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與蘇維埃帝國的瓦解

8月19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政變」中遭罷黜了60小時，而終於在「政變」流產後恢復了職務，蘇聯政局有驚無險的度過了一次難關，但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戈巴契夫雖是西方國家「最愛」的歷任蘇聯領袖，但在蘇聯統治階層的心目中，無異是蘇聯的「敗家子」。與美國並稱世界「超強」的蘇聯，在戈巴契夫的手裡，不但失去了對東歐的影響力，並且產生了此次「政變」公報中所稱的「威脅蘇聯人民生命與安全，危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自由與獨立的深重危機，以及政治、種族與民間衝突，混亂與無政府狀態。」

為什麼「兩霸」之一的蘇聯會落到如此地步﹖前美國總統雷根說「把共產主義丟進灰燼裡」，這畢竟只是意識型態的皮相之見。如果共產主義必然只是「灰燼」，何以一個19世紀還是歐洲最落後的斯拉夫民族，卻可以藉著共產主義革命，超越西歐而與美國爭霸於20世紀。

經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的鬥爭，人類的政治恐怕還是要回到馬奇維利，一切的意識型態不過是權力正當性的辯辭。如果「不以人廢言」的話，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早就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蘇聯的革命對亞洲發生強烈的影響，並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因為一百餘年來，西方殖民地主義的統治，在亞洲激起一般民眾極端的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這一情勢，對這些國家，施展其滲透和顛覆的陰謀，而推行其從亞洲向歐洲迂迴的世界革命計劃。」

所以，蘇聯的崛起其實是基礎於亞、非、拉人民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憤恨上。「五四」之後，為了「社會主義救中國」，陳獨秀等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孫中山也發出了「以俄為師」的號召。1927年，中國的革命分裂，開始國共內戰。

蘇聯真的是以馬克思主義之名和社會主義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當年12月29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即指出：「蘇聯試圖使中國北方諸省脫離中國，這裡面埋藏著中、蘇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的種子。毛實際上不是一個衛星，他掌權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蘇聯軍隊扶植上台的。我指出，這一情形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財富。」

果然，由於蘇聯對中國的野心，1959年中蘇共即發生矛盾，至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美國即著手運用這項「重要財富」，中共也被迫向美國尋求「反霸統一戰線」。

在中美「反霸統一戰線」的壓力下，蘇聯比美國更不堪負荷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被迫向美國尋求和解，並開始「改革」，而且出版一本向美國喊話的《重新改造蘇聯》（1987），書中說到－－「無疑，蘇聯和美國是兩個強國，各自有其廣泛利害關係，各有各的盟國和友邦。我們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優先，不過這種情形不是必然意指我們注定要對抗。另外一種結論將更合乎邏輯－－蘇聯和美國對世界的前途負有特別的責任。大部分的核子武器集中在蘇聯與美國。此刻它們的潛力的十分之一或甚至百分之一，就足以對我們的地球和所有人類的文明施加無法挽救的傷害。這個觀點也隱含著我們和美國人對全世界各民族負有最大的責任。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與政治家對所有人類文明負有一種特殊的、獨一無二的責任。美國人民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使美國能有今日，而蘇聯也證明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使一個以前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進步的強國。儘管在我們艱難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經歷過一切的困苦，今天蘇聯是一個強大的已開發國家，以及一個具有巨大知識潛力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民族。因此我認為我們和美國人都擁有歷史性的成就，將會有智慧、能力、責任以及必要的彼此尊重，來掌握實際和防止災禍。」

「特別的責任」一辭，其實是帝國主義的語言，西方帝國主義一向宣稱對亞、非、拉人民的殖民主義是「白人的責任」；「東亞共榮圈」也是大和民族的「責任」。戈巴契夫這段話應可翻譯如次－－「美蘇兩國都有足夠毀滅全球的核子武器，不必再競賽下去了，不如結束對抗，合作瓜分全球的勢力範圍。」

在雷根總統任內，並沒有太看重戈巴契夫喊話，而一直在經營對中共的「和平演變」，才有1988年底，戈巴契夫宣佈訪問北京，並於1989年5月訪華，發佈與中共和解的《中蘇公報》。「六四事件」發生，美國對中共的「和平演變」受挫，而進行制裁。接著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也發生了「蘇東波現象」，美國才信任了戈巴契夫。可是，這時「蘇維埃帝國」已分崩離析。在今年的「波灣戰爭」中，蘇聯只好配合美國的中東戰略，進而又失去了對激進的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

「波灣戰爭」後，「美利堅帝國」更是「意氣風發」，而提出了「國際新秩序」。「新秩序」也是帝國主義的語言，首先是希特勒提出的，日本侵略中國也是為了東亞「新秩序」。蘇聯不能和美國分享對世界「特別的責任」，轉而希冀美國能幫助其因「改革」而帶來的經濟秩序的混亂，但是，「美利堅帝國」從來不開救濟院，今年的七國高峰會議，戈巴契夫只有羞辱的空手而返。

「特別的責任」未能分享到，世界兩霸之一的蘇聯只能被編入「美利堅帝國」的「國際新秩序」裡，而實現了雷根所說的「把共產主義丟進灰燼裡」。共產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意識型態，從來也沒有實現過，所以，被丟進灰燼裡的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與美國爭霸全球將近一世紀的「蘇維埃帝國」。

不能忍受「蘇維埃帝國」的瓦解，才是發動這次流產「政變」的真實背景。

「蘇維埃帝國」瓦解後要如何挽救和重建蘇聯﹖首先應該放棄帝國主義策略，與第三世界國家真誠合作，除了維持必要的自衛軍事力量外，不必與美國去搞勞民傷財的軍備競賽，也不必「入伙分贓」的去與美國共同擔負什麼「特別的責任」。如果當年不是蘇聯對中國有強烈領土野心的企圖，北京也不會去搞「反霸統一戰線」，蘇聯也當不致落到如此田地。

再者，蘇聯需要切實的把經濟搞上去，重點應放在國內的農業和工業，根據具體的現實條件進行經濟改革，而不是為了「入伙分贓」專門表演一些取悅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秀」。經過這場風波以戈巴契夫為首的蘇聯領導階層當可以有新的考量。

在蘇聯重新恢復政治的穩定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信任後，雖然「蘇維埃帝國」瓦解了，甚至蘇聯共產黨被推翻了，但仍然可以為佔人類五分之四的第三世界人民作出應有的貢獻，這一項對世界前途的「特別的責任」，才是第三世界人民期望於蘇聯的。

蘇聯的局勢如何發展，猶待觀察；蘇聯未來的道路也有待於蘇聯人民的智慧去審慎抉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