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統一端賴五大矛盾之統一

一般政論家大抵可分為「應然派」與「實然派」兩大類。本人治學向來注重「實然」，而避免以「想當然」，一廂情願之方法談問題。故本文亦是由「實然」之角度來探討「中國統一」這一複雜之課題。

實然派談問題，首先要面對現實。中國大陸與台灣要談統一，在現實上基本有五大困難，亦即以下要討論的「矛盾」。譬如兩岸在經濟及政治各方面之差距問題等，其中任何一個矛盾均足以阻礙中國之統一。然而事實上，就如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在每一大矛盾中卻暗藏了一個契機。如能善為運用其中之契機（即本文中所謂「矛盾之統一」），則將大有助予中國之統一。茲對此五大矛盾分別加以述之。

第一大矛盾：兩岸經濟差距

一般論差距者，莫不首舉兩岸經濟之差距。的確，大陸與台灣之經濟制度，實南轅北轍。如以1989年生產總值（GNP）計算，折合成美金，約為人均四百元（大陸）對八千元（台灣）〔註1〕。亦即台灣人均收入，約為大陸之20倍。再以外匯存底相比，台灣之七百億美元比大陸之二百億多出三倍半。似這種差距，應是中國統一的大阻礙。但差距中卻暗藏了契機。也就是因為大陸貧脊，人口眾多，才會工資極低；再加大陸天然資源正可補台灣之不足，在經濟開展中，大陸有很多空隙可趁。而台灣靠出口之經濟，則須要向外開拓貿易及投資。大陸除了其他可趁之條件外，還比其他地區（譬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多一個語言可通及特別優遇之方便。是以自1987年以來，到1990年底，台灣與大陸之間接貿易，已達美元40億之多。台灣對大陸之出超，單在去年一年中已達25億〔註2〕。在同時期台灣在大陸之投資，已投下美元20億美元左右。投資項目已達三千。據估計，台灣在大陸已認可之投資總額，已超過40億美元。

「六． 四」事件以後，其他地區因其政府對大陸實行經濟制裁，故跟中國大陸之貿易均有折扣；在大陸之投資亦受到削減。唯獨台灣商人例外，在貿易及投資方面均有增無已〔註3〕。原因無他，大陸落後之經濟，正好與台灣極有動力之經濟起得相輔相成之作用。別的不說，單拿工資來比較。1985年以來，台灣工人之工資增漲了57%。再者，新台幣也升值55%。很多台商本來可以向東南亞去發展（那裡的工資比台灣低10到30倍），可是中國大陸的工資比東南亞還要更低。所以台商對大陸貿易及投資趨之如騖，絕非短暫出於好奇之行為；而是有其「結構」上之理由的。這就是我以上說的「契機」。當然，只靠貿易及經濟上來往，並不足以構成中國統一之足夠理由。所以還須看以下四大矛盾中，是否同樣有類似而可以互動之契機。

第二大矛盾：兩岸政治結構之差距

四十多年來兩岸由於意識型態之隔絕，雙方對立抗爭之政體也完全水火不相容。台灣自1987年民主化以後，與大陸之「人民民主專政」，其間之差距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擴大。論理這也是對中國統一不利的。但其中也暗藏了一個契機。這一點需要妥為解釋。

在台灣沒有解嚴以前，對大陸問題上，除了一切聽上面決定外，一般老百姓是不敢過問的；更不敢犯「通匪」之嫌。猶憶本人於1987及1988年因曾在大陸受到中央最高領導人接見，路經台北時在學術討論中，對中國統一問題直言不諱地說了幾句真話，一時造成軒然大波。那時正值台灣解嚴之初，尚有人公然責我「通匪」，給我戴上種種帽子。竟有田姓先生還建議動用國安法判我七年徒刑！而今不出兩年，台北《中國時報》記者團已於去年親往北京訪問了國家主席楊尚昆先生，大談中國統一經。而且《中國時報》還趁機大登其訪問內容，用以藐視其他各大報，毫無「匪」之顧慮。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更由於民主化之如火如荼，台灣之老百姓已不再是「無言之夥伴」。在重要問題上，他們不但有了自己聲音，而有時還能推逼政府採納他們所企求之政策途徑，甚而放棄政府既定之政策。在對大陸開放尺寸與速度問題上，很顯然的，民間的壓力已迫使國府採取大幅度的調整。

由於國民黨內部也民主化，所以黨內、外要求大幅度對大陸開放之壓力，造成了難以漠視之力量。是以由不斷開放之片面措施，而演變到有具體之「國統會」及「陸委會」之成立更有《國統綱領》之制定，作為國府對中國統一之最高指導原則。

今年5月，台灣宣佈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就在此同時民意測量顯示台灣多數民眾希望對大陸更開放。《聯合報》系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六民眾認為國府應放棄已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之「三不政策」。超過六成的民眾贊成對大陸進行更多實質往來。包括和大陸直接通航（六成八），開放廠商和大陸直接貿易（六成三），以及部長級高等層次人士訪問大陸（六成三）。六成五民眾贊成開放讓大陸的共產黨員來台灣訪問〔註4〕。近半數民眾預期兩岸聯繫會漸入佳境〔註5〕。

雖然不是所有民眾意見都能立刻變成政府之政策，但至少似此明確顯示之民意，國府在民主化後已不能漠視於不顧。至少民意積累起來已對政府政策之制定，起了很大之作用。譬如在以上引述之民意表示，至少兩點上，已起得積極而迅速之效果。第一，台灣官方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不出一月即宣佈共產黨員不要申報就可來台訪問，一反過去須先脫離共產黨之條件〔註6〕。同時新聞局也宣佈歡迎大陸記者「早日來台訪問」〔註7〕。第二，在半官方「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於4月底，5月初之第一次訪問大陸歸來不久，馬上又宣佈將於7月底第二次訪問大陸。其訪問對像將是東南沿海地區對台辦、經貿、及法院等單位〔註8〕。「海基會」曾正式接受行政院所轄「大陸事務委員會」（陸委會）委託，辦理兩岸間19項業務〔註9〕。凡此種種，已足以表示台灣民意對政府之大陸政策，已起相當之推瀾作用。台灣越民主化，這種現象會更明顯。是故台灣之民主化，固然使之與大陸制度越不相符，但是其中反暗藏了一有利統一之契機。

第三大矛盾：獨統之爭

台獨勢力潛伏海外多年，得日本、美國友人資助之消息，間或有聞。蔣經國先生逝世以來，台獨聲勢已有從後台邁向前台之趨勢。譬如「台獨」利用民進黨已將一個叛國分裂之主張變為一個「言論自由」之問題。林正杰最近在宣佈脫離民進黨時，曾痛言在該黨之中已無不主張台獨之自由。其實民進黨內除了「新國家聯線」以外也未必有很多人一定要搞台獨。但「台獨」利用民進黨「新國家聯線」代訴其主張，確是高明的手法。因國民黨如為了要撲滅台獨勢力，而限制民進黨活動或其政策主張（言論自由）之行為，則將難逃大黨壓迫小黨及摧殘政黨政治之罪。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已決不容許有這種摧殘政黨政治之行為。如國民黨如此做，則正好給人以口實，正好可以請美國「友人」（諸如甘迺迪、索拉茲之流）譴責干涉。難怪反對台獨之甚莫如郝院長柏村者，最近也百般無奈的要喊「統獨休兵」了。

所謂「休兵」，說得不好聽就是「求饒」之意。為何會如此低潮﹖論者以為是由於在如何應付黨外「台獨」猖獗問題上，國民黨高階層內部已起了歧見。事實是：不知不覺地，某些主張台獨最力的已成了「國是會議」座上客，及「國統會」研究成員之「內圈人」，甚至還有傳言說是「總統府之佳賓」，而真正「統派」反而難攀其寵幸。再加最近對數位曾因主張台獨而被通緝多年之頭頭，也以各種原因獲得撤銷通緝〔註10〕。總統府發言人還公開宣佈對「台獨」不屑理會。是以乃有「統獨休兵」之說，不得已也〔註11〕。

鑑諸此，「台獨」之問題應是一個足以阻礙中國統一之嚴重障礙。是的，這是「應然派」想當然之想法。實際上，在這一個矛盾中也隱藏了一個契機。

這個契機乃是由於在台灣的選民中，極少數支持台獨。多次並由不同單位舉辦的民意測驗中，發現支持「台獨」者，從來沒有超過6-12%。而在競選時主張台獨的候選人，幾乎沒有選民去聽他們的政見發表會。譬如在兩年前（1989年底）五項普選中，民意調查顯示，雖然有四成（41%）受訪者認為人民應有「主張台獨」之自由，卻有六成以上（62.2%）受訪民眾否定聆聽以「台獨」為訴求重點之政見發表會。並有八成（76.3%）訪者明確表達對台獨之政見訴求不予支持〔註12〕。故在政見發表會舉行時，持偏向台獨政見之候選人所吸引之聽眾特別稀少〔註13〕。這次選舉之結果，不論如何解釋，以台獨作訴求之（民進黨）「新國家聯線」，雖然增加幾個席次，事實則是其總得票率只有一成多〔註14〕。這都顯示了「台獨」之訴求，並不能得到選民之支持。

回顧過去數年，統獨之爭顯露了一個形態。即「台獨」聲浪愈高，反而在民間產生了更強烈要求統一之反彈。以上所說民意要求對大陸更開放，及選民甚少支持以台獨為訴求之候選人等現象，與此不無關係。另外一種反彈表現在民間「統派」組織之林立。「統派」的刊物也相繼而生。我所說的「統派」，很多是既反對民進黨之台獨（披上「居民自決」之外衣）傾向，也反對他們所說的國民黨之「假統一」政策〔註15〕。在台灣，最近統派聲音越來越高，大體有三個理由。第一，是對「台獨」勢力囂張之一種反彈，已如上述。第二，由於對大陸開放後，台灣一向鄙夷大陸之一元化資訊體系起了巨大轉變。40年來台灣之新聞媒體，或刻意或無意的延續了反共及醜化大陸之宣傳。使得台灣的知識份子因恐懼大陸而拚命強調台灣的各種所謂「主體性」及「自主性」。於是，諸如「台灣文化」、「台灣文學」、「台灣哲學」等等論調，相繼出籠；更充斥書報攤。年輕的學生只聽到這種聲音。而近年來，由於訪問、探親，記者去大陸直接採訪等開展，當初一元化資訊對大陸消息之壟斷已打破了〔註16〕。如果今天台灣年輕人仍然反共，至少他們是睜開眼睛反共。更重要的，「反共」已並不一定是「恐共」；而「反共」也不一定要以犧牲統一跟搞台獨為代價。

第三個原因，是由於台灣很多傾向統一的人士，近三年來（即後蔣經國時代），對國民黨動輒將「統一」斥之為「浪漫之憧憬」，至為不滿。故而才有繼「統聯」之後一連串的統派組織產生。以爭回「失去了的意識型態戰場」〔註17〕。

今天，以台灣「統派」之勢，要參加政治行動，當然尚不成氣候。譬如在兩年前選舉中，被認為具有統派立場的勞動黨慘敗經驗，就是明證。但，不可否認，統派之勢力，已足讓台獨勢力膽寒；更對執政的國民黨起了很大的壓力。最近回台北，有友人告訴我國民黨內部也有統派抬頭之勢；也就是由於黨內外統派之壓力，才產生了《國統綱領》等等。

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那麼「台獨」聲勢雖然可能造成中國統一之阻礙，但是由於「台獨」水漲而統派之船因而也越高之契機，就足以克服其阻礙之作用了。

但這裡說的契機有一大克忌，如犯了就不靈。那就是大陸的領導班子千萬不能因企圖攏絡台獨份子，而反被後者利用機會破壞了統派或反台獨人士之信譽。譬如，一位謝姓海外知名台獨份子，最近訪問大陸歸來，透過媒體誣衊蔣經國從前曾派人私通大陸；並大肆中傷統派之能事。用大言不慚甚至扯謊手法來混淆視聽。還一口咬定是中共領導口授〔註18〕。姑不論這些領導人說了什麼，台獨份子蓄意要損傷國民黨內或黨外之反台獨中堅，一定會假托中共領導之口來捏造他們「莫須有」之故事。只要他們去過大陸與高階層接觸，回來後就可以藉保護消息來源為由，不須透露是何人所說就可瞎編故事來中傷所有統派對頭，以破壞他們信譽，讓他們喪失影響力。上面我所說因台獨水漲而統派船也越高之契機，將因犯此忌而破壞，導致不靈。

第四大矛盾：「三通」是一劍兩刃

大陸對台工作，至少自1979元旦人大常委會之《告台灣同胞書》開始，就一再呼籲台灣與大陸「三通」。最近國務院對台辦與來訪之台灣海基會人員晤面也一再強調「三通」。而台灣官方立場，迄今仍是抗拒。其實，明眼人才知道「三通」是一劍兩刃。表面上對台灣不利（因會讓台灣在與大陸關係上失去主導）。但是，一般人未能看出的是：「三通」的另一後果會導致大陸也逐漸喪失其對台關係之主導。此點很微妙，說出來跡近「洩露天機」。容我略事解釋。

如果兩岸真的「三通」了，對大陸會造成若干影響至深之問題。現在分三方面說。第一，「三通」在經濟層面上固然會帶來兩岸之間密切之關係。而由於台灣是與外界全球經濟體聲息相通，大陸與台經濟關係越密切，則將越暴露於外界之自由（即非管制）經濟體系。台灣早年由於需要其經濟始於「進口代替」，再者邁向「出口導向」。終而無法避免越來越陷於國際自由經濟體系之沼澤中。因不能拔而最後只得「國際化」及「自由化」。用通俗話語說，台灣經濟因與外界經濟體融合與互動而失去了以前之自主性。譬如要生產何種商品，已非決定於自己；而是決定於外界經濟之供求關係。島內進口稅之保護性屏障，也因國際「互惠」之壓力而盡行拆除－－此即所謂之經濟「自由化」。而在進一步「國際化」以後，台灣幾乎已喪失其對外來投資之選擇權。在外匯及貨幣管制上，也已不能干涉外匯之進出（對資金之外流已鮮能控制），更難控制台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之兌換率。

簡單的說，台灣由於太密切與外界經濟體系掛鉤，最終導致政府在經濟管制上喪失了主導權〔註19〕。不單對工人之工資失去調節能力（因此很多台灣之資本家將資金外移到海外工資便宜之國度）。而且政府對於稻農、漁民、及其他貧弱之族群，已不能保護如昔。對「均富」之控制，也逐漸失控〔註20〕。

對於一個社會主義的大陸，這些詬病在徹底「三通」後都可能發生。大陸主張「三通」的人，都擔當得起嗎﹖

第二，徹底「三通」會給大陸帶來一個人民思想自由化的問題。這也有台灣之先例可鑑。四十多年來，台灣因面臨對岸共產政權之威脅，故在延續「動員戡亂」旗幟下維持了政治及思想上之戒嚴。可是儘管如此，西方的物質文明還是跟著西方的汽車與物品輸進台灣。於是「漢堡」文化侵蝕了傳統山珍海味的文化；離婚破裂的家庭代替了含飴弄孫及父慈子孝的家庭；純樸的民風被工業社會「爾虞我詐」之習氣所感染；洋涇濱的英文也夾雜在知識份子的每日用語……最後由於甘迺迪及索拉茲之流之恩顧，給台灣帶來了「打架民主」。這也是顏元叔所謂在西方「民主霸權」環伺之下，打開閘門，流入中國社會的不是殖民主義的價值觀，就是西式民主〔註21〕。

在徹底「三通」之下，大陸人民越接觸台灣，則越會因感染而沉溺於西方民主、自由之幻想（僅限於幻想）。難道這是大陸社會主義掌門人能忍受的嗎﹖

第三，徹底「三通」會給北京帶來另一頭痛，即大陸人民期望增高而無法滿足之後果。人們對「剝奪」之感覺是相對的﹖如因接觸台灣之花花世界與高度西化之物質文明，大陸人民「自反而縮」，無形中會有增高之期望。如這些期望不能滿足，則其因相對剝奪感而產生之反現狀力量，是不堪設想的。這種後果，是原先主張「三通」的人能擔當得起嗎﹖

以上的例子，也許有誇張之處。但這少許誇張之用意，乃在指出「三通」是一劍兩刃：能傷人、也能傷己。若台灣早有高人洞察此中玄機，遂而盡情大開「三通」之門，藉以暗將上述三大不利於大陸之後果統統發揮無遺，豈非為台灣覓得了瓦解中共政權之最妙捷徑﹖

如此說來，「三通」豈非對中國統一不利﹖是的，表面上如此。但這項矛盾中也有個契機。因真正「三通」會給兩岸在經濟及制度上之鴻溝（如上所述），帶來永久之彌合。如果由於「三通」而讓大陸與台灣經濟掛上鉤，甚至結成一共同體，這勢必會導致雙方經濟體制彼此由互動而相互調整。更若因此而導使大陸經濟體制由點滴改革而達到實質的改制，這豈不給兩岸現有之經濟差距帶來永久袪除﹖再者，若因「三通」而讓兩岸在思想上取得溝通；更在現代化（但非全盤西化）之基礎上達到共識，中國統一之大業，豈不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尤有甚者，由於兩岸經濟掛鉤，又在思想及構想上達成共識，豈不表示大陸人民因「三通」而增高的期望會更有機會達到滿足﹖這樣，原先所講對大陸的「惡性」後果，豈不變成了良性﹖如此，則上述「三通」之可能帶給中國統一的阻礙，豈不豁然消失﹖

當然，這個契機對兩岸都有代價。對大陸之可能代價已如上述。而對台灣的代價是：第一要克服心理上對「三通」之恐懼－－如領悟「三通」之兩刃性則現有之恐懼當會減除。第二，是要願意起個觸媒的催化作用，足以促使大陸因與台灣互動、調整而達改制之成效。重要的是：兩岸「三通」關係，絕不是「零和遊戲」。前述「兩刃」的意思就是雙方俱有代價，但俱有所獲。而最終之斬獲還是「合則兩利」之中國統一。

第五大矛盾：中國統一之時間問題

很多希望中國統一的總有一種迫切感，尤以年事較高而急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親眼看見者為然。對於這些人，及對於很多人，時間拖久了似乎對中國統一不利。而反對統一的，或對統一不太熱心的，也多半均認為只要能繼續現狀，拖過相當時間，大概統一就會窮途末路了。既然是夜長夢多，統一的前景與時間成反比，而目前台灣內部情況不太利於統一之實現，時間豈不對中國統一帶來一大「矛盾」﹖是的，可是這矛盾也有一紓解之契機。

這個契機是由於21世紀國際大環境之改變，關於此點我在別處已有很詳細之剖析〔註22〕。這裡我再很簡單地介紹一下這個觀點。由於冷戰結束及西歐1992年一體化的影響，21世紀國際大環境的特色之一，將是經濟安全取代了軍事安全。世界上會出現三大超級貿易集團，即繼西歐一體化後，將出現北美自由貿易區、及亞太經貿區。美國要與西歐抗衡，必須聯手亞太區。但又因蘇聯強權沒落及其軍事威脅衰退，日本將成為美國在亞太區（甚至於在全球）之頭號強敵。也將是與美國爭搶控制亞太區經濟命脈之勁敵。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為了避免讓南韓及台灣淪為日本之經濟附庸，一定會主動積極促成朝鮮半島統一及促成中國統一。

而屆時的台灣因夾在三大貿易集團之間與所有先進工業國家爭有限之天然資源，所以也會自然地更珍惜中國大陸之資源。再加上大陸因三通而內部逐漸出現體制改革（已如上述），到21世紀跟台灣之差距己大幅縮小。故台灣內部對與大陸統一之抗拒，也必比目前為減少。基於此，可以想像，時間並不致於摧損中國統一之前景；反而會為其鋪路與準備。

結論：各種矛盾可否統一﹖

以上談中國統一之五大矛盾。每一矛盾中均有一足以將其化解之契機。但這些契機與契機之間是否能互動合作，則是最後決定這五大矛盾是否同時能化解（即矛盾之統一）之主宰。

現在先看頭兩個契機：兩岸之間經濟雖然有差距，但正是因為目前大陸落後，其經濟才能對台灣商人起得吸引之作用。但這個契機如沒有台灣之民主化，台灣民間之需求也無法對政府起任何積極功能。故這頭兩個契機是能互動合作的。再看台灣統獨相爭中之統派「反彈」之契機，這個與台灣民主化契機也是相連的。儘管台獨以為民主化是他們在台灣搞台獨之大好機會，但是，正因為民主化了，所以統派之「反彈」才能讓台灣政府當局更不能忽視民間反台獨之意願。

另外，「三通」之契機也與前面三個契機相呼應。由於「三通」是一劍兩刃，即完全「三通」以後，大陸之經濟（甚至政治、社會）制度會無聲無臭的漸漸與台灣相同化。這樣就更能克服上述「差距」之矛盾，也會更提高台灣統派之聲勢（如果台獨因擔心而更猖獗，則統派之反彈會更大）。他們聲勢越大，則對於民主化後之台灣政府會更起積極效益。

最後是21世紀國際大環境之契機。這個包括兩部份：一是美國政策上因須與日本抗衡而積極促進中國之統一，所以外來對中國統一之阻力減退了。另一是21世紀世界各國為了經濟安全要劇烈互爭有限之天然資源；故台灣才更珍惜中國大陸之資源。所以內部對統一之阻力也更減少。正是因為時間並不一定對台灣有利，所以在台灣有人想藉拖時間來抵制中國統一，最後將出現時間越長則台灣之籌碼越減少，所以寧可放棄對統一之抵制而提早向統一邁進。

總之，五大矛盾中之契機似乎俱能彼此呼應。也就表示中國統一之五大矛盾全部都可以因而化解（矛盾之統一）。故曰：「中國之統一端賴五大矛盾之統一」，此之謂也。

註釋：

〔註1〕：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出版之《全球軍事均勢：1990-1991》，中國大陸1989年之總產值為4,224.9億美元；除以11.15億人口，得人均378.91元。台灣同年之總產值為1,7523.1億，除以兩千萬人口，得人均7,340.20元。我用四百元對八千元，是取整數，便於比較。
〔註2〕：見王念祖《台灣與中國大陸之經濟關係》（英文）將於《亞洲事務》季刊 Asian Affairs, 1991夏季期刊出）；及 Mitchell A. Silk, Silent Partners: Taiwan Businesses Are Bullish In China, China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0〕, PP 32-41。《人民日報》（海外版）1991年4月6日頁1。
〔註3〕：見Silk之論文（同註2）。
〔註4〕：見《兩岸實質交流：多數民眾希望更開放》，《中央日報》（海外版），1991年4月30，頁1。
〔註5〕：《中國時報》，1991年5月2日，頁2。
〔註6〕：這是由於《懲治叛亂條例》廢止之故，見《世界日報》（紐約），1991年6月15日，頁2。但此項改變，並不適用於「中共專職黨工及軍人」，《中國時報》1991年6月2日，頁3。
〔註7〕《中國時報》，1991-5-19，頁2。
〔註8〕：《中央日報》，1991-6-8，頁1。
〔註9〕：19項中包括糾紛處理（經貿、旅行、漁業、著作權、及一般民事）及犯罪防制（包括偷渡、走私及海盜）等。見《中央日報》，1991-4-27，頁2。
〔註10〕：《彭明敏等七人撤銷通緝》，《中央日報》，1991-6-6，頁2。
〔註11〕：關於「統獨休兵」之說，見《中央日報》，1991-6-5，頁1。郝院長柏村為此曾特地強調「與李總統合作無間」。
〔註12〕：《自立早報》，1989-9-5，頁2。
〔註13〕：《自立早報》，1989-11-18，頁1。
〔註14〕：《時報週刊》，250期（1989-12-9日 -15日），頁11。
〔註15〕：呂正惠，《寂寞之後－－ 統派在台灣能作什麼﹖」載於《海峽評論》（台北），1991正月創刊號，頁58及頁60。
〔註16〕：見呂文，同上，頁61。楊孟瑜，「台灣媒體天兵登陸」，《遠見雜誌》（台北），1991年6號，頁42-44。
〔註17〕：見呂文（同註15），頁60。
〔註18〕：竟咬定蔣經國之代表曾訪大陸，而且國民黨各派系，除郝柏村派以外，全都曾派代表去過大陸。又一口咬定熊某人前幾年「傳話」（其實根本未有其事，只是台灣媒體以訛傳訛胡謅出來的），「據中共官員證實，全沒有這回事。」見《民眾日報》（高雄），1991-2-4；轉載於《文匯報》（香港），1991-5-9，頁2。
〔註19〕：參見費景漢，《台灣發展及其與國際環境之關係》（英文），刊載於 Asian Affiars, 1991夏季刊。
〔註20〕：參見吳元黎，《捏塑台灣之將來》（英文），Asian Affairs，1991夏季刊。
〔註21〕：顏元叔，《盤古之再臨：答蘇曉康先生》，《海峽評論，1991年6月刊，頁45。
〔註22〕：熊玠，《中國統一的前景》」，《瞭望》雜誌，海外版，1990-8-27；國內版，1990-9-9；另「21世紀中國將完成統一事業」，《鏡報》（香港），1990年10月刊；及《冷戰結束後之國際格局及其對東亞之影響》，《國事評論》（香港），1991年創刊號，頁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