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蔣經國的私情公誼

賈亦斌先生，生於1912年，湖北陽新人，早年從軍，由士兵到將軍，1946年參加青年軍復員工作，追隨蔣經國，成為蔣經國的好友與愛將，甚受倚重。後因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1949年在嘉興分道揚鑣，投效中共。他與蔣經國有什麼私情公誼，半個世紀後的回顧，是家國大事，也是恩怨情仇。本文摘自賈亦斌自述《半生風雨錄》第5章。編者

在舊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我與蔣經國相識並成為好友，而最後又與之決裂，這是我前半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但另一方面，與經國先生相處的這幾年，又使我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公誼私情，彼此始終難以忘懷。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我與經國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隨後我即率部起義，投向人民的懷抱，開始了自己的新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再也不受列強的欺凌和侮辱，這在國民黨時代是根本不能想像的。像我這樣親身經歷過新舊兩個時代的過來人，對此體會最深，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悅。經國先生則隨其父去了台灣，繼續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從此我們兩人一海之隔，處境各異，再也無緣會面，而雙方的間接交往卻並沒有斷絕。

50年代，海峽兩岸處於嚴重的敵對狀態中。1950年，我在「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號召下赴香港工作，經國先生得知後，即派人出五萬美金尋覓我的住處，將有不利於我之行動，我聞訊後一笑置之。我曾到福建沿海對去台的青年軍將領，如駐金門的劉安祺將軍、駐澎湖的鄭果將軍、海軍陸戰隊司令羅友倫將軍、憲兵司令王永樹將軍等人，發表廣播講話，號召其迅速反正歸來。1957年3月，駐台美軍上士雷諾槍殺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學員劉自然，竟被美軍軍事法庭宣判無罪，引起台灣當局和民眾的不滿與公憤。5月24日，台北市民搗毀了美國「大使館」，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國報刊一致認為蔣經國及其親信是該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劉自然事件」表明美蔣矛盾達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蔣氏父子在內的絕大多數國民黨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識，是值得稱讚的。我從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經國先生的性格，即不願屈服於外國的壓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乃發表廣播講話對劉自然之死表示悲憤，對台灣民眾的反美正義行動表示支持。同年，我參加了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在會上我向台灣當局呼籲，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化干戈為玉帛。

60、70年代，經國先生逐步從乃父手中接過權力後，推行了若干「革新」措施，同時大力發展經濟，在其他各種條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灣經濟的「起飛」，使台灣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各界的稱讚。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經國先生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對台獨勢力保持警惕，採取了壓制和防範的措施。記得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當時我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在上海參加了對尼克森一行的接待活動。在發表《上海公報》前夕的宴會上，一位美國外交官在交談中告訴我，他與經國先生的關係較密切，問我有無關於國家統一或私人之事要帶信給蔣。我回答說：中國統一是海峽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無需外國人代勞；如去台灣則請代我個人向經國先生表示致敬和問候。

1978年，中共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撥亂反正。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盡快實現通航、通郵和通商，以便雙方同胞的接觸和交往，促進兩岸的共同發展與和平統一。從此兩岸關係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我也於是年調到北京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負責民革促進祖國統一的工作，與老朋友和台灣同胞接觸的機會更多了。

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發表談話，提出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點方針，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這一方針在海峽兩岸引起了巨大反響。同年，我應中美關係學會的邀請，參加全國政協代表團赴美國訪問。在美國，見到了包括徐思賢在內的諸多青年軍時期的老朋友。舊友闊別重逢，撫今追昔，感慨良多。大家都認為往者已矣，應該採取向前看的態度，為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繁榮盡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回國後不久，我就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向蔣經國先生進一言》的文章，其中寫道：「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真正站起來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經國先生現在台灣的處境也比當年大大不同，可以自主了。國內外形勢非常有利，和平談判條件逐漸成熟，祖國統一、振興中華，千秋偉業，繫乎一轉念一反掌之間。只要國共兩黨進行談判，能實現第三次合作，經國先生就可以為國家、民族盡大忠，還可以還葬父親靈柩和祭掃母親廬墓，以盡大孝。這是千載難逢之良機，歷史在等待著經國先生如何書寫！」文章結尾附有1980年春，我在溪口借宿經國先生舊居所寫的《重遊溪口感懷》七律一首，以贈老友，詩云：

溪口睽違卅一春，迎春雪後景依然。
喜看墨跡今猶在，傳語家鄉色更妍。
借宿舊居懷舊雨，佇聞新曲譜新篇。
妙高台望歸帆至，晚節芬芳忠孝全。

1983年，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提出了以「一國兩制」的原則實現祖國統一的基本設想。這一設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充分考慮到了雙方的利益和台灣的現實情況，有利於保持台灣海峽局勢的長期穩定與繁榮，有利於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它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國內外有識之士的贊成和擁護。1984年，我赴香港訪問，著名作家江南先生評論道：「賈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在香港時，我與台灣的彭位仁先生通了電話，他第一句話就說：「總統（指蔣經國）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總統見面都要談起你。」實際上我也始終沒有忘記經國先生和所有在台灣的老朋友，並希望他們為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1987年，經國先生認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於是排除種種阻力，採取了開放探親、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三項措施，這是對國民黨歷來奉行的「三不」政策的一個鬆動，有利於緩和與大陸的對立情緒，逐步開放與大陸各方面的交往，不失為順應民心和歷史潮流之舉，得到了輿論的好評。從中不難看出經國先生力圖在自己的晚年「對歷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努力。

就在同年5月，我陪同台灣訪美學者陳學明博士再次訪問溪口。我們一同參觀了蔣介石先生的出生處玉泰鹽鋪和經國先生的出生處豐鎬房，又瞻仰了蔣介石母親王采玉與經國先生母親毛福梅的墓地。我對陳博士說：「希望經國先生回家祭掃祖墓，以盡人子之情。」我們還遊覽了整修一新的文昌閣、小洋房和重建中的雪竇寺，在豐鎬房當年的會客室和「以血洗血」石碑旁，我都留了影。舊地重遊，觸景生情，無一不勾起我對經國先生的懷念，並殷切盼望他能早日回歸，重逢於妙高台下，遂即興賦詩一首：

喜逢舊地又重遊，浮想聯翩夜不休。
共賞京昆武嶺校，同商調遣豐鎬樓。
後凋松柏榦猶盛，洗血石碑淚直流。
但願妙高台再會，私情公誼話從頭。

事後，我把所攝照片和這首詩交由陳博士帶回美國，並通過其奉化親友轉交經國先生。據說經國先生閱後對此表示甚為滿意。

此後不久，經國先生為了準備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曾派使者來北京找我，探詢中共方面和平統一的誠意及我是否願意為之溝通，我一一作了肯定的答覆，並將情況向上作了匯報。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接見他時，請其轉達致經國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統一大業能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就在經國先生準備派重要代表再來談判時，卻不幸於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噩耗傳來，在大陸的原經國先生部屬和舊友，無不為之震驚和悲痛。我於次日致電蔣經國治喪委員會，表示深切哀悼，全文如下：

驚聞經國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當年，辱承吾兄知遇，屢委重任，是所難忘。抗戰期間，吾兄深懷國恨家仇，毅然帶頭參加青年軍，主持政治工作，竭盡心力。去台以後，吾兄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近又作出開放台胞到大陸探親之決策，此皆國人所稱道者也。而今統一大業尚待海峽兩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時，不意吾兄與世長辭。溪口一別，竟成永訣，於公於私，均甚痛惜。特電悼唁，尚望方良女士和其他家屬節哀。

回顧我與經國先生將近四十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禦侮而合，中因政見不同而分，終以和平統一而合。分合之際，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趨勢。經國先生始終主張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這是最難能可貴的。我與經國先生，公誼為重，私情難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自己的晚年為祖國統一作出歷史性的貢獻，然而天不假年，怎能不令人為之痛惜！悲痛之中，我當時寫下了《哭經國兄》一詩，表達我對他的深切懷念和哀思，也以此作為本章的結束：

萍水相逢知遇深，驟聞噩耗淚沾襟。
難忘報國從軍志，時憶軫民建設心。
開放探親贏盛譽，嚴防台獨最傷神。
知兄此去留遺憾，尚有餘篇惜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