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統獨論爭

由於動員戡亂時期宣告終止，懲治叛亂條例相繼廢除，如今台獨言論已不再是禁忌，兩岸關係隱然已經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兩岸日益頻繁而複雜的交流互動無不關係著台灣未來的前途，因此從政治現實面來考量，兩岸關係與台灣前途這兩個問題實屬一體兩面。

過去在國民黨施行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期間，反共、反台獨都是欽定的基本「國」策。對國民黨政府持批判態度的異議人士中，如果言行上親中國（不必然親中共），動輒被扣上「匪諜」的紅帽子，反之則被視為台獨份子，兩者都難逃高壓控制，迭遭迫害。解嚴後，由於人心思變，本土意識高張，台獨言論在反對陣營中營造出賣點，即使連國民黨的本省籍檯面人物為迴避被視為「保守」、「頑固」的指責，而隱約認同台獨者，亦不在少數。由於長期以來閉門造車的口號政策，所導致的愚民效果，使大多數人對台灣前途及兩岸關係的思考，不僅貧乏且多以政治情感上的偏執為據，互不相讓。如此錯綜紛亂的認知與貧淺的共識，成為未來台灣與大陸當局進行交涉的潛在危機，處處掣肘，大幅削弱了我方談判的實力。就以近日為例，行政院長郝柏村雖然呼籲「朝野統獨休兵，致力國家建設」。然而當「國統會」一提出三邊會談的構想，立即引爆了統獨之爭，招致各方的質疑，「勾結」、「出賣」之說不脛而走。朝野各界雖然對統獨問題多所議論，然而到底「統」「獨」的具體內涵為何，實務上、策略上如何達成……等問題，卻鮮有人加以深究。統獨於是在政治現實中成為一種標籤或圖騰，任人取用、膜拜，卻忽略了這個問題應審慎處理的實質內涵，這將直接影響台灣兩千萬同胞的福祉，不可不慎。朝野各黨派都有責任務實深思，並對這個問題有所交代。

思考統獨問題必須以兩岸人民的最大共同利益為依據，極端的統一論調或極端的台獨主張，都不符合台海兩岸同胞的利益。我們在政治現實的努力上應以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致力正義的維護為準則。因為國家是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規範下的共同體，國家存立的終極關懷絕不在於統一或獨立，而在於正義的維護，當國家無法有效的維護正義時就不得不面臨分裂或滅亡的危機。以菲律賓為例，早於1946年即已獨立，然而嚴重的失業率、城鄉發展失衡、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夢魘，成為菲國未來發展的一大變數。

反觀西德政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致力於建設完備、高效能而能貫徹社會正義的政經體制，雖然未刻意凸顯統一問題的優先性，經過40年的努力，統一終於水到渠成。

所以，極端的統獨論調，不論是為統一而統一，或者是為獨立而獨立，同其荒謬。我們應該對未來長遠的發展預留空間，而對當下的政治現實採行階段性的務實策略。

就長程的發展而言，基於以下三個角度的考量，筆者以為統一在原則上毋寧是必然的趨勢：

一、地緣政治的角度：

台灣如果位處新加坡或夏威夷，有關統獨爭議問題勢將另當別論。但是事實上，台灣與中國大陸之近有如唇齒相依。從台北到廈門與到高雄等距離，飛機行程僅區區40分鐘；從台北到福州更僅是到高雄距離之半；由台北到香港與上海也是等距離。在如此緊鄰的地緣關係下，如果維持長期僵持敵對的關係，對雙方都是不智之舉。大陸無法妥善運用台灣既有經貿發展上的經驗、資源，台灣也將長期背負著軍備國防上沉重的負擔，困於發展本身的建設，並增加持續民主化的變數。

此外，在中共刻意導引下，台灣獨立運動極易被大陸人民視為帝國主義在幕後主導的分裂運動。就筆者所知，中共領導當局處心積慮灌輸大陸人民確認：「台灣獨立絕不是台灣人民真正的自由意願，而是類似19世紀末朝鮮的東學農民運動，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機介入，支持朝鮮自中國獨立之後，再予以併吞」。台獨主張極易傷害中國大陸人民的情感，為了維護固有疆域與民族統一，使得中共更有機會輕易舉兵、大動干戈。再者，我們必須正視，台灣在國際社會處境的艱危，除非中共默認而不予以積極的干涉，我極難被國際社會接受為一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樣的現實雖然殘酷，但是對之有所瞭解，才能對兩岸的未來關係做理智而正確的處理。過去國民政府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在二次大戰剛剛結束，以世界五強之一的身份，喊出「反共抗俄」的口號，固然可以理解。然而自1949年，政府遷台，以如此彈丸之地，要與同列世界三強的中、蘇共相抗衡，無異是政治口號喊過了頭。回到現實的考慮中，我們必須調整大陸政策，以良性的互動來取代緊繃的敵對關係。如果統一可以獲致兩岸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大家活得更有尊嚴，也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受尊重，何必非汲汲於獨立不可？大家切不可忽略，在我們主張獨立的同時，無異也放棄了對中國大陸的主權要求。然而中共卻並未相對地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要求。這就好比某甲與某乙有債權債務關係，某乙片面地免除了某甲的債務，而某甲卻未放棄其對某乙的債權主張。這樣一廂情願的台獨主張，實在愚蠢無知至極，而且將使得我們在將來與中共的談判中處於更不利的地位。

二、經濟互賴的角度：

在國際性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下，歐洲單一市場將於明年正式運作，北美自由貿易區亦在美加合作下開闢成功，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則尚在醞釀中。台灣自退出聯合國後，20年間飽嘗外交孤立之苦，藉著全體台灣同胞的克勤克儉，尤其中小企業致力拓展外貿，方始在國際間掙得一線生機，像台灣這樣倚重經濟成就者，基於全球經貿戰略的考量，自不能自外於區域經濟組織，否則除了外交，恐怕連經貿亦遭孤立，將對台灣造成致命的打擊。而在加入區域經貿組織的努力中，首要的困難就是排除中共的反對壓力，始有可能躋身亞太經濟合作體系。況且在面對亞洲最大貿易夥伴－－美國，為平衡貿易逆差與日俱增的種種壓力下，日、韓早已調整經貿策略，在中國大陸積極的投石問路，台灣沒有理由不加速開拓這個廣大的市場。就中共而言，台灣具備國際經貿發展上長足的經驗與產業技術、研發上豐沛的人力資源，基於同文同種之便，更是中共應積極爭取合作的對象。總之，就經濟互賴的角度而言，對台海兩岸確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三、文化發展的角度：

國家不僅是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規範下的共同體，更是一群人以文化創造相結合的生活共同體，國力之強弱繫乎文化生機的蓬勃發展。中國大陸廣土眾民，風土人情殊異，埋藏著多元文化豐富的種子，更有廣大的文化展現空間。中國如能統一，對於台灣的文化創作將是莫大的鼓舞，文化相激相蕩的結果，也將豐富彼此的內涵。以台灣的出版業為例，一本好書（非暢銷書）每年發行量鮮能超過五百本，若兩岸統一，隨著文化消費市場的擴大，將可鼓勵更多優秀的人才投入精緻文化的創作，使文化更形蓬勃發展。又如有線電視開放在即，預計將有數以百計的有線電視公司可以相繼成立，然而節目帶的供給卻成為極大的問題。西方先進國家中，除英法因早期殖民地廣佈，英法語使用區域廣大，發行市場具備優勢，而得高枕無憂外，其他如德、荷等皆因市場過窄，資金的投入往往不敷成本而難以為繼。所以文化消費市場的擴大，依循現代商業化社會的形態，將帶動良性的循環而有利於文化水準的提升。否則如時下台灣因無線電視內容良莠不齊，國人樂於裝設小耳朵收看日制節目，長此以往將由消費習慣的改變而導致價值觀、行為模式的轉變。這一類高成本的文化工業仰賴資金及市場頗鉅，港、台、中國大陸、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區應可積極聯手合作，發展華人文化，與英美文化產品相抗衡，以避免片面地成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而能積極地發展出互相依賴的關係。言至於此，筆者便極感憂心，若兩岸無統一的遠景，台灣是否將淹沒於國際競爭激烈的商品文化中？

基於上述三個角度的考量，我們著實不需要率爾劃地自限，而應對未來兩岸統一的可能性，保留更多的彈性空間，並以統一作為積極努力的原則。

當然，我們亦不能無視於現況，一味為統一而統一，針對政治現實，採行階段性策略，對兩岸的良性互動及統一目標的達成，極為重要。目前兩岸統一最大的阻隔在於生活水平差距過大及中國共產黨對一黨專政的堅持，生活水平的巨差在驟然統一後，將使台灣全體同胞立刻面臨生活水平急遽下降的威脅，隨之引發的政經、社會問題，將嚴重違背統一的初衷。而中共堅持一黨專政，對人權的漠視及民主政治架構的付諸闕如，都使正致力於民主化建設的台灣同胞滿懷疑懼及排斥。所以現階段策略性的台獨主張，可以做為逼使中共在這些原則性問題讓步的談判籌碼，亦即「原則性的統一，策略性的台獨」。我們所要追求的不是盲目撮合，而是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的統一。這樣的統一必須建立在使兩岸人民利益均沾，且符合文明社會所共同認可的原則之上，舉其犖犖大者如制度化的人權保障、建立競爭性政黨政治、舉辦自由選舉、對私有產權的適度尊重等等，都是兩岸進行統一的先決條件。

就建立競爭性政黨政治而言，中共一向標榜「一黨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實質上是典型的共黨一黨專政。既不容許台灣的政黨到大陸發展，也不允大陸人民成立新政黨，至於所謂的「八大民主黨派」則藉著政治協商會議加以羈縻，政協根本上是中共裝點門面的幌子。各「民主黨派」不僅經費由中共資助，連其中央領導幹部也全由中共創辦的「社會主義學院」培訓，至於各「民主黨派」地方領導幹部則索性由中共省委黨校代訓。中國大陸人民已給了中共整整42年的時間，但是除了三反、五反、文革、六四……鬥爭不斷，現代化仍遙不可及。中共如果真有為全體中國人民福祉著想的統一誠意，應及早結束這種所謂「多黨合作制」的騙局，準備將政權開放，接受公平競爭。

此外，另一個尚待跨越的鴻溝便是舉辦自由選舉。迄今中共仍大言不慚，力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基礎」。實際上在共黨馬列老祖宗的著作裡，從未提到「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透過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經縣（市）人大會、省人大會、以至全國人大會的四重間接選舉制，顯然違反近現代民主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 - 「直接選舉」。事實上，人大四重間接選舉制的整個提名參選作業都牢牢控制在共黨手中，根本上就是為遂行以中國共產黨為主導力量的反民主設計。沒有自由選舉，就沒有民主政治可言，中共應漸次開放各級民意機關的直接選舉，為統一後的民主體制鋪路。

除了上述政治上的開放措施外，經濟上適度尊重私有產權也是一個調和兩岸經濟體制的基本原則。最近，中共（包括江澤民、李鵬在內）也強調要朝調和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方向努力。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在於尊重市場價格機能、保障企業生產單位的自主性，藉以調整供需，以便對總體資源做最合理的配置。政府財經策略介入經濟活動應局限在市場經濟無法有效運作的盲點上，例如禁止或限制易造成壟斷的托辣斯或卡特爾，加強環境生態保護的措施，以及關係到對農民、勞工、殘障者、退休者、消費者等弱勢團體的社會保障措施。在提倡市場經濟的同時，中共應尊重個體戶在大陸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像目前依舊在政策上貶抑個體戶，實屬不智，中共堅持個體戶在總體經濟活動中的比重不得超過5%。在大幅開放外資、僑資、台資的同時，卻限制本土個體戶的發展，使得個體戶這個中國未來市場經濟的要角，只得遊走於計畫經濟的邊緣，社會地位低落，經營方式落伍且夾雜著詐騙，以致無法獲得肯定的社會地位，不僅打壓了國內投資的意願，使個體戶局限在傳統的服務業，而無法朝向製造業邁進，由於缺乏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精神，無法引進優良的制度，遲緩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腳步，同時也阻礙了統一的進程。

上述數個政經上的重大問題，都是兩岸和平統一的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如果中共死守「四個堅持」，不肯在這些問題上努力改進，只知不斷以武力的恫嚇，要脅統一，那麼統一之路恐怕只有更形遙遠了！我們反對為統一而統一，現階段不急著統一，實在是放眼於中華民族的前途，為求中國人民可以掙脫貧窮落後，專制極權，而堅持到底。為謀兩岸中華同胞的最大福祉，在中共接受這些條件之前，自不宜輕言統一。台灣獨立於中共的有效統治之外是既與的事實，現階段運用「策略性的台獨」，除了可對內保障台灣既有的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成果之外，對中國大陸也留下一個鞭策中共進行改革的有利因素。

基於「原則性的統一、策略性的台獨」，現階段我們可以採行「交戰團體」（belligerent）的概念來規範兩岸的關係。所謂「交戰團體」，在國際法上，意味著某國由於內戰，導致部分國土為叛亂政權有效控制，在此情形下，合法政府無法保障與其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在淪陷區之利益及其僑民。因此，容許與原合法政權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可以承認該叛亂政權為「交戰團體」，後者可享有部分國際法上之人格出、列席國際會議、簽署條約……等。使第三國藉由對淪陷區叛亂政權之直接交涉，達到有效保障本國在該區之利益及僑民的目的。例如漢城與台北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然而我國無法有效保障南韓於中國大陸的利益，只得容忍漢城承認北京政權為「交戰團體」，藉此南韓可以和北京建立官方關係（縱非全面外交關係），也可在北京正式成立辦事處。反之，華盛頓與北京有正式外交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卻無法保障美國在台灣的利益及其僑民，因此也應容忍美國承認台灣為「交戰團體」，可以在台北設立官方辦事處。如此不僅符合國際現實，顧及兩岸利益，也不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又可兼顧分隔的現實。中共也必須瞭解，以此模式台灣可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為兩岸正常交往及未來進一步的合作架設橋樑。中共若一味堅持在國際社會孤立台灣，企圖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只會激起在台灣全體國民的反彈，助長檯獨聲浪，如此一來也不符中共對統一的期待。

環顧國際社會，近五年來瞬息萬變，分合無常。東歐政局由大一統走向四分五裂。先是華沙公約的解體，各個衛星國先後自蘇聯獨立出來，緊接著連蘇聯本身各加盟共和國也紛紛尋求獨立，逼得戈巴契夫只得提出較鬆散的聯邦條約來和緩分裂的危機。反觀西歐諸國，由於兩德統一的完成，除了以單一市場來落實經濟整合外，更積極推動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表面上，東歐由統一走向分裂，西歐則由分裂走向統一。實質上，過去東歐的統一是建立在蘇共高壓統治之下，由於受到戈氏改革思想的刺激，各國紛紛要求獨立自主。至於西歐則在各國獨立自主的狀況下，發現面對美、日兩國強大的競爭壓力，非整合不足以立足於國際舞台。這個發展值得關心兩岸前途的仁人君子注意：「沒有民主的統一終難持久；兩岸都充分民主化之後，堅持不統一也不符全球未來的走向」。

在分分合合的國際社會中，兩德統一堪為範例。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致力建設一套可以有效保障社會正義的政經體制，在政治方面建立「貫徹社會正義的民主體制」，使政治不復淪為有錢人操弄的遊戲，在經濟體制上則施行「社會市場經濟制度」，俾能有效兼顧社會正義與經濟發展，德國統一便是發生在此一有效保障社會正義的政經體制之下，從這個角度觀之，中國統一的遠景應較朝鮮半島來得樂觀。中國大陸自1979年經濟改革以來，經濟政策開始右轉，台灣近五年來社會安全支出增加，社會政策向左轉，雙方在政策上的修正有利彌合彼此的差距。反觀朝鮮半島，雙方雖有外交上試探性的接觸，但是南韓資本主義化愈益加深，貧富差距日增，北韓在世界共產政權崩潰的潮流下，卻愈趨封閉、頑固，兩韓各自朝著不同的極端發展，除了訴諸武力，難見和平統一的契機。台海兩岸相形之下要樂觀得多。尤其今年年初，中共在八五計劃中決議對地方財政的自主權，做更進一步的讓步。此外，廣東、福建、上海等地也大幅調高房租，這兩者對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無異打了一劑強心針。因為前者將使地方政府在稅收不必悉數報繳中央後，更能致力於投資及建設，中央對地方人事、財政等自主權的逐步放鬆，對未來聯邦制的推動也有積極的意義：房租政策的調整則可以改善長久以來由於中共採取超低價的房租政策，抹煞自購住宅的誘因，使社會剩餘游資無法有效導入營建業，以帶動國內景氣，這兩種政策的調整，實在值得喝采。

在兩岸良性互動中，台灣可以在經濟合作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大陸目前人均所得不足四百美元，如果藉由經濟上的投資、合作得以使閩、粵、滬一帶的人均所得提高到1,500美元的標準線（意味著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以上，當可改善當地的資訊流通狀況，帶動服務業的成長，使一切朝向追求合理化的發展。台灣過去的經驗便可為借鏡，在1968年台灣人均所得才不過區區304美元，到1978年人均所得超越1,500美元的標準線，其前後年，相繼發生了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等標竿性的政治事件，迫使國民黨不得不因應調整，為珍惜現有成果而著手進行改革。再者，另一個值得強調的現象是，生活水準的提高，可以降低戰爭的誘因。台灣由於生活優渥，普遍瀰漫著反戰的氣氛。我們將心比心，如果大陸經濟狀況可以獲致改善，以沿海經濟特區為發展重點，幫助中國大陸擴大特區規模，先讓閩粵致富，這將使得中共不易輕啟戰端，而閩粵也將成為台灣的屏障。

在剖析兩岸的分分合合問題上，只有一個終極的考量 - 那便是全體中國人的福祉所在。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可以據此原則思索中國的未來，而不必挖空心思，力圖扭曲歷史或鑽營法理來迎合一己的偏見。而在兩岸實際的互動接觸上，更應彼此尊重，由片面地強調我方的主體性，轉而也尊重對方同樣是一個主體。中共固然不應動輒以帝國統治者的態度，意欲宰制台灣未來的發展，台灣在與大陸的接觸中，也不應視之為財富掠奪的對象，任何貿易、投資的合作都應建立在雙方互惠的條件上。台商如果一味將污染嚴重的夕陽工業移往大陸，無異是殺雞取卵的作法。雙方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認識上，始能培養良性的互動，建立互信的基礎，經由兩岸正常的交往，和平統一方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