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攻武嚇」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李技巧地解釋中共行動

自從去年7月中共發動「四評．六彈．三演習」等動作，大肆批判李登輝總統背離「一個中國」的種種作為以來，兩岸關係即呈現緊張對峙的格局，其後經過了「江、柯會談」和台灣的立委選舉，都沒有能使李的政策真正的改弦易轍，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且李還不斷以語言挑釁中共，刺激中共。今年春節過後，中共又發動新一波的「文攻武嚇」的攻擊，武嚇的規模更大，文批的層次也更高，中共的基本意圖十分明顯，就是李鵬在紀念「江八點」週年時的講話所說的：「只要台灣當局分裂祖國的活動一天不停止，我們反對分裂，反對『台獨』的鬥爭也就一天也不會停止。」因此，中共選擇台灣舉行總統民選之前，進行此種軍事演習，其跨選舉的政策警告的意味也就十分清楚的。然而中共的行動到了台灣卻被李加以利用，技巧地作了以下的解釋：

一、將中共對李的不滿，成功地塑造為對台灣人民的打壓。

二、將中共對李的務實外交政策的不滿，成功地解釋為對台灣選舉、特別是民選總統的不滿。

三、將中共對李的政策所帶來的背離「一個中國」的走向不滿，移轉為對台灣民主化的害怕和不滿。

四、將中共對台灣所進行的「反獨」鬥爭，誇大為中共希望「武力促統」的急迫感。

這樣的轉變解釋的結果，就使得中共企圖以民族主義的情緒所煽起的「反台獨、反分裂」的鬥爭，變成台灣人民「反共產，反中共統一」的鬥爭，從策略運用來看，李的策略當然是比中共更能引吸台灣人民。所以李將一個對他不利的情勢，轉為對他有利的議題。這是李的成功之處，然而也在李的策略設計下，台灣人民有著強烈的被打壓、被威脅的感覺。既然是被打壓威脅自然要反抗，既然被威脅,自然必須表現出不怕的情節,因而反抗的情緒當然是投注在敢於對抗者的身上，所以李的聲勢就越來越高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人民相信中共是害怕我們的總統民選的民主化效應，要阻撓我們的選舉，所以我們就一定要完成選舉，以便顯示我們不怕中共，而且得意地讓中共害怕我們的成就。

對抗中共的激情選舉

我們以為中共當局理應就此次軍演事件對台灣和兩岸關係的影響分別從近期效應、長期影響兩個角度加思考。從短期效應即對台灣選舉來看，有三個直接作用：

第一是壓縮了選舉議題：原本在總統選舉中，內政、外交和兩岸關係本來是同等重要的議題，特別是內政議題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大家關心的程度理應是所有議題中焦點中的焦點，但是在中共的「文攻武嚇」之下，兩岸之間的危機意識升高，內政議題反而一直不受重視，因此使得此次原本應該定位為內政成績大檢查的選舉，結果變成對抗中共的激情選舉。

第二是突顯抗壓投射的結果，由於中共升高了兩岸的緊張、激發台灣的反抗意識和排中國意識，如此一來自然會將選票投在抗壓英雄身上，從而使我們在選舉過程中的後期看到許多的效應，有些在兩岸關係主張應和平相對，應以兄弟之邦相期待的候選人在選舉行情上就出現「開高走低」的不利走勢。反之，力主抗壓、挑釁對手的候選人則出現「開低走高」、「聲勢大漲」的氣勢。這是和兩岸之間原本應該和平解決的主觀期望相違背的。

第三是遭到外力干預，兩岸之間本來就有許多複雜的國際因素，相互牽制，而大家也都保留一些模糊地帶，以供自己在政策辯謢和行動自由之間來拿捏，而兩岸關係的緊張和台灣的民主大選，透過世界主要媒體的大量報導，反而促使第三國的政府和人民對在兩岸之間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必然有了更明確和清楚的選擇，這對兩岸事務排除外力因素，必然也起了反面的作用。

從長期來看，中共的作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也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這些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三種影響。

理性討論兩岸問題空間大大縮小

第一，反共的價值認知轉而為反華的敵對情緒，我們回顧在1987年11月初開放探親之後，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在1989年4月間台灣方面曾經作過一項民意調查，當時台灣民眾只有12%的人認為兩岸具有敵意，卻有58%的人認為兩岸之間是友好的，然而「六四事件」、「千島湖事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兩會事務性談判的失敗」、「李登輝訪問康大」、「中共文攻武嚇」，一次一次地傷害了兩岸人民的希望和情感，不但勾起兩岸過去長達三十餘年（1949-1987）的互相醜化、仇恨教育的記憶，而且在兩岸當局無意識反省，有意識敵對的情況，進一步升高了兩岸的敵意，增加了兩岸之間相互的厭惡感。對台灣而言，原來反共是大家的共識，經過此次的危機之後，反中國的情緒有了逐漸擴散的跡象，而且在此一敵意增加了經驗性的因素之後，必將影響到後來幾代的兩岸人民的感情和認知。

第二，由於敵對情緒的上升將壓縮了台灣理性、客觀的討論兩岸關係問題的空間；事實上在台灣近幾年來由於政治生態的快速轉變，在社會上已經出現彼此不同政治理念的人，相互扣帽子，相互懷疑彼此的忠誠等民主社會所不應有的現象，在台灣討論兩岸問題時，大家最先想知道的是發言者的省籍、統獨立場……；一旦發現省籍不對、立場不同的人，則聽其言的角度也隨之不同，所以討論兩岸問題本身就存有一種對抗性和緊張性。現在兩岸之間，高度緊張，各個黨派、各種學者、專家更是只以片面、零星的論據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強化自己的偏見，情緒性的對峙自然更為嚴重，扣帽子的情況自然更為普遍，不過比較不同的是處在台灣不自知自省，中共缺乏自製的情況下，主和的聲音、主談的論點、主張回歸「一個中國」的作法，除了被冠上「台奸」、「賣台集團」、「中共同路人」、「中共的代言人」之外，還必須承受來自民粹主義的威脅和侮辱，就算你自認為問心無愧、無所懼怕，頻頻出擊、時時傳播，也很難抵擋義和團式的拳民心態，因此在兩岸問題中理性討論、客觀議事的空間無形之中大大縮小，只剩下台灣應如何反抗中共的軍事威脅，如果是倡議談判也只能要中共作讓步，我們自己不可以軟化自己的立場，降低自己的條件。而不是認真、嚴肅地來尋求兩岸的最大公約數，共建兩岸的穩定關係。而我們比較擔心的還在於我們以為這樣的影響不會只是暫時性，以後在每次有關兩岸之間的互動，不論是進步或是退步，中共的軍事威脅都會很明顯被當成有利於己的策略工具，遂使兩岸關係隨時都可能回到敵對的非穩定的緊張關係，甚至是危險的關係。

第三，台灣的政治選擇空間大大的減少，而不得不作出與自身存在相矛盾的選擇，而這有可能是台灣再一次的不幸。由於中共軍事演習的層次突然升高，美國柯林頓政府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也基於柯林頓政府今年11月勝選考量的需要，遂使美國在此一事件中立刻、明確而誇大地在西太平洋重新擺出強硬的姿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台海附近水域集結，而中共也不肯示弱，利用口頭警告威脅美國不得開戰；雙方形勢表面上緊張日昇，私底下也是暗中較勁，如果中、美雙方長期對峙的話，台灣問題在中、美的商議中，就不得不成一個「棋子」，台灣在失去其原來的「自主性」之後，就必然地必須在中共和美國之間，選邊依靠。從目前的情勢來看，台灣只有美國可以依靠，台灣就不得不陷入以下的矛盾的情境。

處在「中」美狹縫之間的台灣

從地緣安全的因素來看，台灣應該選擇中國，但是結果她不得不選美國。

從戰略上台灣必須採取敦親睦鄰、友好中共，結果她不得不選擇遠交近攻，挑釁中共的政策。

從經濟利益上台灣為了自己的持續發展應該選擇中國大陸，然而假如兩岸緊張持續不降，則台灣在政治上又只能依賴美國。

從文化認同，民族主義的立場，台灣必須選擇中國，但是在生活方式、觀念價值上則認同了美國。

在此情況下，台灣喪失了原本可以成為中共、美國間的橋樑和緩衝地，結果在上述矛盾之下台灣成為鎖住中國通往太平洋的鎖；目前美國力量仍強，一旦中共相對的也強大起來，台灣便成為中共戰略發展上的第一奪取的要務，則兩岸之間能否和平實在令人憂慮不已。另外，從此一意義來看，台灣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中共下一世紀的戰略敵人和發展的障礙，台灣如果不是十分清醒地、自主地擔任這樣的角色，則兩岸關係有可能成為台灣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夢魘。以上的影響是否有利於中國人的共同發展，共存共榮，特別對所謂「中國人世紀」的建構，是否有所幫助，是中共必須深思的。

兩岸恩仇是歷史的產物，後代的人是無可避免必須承擔上一代的苦難和過失，這對我們既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也是一種難得的資產，完全視為負擔我們就冀望以最快的方式減輕擔子，這樣作常常容易在好的意願下做出蠢事和壞事。反之視為資產則我們就應該珍惜此一自我磨練的機會，好好把握，展現智慧，圓滿解決，則兩岸的領導人應該運用智慧而不是一邊鬥力，一邊鬥氣，如今兩岸之間比鄰而居，形同陌路，號稱兄弟，待如寇讎。本乃同根，相煎恐淺，親痛仇快，莫甚於此。兩岸之間，面臨危局，若不知自制，而對困境若不知自省，兩岸關係的發展就肯定擺脫不了受到帝國主義幕後黑手操控的安排，永遠不可能是中國人的內部事務。

（本文作者為中共問題研究專家，所署為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