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在中國人痛苦上的富強

建立在中國犧牲上的日本第一

近幾十年來，西方的亞洲學專家，每每喜歡談論何以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短短數十年，得以完成其現代化，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而中國雖是努力再三、革命不斷，卻仍是貧窮落後，過去學者們的解釋總是從文化傳統、政治狀況、價值觀念、社會習俗等角度來議論，結果多半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

中國自鴉片戰爭開始，積弱即已暴露無遺，可是事後仍然有同治中興洋務之興建，可是自從甲午一戰敗潰之後，整個國家就一蹶不振，自甲午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內有革命運動和軍閥割據，外受帝國主義的連年宰割與侵襲，於是現代化工業之發展，始終遲滯不前。甲午前之30年當中，尚有相當規模之建樹，如船塢及軍事工業的興建，礦場鋼鐵業之設置，海軍隊之訓練，犖犖大者，不乏其數，然自甲午以後，幾乎指不出任何稍有規模的設施，此故安在？

本文所指的論證，是要從經濟立場說明，自甲午戰起，到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所需求的資本和資本累積的潛力，幾乎全數用來提供日本現代工業建設與軍事建設之需，換言之，戰前日本現代化所以能有奇蹟性的飛躍式發展，並且對內未曾發生通貨膨脹之苦，對外又無舉債纍纍之累，其所以能得到如此輝煌之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有賴於向中國長期的榨取和徹底的剝削所致，也就是說，日本戰前現代化的成功，是建立在中國的犧牲，向中國持久的勒索，從中國不斷輸血的結果。

資本積累的目的是基礎建設

在列舉數字和史實之前，謹先提供一個公認而簡單的理論基礎，此理論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必須經過一國資本累積的階段，這個資本累積的目的，是用來作社會一般性的基礎建設所必須有的投資，用近代美國經濟史學家羅斯托（W. Rostow）所用的名詞來說，這就是一般社會基礎性建設的投資，即Social Overhead Capital Investment ，羅斯托稱這種投資是社會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之一。這種資本的累積之必要性，也是所有經濟學家皆同意的。這種投資的內容，包括交通系統的設置，基礎工業的建立，能源的開發，以及國民教育的普及。這類投資通常不是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也不是投資後，直接可以即刻賺回來的。即使是美國，直接間接，也經過政府籌劃協助而得以完成的。

失去資本積累力量的中國

以下本文將從兩方面來說明，第一，說明甲午戰後何以中國失去了資本的來源和資本累積的力量。這些資源大多數是用來提供日本，作為日本建設工業和現代化所需之來源。第二，日本從中國榨取所得之賠款，以及殖民式剝削所得之利益，皆成為日本現代化穩定金融的基礎，日本一般社會性基本工業建設的財源，以及由日本軍備擴充成為強國的必要經濟條件。這些史實，是西方學者經年累月研究後所提出來的結論。

第一，甲午戰後，何以中國集聚資金的能力全然為之剝奪殆盡了呢？最明顯的理由，是因兩筆大賠款所致。第一筆賠款是甲午戰後《馬關條約》所強加的。第二筆款項是八國聯軍後庚子賠款向中國所索取的。

《馬關條約》日本向中國索取的賠款是白銀二萬萬兩，由於三國干涉還遼。賠款數字又加了白銀三千萬兩，再加上戰爭期間，清廷所舉的債務，所有總數共達白銀三萬萬兩左右。這筆數字是當時清廷三年收入之總和。這筆款項，一半借自俄法銀行集團。此數加上利息，到1940年償清時之總數在白銀六萬萬兩左右。

第二筆賠款常稱為庚子賠款，是拳匪之亂八國聯軍戰敗的結果。總賠款數是白銀四萬萬五千萬兩。其時，向外國貸款已無處可貸，故是用中國整個關稅和鹽稅的收入來作抵押。因不能一時付清，分40年來付，加上利息，其本利和到償清之日，約為白銀十萬萬兩。事實上，由於美英所得之數，日後歸還中國作為教育基金之用。到世界大戰爆發，德國部分也停止了支付。不久帝俄部分，也因俄國革命而終止，故到1940年，這筆款項之支出。總數未到四萬萬兩，而其中對日本部分幾乎全數償清。

以上兩筆賠款實際支出的數字，據費正清等學者的計算，將近白銀十萬萬兩。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付給日本鬼子的，換言之，自從1895年開始，中國背債纍纍，每年要向日本，輸出大批黃金和白銀。自同治設立海關開始，其收入是用來作為工業建設、以及現代化的財源所由。自此二筆賠款開始，不僅收入全然泡湯。連鹽稅收入，也一併交給了日本。中國所可能集聚的一點餘資。幾乎全被壓榨無餘了。中國自此失去了集資的能力，從何而可以再談交通網的設置，基礎工業的興建？國力也自然一蹶不振了。故不論由何人來當政，也無法把國家置諸現代化的道路上。從經濟立場來看，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剝削中國是日本發展的腳凳

另一方面，試看日本的景況，都全然相反。從甲午到二次大戰結束，這50年，日本是飛躍騰達，其對中國的收刮和剝奪是可以分三個時期來看︰從甲午到日俄戰爭的十年，是收刮金銀和現款的時期。日俄戰後到九一八是殖民經濟的剝削時期。九一八到二次大戰結束是直接侵佔，全面收刮時期。簡言之，日本的近代發展史，沒有一個時期不是大量從中國收刮、剝削、壓榨來供應其發展所需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僅就第一個時期來看，日本從中國收刮的現金完成了些什麼建樹呢？試引幾位近代西洋日本權威的研究來看。

老一輩的日本近代經濟發展史權威，普林斯頓大學的拉克吾教授（William Lockwood）指出，明治維新的頭25年，日本經濟建設無所成就。工業化的項目，亦甚有限。生產方式，大多停留在手工業階段。

自從1890年代中期以後，一切都起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無疑由於中日戰後所得的果實。第一，由於自中國所得的現款，使日本黃金的存量大大增加，致能在1897年改為金本位，成為穩定日本近代金融的基礎，其次，日本得以大大擴充軍備，十年內軍力加強了四倍，以作為向帝俄挑戰的準備。由於軍事運輸，政府對航運與造船業的種種優惠，使造船運輸業於短短數年之中，倍加於前。基礎鋼鐵工業之生產，由中國賠款，能於九州建立最大的矢田鋼鐵中心，1896年興建，1901年投產。原料供自漢冶平公司。此外，新興銀行、中小企業與商團的發展，如雨後春筍。這些急速的發展，全未受到過外債之累。查其原因，多是得自中國壓榨之結果。

向中國剝削用來興建日本之說，早在1916年，便為西方學者所指出。麥拉倫（Walter McLaren）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發表的明治時期日本政治史一書中已指出，甲午戰的中國賠款至少使日本完成四件工作︰一、付清其戰時用的軍費；二、擴充其軍備到足以向帝俄挑戰；三、建設其新得之殖民地－－台灣與朝鮮，以作其進一步剝削之基礎；四、發展其重工業，作進一步軍事工業發展之腳凳。

哈佛大學的日本專家們在賴世和（Edwin Reischauer）領導下所研究的結論是日本自甲午一戰到歐戰爆發，這20年工業發展的飛躍，不論港口、鐵道、橋樑、水庫、鋼鐵、造船等以及各種軍事工業之興建，幾全數是靠自台灣、朝鮮和中國大陸之剝削所致、亦即甲午戰後，短短的幾十年，日本工業發展能創出如此成績－－原料生產增加三倍，工業產品增加十二倍（是此期世界平均增產之四倍）。出口品增加二十倍，這些的增進全與向中國的剝削和榨取是不可分割的。

至於日本在甲午戰後急速的軍事建設，英國的日本專家畢思禮（W.G.Beeseley）說得最清楚。他對甲午戰後中國賠款對日本軍事建設之研究，尤為細到。畢氏指出，日本於戰後三年之內，將第一線的陸軍擴充加倍，騎兵與炮兵於同時期內，分別為獨立兵種。步兵與炮兵所用的火器，全然翻新。至於海軍艦隊的擴充，更不在話下，到日俄戰前，主力戰艦增加了四艘，巡洋艦增加了16艘，驅逐艦加多了23艘。此外，各種大小艦艇加建了六百艘之多。每年軍事預算，甲午戰後較甲午戰前，增加了四倍。而軍事費用能以如此之擴充，政府無需有任何之外債。其故安在？這便是因來自中國之賠補。自此，日本的軍費不但大增，再加之以重工業的發展，造船航運業的加強，鋼鐵及基礎工業之興建，皆由於中國不斷輸血和政府大力推動下，而完成的。

在如此大規模的興建下所需要的原料和勞工也是顯而易見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強生教授（Marius Jansen）在他的近著中說得極為明白，甲午戰後，日本以在中國新開港口，設立工廠，用中國的原料，賤價勞工，以及銷售於當地的市場，以謀暴利。強生發現在甲午之後，日本將其賤價輕工業品的生產，如低檔的綿織品、火柴肥皂等日用品，蹩腳的兒童玩具等，皆轉向在中國之口岸來生產。

團結一致向日本算總帳

以上這種殖民地的經濟剝削、長期吸取，是日帝在中國第二時期榨取的特色。九一八之後，日本軍國政府，透過中國各地區的偽政權，侵佔中國國土、徵糧納稅、徵兵徵工，進而姦淫婦女、荼毒百姓，加上種種暴行，無惡不作，對於中國同胞的凌辱，更是罄竹難書。

如今到了80年代晚期，中國仍相當貧窮落後。多少與日本50年的剝削、壓榨、和荼毒不無關係。不論是站在二次大戰中國勝利的立場，或是僅以人道立場來看，中國是應當向日本結結帳了，這筆帳，不是任何領導或任何政權可以替老百姓慷慨了之的。幾十年來，犧牲的是中國老百姓，受辱的也是中國老百姓，流離失所的也是中國老百姓，中國的老百姓應當起來向日本結一次帳。

（本文原載《九一八紀念特刊》，1988年9月，美國紐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