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

法國的「社會主義女強人」

中共所既抱怨而又畏懼的「蘇東波」，使人一度有意無意地感到振奮：這一下「社會主義」該完蛋了－－或者至少來日無多了，蘇聯本身及其政經同步改革所引起東歐甚至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的搖撼，便是明證！然而最近熱中於報導柯松夫人被密特朗總統任命為法國首任女總理－－從而使她「社會主義女強人」或「密特朗的『鐵娘子』的英名不脛而走的人們，卻似乎又暫時忘卻了社會主義的可怕或可鄙，這是什麼緣故﹖難道西歐的社會主義竟也和它的資本主義與民主一樣的可親或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們知道，英國也有英國的社會主義和黨派，而斯堪的那維亞地區的國家也是如此，德國更自有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某些民主社會主義傳統。有人甚至說像瑞典這樣的國家中，其自殺率之有時特別高乃是由於「從搖籃到墳墓」都把人們照顧到了的社會主義行政、其實把人們的行為與活動都規範得叫人覺得「活著沒有什麼意思」的緣故。所以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和運動，其實在西歐社會裡一直很普遍，有的還把柏拉圖「共和國」以來的理想－－和中國的「大同」理想一樣－－也包括了進去，而孫中山先生也因此有「57種社會主義」的說法。無疑地，只有馬克思自視其學說為「科學的（在實踐上可以加以驗證的）社會主義之後，根據其歷史唯物論而推斷其為人類最終「共產主義階段」的前奏、從而引起藉由階級鬥爭而實行奪權的蘇聯革命與世界革命運動，社會主義一詞才為人所恐懼與詬病的。更不消說，吃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接踵而來的革命得逞的虧的人，很難得對誰今日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有什麼好感。然而為什麼有些人今日提到法國的「社會主義女強人」卻好像蠻不在乎、而對於自從1981年以來就主持巴黎政局的社會主義者密特朗總統及其政黨和信仰也熟視無睹呢﹖

想來除了「蘇東波」所代表的社會主義之外，還有未始不能為人們一時一地所忍受、容納、甚至支持的一種社會主義存在或繼續運行的可能吧﹖

就拿法國的社會主義來說，除了像傅立葉這類的烏托邦式先行思想家而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30年代中期的法國（和西班牙）著名「人民陣線」政府中便有社會黨主導角色出現。那時他們所要對付的勢力是方興未艾的法西斯主義者及其政黨，而1981年密特朗和他的社會黨之所以在選戰中獲勝，則是由於與共產黨聯手才打敗了熱中於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為求對蘇聯爭取緩和而在外交上幾乎把法國「芬蘭化」了的出身於「特權階層」的德斯坦所主持的政權。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密特朗一上台就把法國的五大主要工業和大多數的私人銀行機構國有化以遏阻德斯坦治下貧富兩極的分化，但在對蘇態度上則正因有四名共產黨人入閣而反配合美英政策的轉趨強硬，以示他作為社會黨黨魁主導法國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原來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歐洲的社會黨人同共產黨人已發生分裂；後者抱怨前者的溫和妥協而與「福利國家」思想合流，說他們是「社會叛徒」，在客觀上「幫助資本主義維持下去」，而前者則指責後者的過於激進，說他們背叛了「民主社會主義傳統」、並且慫恿了蘇維埃體制的獨裁。法國社會黨在遭維琪傀儡政府一度解散之後雖於復國後重組，但在爭取勞工階級支持方面，早已讓位於共產黨而在積極參加戰後政治與組閣活動中，愈來愈成為公務員、中低收入專業人員以及其他白領階級員工的政黨，所以他們的政策在有選擇的「國有化」取向原則下，特別著重影響大多數人日常生活與幸福的公用事業的控制與社會保險的改善等等。再在政黨政治的正常運作基礎上制度化地和非社會主義勢力競爭，所以密特朗的社會黨政府竟十年在位而未衰，所以今日才又見「雄」姿英發的女強人出任總理，矢言「將把法國建設得和德國一樣強大」。更由於女強人竟自排除任何共產黨人入閣，而且行政以解決失業為急務，據報「法國國內企業界頗表歡迎，法國股票指數明顯上升。而法國民意調查顯示，此番內閣改組，法國一般百姓反應還不壞」。

所以法國今日的「社會主義女強人」反到似乎成了輿論界的寵兒－－或者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諸國相比至少沒有變成棄嬰。

那末，對於「社會主義」難道會有一種「厚此薄彼」的可能嗎?!在台灣，理性上（那是說在多年反共、也反社會主義的理性上）不可能，但事實上（情緒上﹖）卻已經出現了。這使人不得不聯想到彼岸鄧小平所致力建設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聯想的關鍵特別是柯松夫人在1981年初次入閣時，乃是在密特朗總統下面當農業部長而做得不很成功，所以1983年就轉任外貿部長。

「法國農產品出口，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國，農業問題在法國極為重要，也極為棘手。誰要是傷害到法國農人的利益，絕對會被弄的頭破血流」，今日的報導如此說。

那末，中國大陸的農業問題呢﹖讓我們且看鄧小平如何說。根據他1984年6月30日會見一個日本代表團的談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所以，我們首先要解決農村問題，在農村實行搞活經濟和開放政策，調動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積極性。」而解決的辦法，則主要是「包產到戶」的「責任承包制」，那就是耕者都有其田（雖不擁有但無虞包耕），而且上繳定額的稅糧之後，多餘的便歸己，而稅糧的比例在今日平均的畝產能力水準上是不算特別高的。

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

這種新情況（那是較之於合作社、公社時期論工分、吃大鍋飯的舊情況來說），但凡到過大陸農村基層有所瞭解的，都可以證見到農民「積極性」的增強與對鄧本人幾乎毫無保留的稱道。所以鄧同時對日本客人說：「我們是在1978年底制定這個方針的，幾年功夫就見效了」。只有深入基層作過此種瞭解的，才知道鄧不是在吹牛。相反的，他之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之所以堅持不能「手軟」，正因為他著眼於農村，要把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信賴把握住－－因為「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誰需要「穩定的基礎」﹖是中國社會，更是中共政權。所以民運人士所要求的可能就是鄧心目中的「漂亮」（門面）－－對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來說，好看卻不好「吃」，甚至可能連什麼「看」頭都沒有！因而農村大眾如對天安門事件一無所知也算不了什麼。剝奪他們「知的權利」的說法，正可能算是這種「漂亮」。

於是，在鄧心中，在農村講社會主義和在城市學資本主義（和倣傚其民主）便有輕重緩急之分，而在農村人口中所調動的「積極性」，則正是地區、地區間和城市中學習資本主義的動力的來源－－現在農村中吃飯基本上有了著落，所以農閒的時候便是大家動腦經、動手腳去經營副業、成立個體戶或組織集體企業，賺難得的現金的時候了；雖然一樣不輕鬆，但與過去相較卻不可同日而語。

「馬克思主義最注意發展生產力」，鄧又解釋說；「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以求在「按勞分配」的原則下「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到「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之後，再進展到最後共產主義階段的「按需分配」。為什麼在「發展生產力」和「改善物質、文化生活」這方面不參照一下資本主義「注意」和致力、以及成功的程度呢﹖則鄧的目光和心態顯然被資本主義「分配不均」的趨勢和現象所阻礙。於是，他一方面說中國目前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的「小康社會」，但如果遵依「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則會「只有百分之幾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還是貧困」；另一方面又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體現在它的生產力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按照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所以「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不搞兩極分化」。

顯然，在農村，土地的國有和按人丁分配的包耕制度，便是此種「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典型體現；在城市中與此相關而牽涉到「向資本主義學習」與否的問題的，則有現在中共當局正在開始設法實施的配住房屋自購與增加租賃房屋收費的雙管齊下的辦法，以求減低國家在提供「住」的方面的（社會主義）負擔、和鼓勵發展國民在同一範疇中的（資本主義）「擁有」意願。這自然不失為一種「突破」，和試圖發行股票、債券來為大型工商企業發展籌集資金等較大的政策措施，有所配合，和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的一般改革開放和吸引外資的政策也很一致。

維繫革命理想的政策核心

在這方面，鄧頗具信心地說：「我們歡迎外資，也歡迎先進技術……這些會不會衝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呢﹖我看不會的。因為我國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衝擊不了……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補充。」這裡，他上面所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者，自然得打一些折扣；而外國資金後面的資本主義的影響力，也自然也可能帶來一些隱憂。但他接著說：「當然，這會帶來一些問題，但是帶來的消極因素比起我們借此加速發展的積極效果，畢竟要小得多。危險有一點，不大。」

如此看來，鄧小平借助於外國資金、且無懼於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影響力的勇氣，還是相當大的。社會主義是否能自行將其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恐怕不是他所能自行認輸的；但他之「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之更著眼於「分配」、以其他之堅信資本主義的道路會導致「分配不均」（當然，資本主義的分配是否就「不均」到他所說的程度，也是另一個問題），則顯然毫無疑義。而我們縱使就此認定他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直接關係到中共能否牢牢地抓穩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與兵源糧源）的支持、藉以平衡城市中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與可能不滿及動亂）的離心力、從而穩定其政權、維繫其革命理想的政策核心，也不為過。而此一政策，同時便也具體地構成他所指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

（當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不如此簡單，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在1985年鼓浪嶼「台灣之將來」第二次學術研討會上有專題論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去找來參考，此地不多贅。）

由上所述，可見此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和法國當前仍然主政的法國社會主義在背景上有著巧妙的吻合！譬如說，法中兩國的國民經濟中農業的份量都很重－－對一些其他主要國家而言甚至也超重；其次，法中兩國在施行社會主義政策的詮釋與表現上，都淺顯易見地是要國家在財富與資源分配上扮演不可或缺的公平角色，以免肥了少數人，瘦了多數人（如像平均地權和公用事業國有化）；第三，法中兩國都有一種「國內經濟向『左』、國際政治卻不一定自然隨之而向『左』（如親蘇）」的政策考慮和表現－－不過，在這一點上，在法國可稱為「向左」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對內搞活」與「對外開放」的雙重修正之下已經算是很「向右」了。

國內均富與國際均勢

在這種情形之下，法中兩國的社會主義都在國內有「均富」、在國際有「均勢」的需要，而和壓根兒「站在」什麼「陣營」的附庸決策構想有所不同－－縱使我們把鄧小平的發展政策客觀現狀稱為「均貧」也罷，何況有以致此的血腥階級鬥爭早已成為過去﹖

就中國大陸可見的未來而論，恐怕中共以外的任何新的執政黨（如果能出現、會出現的話）都對取消鄧小平此時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這種政策考慮必得三思而行－－單是九億兩千萬（大陸人口80%）的農民就不好惹，而他們的擁護自然同時又當是任何執政者夢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