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要把台灣人民引向何方？

1996年8月30日，日本「光文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李登輝和日本「外交評論家」加瀨英明合著的《今後的亞洲》一書。全書共分五章，每章前半部分是李最近的講話或談話，後半部分是加瀨英明的評論。加瀨在書的「前言」部分還特別加以說明：「李登輝總統的講話部分是李親自為本書挑選的。」現在就讓我們拜讀和欣賞一下，李登輝在這個具有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的加瀨英明先生面前是如何自剖心跡、如何拜倒在日本殖民主義者面前，以及他正在怎樣企圖把台灣人民引向歧路的。

揮之不去的「日本情結」

在這本書中，李登輝提到他在1994年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一次談話，說這次談話曾受到很多人的批評，特別是「中共的批評相當嚴厲」。他的這次談話，對日本殖民侵略者充滿友好的感激與懷念之情，批評是完全應該的。人們滿以為通過這次批評，對李會有所觸動和幫助，至少會在行動上有所收斂，誰知一點效果也沒有。不僅如此，他還耿耿於懷，一有機會就又要為日本殖民侵略者歌功頌德，塗脂抹粉。其與加瀨英明在這本書中的對話，不過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人所共知，日本殖民帝國主義在侵佔我國台灣期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簡直是罄竹難書。且不談其所掠奪的民脂民膏，僅鎮壓和殺害我台灣骨肉同胞即達65萬餘人。對於這些，李登輝為何從來閉口不談？相反，總是要談日本侵略者在台灣的所謂「貢獻」。例如，他在這本書的第二章就強調說：「在日本統治時代，日本為奠定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做出了巨大貢獻。」又說：「提到為台灣做出過貢獻的日本人，恐怕現在很多的日本朋友都不清楚。」他接著列舉了日本對台灣作過「貢獻」的一些「人和項目」。這難怪使他的好朋友加瀨先生也不禁為之吃驚，並深有感慨地稱讚說：「我見過世界很多國家的領導人，但卻沒有人能像李『總統』這樣與日本心心相印。」又說：「作為日本人，李『總統』的這種姿態不能不令我肅然起敬。」在這本書的「後記」中，加瀨竟把台灣稱為「國家」，說「在這個世界上，台灣是最親日的國家，也是日本一個很好的鄰邦」，「環看世界，除了台灣，再沒有第二個國家的人民對日本持有如此濃厚的感情了。」加瀨並把這一切都歸功於李登輝，說李登輝「優秀」，領導有方，而李「之所以這麼優秀，又完全是由於那個時代日本出色的教育水平」所致。真是一語道破，原來這正是李登輝先生的「日本情結」之所以揮之不去的真正原因。

對於這一點，新加坡政府資政李光耀先生曾作過很好的說明。他說，李登輝「在台灣的日本學校受教育，然後到很少台灣人能夠進入的京都帝國大學去。因此，他是用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見香港《亞洲週刊》1996年6月16日。）這就難怪，他既然是當年日本統治者專門培養出來的「菁英」，又怎麼可能具有一般日本人奴役壓迫的中下層人民的感情呢

「復辟夢」和「台獨夢」

在《今後的亞洲》一書中，又一次重現了李登輝的「復辟夢」。他在第三章竟大言不慚地說：

「我們黨（國民黨）認同台灣這塊土地，並且同這塊土地上的所有國民擁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即一致擁護『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地位，這是一個極重要的現實。也有人提出疑問：為什麼放棄『整個中國的中華民國』的地位？那是第二階段的事情。正如我前面說過的那樣，我認為必須首先經營大台灣，在這個基礎上努力建立新中原。」

說到「第一階段」，李在書的第四章作了補充。他毫不隱諱地推出「兩個中國」。他說：「在現階段，台灣存在著『中華民國』、大陸存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實體』。」「這是『一個中國』，哪兒都沒有嘛，它不過是將來的目標。現在隔著海峽，一邊是水，一邊是油，水和油是不容易溶到一起的」，「兩邊採取的是大相逕庭的政治體制，這樣怎麼統一？」一句話，現在就只能是「兩個中國」。

說到「第二階段」，李在書的第五章也作了補充。他說：「現在我們面臨的大課題可以說是如何加快台灣的現代化問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怎樣才能進一步發展呢？這個發展就是，我們在促進現代化、建成文明國家的同時，最終在『台灣經驗』的基礎上完成『中國的和平統一』的任務。」很明顯，這裡所說的「台灣經驗」，就是指「台灣模式」，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所說的在「台灣經驗」的基礎上完成「中國的和平統一」，就是用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來代替或「吃掉」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以重現「整個中國的中華民國」。真是「一枕黃粱」美夢！

且不談究竟按照什麼模式來統一中國，即使按照李登輝先生的邏輯，也是先「分」後「統」，先「兩個中國」再「一個中國」。這種「先分後統」的「曲線統一」論，與當年汪精衛的「曲線救國」論究竟有什麼不同?!

其實李先生所講的統一，也只是口頭講講而已。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他會圓其「復辟夢」，實現「整個中國的中華民國」。主要目的還是在這個幌子下，爭取時間，實現「台獨夢」。他在這本書的第二章，竟然若有其事地批評主張「台獨」者說：「一部分人不顧國內外的現實，主張改變國家的名稱，改變國旗，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就是否定『國統綱領』和『務實外交』，煽動一部分國民的感情，使他們展開反對根本國策的運動」，這些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接著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他批評這些人說：「他們企圖一步登天」。這裡所謂的「天」是什麼呢？就是「台灣共和國」。他們的錯誤不是別的，不是「天」這個目標，而是在「一步登天」，太急了。這樣，人們就完全明白了，李登輝並非反對登「台獨」這個「天」，而是主張「兩步登」，不要太急。具體步驟是先「獨台」，再「台獨」。所謂「獨台」，就是打著「中華民國」的旗號搞「實質台獨」，又稱「隱性台獨」，待條件成熟時再來個「金蟬脫殼」之計，變「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為「台灣共和國」。難道不是這樣嗎？

看來，李登輝先生已做好「兩手」準備：一條是「復辟夢」，如果能以「台灣經驗」或「台灣模式」來統一大陸，實現「整個中國的中華民國」，那就不用搞「台灣共和國」了；如果沒有可能實現「整個中國的中華民國」，那就絕不放棄走「台灣共和國」之路。無論前者或後者，當前最重要的是搞「實質台獨」，爭取「主權獨立」並使之合法化和國際化，這樣才有「主動權」和「迴旋餘地」。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李登輝先生那樣頑強地反對「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為什麼那樣堅持「務實外交」和「國際生存空間」了。他最近一個時期來所一再談到的大陸「和平之旅」、「高層晤面」和「恢復對話」等，究竟有多少誠意，於此也可略窺一、二了。

「主權在民」，「民權在我」

李登輝在這本書中又一次大談「主權在民」。

他在第一章中說：「今天，二千一百三十萬同胞，正式邁進『主權在民』的新時代。」

在第二章中說：「在國際關係的基調已經和過去不同的現在，國家主權本身的觀念也正在隨著變化。」

在第三章中說：「國民黨的理想是什麼呢？這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主權在民』。」

在第四章中說：「不管是怎樣的政權，如果不明白『主權在民』的真正含義，就會被覺醒的國民所唾棄」；「主權是應屬於大眾的，如果否定這個基本的真理，一切都無從談起。」

在第五章中說：「我一直重視著『主權在民』、『生命共同體』這兩個理念。實際上，我認為只有實現『主權在民』……才是『生命共同體』的基礎。」

看，全書五章，每章都提到「主權在民」，他李登輝幾乎成了「主權在民」的「衛道士」了。其實，李所講的「主權在民」完全是歪曲原意，為我所用。台灣有些學者朋友，私下就曾告訴我：李所謂「主權在民」，實乃「民權在我」也。真是一針見血之言！世界上的任何理念不是空穴來風，都是為一定的社會集團利益或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李登輝也不例外。他強調主權在民，並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解釋，無非是為了替他那分裂祖國的言行塗上一層騙人的保護色彩。

「主權在民」這一理念不是李登輝發明的，早在十七世紀的英國《人民公約》、18世紀的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就都有了。孫中山先生也講過「主權在民」。但不言而喻，所言「主權在民」的「民」都是指的本國全體人民，而絕不是指一國內的某個局部地區的人民。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絕不可以像李登輝說的那樣「在國際關係的基調已經和過去不同的現在」，就可作為「舊主權觀」而加以改變。李登輝把台灣問題和「主權在民」、「生命共同體」聯在一起，這本身就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登輝說：「三民主義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主權在民』」。這也是妄圖把自己的「新主權觀」和「分裂理論」與孫中山先生的理念聯繫起來，同樣是徒勞的。誰都知道，中山先生一生主張中國統一，反對分裂。李登輝式的「主權在民」，絕非來源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實際是來源於李的老朋友彭明敏的「台獨」理論。早在1983年7月，彭明敏在一次演說中就說：所謂「主權在民的觀念，就國際意義來講，就是台灣人民有不受任何國家支配的義務及有權對外獨立」（見《公論報》1983年7月9日）。其中所謂「有權對外獨立」和李登輝的「新主權觀」、「主權在民」、「生命共同體」所主張的「分裂論」不是如出一轍嗎？

這裡，我們終於又發現了一個秘密。這就是「主權在民」，是從「住民自決」那裡偷換而來的概念。在彭明敏一夥那裡，「主權在民」和「住民自決」幾乎是同義語。李登輝的高明處，就在於完全避開「住民自決」一語，而採用「主權在民」這樣一個比較容易迷惑人的用語。進而我們又會發現，「住民自決」一語又是台獨分子從「民族自決」這一概念偷換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治」浪潮洶湧澎湃，紛紛要求獨立，而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不能提「民族自決」，於是就被一些主張「台獨」者偷換成「住民自決」。

這樣，「民族自決」─「住民自決」─「主權在民」，一個概念偷換成一個概念，這就是李氏「主權在民」理念的來龍去脈。

真正的「悲哀」將是李氏自己

李登輝先生一有機會就要談所謂「台灣人的悲哀」，這一次也是這樣。不過，他有一個進步，就是他在指出台灣人的悲哀的同時又說：「台灣人的悲哀同中國人的不幸是無法分開的。」我個人對李先生的這個進步自然感到高興。問題是，他的這個進步，已被他這篇的分裂理念和分裂意向完全抵消了。

作為台灣人的「悲哀」，如果正確地加以理解，似乎應該包括這樣四個內容：（一）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與日本殖民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使我台灣同胞當了整整五十年的亡國奴；（二）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政府，在日本投降後對台灣人民實行了高壓統治，使他們受盡欺凌壓迫之苦，僅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慘遭屠殺者即達二、三萬人之多；（三）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間裡因工作和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導致內鬥連年，無暇也無力顧及台灣，使台灣問題長期拖而不能解決，島內人民在前途和命運上一直有一種「不確定」感；（四）台灣當局對島內人民長期實行反共教育，造成他們的「恐共、懼共」情緒。李登輝先生主政台灣以來，至今亦仍無視中國大陸的巨大變化，而推行一套完全脫離大陸現實的大陸政策，使兩岸人民無法實現正常往來，統一更是遙遙無期。由於所有這些方面的原因，使台灣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歸不得、離不能」，酷似飄泊在國際公海上一隻無依無靠的「孤帆」，廣大台灣同胞更是飽嘗國家分離之苦。

目前我廣大台灣同胞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一句話，就是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來保護自己。對外，能在國際上直起腰桿做人，永遠不受外國勢力的歧視、侵略和欺侮；對內，能夠保護人民一切合法的政治和經濟權益不受侵害。這樣，台灣人民無論對外或對內就都將永遠告別「悲哀」。應該說，這個時機已經到來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就是海峽兩岸的統一和團結。

然而不幸的是，李登輝先生的現行大陸政策卻與此背道而馳。其要害，一言以蔽之，就是真反共、假反獨、偏安拒和、分而兩立。李在書的第二章說：為求生存和發展，「無論何時也需要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台灣獨立」。又說：「我們黨（國民黨）把反對共產主義和反對台灣獨立作為基本國策。對於這一點，迄今從未發生過變化，今後也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明眼人一看就知，其反共是真的，反獨是假。在目前的條件下，真正的反獨必然會聯共，反之，反共也必然會聯獨。李登輝先生的「悲哀」就在這裡。

國民黨自大陸失敗至台灣，已經歷三個領導人：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這三個人都曾經是左派、擁共、親共或參共。蔣介石的「悲哀」，是由「聯共」走向「反共」，直至被大陸人民趕到台灣。蔣經國的「悲哀」，在於從蘇聯回國後一直追隨其父「反共」到底，直至晚年雖已開始感到這樣下去有可能造成台灣從祖國分離出去的危險，但已經來不及了。李登輝與蔣經國的情況有些相同，由「參共」走向「反共」，並且也是很堅決的。他在這本書的第三章，竟把「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聯在一起，說它因而「在二十世紀給人類帶來最大災難」。其語言之惡毒，並不在兩蔣之下。然而就蔣家父子來說，儘管與中共有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然卻能頂住外國勢力的壓力，始終堅持「一個中國」，他們還都是具有民族意識的。而李登輝則不然，不僅僅是反共，還有強烈的分裂中國的意識，一再詛咒和謾罵中國大陸人民的愛國民族主義。這就注定他的「悲哀」將遠勝於兩蔣。

也許有人相信李登輝的反「台獨」是真的，他自己也曾一再表白自己反「台獨」的堅決性，然而，這不過是自欺欺人。且不談他在對待「台獨」的立場和態度上與兩蔣時代有何不同，也不談自他主政台灣後，由於他的曖昧和放縱態度如何促使「台獨」思潮氾濫和「台獨」勢力發展，只談他的好朋友和本書的合作者加瀨先生對他所作所為的評價，就完全可以說明問題了。加瀨在書的第一章中說：李登輝在台灣所做的，「不會導致由中國來統一台灣的結果，而將是中國走向分裂的開始。」第二章中又說：李登輝「通過實現台灣化，將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距離大大地拉開。」加瀨眼中的李登輝是在努力追求中國統一呢，還是在努力實現中國分裂呢，這難道不是很清楚的嗎？

總之，李登輝與加瀨英明合著的《今後的亞洲》一書，既集中地暴露了李登輝企圖分裂中國的真實面目，也充分說明了加瀨英明這類人所代表的日本殖民主義和軍國主義者的幽靈至今未散，及其對於我國領土台灣的野心迄仍不死。「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兩人臭味相投，合著這樣一本書是完全不足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