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中國古文明之再生

序言

本文試圖解答下列三個問題：

第一，從西方引進的經過蘇聯加工的社會主義，同中國古文明的再生具有何種關係﹖假定兩者的關係是直接的，那麼，這是歷史的偶然巧合造成的，還是由於深刻的主觀和客觀因素造成的﹖

第二，上述社會主義是否同構成中國古文明主體的儒家思想體系本來就存在著某種內在的互容性和互補性﹖

第三，社會主義對今後中國建立現代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可以作出何種貢獻﹖

無限風光在馬村

中國古文明從一開始就得了一種週期病，每隔幾十年生場小病，每隔幾百年生場大病。俗語說「一治一亂」，孟子說「五百年而後有王者興」，羅貫中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都是這種週期病的一種描述。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文明生了一場大病。魏晉南北朝時期，也生了一場大病，五代十國時期，又生了一場大病。到了近代也即鴉片戰爭之後，幾乎得上了絕症，差一點連命都不保。中國古文明這次面臨的危機，用張之洞的話來說，就是「國亡、種滅、教毀」的危機。教，這裡是指道統。李鴻章把這場危機形容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於此可見這次危機之深重。

為了治這種宿疾，清末民初，朝野的仁人志士，試過了各種各樣的藥方，土的也有，洋的也有，甚至服過祖傳秘方。但是，這場病始終治不好，甚至有時越治越壞。

最初，服過魏（源）馮（桂棻）「船堅炮利」，洪（秀全）楊（秀清）「農民革命」的藥方，後來服過張之洞「中體西用」、康（有為）梁（啟超）「君主立憲」的藥方，接著服過義和團「群眾暴動」、孫（中山）、黃（興）「三民主義」的藥方。但是，病情沒有多大起色，甚至更形惡化。你抱怨我用的藥方太重，我抱怨你用的藥方太重，一個抱怨一個，都怕不但沒有把病人治好，反而把病人治死了。

正在這個時候也即到了五四時期，忽然發現了馬家村。馬家村有一種新發明的特效藥叫做馬列主義，專治疑難絕症，可以治中國古文明的宿疾。有詩為證：

山重水復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個村子就是馬家村。

這次中國古文明的病與前幾次很不一樣，但卻與當時世界其他各國所得的病很相似，病源病症大同小異。中國本來以為只是自己得上了怪病，後來發現不少國家也得了跟自己同樣的怪病，所以看到不少病兄病弟，也有詩為證：

青山繚繞疑無路，
忽見千帆隱映來。

第三世界被壓迫的國家就是「千帆」，於是中國加入千帆，一起搞革命。孫中山認識到這一點，他臨終時說「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毛澤東也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的命運同世界上被壓迫國家的命運從此結為一體。這是到五四時期為止的情況。

輕舟已過萬重山

上面我用生病的例子來說明中國古文明在近代所遭遇的挑戰。實際上，它所經歷的歷程的確非常艱苦。下面簡單地回顧一下歷史。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政權，1975年5月1日越戰結束。越戰是個重要階段，標誌著西方在亞洲的霸權已進入強弩之末的最後階段。接著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中共從此從「暴風驟雨」的革命時期，進入「和風細雨」的改革時期。

在從1919年到1976年這六、七十年間，大大小小的國內外戰爭和衝突，可以說多得不勝枚舉。但總的來說，可以用三座大山來比喻，就是推倒了三座大山。1979年初短暫的中越衝突，性質上是一場有限度的局部衝突，對中國不構成安全威脅。另外，中共已經裁減百萬名解放軍，這也間接地證明了中共目前具有一種審慎的安全感。

目前，大陸國境四周出現了比較安全的局面，這是自乾嘉之交兩百多年來中國未曾有過的和平安定局面，也就是終於出現了所有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局面。對於這段曲折反復的驚險歷程，也有詩為證：

兩岸猿聲啼不住（盡），
輕舟已過萬重山。

中國古文明現在已渡過了萬重山，開始進入比較平坦的航程。

馬家藥方起絕症

中國古文明經過這番折騰之後，終於獲得新生。這是不是馬家藥方治好的呢﹖這也許是一個世紀性的爭論，因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很難得到一致公認的答案。孫（中山）家信徒說，三民主義的藥方更有效，杜（威）家的信徒說，自由主義的藥方更有效，熊（十力）家的信徒說，新儒家的藥方才最有效。但是根據歷史事實，中國文化和歷史傳統，本文可以列舉下列十大理由來證明馬家藥方較其他各家藥方更適合中國古文明的病情和體質。

第一、整體回應：整體回應，英文叫做totalistic或holistic response，也就是李大釗所說的「來一個根本改變」。所謂根本改變，就是整體改變。中國古文明在近代所面臨的挑戰來自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整體式的挑戰，所以回應也必須是整體式的。服膺馬列主義的李大釗倡導的根本革命論是整體式的，所以符合當時中國需要。服膺自由主義的胡適之鼓吹的點滴改良論，不是整體式的，所以不符合當時中國的需要。

第二、歷史主義：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中國人是一個具有強烈歷史感的民族。儒家是歷史主義，馬家也是歷史主義，所以決定論者一也；所不同的是，儒家是道德決定論，馬家是經濟決定論。兩者都是歷史主義，所以互容，一個強調道德，一個強調經濟，相反相成而可以互補。

第三、知行合一：馬家主義「掌握理論，改變世界」，強調行動強調實踐。儒家主張「學以致用」，所謂「學以致用」，就是修、齊、治、平，也是強調行動，強調實踐。所以儒家、馬家都反對所謂「為學問而學問」，不搞象牙塔裡的純知識。五四以後，馬家的信徒李大釗、陳獨秀，這些象牙塔裡的知名學者紛紛投入實際的革命行動。而杜家信徒胡適之卻回到書房，整理國故。這不僅因為他們個人的志趣互異，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所信奉的主義不同。胡適之說，他不講主義，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第四、社會主義：馬家是工業社會主義，儒家從秦漢到明清的帝制時期，從現在的社會科學觀點來看，可以說是農業社會主義。這裡說儒家是農業社會主義，主要是因為它至少包括下列幾個構成部份：家族共財，由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導出的群體意識和宋儒民胞物與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思想以及公天下的崇高理想。這些都可以同馬家的工業社會主義思想互容互補。

第五、辯證思維：思維方式也很重要。古典儒家執兩用中的中庸主義以及宋儒內聖外王的仁性唯心辯證思維，是一種中國式的唯心辯證思維。馬家對立統一論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理性唯物辯證思維，是一種西方式的唯物辯證思維。由此看來，儒家、馬家都是辯證思維，所不同的是，一個仁性，一個理性；一個唯心，一個唯物，兩者相反相成而互容互補。

所以，五四以後，深受儒家傳統薰陶的中國知識份子對馬家的唯物辯證思維，覺得似曾相識，比較容易接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於馬家的辯證思維方式，這裡不妨依照宋儒內聖外王的內外思維，把它簡化為下上思維，即下決定上，上反作用於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仿照內聖外王，把下上思維賦以具體內容，稱之為下專上紅，專就是經濟基礎，紅就是社會主義大公無私的理想。由此可見，儒家的內聖外王和馬家的下專上紅是多麼可以互通，多麼可以互容互補了；同時，儒家的內聖外王同自由主義的形式邏輯思維又是多麼地格格不入了。

第六、政教合一：馬家、儒家都是政教合一，馬家反對宗教，儒家對宗教介於可有可無之間。這裡政教合一的教，是指教化的教，不是宗教的教。蘇聯的列寧是政教合一，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政教合一，西方的多黨議會政治和政治多元民主，對中國這個政教一元的禮治國家來說，是相當陌生的。

第七、暴力奪權：儒家雖然讚揚禪讓，但並不排除暴力奪權，如湯武革命，推翻暴政，一直為儒家所稱頌。特別是中國朝代的遞嬗，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馬上得天下」、「刀把子出政權」的，就是連宋太祖黃袍加身，也主要因為他是京城的禁軍首領。這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和政權轉移的傳統，不管你喜不喜歡，它都要發生作用。

馬家主張階級鬥爭，暴力奪權，這同儒教中國的政治傳統是完全可以互容的。且馬上英雄才會被視為「真命天子」，才能坐穩江山，否則頸上難保。

以上是就近代中國一般的客觀條件以及馬家、儒家的思想體系和中國的政治傳統而言，下面再列述三點實際考慮：

第八、合理先進或後現代：五四時期適值資本主義陷入危機之際，當時的志士仁人，除李大釗、陳獨秀之外，在一定的意義上還包括孫中山和朱執信等國民黨人，都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先進，是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後現代社會。所以，中國的革命應當走社會主義道路或汲取社會主義之長，免蹈資本主義覆轍。

第九、蘇聯的革命實踐經驗：馬家理論雖然很好，但能不能實現呢﹖梁啟超早在《新民叢報》上介紹過社會主義，但從來沒有在一個國家實現過，現在列寧終於把馬家理論在蘇聯實現了，所以不再是烏托邦式的空理論。蘇聯的列寧主義提供了一整套實踐馬家理論的理論和經驗，特別是關於反帝、建黨、建軍、動員組織群眾的理論和經驗、綱領和辦法。當中國革命者包括孫中山在內，都陷入絕境時，只有試試蘇聯的經驗，走蘇聯的路了。

第十、治絕症用猛藥：馬家藥方是一副猛藥，吃下去之後很不舒服，例如搞階級鬥爭，與傳統決裂等，都會產生強烈反應。但是，在此之前，各種藥方都試過了，都治不好，群醫束手無策，怎麼辦呢﹖只有試用猛藥，以期萬一。

1921年以後，服用了馬家猛藥，果然藥到病除，垂亡的中國古文明，起死回生，呈現一片生氣蓬勃的氣象。最明顯的特徵是，1949年以後，建立了一個比秦漢、隋唐、元明清開國初期有過之無不及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罷黜百家，獨尊馬家

上面已經列舉十點理由來論證中國古文明的再生同引進社會主義，具有密不可分的有機因果關係。下面將再論證社會主義對今後中國建立物質和精神文明可以作出何種貢獻。

1949年以後，馬家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而處於獨尊地位，傲視百家。這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出一轍，中國歷史又一次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到了自己的軌道。

這必然會引起一個問題；馬家的藥方是特效藥，還是萬靈藥﹖

應該是特效藥，不是萬靈藥，因為根本沒有能治百病的萬靈藥。

古人說，天命無常。天命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歷史任務。任務不同了，問題不同了，病症不同了，當然藥方也不同了。

1976年以前的天命是三推，推翻三座大山；1976年以後的天命是兩建，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兩建時代，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問題的提法不同了，對事情的看法也不同了。這樣一來，在三推時代，被認為同中國大傳統不互容、不互補的東西，在兩建時代卻可以互容互補了。所以，許多事情，許多問題，許多人物，需要根據新的要求，重新評價，重新認識，重新對待，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例如胡適，在30年代說，中國沒有三座大山，只有五個鬼魅，就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前一半他說錯了，但後一半，在現在看來，仍有現實意義，當時他說「五鬼鬧中華」，現在五鬼中，雖然趕走了疾病和擾亂兩鬼，但又增加了落後和官邪兩鬼，所以還可以說「五鬼鬧中華」，這樣一來，他專治五鬼的藥方的點滴改良論，對現在的改革開放路線，四個現代化也可以起一定程度的互容、互補作用了。

同樣的，孫家的三民主義藥方，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復觀和牟宗三所代表的新儒家的藥方，殷海光及其門人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藥方，都含有同馬家的藥方可以互容互補的成份。

所以，兩建不僅僅是馬家事業，也是當代中國其他各家各派的共同事業。

下面將從經濟型態、社會人倫關係、政治型態和意識型態四個方面，來推斷今後在馬家定於一尊的大形勢下，再生的中國文明繼續發展的具體內容和路向。

第一，在經濟形態方面，徹底改變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農業經濟結構，繼續使引進的工業經濟、合理的管理方法、市場機制和個體所有制等，在馬家大原則的指導下植根於中國土壤，並使它們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文明的有機部分，加強建設強大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提供豐裕的物質基礎。

第二，在人倫關係方面，應以超家族的現代經濟人倫為主，傳統的血緣人倫關係為輔，建立一套既能符合功能需要，又能體現中國禮教優良傳統的新型現代人倫關係。禮教吃人的現象是帝制時代宋明理學的不合理的部分造成的，這筆帳絕不能算到經典儒家身上。當然，現在國內流行的關係學，走後門等唯親主義的不良現象，直接地或間接地源自禮教傳統，需要嚴厲批判抵制。

第三，在政治形態方面，中國已經初步地從家天下過渡到公天下，國共兩黨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中都有個「民」字，這至少理論上或理想上，表明國家為民所有，而非一姓所有，國民黨的家天下，二世之後，已經壽終正寢。李登輝繼任總統及民進黨崛起，證明台灣政治已走向公天下的民主政治。

共產黨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輔以傳統的禪讓和輔政方式的公天下，毛傳給華，華禪讓給胡，趙繼承胡，江又接替趙，多少帶有傳統的攝政王輔政的色彩。這算不算民主呢，客觀地說，這種政權轉移方式介於傳統禮治民主和近代民主法治之間，是一種過渡形式。但從歷史高度來看，能夠擺脫數千年家天下的傳統，已向公天下的民主目標邁進了很大一步。

如果說這是共產黨向民主走出的第一步，那麼下一步應當是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承認黨內有派系在的客觀事實，仿照美國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兩個政黨」的兩黨制，在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下，搞「一黨兩派制」，以合理的制度化方法來解決同志之間的矛盾。

我們可以從文革汲取很多教訓，但作為中國主要執政黨的共產黨必須首先以民主方式合理解決黨內矛盾，應該是最大的教訓之一。

等到黨內大民主制度化了，然後循序漸進，再搞一黨領導下的全民民主，將政權向全民開放。

下面順便提出幾個與民主有關的問題：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封建主義﹖什麼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

我們在討論民主問題時，必須首先把這三個基本概念搞清楚，封建主義和民主這兩個概念已被人用濫了，一發現毛病就歸咎於封建主義，擺脫不掉五四時期全盤否定傳統的影響；一討論民主，就以美式民主為標準，似乎捨此就別無民主可言。試問創造經濟奇蹟，保持安定團結的日本，有沒有殘留封建的東西﹖歐洲各國有沒有殘留封建的東西﹖日本有天皇，英國有國王，甚至由社會黨執政的西班牙也有國王，它們算不算民主國家呢﹖王室的存在，保持歷史和文化的連續，可能反而有助於民主進程和現代化，傳統中國以禮教文明自豪，這深厚的禮教秩序同社會主義秩序之間有沒有可以互容、互補的合理因素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同禮治徹底決裂呢﹖

這些問題不能簡單回答，必須作過深入研究之後才可以作出結論。

在我們這個有十億人的、歷史悠久、國土遼闊的文明古國搞民主，不顧到本國的特殊國情、歷史文化、政治傳統，是注定要面臨不可克服的難題的。

這裡提到的國情、政治傳統，除了禮治之外，還有悠久的官僚制度，相權制度和御史制度也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

孫中山看到了御史制度，中共現在設立紀律委員會，似乎用意相同，孫中山如果地下有知，一定會興「吾道不孤」之歎。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是要使人注意與民主有關的傳統制度問題，這應該是物質建設中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這個問題不研究好，就會在建立民主制度過程中照搬人家的民主制度，就會無法體現中國自己的國情。

第四，在文化思想方面，意識型態定於一尊基本上不是問題。英、美定於自由主義，法、西、義定於歐洲式的社會主義，都有所定，都有這種或那種的指導思想，問題在於如何對待其它百家思想，中共提出百家爭鳴的文化思想方針，但這是春秋戰國式的爭鳴呢﹖還是兩宋式的爭鳴呢﹖郭沫若曾經將百家爭鳴界定為「交響樂式」的爭鳴，就是基調由馬家定，其它各家要和著基調，不能走調，根據這個定義，這不是孔孟時代自發式的爭鳴，而是二程朱陸時代指導式的爭鳴，但即使在朱陸時代，私人還可以講學，傳授一家之言，言論尺度是相當寬的，反觀1949年以後，馬家一家獨鳴，其它各家不是作壁上觀，就是隨聲附和。在三推時代的非常時期，緊縮言論尺度或有必要，但在兩建時代，爭鳴的尺度應酌情放寬，至少不能少於兩宋時代的爭鳴尺度。

同爭鳴同樣重要的是爭鳴的精神和態度，爭論批判是好事，但有關純學術問題的爭論，應當要有孔子那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跨行（專業）發言尤宜慎重；要有兩宋理學家和馬克思那種把敵對的學派吃透的精神。比如，程灝自言，「氾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有得。」換句話說，他先把敵對的老釋吃透了，然後才成一家之言，開創了理學。馬克思花了畢生的時間把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德國的理想主義吃透，才創立了自己的學派。

現在海外有一種不良學風，就是情緒上反馬家，這樣怎麼能把它吃透呢﹖新自由主義者有這種毛病，新儒家也有這種毛病，這也是很不利於百家爭鳴的。

結論：熔馬克思主義和儒家傳統於一爐

由上所論，顯然可見中國古文明的新生和發展是走著一條將社會主義同儒家思想體系和禮治國（Cconfucian State）傳統相結合的道路；簡單地說，也就是既非走一條張之洞所說的「中體西用」的路，也非走一條李澤厚所說的「西體中用」的路，而是走一條「中西互體用」（中體西體互容互補，中用西用互容互補）的路。

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實踐固然證明了，這是引導中國古文明走向新生之路，今後在兩建時代，歷史的實踐必然仍將證明，這是中國古文明繼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不論其過程多麼曲折反覆。

回顧中國古代，儒家將印度佛學吃透，創建理學，走的是一條中印「互為體用」的路。環顧當代，成功的現代化國家和古文明也是走的這條路，如日本搞「日西互為體用」、蘇聯搞「俄西互為體用」；頗饒趣味的是，拉丁美洲各國正在搞「拉歐互為體用」，創建適合拉美國情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這個影響深遠的學術思潮，很值得我們注意。

大家都走這條路的理由很簡單；引進的東西，不論多麼先進，多麼完善，必須同自己固有的性質相近的東西接根；否則，必然如無根之花，面臨枯萎凋零的命運。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現代化與現代化理論。實際上，現代化並不是什麼新東西，中國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一直在搞現代化；現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是現代化；是一條更適合國情、更符合中國所處的客觀條件的現代化道路。所以新的是現代化理論。這套理論是五、六十年代之交，歐美社會科學家搞出來的。它有特定的內容，特定的目的；其內容是歐美現代化經驗，其目的是在對抗另一套現代化理論：馬克思主義。目前，海內外論者不察，將現代化和現代化理論混為一談，造成觀念上嚴重的混淆，以致輕率地得出一條結論：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是現代化；中國要搞現代化，必須照搬歐美經驗，特別是美國的經驗。不幸的是，美國的現代化經驗，在所有發達國家中，同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傳統最格格不入。近代中國歷史證明：此路不通，過去不通，現在不通，將來也不會通。

這種存在於目前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嚴重思想混亂現象，如不克服，勢必嚴重阻礙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程。

總結而言，今後中國古文明獲得新生後的社會主義文明，其主體應為合兩家之長的儒學馬克思主義（Confucian Marxism）或馬克思主義儒學（Marx Confucianism）；在此基礎上，再汲取百家之長，特別是歐俄的社會主義和歐美的自由主義。

馮友蘭晚年也不時發表類似的看法。他說他正致力將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學思想相結合，他所謂毛澤東思想，是指中共全黨的集體智慧，不限於毛個人的思想。馮友蘭是位學者不是黨的理論家，所以他搞的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儒學，繼承古代素王之學的傳統；中共官方統治理論自李大釗以下至毛澤東，實際上搞的是儒學馬克思主義，繼承古代帝王之學的傳統，雖然官方一再批判攻擊儒學及其有關傳統。

今後這兩股思潮勢將繼續發展下去，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