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憲法的安樂死

和平外交的真面

從某一個角度看來，二次大戰後的日本戰後架構是「和平憲法」和「美日安保體系」這一對矛盾關係的微妙調整過程。隨著時間的轉移，也反映出人民和財、政、軍利益共同體之間的力量對比，和平憲法逐漸變為靜態的、被動的裝飾品，而美日安保「體系」則愈來愈加強其動態的、主動的角色，雖如此，兩者之間還是繼續維持著一定程度的平衡。影響兩者角色轉移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戰」這一個國際政治的歷史條件。

被稱為「危機之政治思想家」的卡爾．斯密特說：「例外狀況（戰爭）常揭露出常態（和平）的本質」。震撼全世界的波斯灣戰爭，令人不能不思考「後冷戰」的和平問題；而在日本，該戰爭不僅使建立在和平憲法和美日安保體系之間的平衡這一個戰後架構產生了裂縫，更有走向崩潰的趨向－－除了將和平憲法當做粉飾門面的裝飾品，或當做阻礙日本進路的障礙物等言論之外，連定「憲法的和平主義不過是『空想』」的主張都一一出現。在此之前，和平憲法和其所表現的政治原則雖已被閹割而太監化，但還沒有受過如此刻薄的待遇，也沒有如此失去過威信。90億美元的支援和自衛隊（航空自衛隊的運輸機和海上自衛隊的掃雷艇）的海外派遣問題，很可能就是和平憲法走向「安樂死」的重要里程碑。

「東西的冷戰已結束，而圍繞日本的政治、軍事情勢也產生構造性的變化。最重要的是，日本已成為經濟大國，因此外國對日本的期待也跟著增大。除了錢和物質以外，也應該為國際間提供『人』的貢獻。現在能夠立刻成為戰力的，只有自衛隊」（前自衛廳長官山崎）。

「如不能這樣做，日本會被國際孤立」（海部首相）。

「中東到處都有難民。從人道的立場，我們應該派遣運輸機，將這些難民運回他們的母國」。

「波斯灣戰爭已結束，浮在灣內的水雷已失去作用而變成極具危險性的垃圾，妨礙運油船的航行。在這一條航線上，有許多來往日本的油船航行，所以日本派遣掃雷艇是理所當然的」。

從「在國際社會上，日本應扮演怎樣的角色﹖」之國際貢獻論的立場看來，難民的輸送以及掃除被遺棄在波斯灣公海上的水雷是頗有道理的。但站在日本和平憲法的立場來說，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

90億美元的支援，事實上就是踩踏財政民主主義的「臨時軍事費用」。據美國3月1日的國防報告，這一筆巨額財政支援是因應美國對付地域性紛爭的共同防衛戰略構想所需，而向盟國要求分擔責任才提供出來的。因此即使其用途被限制在非軍事部門，事實上就是間接協助美軍的軍費。因此，當日本政府發表支援構想之後，伊拉克立刻將日本當做「敵性國家」。從反美情緒強烈的阿拉伯民眾看來，日本的行為是明顯的帝國主義干涉，是美國的幫兇，日本所標榜的和平外交露出了本來的真面目。

至於以「特例政令」派遣自衛隊運輸機和掃雷艇，是嚴重破壞立憲主義和議會民主主義的作法。自衛隊法第三條明文規定：「自衛隊以維持我國的和平與獨立、保護我國的安全、防衛對我國的直接侵略及間接侵略為主要任務。必要時得維持公共秩序」。假如憲法的和平原則可以用「法律的運用和解釋的擴大」以推翻之，那麼「特例政令」和二次大戰前的「緊急敕令」還有什麼兩樣﹖如此一來，不僅國會的立法權被忽視，政府所操作的「既成事實」還會繼續膨脹、擴大。「海」和「空」的海外派遣之後，誰還敢保證「陸」不會依照同一邏輯對外出兵﹖可見自衛隊在組織面的增殖作用已露出端倪。政府和自民黨以「特例政令」使緊急狀態「常態化」，以便使自衛隊的派遣「制度化」之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由此可見，波斯灣戰爭使日本戰後架構面對重大歧路－－和平憲法究竟要走向「安樂死」之路，還是由於人民的覺醒而使其再生﹖就這個意義來說，波斯灣戰爭帶給日本的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權威主義民主化的性格

日本戰後的改革，是在美國佔領軍的授意下，利用天皇的權威，將主權從天皇轉移到國民手上的，所以帶著「權威主義民主化」性格。這個政治改革並非以思想上的革命為基礎而實現，因此並沒有消除戰前那一種對亞洲諸民族沒來由的優越感，以及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歧視與美日安保條約屬於同一政治意義的單獨和約，正是這種看不起其他亞洲人，不重視對亞洲侵略責任的具體表現。從這一個角度看來，高唱國民主權、民主主義及和平主義的所謂和平憲法，在民族自大感這一方面還是繼承戰前的帝國憲法，也由此可知，日本戰後架構中的和平主義是自始就具有重大缺陷的。

戰後全國人民朝向「和平」的大轉向，以及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以及不承認軍備與交戰權：日本國民由衷希求以正義和秩序為基礎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由國權所發動的戰爭，以及依靠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以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為達到此目的，不擁有陸海空軍和其他戰力，也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的制定，並不是深刻地反省過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的根本原因，以及對於因日本侵略戰爭而受到嚴重災難亞洲各國表達懺悔之意，所昇華而出之「絕對非戰」的和平主義，而只是以大多數國民「再也不要戰爭」的坦率心情為基礎的。因此對「絕對非戰」與美國的「以武力為後盾，而在美國認為必要時則不惜動用武力」的「帝國主義之和平」之間的重大差異，並沒有做過深刻的探討。加之，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來，由於日本是原子彈的唯一犧牲國，由此而形成於日本人心中的濃厚被害者意識，反而使他們忘了對亞洲各國的戰爭責任。相反地，突襲珍珠港、敗給美國、被美國佔領的歷史，使他們產生對美國的自卑感。因此，「一面倒向美國」成為其外交的基本方向。這就是日本和平主義的本質，而由於這個本質，日本對韓戰和波斯灣戰爭都採取同樣的態度。

韓戰是被迫分裂為兩個國家的朝鮮民族，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統一而發生的戰爭，是屬於能使亞洲各國人民引起共鳴的民族解放戰爭。波斯灣戰爭雖然是哈珊這一個獨裁者所發動的侵略行為所引起的，但我們無法否認做為其背景的，是深深地埋在阿拉伯人民心中，對抗分裂的統一，反對隸屬的獨立，反抗奴隸制王制的民主化要求，以及和挫折感、失敗感混在一起的複雜心情。而針對這兩個戰爭，日本所選擇的都是毫無顧忌的敵對政策。

韓戰對「冷戰之國際秩序」的建立具有關鍵性作用。就美國來說，韓戰是考驗Pax-Americana（二次大戰後，依靠美國的，且以核子武力為中心的軍事力量所維持的和平）力量的第一次戰爭。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所說的：「韓國來了，而它救了我們」。在這句「我們」之中，是包括日本在內的。韓戰不僅成為復興戰後日本經濟的巨大推進力，也給了麥克阿瑟藉以消滅日本國內勞工運動及左翼勢力，復活警察、軍事機構的絕好機會。

就當時的日本來說，包括防衛政策在內的對外政策，並不是它本身所能決定的。它所能做的選擇被限於美國遠東戰略的架構之內。但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卻利用這個機會，主動地選擇了參與冷戰，因而不再負責地去做對亞洲的戰後處理，也以單獨和約將自己編入美日安保「體系」。日本的這一個選擇，使它所標榜的和平主義成為「孤獨」的和平－－自己封鎖了走向和平地被整合入亞洲新秩序之內的道路。也就是在不再進行戰後應做的改革，不對其所侵略的亞洲負起責任條件下空談和平主義。

世界第三的防衛費

自從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之後，再也沒有採用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能夠進入核心國。日本是擠入核心國列車的最後一個國家。二次大戰後，在美國絕對優勢的條件下所構成的Bretton Woods體制，也就是所謂的自由、多角、無差別貿易體制，使戰敗國日本很快地恢復國力，享受經濟繁榮，而其對邊陲地區的苛酷剝削，使幾乎整個日本社會都站在特權地位，因而不僅令日本國民趨於保守化，也令他們麻木到無法自覺：「日本所享受的繁榮是建立在邊陲地區的飢餓、窮困以及生態系的破壞之上，因此經濟大國日本的存在威脅到亞洲各國追求和平的目標」這個事實。雖然大多數日本人民仍然對安保體制下的再軍備化抱著警戒心，日本政府卻巧妙地利用國民的保守心理，逐漸腐蝕他們的警戒心，使日本逐漸軍備化。反對戰爭，放棄交戰權、禁止擁有戰力、非武裝中立以及「非核三原則」等等明文化於憲法第九條中或沒有明文化的和平主義諸原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閹割而太監化。於是，其和平主義終於變成只「否定做為遂行國策手段之戰爭」的消極性質。擁護和平憲法，與「憲法第九條並沒有禁止日本擁有最小限度的自衛能力」這種憲法的解釋，顯然是在互相矛盾的，但卻被國民所認可。同樣地，日本制定「非核三原則」，卻又支持美國核子戰力為基礎的美日安保條約。這個走向的必然結果就是：以「自衛隊」這個名義而成立的組織，現在已成為世界上名列前矛的軍事力量，自衛隊的預算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三；日本的美軍基地是遠東最大的軍事設施；美國的核子武器幾乎毫無顧忌地進出日本，使「非核三原則」成為笑話；和平主義原則被矮化為軍事預算不準超過GMP的1%……等等。此外，為了進一步麻木國民的警戒心，還以婉轉的表現或隱喻的反覆使用為手段，助長人們容認軍事化－－例如，以「進出」替代「侵略」，以防衛費替代軍費，以及以「富裕經濟大國所需的保險費」來比喻軍事費用等等。

日本要當亞洲盟主

冷戰結束後會有怎樣的國際秩序呢﹖波斯灣戰爭是一個預兆。雖然哈珊的錯誤估計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從霸權國家的邏輯來說，戰爭必須在某一地方發生，而伊拉克就是自己跳進陷阱的。說不定在將來的美國外交史上會有：「伊拉克來了，而我們得救了」的記載。

希望自韓戰的教訓學到美國應如何處理波斯灣危機的美國現代史研究家們所得到的結果是：韓戰時期，為了在聯合國內得到多數國家的支持，美國控制了幾乎所有的資訊，也採取了極為「鴨霸」的態度。而且，雖然許多證據明示戰鬥是可以停止的，但美國政府內有一股強大的不願意停戰的勢力（約翰．哈里地：《尚未被認知的朝鮮戰爭》）。

在這次波斯灣戰爭中，美國也預先設置一個最後期限，而且期限一到，立即就進入戰爭，雖然蘇聯等國家一直努力不讓事態更加嚴重化，美國的一貫態度仍是堅決拒絕和平解決。

就背景及開戰的動機等而言，韓戰和波斯灣戰爭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這兩個戰爭，在探討「冷戰後」和「後冷戰」的趨向時，有其極為相似的地方。

美國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它要在冷戰結束後，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布希總統說：「波斯灣戰爭的結果影響到全世界，而不僅只限於中東地區而已。在本世紀內全世界被捲入兩次大戰。每次大戰後都出現了從此可以永遠脫離戰爭，實現和平的希望，卻也都讓我們失望。但是，現在新世界已在眼前，真正的新世界秩序將要出現。世界秩序就是如邱吉爾所說的，以正義和公正的原則保護弱者的秩序。在冷戰時期無法運作的聯合國，現在已能夠執行原先所意圖的歷史使命了」。「波斯灣戰爭對這一個新世界提供了考驗的機會，而我及格了」。國務院的某一個高官更老實地說：「美國準備在新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是：調停紛爭，以集團行動處理不法行動時的領導者，是民主價值的典範」。

問題是，美國要實現其「堂皇」的野心時，有個嚴重的阻礙力－－國內問題。波斯灣戰爭後，報上出現了「Smart Bombs, Dumb VCRs」的大標題，美國能夠開發最尖端的武器，但民生用品為什麼會輸給其他國家呢﹖犯罪、麻藥、缺乏房屋及教育設施、愛滋病……，國內的荒廢愈來愈加重其嚴重性，而財政赤字也使其無法強力進行「新國內秩序」的建立。

二次大戰後以馬歇爾計劃為首的安全保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和經濟（GATT、IMF，世界銀行）成套發展的。但現在，美國所意圖的「新世界秩序」，卻缺少「新世界經濟秩序」的支持。

冷戰結束後的休斯頓先進國首腦會議，令人覺得「西」的分解過程將要開始。日本和德國開始以政治大國的姿態出現－－在核心國之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三極化已呈顯其輪廓，而在這舞台上，經濟力和技術力更顯示出其重要性。這就是說，日本稱霸於世界舞台的機會將要到來了－－因為美國的「新世界秩序」，需要日本的全力支持；而日本也自以為：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也就是日本的世紀，日本是可以和美國、歐洲平起平坐的亞洲盟主。

敢說不的日本

日本國際研究所的《關於美日安保體制之中間報告》說：「自從1989年左右以後，民族意識就逐漸以反美意識的形式高漲起來，因而動搖到美日安保體制」。同時又說，「日本的反美意識在波斯灣戰爭之後更加擴大。在日本國民之間，不希望被捲入軍事紛爭的和平主義意識和生活保守主義或保身主義結合在一起，引起對發動戰爭之美國的反感」。但從我們亞洲人民的角度看來。日本人的這種反戰、反美意識並不是可以值得無條件地樂觀看待的。因為從報紙、雜誌的讀者投書欄內容可以瞭解到，美國對伊拉克的殘暴轟炸，喚起了他們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惡夢般記憶，而不是出自真正的愛好和平的反戰意識－－因為他們並沒有懷疑年輕時為天皇而犧牲的行為是否值得﹖也沒有道出對亞洲人民的懺悔之意。相反地，許多日本人還認為，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被日本侵略的國家也有其不對的地方；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捏造出來的……等等。由此可見，經濟大國的自大意識使日本愈來愈走回過去那條路。波斯灣戰爭後的反美意識之高漲，並不是像越南戰爭時期那樣，以左翼為主流之反戰思想為基礎的，而是如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共著《敢說「不」的日本》成為暢銷書所表現的，是從中間層到右翼為主流的。這就是說，應該重視的是：現在的反美情感與日本的保守化傾向相重疊的事實。這一種反美，除了起因於美日經濟利益的衝突外，也是日本不想再聽命於美國，也想爭老大地位的心情使然。所以，我們擔心日本右翼的抬頭以及其時亞洲及其他地區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相信，在日本國民之中，也有不少人是真正反戰、反對帝國主義政策，且對過去的錯誤曾做反省者。但這些畢竟是屬於少數的。大多數的人民，只是由於身受戰爭的禍害或不想受到戰爭的拖累（包括因增稅而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水平）而反戰，他們所考慮的、所擔心的，基本上只是本身的利益而已－－否則的話，和平憲法不會受到閹割，而自民黨也不會一直保持一黨特大的局面。

日本的長期執政黨－－自民黨本來就是主張改憲的，拋棄和平主義原則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在這次的波斯灣戰爭中，屬於自民黨主流派的小澤幹事長講過如下種種話：

「日本憲法規定不能以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所以日本是不會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但聯合國憲章中有：為保護共通的利益可以使用武力的規定。這個規定和日本憲法所不允許的集體自衛權是不一樣的。

假如把它當做集體自衛權，日本就不該加入聯合國了。當聯合國決定要行使武力時，日本不能參加，就會變成世界孤兒，將來也不可能成為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我們常說不能再犯歷史的錯誤，不能再走回頭路。但是，許多人往往將日本戰前所走的路，和現在將要走的，包括派遣自衛隊等混淆在一起。我們在戰前所走的是怎樣的路呢﹖那就是：在第一次大戰後支配世界的英國，想當新世界領導者的美國，以及新興的世界五強之一的日本之間，產生了利益的衝突。結果，我們日本和以英美為中心的世界大勢分裂，我們走上我們自己的正義之路，卻招來了1945年的敗戰。我們失敗的原因在於：在國際社會中，我們沒有做好國際協調，只主張我們自己的正義而被孤立化。現在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和當時的情況頗為類似。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對一切國際紛爭都不插手、不協助的立場。可是，如此一來，我們將在國際社會中被孤立。美日關係也會惡化。當然，如果我們認為走上孤立之路也是心甘情願的話，這也是一條路。然而，假如我們想要在國際社會中擁有榮譽的地位，就應該做最大的協助。像過去半世紀那種不明不白的態度，現在是行不通的」。

在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欲將和平憲法更加以矮化、閹割，甚至利用聯合國憲章將侵略合法化的意圖。同時，我們從這些話中，也看不到日本自明治政府以來對鄰國所行之侵略有過任何反省的跡象，甚至還認為那是正義之路。他們只承認他們的失敗是由於沒有和英美等列強做好協調。自民黨顯然是不把亞洲人民的死活放在眼裡的。

人民的生活保守主義，也許暫時還不會讓自民黨「改憲」的意願得逞。但支配階級的意識自會逐漸滲透到人民的腦海中，而隨著大正、昭和初期這一批還記得二次大戰慘情之老人們的凋謝，我們可以預料，和平憲法的「安樂死」，似乎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