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於21世紀的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如果長期地處於那麼一種「模糊狀態」，而有什麼風吹草動，便隨時可能掉入「危機情境狀態」，大概是雙方的人民與政府都承受不了的。

道理是很簡單的：這個關係，其意義與作用，不止於對兩國之間的外交往來，不止於對第三者的利益會有所影響；更在於，它對兩國內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波及幅度。

中美關係有一個多層次、多方面的結構「盤根錯節，糾纏不清」

這麼一種「盤根錯節，糾纏不清」的狀態，便使到雙邊關係的好壞，是到了「反反覆覆，欲罷不能」，不是一個層面的權威人士（如雙方的最高政治領導人）可以「說了算」的境地。

說得淺白一點，兩國都有不少經濟、政治、教育、宗教、媒體、軍事……層面的人士及其集團，在雙邊關係中展開活動，並且發生日益密切的交流協作關係；因此，兩國外交關係的好壞，對這些利益集團自然會發生不同程度和方面的影響；有了切身利害，是它們所不能袖手旁觀的。

特別是美國，它本來就是一個由不同的利益集團─壓力團體組成的龐大社會系統；它的對外政策，必須對這些內部集團的互相交叉的利益進行平衡──比如說，少數鼓吹人權的團體，前一陣，利用新上台的民主黨總統對亞洲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替天行道」意識，發動鋪天蓋地的攻擊，企圖把美中關係扭曲為「改善中國人權」的政策；這一來，導致美中關係的嚴重動盪。對於這些「人權─民運戰士」來說，自然是一項「重大勝利」，但對於其他利益集團（如，中部農業州縣和基金會以及金融─工業集團）來說，失去了中國市場，豈是可以容忍的事？所以，它們必然要反對這樣的「人權外交」，逼迫克林頓總統在反共反華政策上改弦易轍的。

外國人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析研究，必須注意到這個「內部矛盾」的作用的。

台灣問題不可能破壞中美的根本關係

同樣的分析，也可用於理解美台關係──台灣獨立固然是某些美國人所追求的；但是，台海形勢維持現狀，以至於同北京進行某種巧妙的合作來防止台獨，是符合更多美國利益集團的利益（也可以說，更為符合廣大美國人民的基本和長遠利益）。

也許，這就可以用來解釋，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10月底訪問紐約的時候，為什麼過去幾年在「台獨問題」上十分活躍的美國國會竟是那麼低調；比如說，參議院領袖多爾和眾議院議長金裡奇都出奇地保持靜默──固然，親台的國會遊說團可以要求他們通過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這樣的議案；可是，中國也可以透過進入中國市場的工農業─金融業利益集團，向他們施加日益難以抵擋的壓力的。

或許，可以這麼說，李登輝「校友外交」以來的中美爭執和10月24日「江克紐約會談」的一個重大發展，是讓美國人逐步地接受這麼一個現實（或者說，發展大勢）：在台灣問題上採取「脫離接觸政策」，是美國終於要（痛苦地？）接受的現實；而且，這樣做，可能是對美國、台灣、中國及亞太地區……都是有益、有建設性的舉措呢！

強化兩國正常關係的「三跨越」協作

顯然地，兩國的有識之士也在採取一系列「跨越世紀，跨越產業，跨越文化」的「系統工程」，來強化雙邊關係「正常情境」建立所需要的雄厚穩固的基礎。

──江澤民在前往紐約之前，同其他中國領導人接見了不少訪華的美國商人、官員、議員以及媒體人士；而在紐約期間，他不出席市長和克林頓總統的宴會，卻忙於會見美國的重大財經界團體的代表，並多次接受美國記者的訪問。對於中國人來說，要落實「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對美政策，是不可能只依靠美國的政治人物；而要引入更多美國的利益集團，變成「共同事業」的。

──至於美國方面，在「江克紐約會談」之後，國防部馬上訂出一系列高官訪華的計畫；而國防部長佩裡在西雅圖的一個公開講演裡，肯定兩國在軍事領域合作的必要性。與此同時，繼商務部長布朗之後，美國副貿易部長所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也將於11月上旬到北京活動……顯示出，對於克林頓總統來說，不適當地加強對華的友好往來，是抵擋不了各個方面的利益集團進入中國大展鴻圖的壓力的。

可見，內外政策的需要和壓力，逼使兩國領導人及統治精英必須做出更多的努力，來消除雙邊關係中的「模糊狀態」；而使「正常情境結構」之開張，得以加強。

10月底的紐約，因為聯合國的慶典，成了冠蓋雲集，舉世注目的地方。

那個有一百八十多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紀念大會，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國家領導人的一次群英大會。在21世紀到來前夕，有這麼一個聚會，對於各國日後的內部發展和國際秩序的建立，會有其深遠微妙的意義與作用的。

「江克會談」是「大會」以外的一個「小會」

雖然，這是聯合國的一個盛會，但，發生在紐約市，涉及了美利堅合眾國；在一個意義上，美國總統是聯合國秘書長以外的另一個主人公；而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雲集於它的一個大城市，不亦反映出，當今之世，數第一大國，非美國莫屬！

這同8月底9月初的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大會及非政府論壇，有超過五萬名各種身份的各國代表，參加了在北京及其近郊懷柔市的活動，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在各個方面的發展，已經使到它在國際舞台上，居於一種不同凡響的地位。

因此，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菁英，聯合國50週年紀念的一系列活動，都給他們帶來了一個難得的證明其領導才幹及政績表現的機會；而在這裡，亦不可避免地，引發當今天下兩個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定位與作用的微妙競爭形勢。

那麼，10月24日上午在紐約市公共圖書館舉行的「江克會談」，對於走向21世紀的美中關係及國際新秩序之開張大吉，可能就是一件非同凡響的事件。

中美關係中美國採取攻勢

這個「紐約會談」，亦反映出中美關係的現實狀態：一方面，它沒有掉入「危機」情境（Crisis Situation），另一方面，它亦未能恢復「正常情境」（Normal Situation）；可以說，它是處於那麼一種「莫名其妙」的「模糊情境」（Fuzzy Situation）。

在一個意義上，在雙邊關係中，美國是居於上風；如果說這一個牌局，美國人手中可以叫的「好牌」和勝出的機會，還是比中國人略勝一籌的。比如說：

──在台灣問題上，不管是「和平統一」還是「武力保台」，他們還是隨時可以將中國人一軍的；更何況；在西藏、香港以至於中國內部建設……問題上（如人口、三峽……），他們的「無形之手」是可以對北京的人事和政策發生微妙的影響的；

──在中國和東亞（日韓）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上，一場微妙的競爭─鬥爭正在開展之中。見之於菲律賓總統拉莫斯近日來不斷在澳洲和美國大談「中國威脅論」，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美日兩國及台灣隨時可以聯手給北京添加麻煩的；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國際場合上，美國還是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擋中國一陣的；更何況，在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的鬥爭上，它還是不會放過中共和社會主義中國，給它那麼一個「專制、殘暴、黑暗、腐化」的「國際形象」的。

中美關係中中國的「攻守結合」

或許可以這麼說，美國人手上的「好牌」不多了，如果，不及早和及時地打出來，再過幾年，當對方手上的「好牌」增加時，優勢便會相對地失去（甚至是從此失去）──除非，美國人在其整體意識型態和外交策略上引進另一套嶄新的東西，否則，他們是不會賣（亦不需要賣）中國人的帳，同意後者提出的中美關係「16字訣」的（即「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

因此，對於在現階段處於守勢（或者說，相對劣勢）的中國人來說，面對美國人「以攻為守」的策略，可以做出的「以守為主，攻守結合」的反應可能是這樣的：

──他們知道，委曲是不能求全的；特別是對於「不斷出擊」的西方國家的外交策略，如果，不能進行「針鋒相對，有效反擊」，便不能有外交可言的。可是，反擊之道，在理論、形式、方法、程度上，都頗費思慮，需要諸多突破的；

──在處理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對周邊國家／地區（特別是對東盟）的關係，以至於整體的改革開放上，一個處於「正常狀態」的中美關係，還是一個有利的外因；因此，如何同美國作某種程度和形式的對抗而又得此外部助力，頗費工夫。

不過，「製造麻煩」和「不怕麻煩」的對壘，使兩國關係長期地處於「模糊狀態」，到底不是長治久安之正道；因為，它極有可能引發「危機情境」而非「正常情境」──這一個前景，肯定是中美兩國人民（甚至是第三者）所不能容忍與接受的。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美國總統克林頓藉參加聯合國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之便，10月24日上午，在紐約市，舉行了一個兩個小時的「工作會議」；就各個層面的中美關係問題，交換意見，並取得了一定的協議。在此之前，江澤民拒絕參加紐約市市長為各國首腦舉行的酒會，同時也沒有出席克林頓為各國貴賓舉行的國宴。

這一系列事件，可以說明，「六四事件」和李登輝「校友外交」以來受到了嚴重衝擊的中美關係，還沒結束「動盪狀態」。

換句話說，它仍處於「模糊狀態」；在短期內，有更多的可能演變為「危機情境」。

中美關係「模糊狀態」的深層結構

作者用「模糊情境」和「模糊狀態」這樣的概念來概括（描述）中美關係目前所處的狀態，得到了梁守德（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系主任，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訪問教授）的讚賞；認為在理論上與方法論上有其參考價值：

「……這種提法形象簡明，富有哲理，以一個新角度正確揭示了中美關係的現狀。中美首腦見面雖然熱情，但透露著冷淡。紐約會晤雖然取得某些成果，但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中美首腦時冷時熱和似冷似熱的握手和會晤，其實就是一種『模糊』，不像以往階段清楚鮮明，表裡如一。『模糊』是一種客觀事實，時冷時冷熱和似冷似熱的握手將會長期存在。這種現象雖然差強人意，但比不准握手局面好得多……」

其實，梁守德在另一篇論文中的一段議論，可以說，是從另一個方面支持了我的中美關係將在三、五年內處於「模糊情境─模糊狀態」這麼一個概括的：

「國際關係是以實力為基礎的。中美關係的美攻中守態勢還會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這是中美關係的這一態勢，加上中美關係存在的本質和地位，決定中美關係的走向將是時而緊張，時而緩和，緊張與緩和並存，但緊張不至於敵視對抗，雙方會以不破裂關係為底線，以妥協而結束；緩和也不致親密結盟，雙方的麻煩將一個接一個，始終處在摩擦與協調之中，中美關係的『谷底』到中美首腦峰會的安排，就是沿著這『走向』的軌道。當然，如果雙方處理不當，中美關係的發展就難以預料。」

中美關係中的「競爭─鬥爭態勢」已經形成

做為當今天下兩個大國（兩個不同性質與形態的經濟大國─政治大國─文明大國）無可否認地，在中美之間，如果還未發生「文明的衝突」，至少，其「競爭─鬥爭態勢」已經在形成之中──在台灣問題上的較量，可以說是現階段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一個意義上，美國人對台灣和香港前途問題上「全面介入─直接介入」的立場與政策，就是繼50年代「美式和平」開張而於80年代中衰以來，在「後冷戰─後西方主義時代」，要維持「西方文明─美式文明」在這個地區的優勢所必須做的一件大事──這樣的「陣地」，是否可以（也沒有必要）輕易放棄的。

如果，人們對杭廷頓這樣的「後冷戰文化戰士」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來看，台灣和香港以至於華南地區，是美國某些統治精英所揭示的「民主化」運動（特別是「第三波民主化」）所要覆蓋的地區──而以「新儒家文化─儒教文明）來取代那以馬列主義為基調的社會主義文明（或者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微妙之處，亦可見到中美關係走向21世紀的「競爭─鬥爭大態勢」的另一個組成方面。

這就很清楚地說明，北京方面再三堅持的華盛頓今後不可以讓台灣領導人到美國去從事宣示「獨立」與「分治」的要求，雖是擊中其要害，卻是強人所難──當美國人優勢在握，又有「天賦使命」和要「替天行道」，為什麼要「跟魔鬼進行交易」呢？

台灣問題可能引發中美關係的「危機情境」

顯然地，在台灣問題上，北京方面是很難做出令美國和日本滿意的安排的。

在一個意義上，正因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防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能把台灣島及其附近的海域置於它的完整的控制之下，所以才使到美國和日本可以繼續在那裡尋得政治活動空間；它們可以這麼說：是受到了「引誘」，才「被迫」這麼去做的。

換句話說，除非北京當局和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夠就台灣問題，在短期內，開發出一個合理和可行的模式，使到兩岸關係由目前的「模糊情境─模糊狀態」進入「正常情境─正常狀態」；否則，中美關係是會隨時陷入「危機情境─危機狀態」的。

11月底在日本大阪舉行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21世紀發展大計，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與作用；而這個聚會之所以受到各方注目，還在於中美兩國首腦就「紐約會談」未了的問題，可以繼續議論。

其實，跟亞太國家建立友好平等的關係，對美國本身的社會發展，亦大有作用。

狹小的太平洋上各方需要多多合作

人們可以預測：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大阪會談」，是針對兩國關係在「後冷戰─後西方主義時代」如何開張大吉的問題，所需要的持續探討的新回合；也許，在一些問題上，可以達致新的共識，但，根本的分歧，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得到解決的。

江澤民10月底在紐約參加聯合國成立50週年特別紀念會期間，做了兩個重要的講演：一是「紀念會議」上的〈讓我們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二是在美國─中國協會等六團體午餐會上的〈走向新世紀的中國與中美關係〉，它們可被視為中國的走向21世紀外交及其對美政策的重要文獻。

在紀念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我們要恪守以主權平等和互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國際關係準則」，和「我們要造成自主選擇，求同存異的國際和諧局面」；一般認為，都是對美國外交政策，國際政治行為及美中關係的一個抨擊。而在「午餐會」上的講演，有更進一步的發揮；裡面的一段話，對「大阪會議」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中美兩國所在的亞太地區，多年來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勢頭，為世人所矚目，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偌大的地球似乎變小了，浩瀚的太平洋也似乎變窄了，各國之間的相互聯繫更加密切了。所有這一切使我們深切地感到，中美兩國需要加強交往與合作……」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自我定位」問題

在一個意義上，中美關係的根本改善以及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怎樣再展鴻圖的問題，有一個重大的前提：那就是美國人的歷史觀、世界觀，以及自我形象……如何進行改造的問題──特別是美國人怎麼認識在「後冷戰─後西方主義時代」，美國─美式文明在這一個地區的地位，角色與作用問題。

這個「新思維」的取得，是不容易的，比如說，那以「白種人─盎格魯‧撒克遜族人─基督新教」（所謂「瓦式普」（WASP））為思想核心的統治精英，能否根本放棄其「替天行道主義」？這涉及它是否能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這些年來，所謂「文明的衝突」和「民主化第三波」，以至於「人權至上」……之類的議論，莫不反映出，它是自視「高人一等」，可以透過軍事恐嚇、政治壓力、經濟制裁以及媒體的宣傳，來逼使亞洲人就範，再次接受其美式文明─美式民主。

也許可以這麼說，美國是冷戰系統的一個「受害者」而不是什麼「勝利者」；因為，它至今不能擺脫「冷戰思想模式」，及早為自己找到一個「冷戰後」的發展模式！

「內部改革」是美國的「跨越世紀工程」

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曾經得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國家；兩個大洋保護著它，沒有大國在它的土地上進行破壞性的戰爭，而它長年來吸收了來自舊大陸（亞洲、歐洲、非洲）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智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脫穎而出，傲視天下是理所必然；因此，使它在50年代以來，投入同蘇聯全面爭奪世界霸權並且成為「唯一的勝利者」，亦在意料之中的。

可是，這樣的優厚條件和相對優勢，在21世紀裡，看來都要消失的：

──其他地區的突飛猛進（特別是亞洲的發展和歐洲的重組），不但會留住重要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而且還會跟美國競爭吸收這些稀有的發展條件；

──美國經濟的實力和潛力，不能失去此有利外因。更重要的是，它的成熟，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便達致的；實際上，它已經嚴重地老化，要在新千年裡，同歐亞以及非洲地區的新興經濟力量及其組合進行競爭，將會相形見絀的：

──從共和黨「百日維新」的無疾而終，還有辛普遜案所暴露的社會矛盾來看，美國政治─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亦存在著嚴重的老化問題。

總之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同亞太國家的平等互惠的關係，以及一個健康的美中關係，對於美國所迫切需要的某種形式的「內部改革」，正是不可或缺的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