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走過的道路

人們都說，人生絕無平坦大道可走，敢與困難交鋒抗爭者，才能最終成為命運的主人和事業的成功者。

台灣是生我育我的故鄉。1948年，滿20歲的我參加台灣省教育廳舉辦的統考後，離開台灣進入廈門大學唸書。國民黨的腐敗和時代的潮流改變了我人生的道路，我參加了中共廈門大學的地下組織。1949年建國前後，我還參加了人民解放軍。

我到了共產黨領導的福建內地游擊區，受到熱烈的歡迎。也許是愛國的台灣前輩對這塊紅色土地的奉獻（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已犧牲），組織上給我重任，讓我這個連講普通話都困難的台灣省籍學生一下當了連長，把一個獨立連隊的存亡榮辱交給了我。在敵強我弱的游擊區，打游擊和剿匪都不輕鬆，一有失誤可能全軍覆滅。福建的土匪特別多，有慣匪、國民黨撤退後留下來的政治土匪。曾有一位老知識分子對我說：「共產黨能在五年內消滅土匪，我就服共產黨。」兩年之後，老人家口服心服了。在戰爭中，我無戰功可言，一生難忘的是，我在不顧自己和全家安危的戰友和人民群眾的救護下，幾次死裡逃生。他們為什麼甘願為從台灣來的我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呢？因為我是共產黨派來的工作人員。

這裡的幹部和老百姓幾十年裡始終對我充滿深情厚意。記得「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下放福建寧化山區勞動。山區農民是我一家的保護者，他們公開說：「下放人員才是共產黨的好幹部，那些造反派是奸臣。」

有一天我還接到打游擊時的福建安溪老戰友送來的口信，說：「如那裡（指我下放的山區）生活有困難，就回來吧，我們老戰友保證你一家過得更好。」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友情，多麼深厚的階級感情呀！時過20年，他們在我最困難的時刻沒有忘記我。曾經幫助過我的人，有福建省籍的，也有江蘇省、廣東省籍的，真是祖國處處有親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人民終於走向改革開放的大道。

建國四十多年來，我從事統戰、僑務、外事工作，從處級、局級到副部級，發展是順利的。我很幸運地到中央黨校、國防大學學習。我在大陸有一個溫馨而舒適的家。在台灣年過八十有餘的父母仍健在，前年來大陸訪問時，還看望我夫妻和孩子們。我的發展和美滿的家庭，給雙親以極大的安慰。因參加共產黨給台灣老家帶來不少麻煩的我，也算盡了一份孝心。我一直為不能伺候和回台灣看望二老而感到內疚。

在前進的道路上，總會遇到曲折和坎坷，需要人民團結起來，用頑強的意志與毅力去戰勝它們。而團結人民要靠共產黨的領導。我曾同幾位恐共、反共而又愛鄉的海外華人談過心，他們不得不承認：在地大人多，東西南北差別如此大的中國，沒有其他政治勢力能代替共產黨，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會大亂，作為一個華人絕不願看到四分五裂的中國。他們也明白，世界上總有一股勢力不歡喜中華民族繁榮富強。

7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只要有中國共產黨的存在，中國就有希望。儘管它也犯過錯誤，但它有勇氣把錯誤改正過來，這更加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偉大。

（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199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