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步入「經濟起飛」的階段

一、 前言

南非總統曼德拉日前宣佈將與中共建交，並與台灣斷交。消息傳來，全台震驚，鹹指責南非罔顧道義，各種諸如忘恩負義等情緒性字眼不絕如縷，甚至外交部長章孝嚴在談判受挫後，還對南非做出一連串的報復舉動。

其實平心而論，南非與中共的經貿往來早已超過台斐的經貿互動。因此就現實利益的考慮，南非的抉擇確是大勢所趨的明智之舉，何況97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在即，也迫使南非不得不做出如此決定。台斐斷交事件顯示兩岸經濟力之對比，已成為台灣拓展外交空間及解決兩岸僵局之關鍵。台灣原擁有之經濟優勢地位，正隨著中國大陸快速經濟成長，而逐漸動搖。筆者曾在上期《海峽評論》中深入分析台灣經濟發展的前景，並指出其陷入低谷的癥結所在。在本期筆者將進一步探索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前景，關心台灣前途與兩岸關係的讀者，將兩篇文章合併閱讀後，或許會得到較中肯的心得。

二、「悲觀論」的內涵是什麼？

沒有人會懷疑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潛力，但保守的政策和腐化的官僚會不會對其發生致命的制約，從而拖緩其前進的步伐呢？在這一個觀點上，東西方的學者與輿論報導有相當大的歧見。

首先，在去年2月23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中，M. Friedman幾乎用斬釘截鐵的語氣指出，中共是「說」和「做」兩回事，雖然一再強調97後對香港堅持一國兩制，但不超過兩年港幣必然為人民幣所吞噬，香港也將「深圳化」。

Friedman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事實上也就是對中共政權沒有信心，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沒有信心。同年6月16日的美國《財星雜誌》中，Kraar更悲觀地指出97後「香港完蛋了！」，其背後的立論基礎與Friedman如出一轍。而極具權威性的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從今年2月起便頻頻以強烈的措辭抨擊中共政權，並質疑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景。

例如，強調官僚腐敗無效率的《已腐爛到根（Rotten to Roots）》（2月3日）。在預測香港悲劇性未來的《香港的午夜（Midnight in Hong Kong）》（2月17日）裡，將中國軍隊在1979年7月1日進駐香港，比擬成納粹軍隊在1940年走過巴黎凱旋門。首先在《靠後站，中國（Stay Back, China）》（3月16日）強烈批判中共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各種武嚇行動。稍後在《改變中國（Changing China）》（3月23日）裡，更將中國描述成世界級惡棍 (Rogue)，指其對世界構成嚴重威脅，並呼籲同中國進行貿易是不道德的，應對中國採取堅決態度，支持中國的不同政見者，然後才可以「改變中國」。在同一期中還使用強烈的字眼，指中國是一個草菅人命、無法無天、沒有人權，甚至虐殺嬰兒的國家（China's Arbitrary State）。不到一個月後，又有一篇強調中國大陸各地區紛爭，即將分裂的《面臨分裂的危機（China's Feuding Regions）》（4月20日）被刊載。《香港還能保持自由嗎？（Can Hong Kong Stay Free？）》（6月22日）認為97後香港會變得更腐敗，因為中共的法制極不可靠。在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深切悲觀的《中國，一隻模樣可笑的老虎 (China, a Funny-looking Tiger)》 (8月10日)裡，推測中國將有政治動亂，過度膨脹，和國家分裂。而在《中國的威脅逼近了（China Treat Looming）》（8月17日）一文中，再次呼籲西方國家雖然不能制止中國經濟增長，但可以使之成長速度減緩，並鼓勵應當試一試。

除了上述措辭較強烈的批評以外，在今年8月17日出版的《經濟學人》週刊中，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也做了分析，這篇文章可視為「悲觀論」的代表作，作者分別從經濟、政治和國際情勢三個角度來說明他的觀點。在經濟方面，首先指出依東亞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外資會刺激國內製造業成長，但在中國大陸卻不相同，除非能推動全面性的產業結構改造，否則要繼續維持過去十年的高出口成長率，將越來越困難。除了對出口前景感到懷疑以外，作者也直指中國大陸的兩大致命經濟難題。前者是金融體系無法配合市場需求，後者則為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由於擔心造成城市中大量失業人口，中共當局盡量使國家銀行支持國有企業苟延殘喘，這一來不但降低了資金利用效率 (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有70%左右針對國有企業，但國有企業的產出僅佔總工業產出的34%)，浪費了高儲蓄率的優勢；而且浮濫的貸款，也造成銀行大量壞帳，使社會隨時籠罩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危機中。在政治方面，作者認為中國大陸仍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使歷史包袱更加沉重，這一點與印尼政權相當類似。因此中共領導人會比其他亞洲新興國家 (如台灣、南韓)更畏懼自由化，主要原因在於自由化將導致對過去政權的全面檢討，而這種檢討極可能使延續自毛鄧權力的現在領導集團解體。再者，目前發展差距極大的沿海與內陸，也使中共的政治危機日益擴大。為了怕中央對地方失去控制力，中央不願意下放權力；而地方在課徵賦稅、維持秩序與執行法律越來越困難的情勢下，對中央的不滿程度更甚，基此大陸內部正逐漸凸顯出諸侯經濟現象。

在國際情勢方面，作者相當強調美國的影響力，他指出除了印尼以外，亞洲新興經濟國家都不大，對美國也不具威脅性，而且長久以來就是美國的盟友，這使得美國在與這些國家發生貿易利益衝突時，比較願意做策略性讓步。但美國卻將中國大陸視為其潛在敵手，因此較不樂意對中共在貿易糾紛上做出妥協。

三、「樂觀論」呈現截然不同的預期

《經濟學人》的分析提供了一些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的悲觀論點，但這種論點並不能獲得相當部分亞洲地區學者或企業界的認同。相反地，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前景有相當樂觀的預期。而企業家對中國大陸的信心更非只是放言空談，他們是實際付諸行動，以白花花鈔票來表達信心的，這可由來自香港、台灣和東南亞的投資仍源源不絕看出。

支持這些企業家對大陸經濟前景樂觀預期的理由，歸納起來共有九點。第一、中國大陸是近20年來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國家；第二、依據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等國的發展經驗，大陸的經濟成長還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第三、類似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政治動盪並不會阻礙大陸經濟成長，因為在亞洲許多其他國家，大屠殺似乎是邁向經濟起飛前的一種必然歷程 (如南韓的光州事件及台灣的美麗島事件)；第四、隨著經濟快速成長，政治也會逐漸開放；第五、高水準的儲蓄率，有助於促進資本形成；第六、龐大的勞動力，可支撐相當長時間的低工資；第七、工業製品的出口正快速成長；第八、經濟成長快速，促使國有部門在生產與就業的比重快速下降，未來有更多資源將由公部門轉移到私部門；第九、中共對管理經濟的政策工具之運用逐漸純熟。

除了企業家以外，也有相當多學者對大陸經濟前景表示樂觀，甚至認為在97之後，在大陸與香港攜手並進下，此一華人經濟區將與歐盟，美國鼎足而三。至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學者對《經濟學人》的觀點，更表現出群情激忿，如留學英國的盛洪和社科院的古喬、張曙光、茅於軾等人，在今年9月出版的《國際經濟評論》中，紛紛撰文提出嚴厲的反擊。他們認為中國大陸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現實狀態，不能拿西方的思考框架來解釋，而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已取得空前的成就，在這個基礎上，其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將是高度樂觀的。對於中國大陸缺乏政治民主的批評，他們則指出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政治穩定就沒有一切。政治穩定意味著社會內各個利益團體間的均衡，在一個經濟不發達，文化落後的國家，只有具有高度權威的政府才能夠迅速、有效地調節這種千絲萬縷的關係。

基此，他們認為目前中國大陸雖缺乏政治民主，但卻是環境下之必然，絕不能隨便使用西方的議會民主與多黨政治框架來予以論斷。不過，他們也強調，政治穩定並不意味對公眾所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及分配不公平問題視而不見，但只要政治穩定，稍假以時日，這些問題都可以在現有的政治架構內加以解決。

四、 客觀的評論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景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我們可以讓數字和實況來說話。針對本世紀的最後10年，中共規畫了「八五」和「九五」兩個經建計畫，前者計期間是1991-1995年，後者的計畫期間則為1996-2000年。八五計畫的背景正好承接經濟改革有成，卻陷入結構不穩定的時期，尤其是在七五後期，通貨膨脹惡化、所得分配不均、城鄉發展差距擴大、財政與貿易連年赤字等問題，均造成經濟高度不穩定，所以八五計畫的內涵精神以「治理整頓」為主調，突出持續、穩定、協調六個字。

八五計畫已於1995年底正式落幕，其執行成果如何? 我們可由以下幾項重要經濟指標來獲取初步資訊。在八五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率為12%，超過計畫平均年增率9.0%，也高於七五期間平均成長率7.8%。而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亦達到11.8%，高於七五期間的7.8%。由於表現出超過兩位數的經濟成長速度，使1995年大陸的GDP達到56,700億元 (人民幣)，已提前五年達到在本世紀末比1980年翻兩番的預期戰略目標，若與過去數十年相比較，八五期間確是中共建立政權以來，經濟成長速度最快的時期，而且此一成績也較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表現要來得優越。

在快速經濟成長中，產業結構也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八五期間第一、二、三產業的平均成長率分別是4.1%、17.3%和9.5%。與七五期間相比較 (三級產業成長率分別是4.2%、9.1%、9.4%)，顯示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目前占GDP的比重只有19.9%，首度低於20%的水準。第二產業快速成長，在整體GDP的比重高達47%，成為支持總體高成長率的最主要成分。第三產業穩定成長，占GDP的比重亦提升至33.1%。

除了產業結構有所變化以外，分配結構也有明顯改變。首先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至12.8%(七五期間是16.9%)，顯示中國大陸計劃與管制經濟的色彩越趨淡薄，而自由經濟揮灑的空間逐漸擴大。這種現象也可以由集體與個人收入比重由七五期間的83.1%上升至八五期間的87.2%來看出。

觀察經濟成長的內在構成，固定資本形成、勞動力成長與技術進步是三個重點。在人口方面，八五期間平均增長率只有1.156%，比原計畫平均增長率1.2%要低得多，顯示對人口增加情勢控制良好，尤其對照六五和七五 (人口增加率分別為1.417%和1.547%)，人口政策的成功更值得喝采。至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加快速，平均年增率高達35.1%，遠超過計劃成長率5.7%，過度投資造成有效需求壓力，帶動了通貨膨脹。八五期間零售物價漲幅平均每年高達11.6%，不但超過七五和六五期間，而且是從1991年的2.9%，逐年攀升至1994年的21.7%，一直到1995年才下降為14.8%，通貨膨脹惡化是目前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至於固定資產大幅增加不但有失控之勢，而且變化極不穩定、波幅也很大。如1993年增幅為58.6%，1995年又壓縮至18.8%，投資不穩定也是在快速經濟成長中的隱憂。

除了通貨膨脹以外，國有企業績效不彰也是一大難題。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截至今年7月底，38萬個獨立核算國有工業企業，有26.2%的企業處在虧損狀態，而整體國有工業企業則有45.6%遭到虧損，這些虧損企業中大概有一半已陷入「破產式財務失靈狀態」。相對於國有企業的積弱不振，非國有經濟卻快速成長，展現蓬勃活力。在八五期間，國有工業平均每年以7.1%的速度成長，而非國有工業的年成長率則高達38.5%(其中集體工業28%，鄉鎮工業45.1%)，三資工業幾乎每年翻一番，年成長率高達95.6%。

快速成長的主要貢獻除了非國有經濟外，對外經貿活動在八五期間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八五期間實際利用外資快速增加，五年累計達16,132,906萬美元，較七五增加了2.49倍，平均年增率為40.9% (七五期間為18.9%)。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在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由七五時期的34.5%增加到71.5%。八五期間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累計11,537,494萬美元，比七五時期增加了6.1倍，平均每年增加69.1% (七五期間為14.7%)，無怪乎許多跨國企業都將中國大陸視為對外投資計畫的優先選擇。除了引進外資，對外貿易也快速成長，1995年進出口總額超過2,700億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5.4倍，在世界貿易的排名上升至第11名，貿易帳在近年已由逆差轉變為順差，並配合資本帳大量資金流入，使外匯存底快速增加，在七五末期外匯存底只有110億美元，至1995年上升至736億美元，今年繼續增加，至11月底已超過1,000億美元。外匯存底充裕不但使大陸對外債信良好，人民幣兌美元匯價也能維持在8.3元兌1美元的穩定水準。

八五期間是中共建國以來經濟表現最佳的五年，而從1996年起宏觀調控也正式結束，並進入九五計畫期間。觀察九五計畫的內容，國民生產總值 (按1995年價格計算)，準備從57,600億元 (人民幣)增加到85,000億元，平均每年增長率為8%，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將控制在13萬億元，估計每年成長率為10%，而其中國有資產投資佔68%。對外貿易的目標是在2000年時達到進出口總額4,000億美元的目標，其中進出口各2,000億美元，維持貿易帳平衡。人口成長率維持在1.83%，至2000年時，人口總數控制在13億人以內。人民收入部分在九五期間，使城鎮居民平均生活費收入每年平均成長4%。

以上所載是中共國務院所提出的九五計畫目標，我們所關心的是，以目前大陸的經濟實力，有沒有達成計畫目標的可能？這些指標背後所代表的蘊涵是什麼？

根據世界銀行在1993年的一份預測報告，指出包括大陸、香港和台灣的「華人經濟圈」，在未來十年的經濟成長率將維持或超過百分之七，至2000年時，其經濟規模將達到2.5萬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的第四極 (the Fourth Pole )。其他國際權威研究機構也頗多做出相類似或更加樂觀的估計。而且以八五計畫期間的整體表現，中共在十五大以後政治局勢將更加穩定，而1979年7月1日收回香港後資源擴增等情勢來看，都提供中共九五計畫可順利完成的良好客觀條件，因此筆者認為大陸達到九五計畫預期目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單就九五計畫的內容來看也頗為務實。首先中共已認清農業部門的重要性，將農業發展放在國民經濟的首位。但基於比較利益的不足，大陸農業部門的資源一直不斷地在流失中，使農業成長率由六五期間的7.4%，下降至七五期間的4.2%，八五期間又跌到4.1%，相對於工業與第三產業的快速成長，農業的弱勢角色彰顯無遺。未來中共有多少資源可使用在農業部門值得懷疑，而且日漸混亂的農產運銷體系和農業金融制度，更逐漸成為農業發展的致命傷。

其次，積弱不振的國有企業是否能有效提升經營效率?對這個問題筆者頗為悲觀，大陸的國有企業改革比台灣國營企業民營化要複雜得多，也困難得多，最主要是其國有企業在總體經濟結構是大部分，而不像台灣國營企業只是小部分，因此如果改革出了差錯，隨時有動搖統治基礎之虞。國有企業虧損也連帶使大陸財政收支惡化，儘管在八五期間推出一系列稅制改革，但效應並未顯現，而且財政困窘，更難使目前落後的中西部貧困省分富起來，地區不平衡發展會牽動諸侯經濟進一步惡化，並成為引爆政治危機的潛在因素。

失業問題在八五期間已趨於嚴重和表面化，1990年城鎮失業率為2%，1995年上升為3.2%。根據「中國經濟信息社」的報導，失業問題在九五期間將更嚴重，尤其如果要提升國有企業生產效率，關閉掉虧損纍纍的企業體，將帶來更多的城鎮失業人口。除了城鎮的失業問題外，在農村中粗估約有一億二千萬的剩餘勞動力，要如何妥善安置，也將令中共領導核心大傷腦筋。

通貨膨脹在八五末期已逐漸受到控制，但如果為改善農業發展，而調高基本農產品價格，將帶動物價另一波漲風。今年1至8月與去年同期比較，商品零售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分別上漲6.8%和9%，上漲幅度已經縮小，但由於固定資產投資同期增長20.2%，比去年增幅還要大，更超出九五計畫10%的目標成長率，顯見投資飢渴症並未能有效控制，通貨膨脹的問題仍有惡化之虞。在金融制度方面，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仍很差，專業銀行自負盈虧的商業化機制也未建立，貸款損失率極大。利率的改革未落實，利率的決定仍需靠行政命令，而且存貸款利率低於市場物價上漲率，助長企業間相互拖欠的三角債問題。今年以來，中共為促進貨幣流動性，在4月間還停辦長期儲蓄存款的保值補貼 (優惠利率)，並在5月及8月兩度調降銀行存貸利率，這些政策不但會打擊儲蓄意願，更可能使稍已受控制的通貨膨脹再度惡化。

最後中共在九五計畫中仍強調要固守「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既然要維持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整個經濟發展的進度自然會被國有企業所拖累。所以根本改革之道，還是必須拋開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的框架，向自由經濟回歸。

迄今為止，九五計畫已進行了近一年，我們可以在1996年歲末檢視該年的經濟表現。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今年上半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29,756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9.8%。在物價方面，商品零售物價和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期分別成長7.1%和9.2%。由這幾個數字來看，上半年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表現不惡。但今年乃至明年的經濟成長可能如何？通貨膨脹率能否控制在10%的目標值之內，則必須進一步說明。

如果根據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計，由於今年下半年連續出現緊縮性信用政策，固定資產投資大幅減少，和國有企業虧損等問題，全年的經濟成長率恐怕不容易達到9%的目標，而且要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10%以內，也相當困難。不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則比較樂觀，他預測今年零售物價漲幅能控制在10%左右，而經濟成長率也會維持在9%。至於負責起草九五計畫的國家計畫委員會則預測，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可能只有8-9%，零售物價上漲率大致能控制在8.5%，不過他們認為明年的經濟成長會比今年快速。

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官方預測，國外的預測結果又如何？英國倫敦《金融時報》日前曾對中國大陸總體經濟進行全面的體檢，預測1996年GDP成長率為8.9%，平均每人GDP為603美元，零售物價成長率為10%，相當接近戴相龍的數字。而瓦頓經濟學院(WEFA)的預測結果，則指出中國大陸在1996年和1979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9.3%和9.4%，是最樂觀的估計結果。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雖顯示1996年的經濟成長率只能達到8%，但1979年卻可提升為9%。台灣方面，中研院院士於宗先博士認為在通貨膨脹、國有企業包袱、農村經濟危機、與美國關係惡化、兩岸經濟關係減緩等不利因素衝擊下，未來三年（1996年-1998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會顯著降低，約在8-8.9%之間。

根據上述的各種預測數字，各方意見均認為中國大陸在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會維持在8-9%之間，雖低於1995年的10.2%與八五期間的12%，但仍高於九五計畫的8%年增長率目標。這些分析結果顯示，今、明年大陸經濟成長應該會出現趨緩的現象，但尚在中共官方的控制範圍內，也就是說九五計畫的內容，還相當務實，不像許多開發中國家將經濟發展計畫搞得浮誇空洞。

五、結論

綜合而論，筆者認為中國大陸內部雖存在許多難題，像通貨膨脹、國有企業虧損以及地區發展差距等，但整體經濟發展的潛力仍是相當可觀。而且其經濟發展的結果勢必帶來經濟自由觀念的蓬勃，將壓迫政府必須拋棄陳腐的計畫與管制包袱，並衝擊官僚體系的重整再造，當政治民主帶來高效率的官僚體制時，經濟將邁入另一個成長紀元。如果這種良性循環能夠實現，在21世紀初期，我們或許就能見到中國大陸步入「經濟起飛」階段，這種結果的出現對兩岸關係和解應該是具有正面效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