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的優越心態與中國的統一進程

序言

中國的分裂，主要是國共兩黨的內戰直接造成的。但是，這種分裂狀態連續了四十多年，不能不說是美國一手造成的。

美國延續中國分裂的手段，有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思想等形式，本文集中論述最後一個文化思想上的形式。

這裡所說的文化思想因素，從美國方面來說，是指一種文化心理上的優越心態；從中國方面來說，是指一種文化心理上的依賴，崇拜和迷戀情結。這使中美兩國在長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種費正清所說的「既愛又恨」（Love and Hate）的矛盾關係。

在近現代世界，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對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一向抱著兩種優越心態，即「救世主」和「大善人」的心態。美國人就是抱著這種優越心態同中國人打交道的。美國人的這兩種心態，在近現代中美關係中有一段長期的發展過程，使近現代中國人深受其痛。這是本文上編的主要內容。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這兩種優越心態對大陸中國的消極影響已基本上被徹底清除，但它們仍然頑強地殘存於台港兩地和海外華人社會，甚至惡性發展成為買辦文化思想。特別是自向1960年代中期以後，這兩種優越心態，通過現代化理論、人權外交、民主外交、而被學術化、政策化、制度化，從而對延續中國分裂起了不忽視的重大消極作用。這是本文下編的主要內容。

台獨的分離主義意識和獨台的苟安現狀心理都直接或間接地同美國人的這兩種優越心態有關。如果要加速中國統一進程，就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並搞出一套有效的對策。

上編　中美文化思想依附關係的歷史回顧

一、裝扮成「救世主」和「大善人」

人類自古至今，有一種很奇怪的矛盾心理，即做了壞事，總要想法子掩飾；壞事做的越多，越要想法子掩飾。比如，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剝削農民的地主，偏要在他客廳裡掛上「積善之家」、「樂善好施」之類的橫匾。人類這種內心需要平衡的心理到現在絲毫沒有改變，而且還變本加厲。比如在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華埠，一個包庇賭場，做了不少危害治安和敗壞風氣的組織，偏偏說自己的行為是「安良」，把自己叫做「安良工商會」。

過去美國的對華心態也是這樣的。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個大好人，在中國沒有幹過傷天害理的事；即使作過孽，用心還是好的，是不得已的。這種自以為是的心態具體化為「救世主」和「大善人」的兩種形像，也即本文所說的兩種優越心態。

在舊中國時代，美國在中國人面前總愛把自己裝扮成「救世主」和「大善人」，以掩飾他們剝削、侵略和唯利是圖的行為。他們的傳教士對中國人說，你們的文化落後，你們的風俗野蠻，你們的人民愚昧無知，你們中國人天生罪孽深重，我們是奉神的旨意（manifest mission）來拯救你們的靈魂的。

他們的文化人對中國人說，你們的科學、技術、制度、文學、藝術沒有一樣不落後，要想現代化趕上西方國家，就得把你們祖宗傳下來的老東西，全部砸掉，全盤照搬我們的這一套。我們何嘗要管你們的事啊，這是不得已，這是我們白種人對黃種人的責任（whitemen's burden），要推也推不掉。

簡單地說，西方的傳教士和文化人都以一種「救世主」的心態，在中國廣收信徒門生。他們分別以宗教、科學、民主為護符，在中國大肆活動，想把儒教中國基督教化，把中國「自由主義化」，使中國成為他們文化的附庸。

還有一類就是商人、外交官和政治人物。這些商人對中國人說，你們的物質條件比中世紀還不如，我們有的是麵包，有的是廉價的商品，我們可以大量運到你們的市場。這些外交官和政治人物對中國人說，你們中國人真倒霉，北邊受俄國人欺侮，東邊受小日本人的氣，還有英、法、德、意來找你們的麻煩。我們美國人實在看不慣，所以想幫你們的忙；我們美國人生性悲天憫人好打抱不平，對你們這種「亂世孤雛」的悲慘處境，非常同情。

總之，這類美國人－－商人、外交官和政治人物－－擺出一副「大善人」的姿態來騙取中國人對他們的好感和友誼，這類人雖然同他們的傳教士和文化人所扮的角色不一樣，但都是要征服中國人的心，殊途同歸，異曲同工，相互配合，對舊中國造成了很大的有形和無形的損害。

當回溯1949年以前的中美關係時，這兩類美國人當然都可從他們的立場引據大量事實來支持他們那種自以為是的「救世主」和「大善人」的行為。比如，傳教士和文化人可以說，他們在舊中國設了多少家學校、醫院、慈善機構，創辦了多少家報紙，提供了多少獎學金，培養了多少人才。商人、外交官和政治人物可以說，他們在舊中國設了多少間工廠、企業、銀行，替中國爭回了多少權利，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出過了多少力。總之，他們認為，他們對中國人真可算是「仁至義盡」了。

這兩類人的心態，完全是一種主從依附關係的反映，在他們看來，這是「天不變，道不變」的真理，他們是這樣教導他們的國民的，他們也是這樣告訴中國人的，告訴中國留學生的。等到新中國的中國人把美國同其他老牌帝國主義等量齊觀，甚至看成是集帝國主義之大成時，他們感到頗為困惑不解，覺得中國人對他們未免太忘恩負義了。

二、「救世主」別有居心

的確，這兩類人可以找到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實來為他們的心態辯護，但是，我們要問的不是這些事實是什麼，而是它們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其背後的目的和真正的意圖是什麼。

就他們傳教士和文化人在舊中國的活動而言，其中最令美國人津津樂道的、被美國人視為他們對中國友誼的象徵而區別於其他帝國主義的，就是1909年退還庚子賠款，並拿這筆錢來興辦清華學校和資助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比如1949年，艾奇遜在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追溯到中美近百年的友誼時，便口口聲聲說：「這種友誼是可以用許多年來種種事實予以證明的，諸如利用庚子賠款……。」

美國退還庚款，興辦學校，資助留學生，難道是真的要幫助中國加速現代化嗎？是真的利己利人的善行嗎？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他們的真正用意是：以一種緩慢的、討好人心的文教方式來收買中國人心，也就是按照他們的模式來改造中國人，使中國人美國化或塑造假美國人，由此使中國人接受了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的立場，他們的價值，他們的意識型態之後，在不知不覺中對他們產生好感，產生崇拜，心甘情願地做他們的文化附庸，為他們的利益而非為中國人自己的利益服務。用「六四」以後的話說，這叫和平演變。

我們對美國的這種指責決非憑空捏造，也同樣有大量的事實根據。退還庚款起議於1904年，1908年由美國國會通過，次年付諸實施。美國採取這種「友好」行動的背景是由於1905年，中國沿海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以抗議1901年以來，美國對華工的迫害與虐殺，這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對帝國主義使用了經濟絕交武器，使美商在華的商業和經濟活動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美國經此迎頭痛擊，就不得不改弦更張，偽裝起友善的姿態，來收買人心，於是就想出來了庚子賠款這一絕招，當時倡議退還賠款最力的是一位在中國有40年活動經驗的商人兼傳教士，名叫斯密斯（Arthur H. Smith）。他在1906年曾面謁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力陳以庚款來培育中國留學生的好處。

但把培育中國留學生對美國的好處講得最透徹的是當時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E.J.S.James）。早在1906年，他在給美國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說：

「如果美國在30年以前已經做到把中國留學生潮流引向這個國家來，並使這個潮流擴大，那麼，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完備、最巧妙的方式來控制中國的發展，使用從知識與精神上來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A.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1907）。

這位校長在備忘錄中特別指出，當時不僅在日本，而且在歐洲，都已有很多中國留學生，他對這一發展表示非常焦慮憂心，因而意味深長的說：

「這表示這些中國人從歐洲回去後，將要使中國傚法歐洲，傚法英、德、法等國，而不傚法美國，這表示他們將推介英國、法國、德國的商品。中國人將大量購買歐洲的貨物，而不購買美國的貨物；各種工業上的特權，將給予歐洲而非美國。」　

看到了培養中國留學生有這麼多的好處，所以這位大學校長向美國總統作了這樣一種赤祼祼地反映兼具「救世主」（傳教、傳道）和「大善人」（賺錢發財）心態的結論：

「為了擴張道德上（moral）的影響而花些錢，即使只從物質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式獲利更多。貿易繼道德和精神支配之後比繼軍旗之後更容易推展。」

這幾段話實在把美國退還庚款的目的和動機說得再透徹不過了，把美國「救世主」和「大善人」虛偽的真面貌徹底暴露無遺，因此，退還庚款實際上是美國的深謀遠慮，放長線釣大魚的作法，當時北京一家德國報紙就曾敏銳地指出：「美國注重文教活動，打的是永久算盤！」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難怪到了1923年，各帝國主義國家也都學美國那樣擺出笑臉，舉止變得斯文起來了，紛紛退還庚款，大力興辦大中小學校，甚至幼稚園，他們這樣做，其動機同美國一樣，都是想就地取材，培育他們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並按照他們自己的立場、觀點、信仰來改造中國人，用美國人自己的話說，就是在替中國人「洗腦」。　

三、「大善人」原來是隻披著羊皮的老虎

在外交和政治活動方面，美國人老愛掛在嘴上的一件對中國的大功德，就是1898年至1900年的門戶開放政策，當時，英、法、德、日、俄等帝國主義國家紛紛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正想進一步瓜分中國。美國在這關鍵時刻宣佈對華實行門戶開放政策，這的確對阻止列強瓜中國的企圖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

由於這一貢獻，美國人總是得意洋洋地對中國人說，你們看，當你們的國家正要被人瓜分的時候，我們美國人不但不參加他們來瓜分你們的土地，而且還努力維護你們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世界上有那個國家比我們對中國人更友好的麼？這真是一副十足的「大善人」的姿態！

門戶開放政策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像美國所美化的那樣呢？門戶開放政策的原意是美國這頭小老虎要求那些捷足先登的大老虎，開放他們在中國的圍場，以便它也可以分享一些獵物，簡單地說，美國當時宣佈這個政策的真正動機完全是為了開拓它在中國的貿易機會，壓根就沒有想到維護什麼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而且，這個政策的實質基礎是承認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承認它們破壞中國領土和主權的現狀；否則，它就不會向其他國家要求對美國開放它們勢力範圍的大門了。

進一步來說，有兩項因素使當時的美國無力在中國建立勢力範圍，不然，它是決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機會的。第一、當時它只是個新興小國，國力還比不上那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以只好承認自己是後進，敬陪末座；但看到別人搶到獵物（權利）時，它即馬上說：別忘了，我也有一份（Me too）。生怕自己在分贓中吃了虧，1898年的門戶開放政策就是這種「Me too」心理的最好反映。

第二、美國這隻小老虎當時在中國的行為似乎給人一種相當自檢自束，不為己甚的印象，可是，它在美國當時的西部和南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卻是凶性大發：19世紀末葉它在西部大殺印地安人，1898年吞併了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同一年又吞併了薩摩亞。其中以佔領菲律賓付出的代價最大，為了鎮壓菲律賓當地居民的反抗，美國竟派了一萬一千名部隊，其中把命送掉的多達四千二百人，這實在是典型的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行為，是美國最早的越南式侵略戰爭。

於此可見，當時美國這隻小老虎並不像美國人自己所說的那樣馴良溫順，不會吃人、咬人；只要在它有能力吃人、咬人的時候，它是決不會放過機會的。此無他，虎性使然，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一天，這種吃人、咬人的虎性就會存在一天。當它不便或不能吃人、咬人時，它就會披著羊皮，裝出一副無害的樣子，贏得友誼，予人好感，等待時機。

這是本文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基本看法，本文也同樣地看待1922年的被美國人稱為維護中國完整主權和行政獨立的華盛頓九國公約和1940年代初期中美共同在亞洲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這些表面上看來屬於義行、善行的美國國際行為，都是從美國國家利益出發的，而不是從中國利益出發的。

四、老師打學生－－孫中山的痛苦經驗

最能說明美國「救世主」和「大善人」對華的所謂善行和友誼虛偽性的，莫若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導師孫中山一生歷經坎坷的革命經驗了。

孫中山自幼年即在美國留學，甚至據說，他還有美國籍，是個華裔美人，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嚴格地說，應該是美國式的民主革命了，按照美國模式來改造中國。

就常情而論，美國應該全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了，事實卻大謬不然。儘管孫中山對美國好話說盡，美國不但不支持他，還要把他打倒。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中向美國人大聲疾呼說：「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來締造我們的新政府，尤其因為你們是自由與民主的戰士，我們希望能在你們中間找到許多的辣斐德。」（《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五頁）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宣誓就任大總統時，特地給美國總統哈定寫了一封信，稱頌美國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義的捍衛者」，希望藉此促使美國政府承認廣州政府，支持中國人民反對北洋軍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他還懇切表示，「中國現在正處於其生存最危急的時刻。民主是獲勝還是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決定。」（《美國外交文件》，1921年，第1卷，第338-339頁）

然而，美國對他向美國輸誠示好的反應是，美國把他看成是個「狂妄自大的麻煩製造者」，是妨礙中國安定和統一的主要因素，把孫中山形容成為一個「部分精神失常」，「精神崩潰了」的冒險者，不可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務活動者。在美國對孫中山及其追隨者的這種猜疑甚至歧視的心態下，美國海軍陸戰隊於1926年8、9月在漢口與國民革命軍發生多次衝突，1927年3月更炮轟南京。這使他們憬悟到他心目中的老師竟然打起學生來了。

美國為什麼會這樣對待一個美國化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呢？為什麼老師要打學生呢？答案很簡單，主要因為孫中山和宋慶齡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不是中國買辦資產階級革命家。孫、宋二人是為了謀求中國利益而不是為了美國的利益搞資產階級革命，所以無法見容於他們的老師，美國，而要把他們打倒。

於此可見，美國這個「救世主」和「大善人」不但要按照他的價值觀改造中國人，還要這些被改造的中國人聽命於它，隨著它的指揮棒起舞；為它效力，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文化附庸、政治附庸、經濟附庸，為美國的利益提供忠誠的服務。

這個嚴酷的事實迫使孫中山晚年改變他一輩子「走美國人的路」的指導思想，轉而改走「俄國人的路」，向俄國人學習。臨終，他在遺囑中諄諄告誡國人「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他終於認清了美國這個「救世主」和「大善人」的真面目，同它爭平等，以平等地位來往完全是他一廂情願的空想、幻想。

孫中山同美國打交道的這個慘痛教訓，在今天很有現實意義，很值得獨台、台獨、藏獨和民運人士深思和汲取。

下編　台灣中美文化思想依附關係的延續和加強

一、台灣社會充分美國化福蜀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