作用

實際上文化有自身的傳播發展規律，不是靠強權可以推行的，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遭到台人的抵制即是明證，反之，台灣人民沒有國民黨的倡導也會自覺認同中國文化。僅從民間信仰系統看就與大陸一脈相承，媽祖崇拜在福建和台灣十分普遍，兩岸隔絕時台灣信徒就到台灣最著名的北港媽祖廟遙對福建莆田湄洲正宗媽祖廟祭奠。1987年開放探親後，台灣居民紛紛到湄洲謁祖，至1991年總人數超過十萬，從湄洲請回的分靈神像達2,200多尊。〔註8〕

此外，王爺廟、觀音廟、城隍廟、關帝廟、孔廟比比皆是。這絕不是國民黨所能倡導的，而是深厚的中國文化情結在起作用。至於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層，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的崇敬自覺承當起傳播與復興的使命，自覺不自覺地配合了國民黨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因此說國民黨推行「中國文化」與日治皇民化運動相似是歪曲歷史，將兩種不同性質的運動作類比也不是歷史學家應持的審慎態度。

戴先生之所以作出上述結論，主要是在其心目中國民黨統治是「內部殖民主義」統治。眾所周知，殖民主義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對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壓迫和統治，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發展的產物，在理論上具有特定的規定性和歷史的時代特徵。殖民主義是指一個民族（國家）對另一個民族（國家）的統治，顯然是指外來的，國民黨在台既然是殖民主義統治，那麼又如何成為「內部」的呢？反過來，作者承認國民黨是同一民族內的統治，那麼它就不能稱作殖民主義。這樣含混不清地使用歷史概念也是不科學不嚴謹的。

總之，戴文沒有從尊重歷史、客觀評價日本治台和國民黨治台出發，因此不可能得出理性科學的結論，也就無法穿越台灣百年歷史找到符合全體台灣人民共同心願的未來道路。

〔註1〕楊宜《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總體評價》，載《台灣史研究論集》第149、150頁。
〔註2〕《台灣經濟史》2集，第99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註3〕《警察沿革志》，轉引自王曉波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序》。
〔註4〕王曉波《日據時期「台灣派」的祖國意識》，載《台灣史論集》。
〔註5〕《楊肇嘉回憶錄》，第4頁。
〔註6〕〔註7〕《「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與陳映真對談於愛和華》，載戴國煇《台灣史研究》，第176頁。
〔註8〕轉引自蔣維炎《台灣媽祖文化尋根熱透視》，1991年打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