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啟蒙的實踐場域

甚至在鄉土文學論戰後期與現代化論戰初時，三民主義既然成了歷史記憶的最高位階，國民黨史料重刊除了具保護作用外，更成了攻擊的武器，例如最常被夏潮系統成員引用的《中國國民黨為紀念九七國恥宣言》，《夏潮》就如此導讀這篇史料：「近半年來由『鄉土文學』引發民族主義問題的辯論，一些與漢奸﹑或美國CIA有關之文人及『雙重國籍』者動輒以『義和團』污衊愛國者。中華民國是唯一根據國父遺教而立國的獨立國家，故本志重刊此宣言，此文不但為國父個人之立場，亦唯一切國民黨黨員之立場，並且當是一切國民之立場及本志之立場。且望辯論雙方之國民黨黨員不得違背此立場，並望能稟持國父遺教繼續奮鬥」〔註20〕。攻擊國民黨正統態度的轉向，整個與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靠攏，並明指國民黨員之立場搖擺與忘掉該黨始祖的重要言論，似乎《夏潮》在身份認同上轉成傳統國民黨的正統態度，將之教訓一番。此攻擊性的身份陡然轉換，正該是70年代台灣左翼的特殊現象，屬於反叛陣營的，藉著統治者的史料導讀與詮釋，而指責國民黨將台灣倒向國際分工的資本邊陲位置，失去其革命歷史的宣示理想，從而反叛者《夏潮》繼承此革命理想，批判與其對戰的國民黨黨員立場；此為其高明之處，亦為不得不然之處。

台灣反支配的歷史位階

解讀三民主義裡頭具社會主義色彩，並證諸史實建立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傳統，來自於本國的歷史傳統，而非來自於外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從而再現了民族主義與階級意識的歷史意義，同時將台灣及中國包含在反支配的歷史位階裡頭，同時台灣史也進入挖掘﹑討論﹑建立脈絡。王津平就這樣的敘述：

「在合法的範圍內可以談到左翼的社會主義傳統，整理孫中山最進步的言論，包括從五四運動以來的社會運動，以及托派的言論，這樣子談，是因為台灣有它歷史地位的一個特殊性，即便在我們的理解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也有它的特殊性，所以看看《夏潮》的文章就有中國的普遍性與台灣的特殊性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歷史的研究就非常重要。」（《訪問錄》，頁43）

台灣歷史的特殊性，在於抗爭意識的高揚，王曉波談到：「我們整理台灣歷史，尤其是日據時代，我們還是以抗爭的焦點切入」（《訪問錄》，頁9）。《夏潮》總體的歷史整理，以抗爭事件維繫歷史的延續，但是因為夏潮系統成員內在左翼色彩的不一致性，整理的過程中有幾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以日據遺老親身經歷來訴說台灣抗爭史，如王詩琅《台灣抗日運動新探討》（1卷7期），吳濁流最後作品《記北埔抗日烈士蔡清琳》（1卷8期）；王詩琅曾是日據時代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成員，他覺得研究日據的抗日運動，不論是初期的武裝鬥爭﹑或者後期非武力的文化人士﹑政治運動中的右派﹑左派，「其原始反抗意識的萌芽，可以說都是出自對日人統治及民族的反感，然後再挑起民族意識發展起來的。〔註21〕」最多篇幅的是黃師樵的文章，以黃師樵本身的抗爭經歷，寫了台灣社會運動史。《夏潮》特別重視黃師樵的文章，黃師樵日據時期即參與農民組合，也因1927年中壢農民抗爭事件被日警繫獄一年半，以當事人的見證經歷所寫的台灣抗爭史，這樣的台灣抗爭史更具說服力，黃師樵以運動史的綱要方式寫出了《台灣的農民運動史》﹑《日據時代台灣工人運動史》﹑《日據時代台灣民眾黨》及《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工會活動》〔註22〕，以黃師樵的文章勾勒出在民族鬥爭裡，民族作為一種階級在日據時代是抗爭的焦點，「台灣農民運動不但是理論鬥爭﹑而且含有民族思想﹑階級意識﹑政治運動種種的色彩」〔註23〕。日據時期追求的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是當時反日的雙重而同一的軸線。

第二種類型深入探討抗爭人物的特質，此部份與台灣文學的整理相聯繫。《夏潮》曾做了八位日據時代人物的專輯，包括蔣渭水﹑楊逵﹑吳濁流﹑楊華﹑賴和﹑張深切﹑吳新榮﹑張文環等人，《夏潮》特別注重蔣渭水的生平，其時正好黃煌雄的論文《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完成，並準備出書，算是台灣較有系統的研究蔣渭水事跡的論文，黃煌雄也主編了1976年9月的《夏潮》雜誌，而蔣渭水本身為醫生，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組成及台灣民眾黨的創建，又特別景仰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黃煌雄在導讀他的文章裡指出，蔣渭水是「台灣同胞非武裝抗日運動中最具影響力﹑最能刺痛日本當局，並最能喚醒民族與社會良知的人，也是日據時代台灣同胞之中最富有民族主義情操﹑最堅持民族運動路線，而又最能發揮民族運動影響力的人」〔註24〕，蔣渭水的特質：民族運動﹑組黨﹑三民主義，透過研究蔣渭水呼應了《夏潮》重塑中國現代史裡頭台灣與中國的連結特性。《夏潮》不斷圍繞著蔣渭水的特質凸顯民族解放的重要〔註25〕，甚至解讀蔣渭水之不受當時朝野的重視，主因在世界資本國際分工下，台灣開放了市場給日本，且台灣資本家必須依賴著日本的技術「在這種空氣之下，可以想見，要紀念一位抗日的民族英雄是被認為不合時宜的，因為這樣做會刺激日本財閥﹑以致阻擋了我們財閥的財路。〔註26〕」歷史的時代性被突顯，蔣渭水抗日曆史位置的凋零，引導人民對歷史教訓體認的無能，台灣歷史人物的再塑，為當代社會的反省元素。

另外被突顯的是楊逵，楊逵本身堅持階級實踐的理想從日據至戰後一直沒有改變，加上曾參與農民組合，社會主義階級思考成了其小說作品的理論架構，楊逵曾於1935年創辦《台灣新文學》月刊，他成了整理台灣史及文學史的活史料，二次戰後因起草《和平宣言》被國民黨繫獄12年，楊逵當時仍健在，開闢東海花園以親身的勞動，深深的挖地，流汗種花，養活自己，當夏潮集團成員蔣勳遇到楊逵時，他回憶他當時感染到可貴的勞動實踐，「我真的從他身上看到台灣老左派的風範，他其實不談理論，他從來不跟我談理論，他是一種生活實踐的東西，我第一次見到楊逵的時候，幾乎不敢相信那是楊逵。因為你知道讀過他的小說，我們對一個作家﹑知識份子，都會有一種形象，可是你看到他蹲在地上，身上穿的衣服汗衫是破洞的，然後叼了一個新樂園的香煙，我看他根本不像一個知識份子，他完全變成工人﹑完全變成農人」（《訪問錄》，頁113-4）。從他身上看到對理念的執著，驚訝的找到階級理想與勞動實踐結合在生活裡的真正典範。

《夏潮》刊載了多篇楊逵的文章，包括《土地公》﹑《首陽園雜記》﹑《泥偶》等，深入訪問楊逵，評論楊逵的文學，原本同時稱讚鍾理和與楊逵的林載爵，這時也拉高了楊逵的抗議精神具有現實的改造力量，而「鍾理和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一貫的採取著隱忍的態度，並未實地的加入改造社會的行列，徒然有改造社會的理想卻缺乏遂行的力量，在殘酷的現實之前自然要感到力不從心了」〔註27〕，時為台大研究生的林瑞明更親自與楊逵住了一年，以筆名林梵寫了一本楊逵傳記《楊逵畫像》，楊逵本身的實踐毅力成了當時的精神偶像，也以楊逵的形象開始塑造夏潮系統知識份子的實踐期許，「顯然的，楊逵以為改造社會的理想不但必須倚藉知識份子的覺醒，更要將這份覺醒的力量影響民眾﹑帶動民眾，如果這份知識覺醒的力量，不以現實的社會為依歸，得不到民眾的團結，改造社會的理想只是一種徒托空言的諷刺罷了。」藉著對楊逵的刊載介紹，使楊逵重現江湖，給予夏潮集團成員相當大的鼓舞，70年代左翼的實踐力量，跟隨著楊逵的重現，與日據時代的左翼運動精神連結起來，連楊逵本身亦在當時興奮的要寫海報張貼「楊逵復活」（《訪問錄》，頁126），去告訴社會，重視台灣文學與歷史，最重要的是重視台灣的本土生命。

依照具有抗爭類型的日據時期人物的介紹，《夏潮》刊載了呂赫若﹑賴和﹑吳濁流﹑楊華﹑吳新榮﹑王白淵﹑張文環﹑張深切的小說﹑詩﹑傳記﹑評論等等〔註28〕美聯社，人物—作品—歷史三者的結合，抗爭者系遇了歷史主體的動態發展，《夏潮》相當強調歷史主體，尤其是抗爭主體的能動性，陳映真在評論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裡頭，就表達了動態歷史觀點，他認為吳濁流「說『歷史是反覆』，恐怕是一種錯覺。歷史是變動的﹑前進的。歷史不在一個平面上循環，而毋寧是在一個立體上做螺旋一般的運動。但學習歷史，從歷史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不但是必要，而且是進而主觀﹑主動地改造和變革歷史所必要的吧。」〔註29〕抗爭者的主動性，加上螺旋動態的歷史觀，《夏潮》翻新了70年代的歷史記憶，讓台灣史與台灣文學走入現實的動態裡頭，這個動態就是再閱讀以及再評價。

再閱讀與再評價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作品的同時，指向了兩個特徵：一、台灣人的中國民族性。例如梁德民在《賴和是誰？》一文介紹並分析賴和的小說，指出賴和「受五四運動影響﹑深感民族自決的重要性」〔註30〕；鍾肇政論吳濁流作品的精髓：「吳先生的諸多作品，乃是台灣知識份子以自己的意志回歸到中國上﹑現代史的脈絡上，以形成並推動歷史之際的必讀文獻。〔註31〕」吳南星回憶其父親吳新榮：「台灣光復時，父親歡喜若狂，為歡迎祖國來台接收的軍隊而寫一首歌：『祖國軍來了』」〔註32〕，吳林英良在《懷念文環兄》一文追憶張文環與吳新榮在一起時「想起他們當時年輕人的文化怎樣熱愛祖國﹑熱愛文學﹑熱愛鄉土﹑志同而道合。〔註33〕」；林載爵指出張深切是個「徹底的民族主義者」，「認同了祖國，以為祖國的革命成功必能提攜台灣的革命成功，結合台灣與祖國的共同命運，認清共同敵人，從事絕不妥協的反抗運動span style="font-family:DFKai-sb;">〔註34〕」二、現實主義性格。梁德民認為賴和「並沒有像幾位作家的小說人物那樣類型化，因為賴和是以客觀的觀察者立場來創作」，何思萍探討楊逵小說的精神，認為「楊逵的小說在內容上，有不可否認的真實性，是當時社會的寫照和反映，承擔全體台灣民眾的共同命運」〔註35〕，前行代作家的作品具備了相當現實的基礎，寫實了當代的社會。

現實主義的特性，是《夏潮》在整理﹑挑選日據時期文學的特殊性，揭露日據台灣是一個殖民社會的性格，有著開發＼被支配與剝削＼反抗雙重對立，那是一個可歌可泣的反抗帝國主義的時代。然而歷史並不是渾然一體成形的，《夏潮》僅僅介紹台灣文學裡具備現實意義的民族反抗精神，將反抗的民族看成一個整體，被壓制在下，將日本視為相對在上位的統治高壓，縱使有陳映真的動態史觀，然而仍然是一個平面的上下民族對立關係，而沒有立體的上下對立關係，從而失去解析文學作品裡頭的階級性格，下層群眾生活，生產關係，日本實行現代化過程下資本的積累，以及本土資本與日本資本的聯盟，無產階級的無產化過程，人性意義的扭曲等，此為不足之處。

研究台灣史的第三個類型，是以具基進性的分析法，重讀台灣史，此類型要到後期才被突顯。認識到即使以「抗爭」所蘊含的革命與運動意義，缺乏社會的結構分析，缺乏在歷史變動下社會條件及形態轉換，造成階級抗爭形態的轉變。《夏潮》初期已碰到日據時期左翼的抗日的文獻，但是都有意的避開左傾的抗日運動，黃師樵撰寫台灣的農民運動只提抗爭事件，並不提左翼所領導的歷史，工人運動史也著重在民族反抗團體的成立過程，且重點在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議會設置請願﹑民眾黨及工友總聯盟的活動。歷史事實卻是不斷結盟與不斷分裂的，盡量的避免對左翼活動的描述，然而這卻讓研究者感到歷史被割裂的痛苦。1976年11月林載爵介紹詩人楊華時就透露出，「強制的政治經濟外力排除了歷史意識中對真切實體掌握的可能性，歷史形態如何形成？〔註36〕」他感到歷史實體並不是渾然的整體，而是錯綜複雜的，即使在抗爭的過程，仍有意識型態的分裂，他引出台共王萬得等人的《始政紀念日宣傳書》〔註37〕佐證，左翼使得抗日民族運動路線不斷進行著意識型態的分裂。年輕的林載爵似乎已經瞭解民族運動裡頭左翼的鬥爭路線，每每抗日運動團體分裂後都變成左翼領導的事實，「在歷史的意識裡，不知將台灣擱在什麼樣的地位」，此顯示了夏潮系統成員面對歷史真實性無法被事實地解讀所感到的痛苦。而他隱晦的揭示人民歷史的研究方向，認為應進入人民的歷史記憶來看待台灣史，「在血流淚注之外，人民對這種歷史的感覺，對外在時勢的感觸，就成了探討台灣歷史的一個主題」〔註38〕。因此較為進步性的提法，開始往社會結構分析努力，重新檢視做為殖民地的台灣，跟中國割離的現實下，台灣社會在世界史的位置，以聯繫到戰後台灣歷史位置依然跟中國分離的事實。

〔註20〕此段文字為《夏潮》雜誌編輯者在《中國國民黨為紀念九七國恥宣言》之前言，《夏潮》5卷1期，頁54。
〔註21〕王詩琅《台灣抗日運動新探討》，《夏潮》1卷7期，頁10。
〔註22〕黃師樵《台灣的農民運動史》分四篇發表於《夏潮》1卷9期﹑2卷1﹑2﹑3期，1976，12至1977，3；《日據時代台灣工人運動史》分為二篇二卷五﹑六期，1977，5-6，《日據時代台灣民眾黨》於3卷5期，1977，11；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工會活動：兩篇於3卷6期與4卷1期，1977，6-7。
〔註23〕黃師樵《台灣的農民運動史》，《夏潮》1卷9期，P12。
〔註24〕黃煌雄《蔣渭水先烈的特質》，《夏潮》1卷6期，P2。
〔註25〕《夏潮》討論蔣渭水的文章有黃煌雄《蔣渭水先烈的特質》（1卷6期），《蔣渭水先生大事略記》，蔣渭水著彭峰先譯《臨床講義》，楚風《被冷落的民族英雄—讀黃煌雄著—〈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有感 》（1卷9期），袁宏升《從蔣渭水談起》（2卷4期），共五篇文章。論點集中在黃煌雄所提的與國父同為民族革命的英雄上，承一位師長提起當時王曉波及陳映真等人即對黃煌雄的論點頗不以為然，但在《夏潮》幾篇的文章裡並未顯現，黃煌雄與《夏潮》的關係1978年後較不密切，1980年後更是已分立不同的立場陣營。
〔註26〕楚風《被冷落的民族英雄—讀黃煌雄著〈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有感》，《夏潮》1卷9期，P8。
〔註27〕何思萍《除非種子死了—探討楊逵小說的精神》，《夏潮》1卷7期，1976，頁63。
〔註28〕《夏潮》分別刊載了張文環《媽祖的婚事》（1卷4期），張文環著，蕭碧盞譯《論語與雞》（1卷4期），呂赫若著謝敏譯《牛車》（1卷5期），賴和（以筆名懶雲發表）《不如意的過年》﹑；前進：（筆名安都生）《南國哀歌》（1卷6期）﹑《一桿秤仔》（2卷3期）﹑《善訟的人的故事》（2卷50期）﹑《赴會》（5卷5期），楊華《黑潮集〉（1卷8期），吳濁流《先生媽》（1卷9期），吳新榮《吳新榮作品選》（2卷4期），王白淵《佇立在揚子江邊》（3卷4期），《葉榮鍾先生作品選集》（6卷1期），張深切《里程碑》：《張深切與煜兒書〉（3卷4期）。
〔註29〕艾鄧（陳映真）《孤兒的歷史和歷史的孤兒—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夏潮》2卷1期，頁54。
〔註30〕梁德民《賴和是誰？》《夏潮》1卷6期，頁56。
〔註31〕鍾肇政《以殖民地文學眼光看吳濁流文學》《夏潮》1卷9期，頁63。此段文字為鍾肇政引戴國輝給日文狀「亞細亞的孤兒」裡的解說，鍾肇政認為此段簡扼的表達吳濁流文學的精髓。
〔註32〕吳南星；父親的生平軼事：《夏潮》2卷4期，頁61。
〔註33〕吳林英《懷念文環兄》，《夏潮》4卷4期，頁71。
〔註34〕林載爵《色的太陽──張深切的里程》，《夏潮》3卷3期，頁68。
〔註35〕何思萍《除非種子死了—探討楊逵小說的精神》，《夏潮》1卷7期，頁62。
〔註36〕林載爵《黑潮下的悲歌—詩人楊華》，《夏潮》1卷8期，頁64。
〔註37〕同〔註34〕。林載爵在文中並沒有說明始政紀念宣傳書出於何處，出於何人手筆，但由林載爵的引用，說明夏潮系統已經接觸到日據台共的文獻。
〔註37〕同〔註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