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懷有對美國過度的期待

50年代，中蘇兩國的結盟打破了19世紀以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獨霸全球的局面，而有東西冷戰形勢的出現，並迫使歐洲沒落和美國的崛起。60年代後，中蘇兩國由齟齬而至反目，也致使冷戰結構瓦解，以至89年中國出現「六四事件」，東歐也出現脫離蘇聯的風潮，甚至蘇聯本身也出現分崩離析之勢。尤其在海灣戰爭之後，美國已然形成「獨霸」之勢。所以，中蘇兩國的離合實關係著整個當代世界史的走向。

在冷戰結構瓦解後，89年戈巴契夫訪華，出現了中蘇的新關係，再經過「六四事件」、東歐風潮，以至海灣戰爭之後，這次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訪蘇，是否有新的中蘇關係出現的契機，實令舉世矚目。

為了分析中蘇兩國未來的新關係，我們不能不做一些必要的歷史回顧。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蘇聯宣佈放棄沙皇時代的在華特權，不但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帶來了希望和信心，尤其鼓舞了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並成立中國共產黨；「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也發出了「以俄為師」的回應，致使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分裂而轉向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也因意識型態的分裂，在孫中山逝世後，1927年有國共兩黨的鬥爭和內戰，而在49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

但是，蘇聯在列寧逝世之後，斯大林主義時期的對華政策，就包含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因素在內。49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共還在「一面倒，倒向蘇聯大哥」的時候，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指出：「蘇聯企圖使中國北方諸省脫離中國，這裡面埋藏著中蘇不可避免的發生衝突的種子。毛實際上不是一個衛星，他掌權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蘇聯軍隊扶植上台的。我指出，這一情況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的財富。除非為了特別的戰略目的，否則我們決不能採取某種行動，使我們代替蘇聯成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

證諸於後來的發展，艾奇遜的觀察並沒有錯誤，只是50年韓戰爆發之後，美國不能不成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不過還是保留了沒有以麥克阿瑟的美軍解除蔣介石武裝而將台灣「歸還」日本，也因此預留了79年中美建交的可能性。

蘇聯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終於在60年代後逐步出現，中國被迫只好發展獨立的國防體系，而於64年第一次原子彈試爆成功，66年第一次氫彈試爆成功。斯時，蘇聯竟陰謀企圖摧毀中國的核子設施未遂，而百萬雄兵壓境。在這種情形下，迫使中國為自保而聯美制蘇，才有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的訪華和《上海公報》。

在失去了中國的合作之後，蘇聯擴張主義只有獨立的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一個生產力落後的社會主義大國，和一個繼歐洲而起壟斷全球資源的資本帝國主義大國的軍備競賽，其勝負其實不問可知。在這場競賽中，雖然美國也發生經濟的困難，但蘇聯更是無以為繼。85年，戈巴契夫上台，只得「新思維」的向美國尋求和解，還企圖與美國和解保持兩霸的世界局勢。但美國並未放鬆，而步步進逼，蘇聯才想到也與中國和解，而有89年戈巴契夫的訪華。但為時已晚，接著而來的是東歐風潮，並且波及蘇聯本身，甚至發生今年的糧食匱乏問題。

中國為了自保而聯美，也產生國內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價值信仰瓦解，而發生「六四事件」，美國在沒有蘇聯的後顧之憂後，乘勝追擊而進行全面經濟制裁，甚至向西藏和台灣的主權立場挑戰，而企圖屈服中國。

在美國霸權主義的壓力下，中蘇兩國已出現了共同的戰略利益，但是由於各自國內的經濟、政治的困難也出現了各自對美國依賴的期望。這次的中蘇的「聯合公報」正是這種共同利益和各自期望的表現形式。但沒有經過「六四事件」的蘇聯，對美國的期望似乎還高於中國。

我們必須指出，中蘇兩國對美國依賴的期望終必落空。在現實上，美國目前的經濟能力是否可成為中蘇兩國渡過經濟難關的依賴，實令人懷疑。從主觀的意願上來說，蘇聯發生糧食問題後，得過美國什麼實質的援助沒有﹖我們也要向北京當局指出，布希總統雖然做了繼續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表態（目前尚未落實），其政治代價如何，也不能不慎重考慮。中蘇兩國目前的經濟困難，除了自己咬緊牙關和相互扶持外，如果要對外有所期待的話，恐怕期待西歐和日本要比期待美國實際得多。

宏觀今天的世界形勢，中蘇兩國沒有必要回到50年代的結盟狀況而引起美國的反彈，但是，必須聯合西歐和日本，以形成21世紀的世界新秩序。並且，穩定了中蘇二個社會主義的大國，才可能避免美國「獨霸」的形勢出現，西歐和日本才有可能性；在一個國際多元中心的秩序中，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才有改善的可能。「解放全人類」，在可預見的未來也許仍是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但是，只有中蘇二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合作，才有可能保全自己，制衡美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而在未來的21世紀中，減輕第三世界國家所遭受的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