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統一的文化基礎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長期以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了中華民族二千餘年，對中華文人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儒家思想在中國深入到千家萬戶，窮鄉僻壤，已積澱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遠播海外。特別是本世紀以來，大規模的尊孔、反孔、批孔、議孔，時起時伏，綿延不斷，也充分說明其影響之大、之長、之廣、之深以及其現實意義之巨大，實為世界所僅見。以至今日，仍需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共聚一堂，來評價其歷史文化價值，並探索中國文化之前途。

儒家思想在今日之所以受到重視，並非出於「發思古之幽情」，更非如某些西方學者曾經認為的那樣，只是博物館裡鑒賞品。以今日觀之，對儒家思想雖也應一分為二，但其中確實存在至今仍然閃光的東方智慧。這種東方智慧一旦賦予新意仍將給人類以啟迪，造福於世界。

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

中國先秦諸子思想十分豐富，比之於古希臘，可謂各有長短。其中辯證思維高於古希臘，而且有其自己的特點。其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歷來重視「和」。

在百家交溶的過程中，儒家形成了一套以「和」為特點的辯證法。本世紀20年代羅素曾經說過，中國哲學強調和諧，西方哲學強調鬥爭，可謂得其要旨。

中國傳統思想重「和」。從史書記載來看，至少可上溯到西周末年。《國語》中的史伯論和同以及《左傳》中的晏嬰論和同，實開其先河。孔子把「和」提到道德境界的高度，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論語》中又引孔子學生有若的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後來的儒家則又進一步發揮，提出「中和」的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進而把它提高到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和生長繁衍的根本道理，並以能「贊化育」、「與天地參」的天人和諧為最高境界。

這種重視「和」的傳統對我中華民族影響至深。「和為貴」、「和衷共濟」、「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的說法至今在老百姓中廣為流傳，而衡量治理國家和處理國際關係的標準，則看是否能做到「政通人和」、「協和萬邦」。

什麼是「和」﹖史伯曰：「以他平他謂之和」（《國語．鄭語》）。《中庸》中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賈誼說：「剛柔得謂道之和」（《賈子．道術》）。「平」，並非要求完全一致，而是不同事物相互配合協調的意思。中國人歷來以「治國平天下」為最高價值取向，「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淮南子．泛論訓》）。「平」，也有治理有序、各司其職、各守本份、各得其所的意思，荀子說：「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榮辱篇》）。政治清明的時代，則被稱為「平世」，孟子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平」也有公正，公平、統一、穩定的意思，「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呂氏春秋．貴公》）。「發而皆中節」、「剛柔得道」，則也有恰如其分，無過無不及，剛柔相濟，得其平衡，統一和諧，相互順應而不衝突之意，即《中庸》所說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

中國歷來尚「和」重「平」，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決非虛語。湯因比（A. J. Toynbee）與池田大作也都認為，與其說中國人是有對外推行征服主義野心的民族，不如說是在本質上希望本國和平與安泰的穩健主義者（Choose Life第二篇第四章第三節）。費正清教授（Prof. J. K. Fairbank）在其The United States & China一書中，也有類似看法。凡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有較深瞭解的學者，均會有此認識。

「和實生物」與「陰陽和諧」

為什麼要重視「和」﹖史伯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又說：「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國語．鄭語》）他認為只有「和」才產生新物，並使萬物茁壯成長，而沒有對立面的「同」是不能產生什麼新生事物的。周幽王放棄「和」的原則而一昧追求「同」，聽不進不同意見，看不慣與自己不同的東西，焉能不衰敗﹖晏嬰也告誡齊景公：「和如羹焉。水火、硫醢、醢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左傳．昭公二十年》）。只有調和各種味道，才能做出美味的湯，為君者只有採取寬容的態度，善於聽取不同意見，才能政治清平，而民無爭。

任何事物都只有在與其對立面的相互鬥爭、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相互消長的過程中才能發展成長，這種對立面，按中國傳統的說法，常用陰陽這對特有的哲學範疇來表達。馮友蘭先生稱之為「宇宙代數學」的符號，即表示「消長」、「屈伸」、「正負」、「剛柔」等等的兩個符號。先秦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以及陰陽家都講陰陽，都強調陰陽和諧與互補，即對立面的統一與平衡。比如，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三章》）。《易大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墨子說：「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辭過》）。《管子》書說：「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但是這種平衡並不是靜止的平衡，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平衡或均衡。《莊子》書說：「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天運》）。韓非也說：「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解老》）。《易大傳》說：「一開一闔之謂變」，「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運動的源泉是由於事物內部對立物的「相推」，因此並不需要來自外部的「第一推動力」。在這一點上應該說高於亞理士多德，因為他仍需借助於「第一推動力」。陽和陰也對應於「剛柔」、「乾坤」、「開闔」、「動靜」、「男女」等等。

中國的陰陽魚太極圖，陰陽之間是一條互補曲線，而且陰中有陽核，陽中有陰核，正是這種對立面互相滲透，互相依存，互相消長變化的動態平衡和互補關係的形象表達。現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價值，已越來越受到重視。李約瑟（J.Needham）稱之為：「一種非凡的洞察力」（《歷史與對人的估價》，《李約瑟文集》）。席文（Natham Sivin）稱之為：「中國自然哲學的原理」或「中國原始物理學的第一定律」（同上）。玻爾（N. H. D.Bohr）在他因在量子力學領域的傑出貢獻而被封為爵士時，選擇這個圖形為他盾形徽章的圖案。他認為這種太極圖是其互補原理的最好的圖示。他還意識到這種互補概念很可能在物理領域之外也常常是有效的。新墨西哥大學的巴赫姆教授（A. J.Bahm）還專門著書認為這種的思維方式優於西方的和印度的思維方式。最近中國科學院軟件專家唐稚松教授著文論述，儒家的「中庸」、「時中」以及強調統一與和諧的思想，在軟件系統中同樣是一種有「現實意義的」，「值得推薦的哲學方法」（唐稚松《YZ系統中的設計思想》，見《中國軟件學極》1990年1期）。

陰陽是一個統一物包含的對立面，其存在不分先後。未儒周敦頤著《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似乎認為陰陽有先後。朱熹則認為陰陽不分先後，他說「陰陽做一個看亦得，做兩個看亦得。做兩個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個看，只是一個消長」（《語類》卷六十五）。關於這個問題張載說得比較明確：「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太和篇》）。「兩」就是指對立面的陰陽，無對立面即無統一物，即：「雖物非物」（《動物篇》），東西也就不成其為東西。

儒、道都講陰陽，都強調和諧，但亦有所不同。儒家主「剛」、主「動」，以求和諧，道家貴「柔」、主「靜」，以求和諧，均各有所見。總的說來，中國傳統思維的特點是強調和諧，剛柔相濟，以剛為主；動靜結合，以動為主。或「外儒而內道」，或「外道而內儒」；儒為主體、道為補充的「儒道互補」，正是這種特點的反映。

按照這種理論，自然界之出現災異，天下之發生戰亂，人體之所以生病，均為陰陽失去和諧與平衡所致。人體之是否健康，社會之是否成熟安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自我調節能力之強弱。儒者以天下為己任就要為君王師，協助人君增強自我調節能力，理順陰陽以保持穩定和諧。所以班固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禮運》篇中描繪的大同理想，就是一種高度和諧的社會。

「尚仁貴中」與「物極必反」

如何才能保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儒家主張尚仁貴中，重視道德教育，實行德治。修身齊家然後才能治國平天下，內聖而外王。

什麼是仁﹖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即「泛愛眾」（《學而》）。其具體含意為推己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公冶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所謂「立」就是要有獨立生存的能力和獨立的人格。「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仁，也是一種精神境界，「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當然，儒家承認等級，因而這種「泛愛眾」是有局限的。墨家主張「兼愛」，但這在當時的階級社會中不論是「泛愛」，還是「兼愛」，實際上都做不到。

什麼是「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他又說：「過猶不及」（《先進》）。朱熹解釋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又引程子（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庸」，也有「和」的意思，《廣雅》曰：「庸，和也」。《論語》又說：「允執其中」（《堯曰》）。《中庸》引孔子話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就是「過」與「不及」。就是說凡事要適度，既不要「過」，也不要「不及」。「中」並不一定是指「兩端之間的等距離的中點」，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所以《中庸》。又提出「時中」的概念：「君子而時中。」「時中」就是隨著時取中。

凡事不可走極端，任何事物超過了限度，就會走向反面，物極必反。物極必反的思想來自《道德經》和《易經》，法家和兵家也有。為了不走向反面，老子主張守「柔」處「弱」，因為柔能克剛，弱能勝強，「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十五章》）。只有保持不盈，才能成功。這種思想的確震聾發聵，深刻表達了特有的東方智慧，頗具中國特色，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意義。但無條件的強調守「柔」處「弱」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所以荀子批評他：「有見於屈，無見於伸」（《天論》）。北宋程頤注《易》，吸收了道家的思想，但又補其不足，提出：「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程氏易傳．否卦》）。

中庸的思想和物極必反的思想對中華民族影響至深。「過猶不及」、「留有餘地」、「勿為己甚」、「能屈能伸」、「居安思危」、「否極泰來」、「哀兵必勝」、「多難興邦」等等，至今仍常被引用。我們民族較少悲觀情緒，從不絕望，總是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曙光。一個半世紀以來，雖然劫難不斷，有時甚至看來似乎是帶有毀滅性的，但我們民族永遠摧不垮，打不爛，永遠不向侵略者和暴力屈服，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奮起戰鬥，英勇抗爭，蹶而復振，衰而復興，表現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不屈不撓的韌性戰鬥精神。因為他們堅信「否極泰來」，「多難興邦」、「壞事可以變好事」。這種信念不是建立在命定論基礎上的消極等待，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傳》）的奮鬥精神。

凡事要適度，「過猶不及」，更不能走極端。雖然有時也許矯枉必須過正，但一般說來，更多的時候是不能掌握適度，不是過就是不及，甚至好走極端。在這個問題上，這些年來確有不少值得人們深思的深刻教訓，我們應從中認真獲取教益。

在處理人際關係上，自己要立，也要讓人家立；自己要達，也要讓人家達；自己要生存，也要讓人家過得去；你不想別人強加於你，你也不要去強加給別人；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也不要去加禍於人；人和人之間應該互相尊重等等，這對保持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即使時至今日，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在西方，也曾經有過「允執其中」與「和實生物」的思想。比如，亞理士多德的“Nesotes”，就強調只有適中才是美德，而過和不及都是惡行（《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二篇）。赫拉克里特也說過：「自然也追求對立的東西，它是以對立的東西產生和諧，而不是從相同的東西產生和諧」（《殘篇．一○》），但它們對後世的影響遠遠不如中國。黑格爾認為：「矛盾卻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為在本身之中包含著矛盾，所以它才能運動，才具有趨向和活動」（《大邏輯》），但他把矛盾規律叫做「對立面的統一」。對立面之間，既有統一，又有鬥爭。列寧認為統一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暫時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和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否則，事物也就不會有質的變化和新陳代謝。但是後來在斯大林談辯證法的文章裡，就不再提對立面的統一，也否認事物有協和的開展。他說：「辯證法認為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不是表現於各種現象協和的開展，而是表現於各對象本身固有矛盾底揭露，表現於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的『鬥爭』」（《聯共（布）黨史》四章二節）。這種看法是與「和實生物」的觀點對立的。以後，「對立面的統一」在許多書中被改稱為「對立面的鬥爭」，甚至一度被歸結為「鬥爭哲學」。

事實上，事物的發展和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諧也有衝突，既有合作也有鬥爭。片面強調一面而否定另外一面都是「過猶不及」，真理過了頭就成為謬誤。恩格斯說過：「想把歷史的發展和錯綜性的全部多種多樣的內容都總括在貧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鬥爭』中，這是十足的童稚之見」（《自然辯證法》）。

事物的矛盾是十分複雜的，也並不是所有的矛盾都只有對抗，都必須表現為一方戰勝另一方，比如，人體內部的矛盾，人類社會的非對抗性矛盾，人類的男女，人與自然的關係，正數與負數，正電荷與負電荷以及原子與亞原子層次的結構等等。也不是所有的矛盾在所有的時間裡，只有鬥爭而沒有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裡存在著協和開展的可能。

總的說來，正如羅素所說的，中國哲學強調和諧，西方哲學強調鬥爭。當然，這只具有相對的意義。這種和諧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與此對立的則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和征服，人對自然的征服等等。這種強調和諧的辯證法，張載曾概括為四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

馮友蘭先生說過：「客觀的辯證法只有一個，但是人們對於它的認識和瞭解可以有很多，至少有兩個。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是矛盾的統一，這是都承認的，但是一種認識可以以矛盾為主，另一種認識可以以統一為主。後者認為『仇必和而解』，前者認為『仇必仇到底』。這是兩種辯證法的根本差別」（《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P. 135）。

也許這兩種對辯證法的認識都各有所見，也各有所蔽。一種是有見於和無見於爭，一種是有見於爭無見於和，需要「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由於矛盾的性質、特點以及發展階段的不同，什麼時候應該強調鬥爭與對抗，什麼時候應該強調和諧與非對抗，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而矛盾的性質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轉化，這個條件既有主觀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觀方面的因素。而且「和」中也並非無「爭」，「爭」中也並非無「和」，正如陰中有陽核，陽中有陰核一樣，不能絕對化。如果由於鬥爭造成統一體的破裂，那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矛盾統一體。後來把「和」理解為折衷調和，則已非原意。

重「和」哲學的現代意義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雖然也充滿著矛盾和戰亂，但也有大量的典籍記載儒者不斷總結如何加強自我調節機制，理順陰陽，以保持社會的統一、穩定與和諧，起到了鞏固封建社會的作用。從這個角度說，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從而使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封建社會成熟而發達。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在世界上可謂獨一無二。但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德經》《五十八章》），由於過於強調和諧、穩定而缺乏創新精神，也就孕育了近三百年的落後與艱辛。而相對來說，歐洲的封建社會就遠不如中國穩定，只維持了一千年就被資本主義所取代而稱雄於世。

費正清教授在其《劍橋中國晚清史》一書中，曾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後，從根本上說，是一場最廣泛的文化衝突。在他看來，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是：「道德行為的準則凌駕於人的情慾、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而西方文化「信仰民族國家、法治、個人的權益、基督教和科學技術，以及使用戰爭來為進步服務」。他還認為二者是「冰炭不相容」的。

應該說，費正清教授看到了兩種文化衝突的一面，確有其深刻之處，但並不全面。至少，社會進步是不是必須靠戰爭，西方文化是不是都是在「使用戰爭來為進步服務」都大可商榷。鴉片戰爭的起因，正是己所不欲，強施於人的結果，至今仍為有正義感的西方人感到恥辱。中國文化與西方文人是不是「冰炭不相容」也大可懷疑。世界發展的趨勢已日益表明，二者不僅可以，而且是需要互補的。這種互補關係將會促進世界新文化的發展。

世界已存在著太多的不安與動盪，戰爭的危險並未成為過去，然而本世紀以來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連綿不斷的局部戰爭，已使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戰爭往往並不給人類帶來進步，也不是當今世界解決人類爭端的有效辦法。即使是一個小國，也不可能用戰爭來征服。相反，戰爭只能給人類，也包括在戰爭中的強者帶來更多的不幸，甚至毀滅。和平力量的增長已越來越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人們已開始認識到世界需要更多的寬容、理解和合作。人類終於變得聰明些了。

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儘管有所不同，但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一般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追求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與發展。

如果說，康德、羅素所尋求的人類永久和平，貝多芬的《歡樂頌》所描繪的理想世界，在當時還是不切實際的空想的話，那麼今天畢竟有識之士已在認真思考能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人類的種種爭端，認真思考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民族之間，能不能找到一種平等互利、相互促進、和諧相處、共同繁榮的存在方式。

現在世界上一系列問題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既充滿著機會也存在著危險。在現實條件下，中國哲人們所特有的思維方式，也許能給人們以啟發。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對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是重要的原則。這個原則在今天也同樣適用於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的制度和民族之間。即使是己之所欲，也不必強施於人，因為不同的國家、地區、民族有不同的歷史和現實。革命固然不能輸出，但是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類都必須按同一制度、同一生活方式來生活。應該尊重和相信各國人民有權，也完全有能力作出自己最好的選擇，否則就難以維持世界局勢的和平與穩定。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當今的世界已是一個開放的世界，人們也日益認識到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繁榮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是衰退和停滯。目前，不發達國家的巨額債務問題已成為世界發展的頭疼問題。很難想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繁榮在今天能夠建立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貧困之上。南北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世界的核心問題。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第三世界日益貧困，發達國家的資金和商品也就沒有出路，南北的衰榮已經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一個非對抗性矛盾為主的多元化社會裡，如何既能推動社會前進，又能協調各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保持安定團結，促進現代化；以及如何處理「一國兩制」和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等問題仍然十分重要。這不僅需要建立一個相應的運行機制，而且需要很高的領導藝術。

促進和平統一、為世界作出貢獻

台灣和大陸要實行和平統一，目前雖還存在不少來自外部或內部的阻力和種種複雜問題，這些問題的逐步消解，也許還需假以時日和有待於人們的努力，但是總的趨勢不可逆轉。

台灣在這些年來在經濟上雖已取得了相當成就，但投資環境日益惡化，已接近海島型經濟的極限。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也亟需引進資金、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某些管理技術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當前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全球地區貿易保護主義高漲的情況下，海峽兩岸在許多方面已形成很強的互補之勢，合則兩利，分則兩傷。海峽兩岸的穩定繁榮對雙方都有好處。如果發展更密切的實質交流和合作關係，必能使雙方互蒙其利，看來，這也是不可抗拒的經濟規律。

現在海峽兩岸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都以振興中華，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說明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傳統上都有不少共識和實現和平統一的深厚基礎。「仇必和而解」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其時矣！

當然，由於歷史原因，應該看到海峽兩岸已有很大不同，如強求一致，在當前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利於雙方的穩定和發展，因而也就不利於振興中華的最高目標。

當前應該去除成見，增加共識，建立互信，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的方案加以保證，並且積極探索如何建立一種真正做到能夠取長補短，合作互利，和平競賽，互相促進，共同繁榮的實質性的良性機制並促其成為現實。

時不待我，機不可失，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海峽兩岸和一切關心中國和平統一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的有識之士應該促其早日實現。

和平統一，共同繁榮乃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它不僅是現實的需要，而且來自歷史的、文化的要求，因而也是歷史的必然。

最近錢穆先生有言：「台灣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中華民族未來的方向也就是台灣未來的方向。……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不遵守不發揚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精神，是無前途可言」（台灣《天下》雜誌1989年第98期）。

錢穆先生站在歷史的、文化的高度展望未來，是很深刻的，值得我們共同深思！

中華民族最愛好和平，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華文化在處理「和而不同」，維護社會的統一與穩定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經驗，也善於容納、吸收和溶合外來文化。

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時說過：「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裡。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估計世界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這正是原子能時代唯一可行的道路。」（Choose Life第二編第四章第三節）。

李約瑟博士也說過：「今天保留下來的和各個時代的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社會的精神氣質和中國人的人事事務在許多方面，將對日後指引人類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貢獻」（《歷史與對人的估價》《李約瑟文集》）。

在這方面，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最有條件通過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表率，促進整個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與共同繁榮。

當今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二極時代已在向多極時代發展。最近一個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各國遠見卓識之士已經開始認識到：一個和平統一、獨立自主、繁榮穩定、民主富強的中國，將是亞洲太平洋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日益重要的穩定因素。

通過對外來文化的批判吸收和積極借鑒，特別是通過與近代民主和科學相結合，一個經過自我更新，賦以時代新意的嶄新的中華文化，必將重放異彩，為人類文明作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