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和平解放台灣戰略」形成初探

50年代中期，中共形成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戰略。歷史表明，這一戰略對中共對台工作和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演變，有著深遠的影響。本文旨在對這一戰略形成的背景、過程、基本著眼點和主要內容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大陸方面對台灣問題的研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和平解放台灣只是一個「口號」，作為「爭取實現」的一種形式，至多是武力解放的一種「輔助形式」。事實上，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這是因為台灣問題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同樣地，中共對台戰略的形成也必然有一個過程。台灣問題的出現有著極為複雜的國際背景，其中最為主要的是美國的冷戰政策、「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略和干涉中國內政的一系列軍事、政治和外交行動所造成的。中共的對台戰略則是在台灣問題出現的過程中，在圍繞台灣問題所展開的軍事、外交、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鬥爭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解放台灣，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是中共和中國政府的既定目標。中共領導人在多次講話中都明確提出要解放「西藏、台灣及其他敵占海島，以便在全國範圍內結束戰爭」〔註1〕。為此，中共任命著名戰將粟裕和蕭勁光為台灣戰役的指揮員，加緊組建空軍，編練海軍，陸軍也積極進行渡海作戰演習，並於1950年初相繼解放了海南島和舟山群島，為解放台灣進行了預演。顯而易見，當時對退踞台灣的國民黨集團的鬥爭目標和政策，乃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對國民黨統治集團鬥爭目標和政策的延續。以武力解放台灣，盡快、徹底地消滅舊中國政權的殘餘力量，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這就是中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台灣問題尚未出現或者說剛剛出現端倪時對台軍事戰略的全部內容。對於中共決策層而言，此時的台灣問題只是一個行將解放的沿海島嶼的問題，就其性質來說，是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範疇的一個問題，與後來的「台灣問題」涵義不可同日而語。同樣地，此時的對台戰略也只是解放全中國軍事戰略的一部分，與後來的對台戰略涵義也不可相提並論。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軍事力量介入台灣海峽，阻撓中國政府解放台灣，台灣局勢具有了國際色彩。嚴格地說來，從這時起台灣問題才在真正意義上出現。對此，中國政府迅速表明了嚴正的立場。周恩來1950年6月28日的聲明反映了中共高層對解放台灣的形勢出現變數的憂慮和美國侵略行徑的強烈憤慨。同時也表明，中共開始將政治和外交鬥爭提到了解放台灣的鬥爭佈局上來。中共前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在其回憶錄中談到周恩來當時曾對他說：「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增加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著」，「現在我國的態度是，譴責美帝侵略台灣，干涉中國內政」〔註2〕。從1950年夏到1951年秋，由於解放台灣的形勢出現重大變化，中共開始以不同於過去戰爭年代的新角度思考台灣問題。在這段時間裡，中共領導人關於台灣問題的言論及中國代表在聯合國的活動，表明了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中共對台戰略從過去的軍事戰略中獨立出來，其目標、內容、手段及策略，作為一個新的體系已開始浮現。

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結局表明，朝鮮南北分裂，越南南北分治已成定局。在這種情況下，處在東北亞與東南亞連結點上的中國第一大島台灣向何處去，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及插手台灣、干涉中國內政的美國政府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從全球戰略的角度來看，當時台灣問題處在國家內戰和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交結點上，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局面。美國力圖使其侵略台灣合法化、長期化、中國決心解放台灣，中美之間圍繞台灣問題出現了准軍事對抗。顯然，台灣處在美國的軍事庇護之下，解放台灣成為一場複雜的、嚴重的國際鬥爭，這就決定了圍繞台灣問題的鬥爭必然從國內革命戰爭的戰略中獨立出來，必然由主要同國民黨的軍事較量轉變為主要同美國進行政治和外交的鬥爭。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表明，由於彼此重大利益的衝突和實力的制約，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將長期較量下去，中共欲以過去國內革命戰爭的模式解放台灣已不可能。鬥爭實踐和新的形勢要求中共總結經驗，適應形勢，調整戰略，考慮除戰爭之外的新的解放台灣之路。

〈二〉

1955年4月，毛澤東要求參加萬隆會議的周恩來「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註3〕據此，周恩來通過印度傳出了重要信息：關鍵問題是美國必須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從而使中國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灣〔註4〕。同年5月31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註5〕這一主張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台灣政策的重大轉變。

進入1956年，「和平解放台灣」戰略方針的內容得到了豐富和完善。這一年的3月，周恩來托人傳話給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談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此傳話關鍵信息有二：第一，和談；第二，以蔣介石為對象〔註6〕。4月，毛澤東提出「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和為貴」、「以誠相見，來去自由」，制定了和平解放台灣的若干主要政策。6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相當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和政策思想。周恩來明確指出，「毫無疑問，如果台灣能夠和平解放，那麼，對於我們國家，對於我們全體中國人民，對方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將是最為有利的。」「我們是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的。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曾經兩度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只要大家以祖國的利益為重，我們仍然可重新攜手團結起來。」「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勳，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台灣同胞從來就是中國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歡迎他們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共享我們民族的榮譽」。身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可以同大陸上的親友通訊，他們也可以回到大陸來作短期的省親會友」，「我保證他們來去自由」〔註7〕。周恩來的上述報告發表後不久，亦即是7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的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黨貫徹「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中共八大閉幕後不久，毛澤東表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簽個協定公佈。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就秘密來。可派代表團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註8〕。周恩來也曾在一次內部談話中表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黨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註9〕。毛澤東、周恩來的談話，明確提出了「國共合作」，關鍵是「只要政權統一」、台灣「照舊實行三民主義」、「簽協定」、「台灣派人參加全國政務的領導」等重要思想。

1957年春，台灣「立法委員」宋宜山來京瞭解中共有關政策，周恩來、李維漢先後與宋交談，將中共對台方針政策作了新的歸納和概括，主要內容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台灣地方政府歸蔣介石先生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去干預；國民黨可以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外國軍事力量必須要撤離台灣和台灣海峽〔註10〕。此後不久，台灣島內外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尤其是美蔣矛盾有所發展。針對鬥爭形勢的發展，中共提出了「聯蔣抵美」的策略，使「和平解放台灣」戰略方針的內容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60年5月，中共高層討論了對台工作的形勢，研究了堅持和發展「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總方針，周恩來對此作了新的概括〔註11〕。

〈三〉

如上所述，1955年上半年，中共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後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並以此為中心形成了中共的對台戰略。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對處在冷戰影響下的兩岸關係及中美蔣三角關係的戰略思考，集中反映了中共關於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和主要政策思想。這一戰略隨著鬥爭形勢的需要而不斷豐富和發展，指導中共的對台工作、對美鬥爭和涉台外交活動的佈局和開展。直到60年代中期，對於中共來說，和平解放台灣方針始終是一個總攬對台全局的戰略性方針。

和平解放台灣戰略有五個基本著眼點：

第一、這一戰略符合中共對台的原則立場和基本目標。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代表著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對於統一中國負有歷史使命，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灣是中共不可動搖的既定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非有戰爭與和平兩種形式，而採取和平形式是現實的、明智的選擇，也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第二、這一戰略著眼於台灣現實情況，最大限度地照顧了台灣方面的利益。台灣與大陸的對峙局面業已形成，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同國民黨集團打交道，這是不能不面對的現實。國共兩黨有過兩度合作的歷史，即使在台灣問題出現後依然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具有共識。從長遠來看，國民黨退踞台灣，繼續標榜「中華民國法統」，實難以為繼，久拖下去只會夜長夢多。蔣介石、陳誠等人對此憂心忡忡，而美國加緊控制台灣的做法更加劇了他們的疑慮。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高層人士認為，中共同國民黨集團打交道，爭取第三次國共合作是有可能的。

第三，這一戰略是針對美國的。美國是解放台灣的最大障礙之所在，如不解決中國與美國的國家的關係正常化，台灣問題很難解決。而國民黨一貫依賴美國，不會輕易接受中共和平解放的主張。調整對美政策，尋求改善中美關係的途徑，主要通過政治和外交鬥爭，迫使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為解放台灣問題創造必要的外部條件。

第四，這一戰略適應中國大陸經濟建設、發展對外貿易、改善和穩定周邊形勢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後，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外部環境頗為不利。這種情況在朝鮮停戰後開始出現轉機，稍後，第一個五年計畫逐步實施，「一化三改」基本完成，中國的經濟建設出現高潮。打破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改善和穩定周邊環境，成為國內建設的迫切要求。處理台灣問題，不能不考慮整個國家建設的全局。

第五，這一戰略同斯大林去世後蘇共新領導依據冷戰格局制定和實行的和平政策也是相一致的，同時也符合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國家普遍要求緩和亞太地區緊張局勢的強烈意願。二戰後，世界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強烈反對戰爭。美蘇在歐洲雖有嚴重的對抗，但並未打仗，而亞太地區卻狼煙四起，使之成為世界關注的戰爭熱點地區。朝鮮停戰後，這一地區的形勢趨向緩和，表明了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為恢復和平所作的努力。儘管台灣問題從最初意義上說是中國內戰的延續，但因為有美國插手的背景，周邊一些國家對此頗為不安，中共在日內瓦會議之後適時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和平解放台灣」的戰略，與當時國際社會要求和平的潮流，當然不無關係。

和平解放台灣戰略有如下主要內容：第一，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為對台戰略的基石。這一基石是不可動搖的，中國對此絕對沒有妥協的可能。第二，核心是實現政權的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策，「中華民國」的「法統」早已破產，台灣必須置於中央政府的統一治理之下，對台灣的具體治理形式可以商談解決，台灣實行高度自治是可以商談的方案。第三，著眼於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強調統一中國是中國內政，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別國無權干涉，對此決不向外國人作任何承諾。明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和平和戰爭兩種形式，對台戰略著眼於爭取用和平的形式解放台灣，但並不排除戰爭的形式。第四，和平解放的具體途徑是國共合作，對等商談。如一時不便公開談，可先進行秘密接觸。第五，將國民黨集團作為對台工作的對象，尤以蔣介石為首的黨政軍實權派為重點工作對象，採取多方影響，積極並且耐心爭取的方針，以使台灣將來整個回歸祖國。第六，對台灣政策概括起來有「來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獎」，「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互不破壞」，「國共合作」，「對等商談」，「高度自治」，「兩岸通商」，以及「特赦戰犯」，對國民黨去台人員在大陸的親友的政策等。第七，對台戰略的最高策略是「聯蔣抵美」，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以愛國主義和民族大義為旗幟。鬥爭重點放在反對美國鼓吹「劃峽而治」、製造「兩個中國」，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陰謀。提出「一攬子解決」的方針，即美國必須從台灣撤出去，否則中美關係中的其他問題都談不上。第八，解放台灣，統一中國，是全中國人民的神聖使命，是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和平解放台灣戰略要求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調動的積極性，齊心協力，為和平解放台灣而共同奮鬥。

〔註1〕《人民日報》1950年5月1日。
〔註2〕《蕭勁光回憶錄》（續）26。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註3〕《中共黨史研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1994年第5期。
〔註4〕《當代中國外交》第7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頁。
〔註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5年第7號。
〔註6〕〔註11〕《黨的文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辦〉1994年第5期。
〔註7〕《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
〔註8〕《人民日部》1994年2月27日。
〔註9〕《華聲報》1984年5月17日。
〔註10〕香港《百姓》1987年12月1日。
原載《台灣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