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

近年以來，國際上興起了一個新的概念──亞洲價值，以乎還沒有引起中國學術界應有的注意。

《亞洲能夠說：「不」》

這裡所說的「價值」，是外來語的翻譯，不容易為中國人所理解。比較容易理解的翻譯是「價值觀」或「價值標準」。因此稍為熟悉一些近年來國際形勢變化的人就不難望文生義或者顧名思義，由「亞洲價值」這個詞而推想其涵義是：一、我們亞洲人有自己的價值觀或價值標準；二、亞洲人的價值標準要比近幾百年來主導世界，也主導了亞洲的西方價值標準為優越；三、今後人類的價值觀應當以亞洲人的標準為標準。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同提出亞洲價值的人的意圖確實是一致的。只不過在提出這一概念的人中確也有比較驕矜一點與比較謙虛一點的區分。

這種想法聽起來倒也並不陌生，不說土耳其、阿拉伯與印度，還有烏拉爾以東的俄羅斯這些亞洲國家的情況，單說一百幾十年前西方帝國主義以其炮艦和洋貨、鴉片與宗教打開我中華天朝上國的大門的時候，就有過「先王之大經大法如何如何」的言論，以後又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實際上也都是一種「亞洲價值」論。不過那是亞洲積貧積弱、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進攻而無力招架時的心態，而現在則是亞洲經濟大有發展，而且其速度連年超出西方國家而居世界前列，因此提出「亞洲價值」來已有了底氣，有了可以爭勝的力量了。

再仔細一想，「亞洲價值」還真有點費解。亞洲是世界第一大洲，面積占世界陸地30%，人口占世界居民60%。種族、宗教、歷史、文化以及政治、經濟情況之複雜都是世界之最。要在亞洲各民族中間找出共性來作為亞洲的個性（identity）以與歐洲、美洲、非洲的個性相區別，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這是要學者們去費腦筋，要歷史在發展中去驗證的事，我們目前只好存而不論，我們只能按提出「亞洲價值」的概念的人所說所想來理解、來觀察這個概念的「價值」。

最近發生的一樁新聞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與日本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合著了一本暢銷書，在去年年底出版，名曰《亞洲能夠說：「不」》。「亞洲價值」之說甚囂塵上，蓋源於此。

據報導，《亞洲能夠說「不」》一書的主旨是肯定亞洲的文明史已經超越了歐美現代文明史的限度。亞洲對世界文明史發展應該起更大的作用。它抨擊歐美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念，認為歐美社會以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為中心的價值觀已造成家庭的解體、社會衝突的加劇和經濟效率的下降，這和亞洲地區強調集體主義、重視家庭倫理和尊重傳統的價值觀大相逕庭。亞洲的現代應該走自己的道路，不必追隨西方，尤其不應唯美國馬首是瞻。如果亞洲能在保持原有文化價值的基礎上超越歐美的產業水平，那就可能創造史無前例的偉大文明圈。「現在是亞洲創造取代歐美近代文明的新範例的時代了。」

這本書的題目是否定式的，所謂亞洲能夠說「不」的對象當然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國，因此有觀察家認為此書有其政治的含意。事實上，它也確實宣告，亞洲已經能獨立自主，亞洲國家應建立自己的經濟區域集團和安全體系而毋需美國的保護。為此，也有論者從中嗅出了日本要恢復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味道。而且由於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抵死不承認日本曾侵略過亞洲國家，危害過亞洲人民，甚至公然聲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的捏造，還製造日本民族是「混合了全亞洲各民族而形成的民族」的神話，因此而遭到論者相當大的懷疑。但是在這裡，我們不妨把這個問題留給國際關係專家與政治學家去研究。我們在這裡只想討論所謂的「亞洲價值」在我們實現現代化與建設一個比較好一點的21世紀方面到底有什麼樣的價值。

就我現在所知，對亞洲價值闡明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則：一、社會、國家比個人更重要；二、國之本在家；三、國家和社會要尊重個人；四、和諧比衝突更能維持社會秩序。五、宗教與宗教之間不僅應和平共處，而且應互補。用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的最概括的話來說，就是「社會第一，個人第二」（1994年9月16日《今日美國報》）。

這樣的原則不能不是籠統的，然而也已經不難看出，它與西方當代的社會思潮是相當對立的。西方社會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啟蒙運動、法國革命……以來，一直強調人的解放與人的自由。如帕森斯所說，西方現代化的三個要素之一就是「個人主義」（另外兩個要素是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但是這種「個人主義」到20世紀下半期已經發展為「極端個人主義」（over individualism）。人們越來越藐視權威、中心、主流、秩序、規範、和諧……，越來越放棄家庭、責任、義務、道德……，對待傳統價值標準的態度是徹底的虛無主義，絕對的相對主義，極端的懷疑主義。只有「我」對我自己才有價值。事實上，「個人第一，社會第二」成了主導的價值觀。

個人與社會，到底孰先孰後？從這個問題引伸出去，可以開出一系列的命題：「集體與個人」、「紀律與自由」、「權利與義務」、「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等等。這是不論東方西方從古到今討論了幾千年的問題，任何博學之士都不難站在對立的任一方引經據典，申論立說，問題是，現在的討論必須切合當今世界的實際與明日世界的需要。

毫不奇怪，「亞洲價值」的概念一出籠就受到了西方某些論者的批評與反對。1994年底，美國自由論壇和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在香港聯合舉行「亞洲新聞論壇」，討論「亞洲價值」。會上，西方新聞界的代表就攻擊亞洲價值就是政府壓制民主、控制輿論的口號。而亞洲新聞界的代表則強調新聞自由不是不要社會責任的放任無度，不是新聞工作者本身不受任何監督的自我滿足。

這樣的爭論可以說由來已久，為人們所耳熟能詳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價值」在西方並不是沒有響應。1993年11月16日，美國前總統布什在香港發表演講說：「我們經常大談我們的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因為我們相信它們的作用。但是事實上，世界在變，當力量和財富擴散以後，我們可以也必須向你們學習，而這可能是我們時代最具有希望的一點。」「在西方世界，我們一直只談權利，但是你們在亞洲，在香港這裡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們繁榮與和平都有賴於個人的責任。」

個人主義敗壞西方社會

布什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西方出現了社會危機。他自己沒有明白說出來的話由現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說穿了。克林頓在今年年初提交國會的國情咨文中提出了「新社會契約」的設想。他說，這個契約的基礎是這樣一個信條：「機遇與責任並存，我們不能顧此失彼，如果不能二者兼得，我們的社會就會分崩離析。」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指出：「一個社會沒有共同遵守的絕對確定的原則，相反卻助長個人的自我滿足，那麼這個社會就有解體的危險。」他指的這個社會也就是美國社會。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明確指出美國社會已在走向「巴爾幹化」。這種趨勢其實不僅限於美國社會，而是遍及於西方社會。近年以來，關於極端個人主義使西方社會走向分裂的認識已經越來越普遍，言論多到無法列舉。即使在國民以盡責任與守紀律著稱的德國也是一樣。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主席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在《面對未來》一書中說：「今天廣泛存在的個人主義、以自我為中心、謀求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連人們究竟還有沒有能力履行當父母所應有的任務和義務都成了問題。」《明鏡》週刊說「德國在從一個團結的社會走向一個個人主義者的社會……團結友愛的精神在衰落，人們在毫無顧忌地滿足自己的慾望，幾乎不惜任何代價：『滿足你的願望，不管誰會因此遭殃！』……誠然，過去的人也總是自私的，但是現在只顧自己的現象居然已從一種缺點發展成為一種價值標準。」

天下沒有不變的東西。個人主義已經從推動西方社會進步的一種價值標準發展到了敗壞西方社會的一種新的價值標準。

正因為如此，號稱世界銷路最廣的雜誌，今年一月號的《讀者文摘》發表文章說「以我們社會豐饒的財富和充分的個人自由，難道我們不該為駭人聽聞的罪行、道德淪喪和公共行為準則江河日下感到羞愧嗎？前人在爭取自由的大業中流血犧牲，受苦受難，難道為的就是這個嗎？……自由社會如要長存，就需要一次智力和文化的復甦。如同人類需要空氣一樣，自由需要道德。自由社會理應崇尚道德，否則根本無自由可言。」

大概也是有鑒於此，亞洲的一些政治家提出「亞洲價值」來，為的就是要防止他們過去也曾接受過的「西方價值」在他們自己的國家的惡性發展。

但是，每個國家的人民是不同的，文化傳統是不同的，現實情況也是不同的，因而提出的政治辦法也是不同的。1994年3-4月號的美國《外交》季刊刊登了公認為是「亞洲價值最雄辯的發言人」，甚至被西方人稱為「新儒家之父」的李光耀與該刊編輯扎卡裡亞的長篇談話紀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且看李光耀是怎麼說的。

李光耀是怎麼說的

首先，李光耀同中國的有些學者不同，他不認為有包括全亞洲以至整個東方的單一模式，他嚴守東亞，即漢字文化區的概念，這個東亞甚至不包括東南亞在內，因為「東南亞文化已混雜了印度文化」。雖然他的對話者不相信文化的決定作用，但是李光耀堅持「文化是人生最深刻的，最有決定性的方面」。

李光耀「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李光耀認為25年前的美國還是不錯的，但是美國社會的基礎現在已經腐蝕，個人責任感已經下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自由主義傳統已經發展到認為只要讓人自由發展就能達到完善。他說「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實際，我就懷疑這一點。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於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並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範，是建成社會的磚瓦。」

「中國的傳統觀念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是基礎，我們全民都對此深信不疑。」他還說：「我兒子給我孫女起的名字就叫修齊。」

李光耀提出救治美國的弊病的目標「首先是要重建秩序，要把威脅社會秩序的槍支、毒品、暴力統統取締。教育要嚴格，以此訓練出整整一代聰明能幹的人，首先要從最基本的價值標準開始。」「我們感到幸運的是，我們有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節儉、勤勞、孝敬父母、忠於家族，尤其是要尊重學問。」李光耀認為新加坡另外一個幸運之處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有西方和日本做榜樣。他說不久以後新加坡將達到日本所已達到的水平，以後將出現新的局面，目前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光耀不否認沒有東亞文化傳統的國家在採用了市場經濟制度以後，經濟也會發展，可是會慢得很多。他直言不諱地說：「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樣的，其實不然，不同的人群，在分離幾千年以後發展出了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北美印第安人雖然與東亞人出於同種，但是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已經不同了。美國人不承認這一點，搞了許多社會政策，結果收效甚微，就是因為不肯正視現實。不過那樣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確了。」〔註：近年以來在美國，凡是強調種族區別、性別區別而表現出歧視傾向的言論，都被認為是違反「政治上的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簡稱PC）。發表違反PC的言論的人，被認為是犯禁的，要受到社會的譴責，甚至要受到解雇這樣的懲罰。這也是目前美國社會上的一條價值標準。〕

李光耀承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政府制度會改變，新加坡就在改變，但是他「在理智上並不信服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新加坡這樣做僅僅是因為這是英國殖民者留下來的。」他個人相信，「讓一個40歲以上的已成家立業的人有權投兩票的制度也許會更好，因為他投票時會更鄭重，投票時還會考慮到他的孩子。而65歲以上的老人和40歲以下的青年可能還是只投一票為好，雖然這種做法很難安排。這些都要慢慢地著手去改。」

這一段話大概是李光耀最為驚世駭俗的言論，因而受到了金大中的強烈反對（見下文）。

對李光耀的言論的引證到這裡也可以結束了。這篇全長達20頁的訪談錄有許多是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展望的，但是其中心是文化，而我們在這裡應當重視，應當研究的卻只能是文化。

與高自標榜「亞洲價值」如新加坡那樣的國家相映成趣的是，像韓國這樣的亞洲國家卻鼓吹改進西方價值，發展「全球價值」。

美國《外交》季刊在1994年初發表了李光耀的宏論後，又在年末的一期上發表了韓國著名政治家、在野黨領袖金大中的文章《文化是決定命運的嗎？》題目就與李光耀針鋒相對。他明確批評李光耀認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不適用於東亞的見解。他指斥懷疑西方民主的都是主張威權主義的亞洲領導人，而以李光耀尤為直言無隱。金大中認為東西文化雖有差異，但是光憑文化並不能決定一個社會的命運，而文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自從開始工業化以來，以家庭為本位的亞洲社會已經大大地轉向了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他說，李的思想不但在亞洲人當中，而且在西方人當中也有相當大的影響，這是因為西方社會道德崩潰的緣故。而道德崩潰不是由於西方文化固有的弱點，而是工業化的結果，這種現象在亞洲的新興工業國中也正在出現。新加坡取得的政績是由於政府對人民管教極嚴，正好與李光耀所說的政府越是少管家庭事務國家就治理得越好的說法相反。但是，救治工業化社會的積弊的辦法，不是靠警察國家的嚴刑峻法，而要靠加強道德教育，高揚精神價值。

金大中在表示懷疑新加坡是否存在民主以後，明確認定亞洲文化中本來就有趨向民主的傳統，亞洲在民主化方面已取得很大的進步，而且已具備發展民主並且使之超過西方水平的條件。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哲學所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就是「民本政治」，亞洲的民主哲學思想並不亞於西方。就政治制度而言，當西方還由封建諸侯統治的時候，中國和韓國已經實行郡縣制了。中國和韓國用科舉制度取士任官，因而保證了機會均等與社會流動性，比當時歐洲的采邑制度不知要高明多少。……總而言之，實行民主所必需的觀念在歐洲和亞洲同樣存在，只是歐洲實行選舉制度更早而已。選舉制度是歐洲的偉大發明，但並不意味著它不適用於亞洲。而西方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遲早會把民主引入其他國家，信息的交流將加速這一進程。

金大中主張，隨著亞洲人越來越接受民主的觀念，他們有責任向老資格的民主國學習，學習民主是怎樣由少數人而擴及到多數人的，他嘲諷李光耀不相信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是違背了「民主的根本」。他說，「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振興民主，使之能在各國內部而且在各國，包括欠發達國家之間，促進自由、繁榮和公正：促進全球性的民主。」

金大中認為，與其把西方文化作為經濟劇變所引起的道德失範的替罪羊，不如從亞洲的傳統中尋找可以使民主發展得更好的力量。在亞洲，尊重傳統文化可以鼓勵人民更加自立。「全球民主」必須承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現在和將來的關係。「所以說我們的民主是全球性的，是因為要以仁愛遍施於天地萬物。」

有意思的是，金大中和他的論敵李光耀一樣提到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學，而且一樣地強調要達到「平天下」的終極目標，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人必須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修身齊家。金大中說，「在過去幾百年中，全世界為希臘與猶太─基督教觀念與傳統所支配，現在已經是世界轉向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尋求智慧以進行另一場思想革命的時候了。」

金泳三的《全球化的設想》

這裡，金大中似乎也可以說是一個「亞洲價值」的鼓吹者，聯繫到1993年底他在韓國《中央月刊》寫的《亞太時代即將到來》的文章所說的話：「社會的人性化將成為最大的課題。保守的道德規範將有可能重新恢復其地位，大眾文化將向高級文化過渡、宗教的影響將擴大……。」金大中在文化與價值觀的層次上與李光耀的見解、距離也許遠不如兩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大。金大中在他的文章的結尾就是這樣說的：「文化並不必然就決定我們的命運。我們命定要得到的是民主。」

把全球價值的概念發展到幾乎無所不包的程度的是韓國當今總統金泳三。1994年11月，他趁訪問澳大利亞的機會發表了後來稱為《悉尼宣言》的《全球化的設想》的宏偉計畫。

金泳三明確地說全球化不同於他原先倡導的國際化，後者是十九世紀、20世紀的概念，前者是21世紀的概念。為迎接21世紀，他要把全球化推廣到「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教育、文化、體育與一切其他領域」。為此他特地成立了一個全球化政策委員會來推進這一宏大的工程。金泳三今年1月25日在這個委員會上講話給他心目中的全球化工程規定了六大方面（政治、經濟……等）、五大目標。金泳三並沒有用「全球價值」這個詞，但是他的五大目標的第一條就說：「全球化就是要在一切方面（包括思維與行為方式）都達到全球都接受的最高水準」，「要造就21世紀的全球性公民」，其中無疑體現了「全球價值」的概念（其他的四大目標是合理化、國家統一化、文化民族化、促進全人類的團結）。金泳三沒有對「西方價值」提出什麼批評，他沒有對「韓國價值」作任何鼓吹。他只是說他的全球化設想正是為救治「韓國病」而提出的。他的全球化與民族性相關的地方在於「全球化必須以韓國為基點。對全球化的正確理解就是我們應當以我們獨特的文化與傳統的價值走向世界」。他的全球化政策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在未來的世界事務中起關鍵的作用」。

看來韓國所揭櫫的全球價值的旨趣確實是與另外一些東亞國家所標榜的亞洲價值不大一樣。例如，它並不強調「亞洲可以說『不』」；它在強調國際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日益加強而使世界縮小為一個地球村的同時，也強調推進分散化與本土化，「以使個人、企業和社區能起更大的作用，以更大的主動性和責任心來回應加速變化的世界提出的挑戰，促進現在已能尋求更加多樣化的價值標準的個人的參與感」。又如，在改革通訊傳播事業方面，它也並不譴責西方的新聞壟斷而只要求它們能適應全球化的進程，如此等等。

不過，我們並不能從這種差異中看出兩者就一定是對立的，至少韓國「文化、思維和行為方式全球化」的同時也強調「文化民族化」。本來，凡屬人類面臨的一切問題並不是不能最後化約為文化、哲學直到價值觀這個單一問題上，因為一個社會採取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與政策最後都要取決於組成這個社會的成員的選擇，而這正是人的價值觀。反過來，組成一個社會的人的價值觀最終也必然表現為這個社會的制度與行為方式。所以上面所說的兩者的異同，只有在各方面的實踐中，在長期展現中，才能作出真正的比較與判斷。

沒有可以一成不變的價值觀

亞洲價值還是西方價值還是全球價值？這樣的爭論或者討論對人類前途蘊含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不是沒有人從消極的方面看待這個問題。比如說，有人就認為這種價值觀的爭論實際上代表著力量的較量，其後果可能導致杭廷頓教授兩年前所作的陰暗的預言「文明的衝突」成為事實。

但是我們寧可從積極的方面看待這種討論，它代表著全世界的現代化已經走到了一個階段性的轉折，需要清除幾百年來以西方價值觀（或者說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為主導的工業文明的積弊，開創出一個新局面，使人類能過上比較合理、和諧、安全、健康的生活。

實際上，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價值觀是可以一成不變的。它在現實生活中比在聖賢的書上變得要快得多，而在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又比經濟相對停滯的過去變得要快得多。

首先以西方文化而論，把人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個人主義發展到今天的極端個人主義就是一個歷史過程。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曾經說過：「保證我們的營養的不是麵包師的仁愛，而是他個人對利潤的追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經濟學家們都認為，在正常運轉的市場經濟下，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是不相矛盾的。但是現在，用理查德．埃里克斯的話說，「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病態的，只注重自己的時代。……西方現代文化正在危害我們的精神健康，這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建立一整套新的價值觀和信仰體系。」（《未來學家》1993年11-12月）

就亞洲來說，近幾十年來在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個人的紀律性和責任心等方面的紀錄都高居榜首的是新加坡也以之為楷模的日本。但是日本人的價值觀也在變化，他們開始不那麼勤勞、節約、團結了，因此出現了所謂「日本病」，其中同樣包括了道德下降、家庭萎縮……這些被認為是西方的疾患。日本《中央公論》今年二月號發表的若宮啟文的文章說：雖然日本近來萌發了「亞洲意識」，但是「在許多價值標準都已歐美化的情況下，日本是不是真正的亞洲的一員，對此未必達成了共識」。

在實質上是標榜東亞文化的亞洲價值標準以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無疑是對現代西方價值最大的挑戰。但是不但在原教旨主義在70年代興起以前伊斯蘭已經有過幾次「世俗化」的運動，就是在原教旨主義鼎盛的今天，也已發生了要求把伊斯蘭教義中最原始的原則同在世界上已有普遍性的民主、科學與人文主義相結合而革新伊斯蘭教的主張。雖然這樣的聲音還十分微弱，卻是重要的苗頭。

在俄羅斯，奉行了70年的一套價值體系隨著蘇聯的瓦解而崩潰了，因而又恢復了斯拉夫本位文化派與西化派的爭論。當然內容已不可能與上個世紀完全一樣。

總而言之，世界的絕大部分都在追求原來由西歐北美帶頭的現代化，而在現代化實現以後或者近於實現之際，卻發現了現代化的社會並不那麼可愛，人們對現代化產生了疑問，甚至對「進步」的概念本身也產生了疑問，難道僅僅是物質生活的提高，就是進步的標誌嗎？人的精神的墮落難道不是已經妨礙了物質生活的繼續提高而且已經窒息了人的生活空間嗎？

「財富積累了，人卻墮落了」

1770年，英國工業革命初起時，奧立佛．戈爾斯密斯就說過「財富積累了，人卻墮落了」。現在的事實不過是應驗了他的預見，也不過是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憂患可以興邦，逸豫可以亡身」而已。

因此，不論是亞洲價值也好，全球價值也好，在20世紀末提出來，似乎都是反映了人類一方面還要向前走下去，一方面又要求糾正（有的是要防止）已經暴露得如此明顯的現代化的弊害。

正因為如此，不但在亞洲出現了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的爭論，而且在西方文明內部，也出現了反省的思潮。前面已經提到美國前總統布什主張要向亞洲學習的話，而在學術界，美國學者大衛．希區柯克也發表了要向亞洲學習的議論。最引人注目的是五年前以《歷史的終結》而名噪一時的美國人福山。他當時由於蘇聯東歐的轉軌而預言西方民主將一統天下而萬世常新。現在卻又在今年一月號的《民主》季刊上發表文章，主張學習儒家文化以救西方文化之弊。英國首相梅傑去年9月呼籲司法部門嚴厲打擊犯罪行為，以摧毀英國的「痞子文化」。作為反對黨的工黨新領袖布萊爾把集體觀念置於新黨綱的重要地位。他把工黨的「新社會主義」明確稱做「道德社會主義」。在法國，議會的多數派提出了一個又一個保護婚姻、家庭和傳統的法案。在美國，《新聞週刊》認為「進行一場道德上的十字軍東征早就成為美國無法擺脫的一種想法」。非常有趣的是，新加坡去年因為一個美國小痞子在路邊的汽車上亂塗亂畫依法處以笞刑，當時引起美國國內一片抗議聲，認為這是不合人權原則的刑罰，克林頓也不惜利用其美國總統的身份出來說情。而最近，美國密西西比州議會卻通過法律恢復了這種古老的被當代人認為「不人道的」笞刑。

所以，我們今天在看到價值觀上的爭論的時候，更要看到這實際上是一種互動──各民族在走向繼續現代化的過程中，價值標準愈來愈要求趨同的互動。

全球化把人的眼界擴大了，使他超出了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鄰國，但是全球化也使人的眼光達到了一個邊界。如果說早在哥倫布時代人們已經看清了地球的四至的話，那麼在我們的時代就看到了人類的一切活動──社會、文化的發展是有邊界的，在可以想像的將來，我們越不出這個小小的地球去。人類的命運是休戚相關、苦樂與共的。

令人欣慰的是已經有人在著手研究，企圖制定一個《走向全球普世倫理宣言》了（《東方》雜誌1995年第2、第3期）。

還不能過高估計它的近期價值。這個工程太偉大、太複雜、也太繁難了。事實上對於積重難返，而且還在江河日下的價值混亂與道德滑坡，這只是一種極其微弱的反彈，但是它畢竟是開了一個頭，指出了人類若不想毀滅自己，這是唯一的出路。

人類在幾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像李光耀所指出的，分化已經十分深刻，要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點真是談何容易。上面說的那個宣言現在所找到的共同點還只有各個宗教都有表述的所謂「黃金律令」，最著名的表述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耶穌所說的「你們願意別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他們」。這自然是有普遍與永恆意義的價值標準，但是對於如此複雜的現代社會生活來說，沒有進一步的解釋與規定，卻確實是大大不夠的，而繁瑣的演繹又可以造成分歧甚至衝突。可以設想，未來的全球價值標準，既不能沒有宗教教義與法律條文的剛性，又不能沒有很大的彈性，它的普遍性應當能包容各個民族與個人的多元性。這裡又不能不想起咱們中國古老的價值標準，就是周易所說的「大德敦化，小德川流。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和孔子所說的「和而不同」。

我們畢竟已經走到了一個應當醞釀產生有實際效力的全球價值標準的前夕。這是一個呼喚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與教育家的時代。

1995年4月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