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訓練支持的武裝藏獨

布希「破例」接見達賴

今（1991）年的5月23日，是中共與西藏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十七條協定》的40週年紀念。中共方面在此一紀念日之前數月，即已展開在海外的宣傳工作，並以拉薩市為重點，進行各種慶典的籌備事項；相對的，美國則在4月中旬邀請達賴喇嘛訪美，且「破例」由總統布希在白宮中作「非正式」接見，之後，達賴亦應邀在美國國會大廳公開發表「非正式」演講，明白宣示他的分離主義立場，抨擊譏嘲中共的西藏政策，而中共總理李鵬5月19日接受新華社訪問，談到紀念入藏40年與西藏問題時，則表示，中共方面與達賴喇嘛長期以來所做的只是「毫無結果的接觸」。李鵬指出：「雙方過去接觸毫無結果，同時目前無法交涉的責任，完全在於一個事實，那就是達賴迄未改變他分裂祖國的立場」，李鵬作的結論是：「我們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於是，至少在4、5月份，西藏問題再度在西方世界較重要的媒體上被妙熱起來，也因此人們所得到的印象，主要便是中共與達賴雙方針鋒相對的互相批評，以及中共與西方（特別是美國）運用傳播工具在西藏問題上的各說各話。這一事實相當的說明了西藏問題在今天的敏感度和複雜性。

事實上，最近幾年來的西藏內部確實發生了以反對漢人為主旨的「獨立運動」，以中共方面4月17日公佈的一項資料為例：自1987年來，已有1,025人因參加反對中共統治的示威活動被逮捕，他們的罪狀是：「一小撮犯罪分子，悍然使用武力，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並破壞民族團結」，因此「西藏執法機關給予他們合法懲處，是完全合理的」。而西藏自治區委常務副書記熱地，於7月初接見香港記者訪問團時，亦證實指出，1987年以來，西藏地區共發生二十多次大小騷亂，警方前後共抓了一千多人。而騷亂中規模較大的，則以87年9月27日、10月1日和89年3月5日的這三次為著，每次都有數千人參加。熱地說，被捕的一千多人，有八百多人經過教育後當場釋放，受審查者有一百二十多人，被判刑者有一百多人，送勞動教養者有七、八十人，無人被判死刑。另據西方記者報導稱，中共方面在「五、廿三」之前兩個月，便已加強了對拉薩與其他地區的監控工作，調入多批武裝力量準備鎮壓，對若干受到懷疑的喇嘛、寺廟和群眾活動，均多密切監視和逮捕。對此流亡印度的西藏團體和西方輿論界，亦皆提出譴責，其中夾雜不少鼓動西藏人民起而反抗的煽動論調，頗有唯恐西藏不亂之意。但無論如何，西藏解放40週年的慶典，終算是在既定的計畫下平安度過。

十年浩劫的文革於1976年10月結束，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今天這個以改革開放為施政基礎的中共中央始得穩定運作，雖然如此，「重災區」的西藏地區依然未能「跟上政策」，幾乎一直要到1984年中共中央派遣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於8月19日到拉薩，召開一場徹底否定文革的大會，西藏地區才算真正的進入改革開放的主流之中。這一背景似為瞭解今天西藏若干較特出的問題之一項重要參考，這也就是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新政，西藏是在內地各省的五、六年之後，才逐步的全面落實下來的。而西藏的改革開放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展開的，自不免會正面遭遇到肇因於西藏的特殊性和困難條件的麻煩了。

國民政府「特准繼位」

我們可以略做一歷史的回顧。

歷史上，西藏的民族與文化和內地漢族一直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元朝以喇嘛教為國教之後，中原地區人民的「西天」觀念，在政治的影響下，漸漸由天竺（印度）轉變為西藏，許多中國人在現實的信仰生活中，開始寄望於來自西藏的高僧活佛的法力以幫助個人的救贖。喇嘛（密）教在元、明、清三代，也發展成內地上層社會中的一項重要宗教信仰的教派。在這樣的情況下，西藏的宗教領袖與高僧階層，很早便建立了他們向內地傳教的使命感，他們認為，全中國範圍的信奉喇嘛教乃是一可能的或者也是必要的事，因此，至少在宗教的意義上，西藏和內地是分不開的。這一傳統的特殊關係，把漢、藏二民族牢牢的聯繫在一起。

但是一方面，從元朝開始，西藏在政治上做為中原政府的藩屬的地位，便告固定了，因此，西藏地區的宗教領袖得以依靠中原大皇帝的支持，進而固定了他們西藏的政治領袖地位，變成政教合一的領袖，這也就是說，西藏地區的領袖集政教兩權於一身，只要能與中原的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他在西藏的大權便幾乎是無可挑戰的。而為了有效的掌握對西藏的政治宗主權，中原政府亦樂於制度化在西藏的達賴和班禪的體制，且從歷史上看，班禪是比較更傾向中原的，這裡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達賴所主持的在拉薩的政府，長期以來也是西藏的政治中心，所以，雖然在宗教上，達賴與班禪的地位平等，但涉及俗世政治事務，達賴往往居於高於班禪的地位，班禪乃必須較多的依靠中原政府的保護或支持，以平衡他面臨的達賴加於他的壓力。從這個角度看，西藏地方的政治恩怨或權力糾葛，一向也是與中原分不清楚的。不過，達賴（拉薩）想在政治上一統全藏，幾乎也是一項歷史使命了。

19世紀中後葉，中國國力衰敝，漏洞百出，帝國主義列強乘虛而入，彼等野心氾濫澎湃，總之就是要肢裂中國分而食之。對西藏興致勃勃虎視耽耽者首為英國，清廷有見英國對西藏之覬覦動作類仍，亦加強對川藏邊務的經營，但此引起當時西藏的達賴（十三世）的疑忌，反與英人勾結日密，1909年達賴驅使康藏民眾為亂，清廷下令川軍進討，1910年兵入拉薩，達賴出奔印度乞援於英，清廷乃革除其名號並著手另立。辛亥革命起後，清廷退位，達賴在英人支持下乘機返藏，驅逐清廷駐藏官員和軍隊，宣佈獨立，民國成立之後的內地與西藏關係便始終不能正常，英國則積極扶助藏獨，並以西藏之宗主自命與我國交涉談判，但均未曾有其體結果，此間，達賴十三世且驅逐班禪九世，儼然獨霸西藏矣。1933年12月達賴十三世死，34年民國中央政府派專使入藏致祭，與西藏各界「交換意見」，提出：1.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應服從中央；2.保持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予西藏自治，尊重其佛教，但外交、國防、交通應由中央主持，西藏主要官吏應經中央任命；3.中央派大員常川駐藏等三條，但未獲正式回應。然達賴十四世（即現在這位）1940年2月在拉薩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大典正式繼位時，國民政府行政院仍應西藏方面之請「特准繼位」而行使了對藏主權。同年4月國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成立於拉薩。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1949年國民政府退至廣州，西藏政府於7月8日強迫中央駐藏人員與機構離藏，再度宣佈獨立倒向英國與印度，但此舉亦相對引起在內地內戰獲勝的中共的關切，而將解放西藏列為1950年的重要工作。

英國特務毒殺西藏活佛

1950年1月，中共召集旅居北京的藏人舉行「西藏問題座談會」，由朱德主持，宣佈了入藏決心，並派人秘密入藏將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函件交西藏當局與達賴，希望西藏回歸，藏方本有答應之趨向，並將派出代表經印度，香港赴北京商談，但受到印度、英國的阻撓分化終告未果；同年7月，中共派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達活佛（藏族）赴西藏，以說明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共中央談判，但於途中遭英國特務福特毒殺毀屍，談判之事又告未果；9月間，中共派出大使赴印度與西藏代表商談談判事宜，但仍無結果。西藏當局此時除勾結英、印，求援於聯合國爭取獨立，並集結軍隊於昌都一帶，準備一戰。1950年10月7日，共軍四萬部隊分四路攻擊前進，主要是以入藏門戶的昌都為目標，藏軍作戰英勇但仍然不敵，昌都一役五千多藏軍被殲，拉薩震動，遂於1951年3月、4月派出代表團赴北京協商，同年5月23日在北京舉行簽字儀式，完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定》。其內容十七條如下：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績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入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和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彼此和好相處的地位與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策；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財產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照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照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入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拿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為保證本協定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工作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政府及各地區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的軍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定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基於此一協定，中共部隊得以和平開入西藏地區，正式結束了自1911年清廷傾覆以來，西藏與內地的若即若離實同獨立的不正常情況，也否定了西藏走向脫離中國倒向外國完全獨立的可能性。這一事實，對西藏和內地而言，都是意義深遠的。

美國人訓練第一批藏獨

1951年以後的西藏與內地的關係進入新階段，但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是主要的是(1)西藏地區的社會，經濟體制，不是當年的中共入藏軍、政工作幹部所可能視如不見的。在西藏地區進行土改與社會主義改造，與在內地一樣，乃是共產黨人的使命；(2)共軍的入藏自是英帝與印度野心的一大挫敗，但這並不意味這種野心的消滅，英、印對中共與西藏地方當局的利害矛盾及演發衝突，有相當的估計；(3)韓戰爆發後，美國積極的扮演了從中國在北至西南漫長國界線的圍堵者角色，同時也進行組織、訓練、支持當地中國的反共游擊隊，對內陸展開零星政擊騷擾，並期望類此行動可能蓬勃壯大到推翻中共政權或產生分裂割據的效果。在以上三點比較重要條件的作用之下，中共中央與西藏地方之間一直存在互相猜疑及終將爆發衝突的心理準備。

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因抗日而結為聯盟之後，美國的情報工作便伸入中國的大西南，美國怎麼看西藏問題，則對日後美國在西藏所投下的力大量有直接的關連。而1949年大陸即將易手之際，西藏地方當局之向聯合國求援支持其獨立，無異是向美國呼求支援了。而這是正符合當年的美國「國家利益」的，也可以說，大約早自1951、52年，美國便全面接手了西藏的反中國，反共的後台業務。

1955年，中共開進行在藏地區的土改，這一工作的主要困難是各喇嘛寺廟，因為這些寺廟多為武裝者，且他們的信眾則是驃悍的游牧民族－－康巴族藏人。1956年2月，共軍在此與寺僧和地主的武力作戰，落敗的康巴地主、富商逃往拉薩，對漢人提出控訴，並求爭取外界的援助。美國、台灣迅速的與他們接頭。台灣在當時訓練康巴族游擊隊，並向東藏地區作空投補給武器與各類用品，但蔣介石在反對「藏獨」上的堅硬立場，導致了雙方關係破裂，美國適時插入向藏人表示，不如直接與美國合作。1957年初，美國訓練了第一批會使用現代武器與無線電機具的六名康巴族人，並將彼等空降西藏充當反中國游擊作戰的核心種籽。據一名英國記者克里斯．莫林費力查訪所知，這些康巴族藏人均是美國情報機構在印度吸收，先運至泰國（？）穿上美國軍裝，然後秘密送至日本或關島、塞班島（？），接受特種作戰訓練，以及最重要的收發報訓練，以提供美國最重視的第一手西藏情況情報。

從1956年到1972年（尼克森訪北京之前不久）之間，美國從未間斷他對西藏的空投人員與武器裝備的行動。在1959年底，美國更直接在科羅拉多州山區的海勒基地訓練西藏游擊隊，這些西藏人通常是以六人一組被空降至藏東。海勒基地要到1964年才關閉，因為美國有意在藏西發起更大規模的攻擊行動，乃以在海勒基地訓練好的藏人，在尼泊爾西部野馬谷建立一支人員數千的部隊，自尼泊爾向藏西進襲。各種對中國的偷襲行動持續到1969年春。美國後來放棄在尼泊爾的軍事訓練基地，係因(1)中共對尼泊爾施加壓力；(2)美國有意轉變其對中共的政策；(3)藏人游擊隊美援帳目不清，內哄嚴重。印度的情報機構吸收了美國撒手之後的藏（康巴）軍，由印度總理辦公室直接監督。印度軍隊中的藏人軍團被派來巡邏中印邊境，印度人說，在適當時機將允許他們回去解放西藏。據說，美國人一直幫助印度人的訓練藏人的計畫。1974年夏，尼泊爾部隊開進野馬谷，解除基地內藏人的武裝，結束了康巴族藏人長年來對中國境內的偷襲行動。

中共輸血建設西藏

1959年西藏爆發大規模的反中國暴亂，此次暴亂其實中共與西藏雙方皆有心理準備，因此，共軍可以較快的擊破暴亂武力，恢復秩序，而達賴喇嘛與其高僧重臣及貴族地主們，亦得從容不迫的大批逃亡至印度。這件事似可以視為中共有意逼走西藏的上層階級，藉此消除其在西藏施政的障礙。

但一方面美國把在西藏地區內部外部所主導的武裝反共活動推上高潮；另方面大規模的暴亂也嚴重損及本來就不好的西藏經濟，1959年以後的西藏建設與發展是乏善可陳的，更悲慘的是，文革在1966年爆發後，西藏以喇嘛佛為主的文化面貌亦被全數摧毀，種下了非常深的藏漢仇恨，這也造成西藏地區以軍管掛帥的不正常現象，政治、經濟，左傾的遺毒亦因而無法消弭。此一情況一直到1984年才得到具體糾正改善。

84年以後，中共決定全面恢復藏民的宗教信仰，開放滯留印度等外國僧侶返回原寺廟，此一政策雖然快速的修補了殘破的宗教形象，但是也因此將境外藏獨的思想與勢力迎入西藏，終於在1987年9月27日爆發較大規模的反中國暴亂。這種情況亦提供了流亡印度的達蘭沙拉西藏政府與達賴可運用的藉口，在國際間鼓吹藏獨，更助長了帝國主義者再度著手干涉中國內政的野心。

公平言之，80年代前、中期之後，中共在西藏的改革開放政策，輸血式促進當地的經濟和物質建設，恢復西藏人民固有的宗教、文化生活等等，的確是40年之中的重大改變，是應予肯定的。但是歷史似乎不易從某一定點多以截然分斷，也不可能有一個完全兩異互不關聯的前後兩個時代。人民生活的改善，未必即能保證他們會對政府或統治者感恩圖報，尤其民族間的疑忌仇恨一旦被挑起來，便是一個複雜的非理性的令人傷心的問題，十分棘手。今天的西藏問題似乎就是如此。但有兩個基本原則應被中國人重視和堅持，那就是：1.藏、漢間的民族嫌隙，必須依靠和平與時間，在雙方的誠意下一步一步的解決，漢族尤應多予藏族尊重和幫助；2.藏、漢民族間的一切問題，西藏地方與內地雙方間的一切問題，不容外國人插手插嘴。藏、漢民族均須有此一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