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因素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影響與制約(下)

除了口頭聲明不支持「台獨」外，美國有關人員對到美訪問的民進黨頭面人物，如許信良、陳水扁等「曉以大義」，告訴他們獨立的危險與不可行。與此同時，還請熟悉海峽兩岸事務的御任政要，如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前國防部長佩里、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沙利卡什維利、前助理國防部長伍藍道、前助理國防部長卡特、前太平洋美軍總司令海斯、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克等人接二連三訪台，分別向國民黨的李登輝、連戰及民進黨的許信良、陳水扁等人傳達同樣的訊息：「美國人不會為了台灣獨立而犧牲自己子弟的生命」（台灣《中國時報》1998年6月26日）。

沒有美國的支持、撐腰，「台獨」是不可能成事的，美國政府明確表示不支持「台獨」，替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反對「台獨」立場背書，「明顯的對台獨運動造成極大的衝擊」（台《中國時報》1998年7月5日），迫使想要上台執政的民進黨不得不進行策略調整，一再為「台獨」主張作重新包裝。諸如「台灣已經獨立，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獨」、「民進黨不會輕易使用公投，台灣的安全比國號、國名更重要」、「維持現狀到可以獨立的時機」、「台獨可能不是我們這一代可以處理的，可能要留給下一代了」（台灣《中國時報》1998年7月6日）。

四、台灣的「務實外交」受到重大衝擊

美國的「三個不支持」中，不支持「台獨」和不支持「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儘管使表裡不一、口是心非的台灣當局感到很尷尬，但對其衝擊似乎不很大。然而美國的第三個「不支持」，即不支持台灣加入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對台灣當局著實「造成傷害」，等於是正面否定了台灣在可預見未來加入包括聯合國在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可能性，對台灣當局過去十年矢志推動的「務實外交」，無疑是「重大的衝擊」（宋楚瑜語，台灣《中國時報》1998年7月2日）。

雖然台灣當局推動「務實外交」有其時空環境及內外需求的背景，但是國際社會堅持只有一個中國的格局，只能使台灣「務實外交」盡量減少自我設限，爭取到一個非主權國家所能擁有的國際活動空間，卻不可能完全扭轉世界局勢，讓國際社會承認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故而自1993年以來，台灣年年在聯大推動「參與聯合國」，卻年年被打回票。

中國大陸不反對台灣加入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目前台灣是成員的兩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亞銀）和亞洲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也都是得到中國大陸的默許或同意的。美國的態度表明台灣必須瞭解，如要再加入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仍要從中共這方面下手來解決問題」。

顯然，美國的這第三個「不支持」可能會產生如下效應，一是促使島內民眾正視國際形勢現實，敦促台灣當局不要再勞民傷財去做「水中撈月」之事，多花精力多做島內治安、交通、水利等有關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二是使台灣當局推動「務實外交」失去著力點，迫使其重新思考對外政策與大陸政策孰重孰輕，不得不考慮通過與大陸政治談判來爭取更多的國際空間。

五、1998美國「鼓勵」兩岸對話、和解給兩岸關係良性互動帶來契機

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後，美國政府應台灣當局要求作的「六點保證」之一是，不會施壓要台灣與中國大陸談判。儘管美國表面上仍強調無意作兩岸的調解人，然而自去年以來，美國一些現任高級官員及御任政要都一再表示希望兩岸透過對話達成協定。先是克林頓總統在去年10月江澤民訪美後表示，「美國支持中國和台灣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問題遲早得解決，遲解決不如早解決」。後來，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謝叔麗在1998年5月20日國會聽證會上首次提到兩岸應朝「和解」（rapprochement）的方向走。她說，美國維護台海安全政策的目的則在「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使兩岸能採取步驟，邁向和解」。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坎培爾在同一天的國會聽證會上說得更明白，他說，必須承認美國並無片面解決台灣問題能力以保障台海的和平與穩定，持久的和平與穩定最終需要台灣和中國大陸找出一個共同的架構規範他們的關係，這才是台灣安全的長久之計(美國《國際日報》1998年5月27日）。今年6月克林頓訪華在北大講話時又首次把「兩岸對話」與「和平統一」掛上鉤，他說：「當美國和中國達成一個中國政策的協定時，我們同時也達成以和平方式統一中國的協定，我們亦鼓勵海峽兩岸對話以達成這個目標」（台《聯合報》1998年6月30日）。雖然美國政要一再宣稱「不會逼迫台北去和北京談判」，而且非常謹慎地使用「支持」、「鼓勵」兩岸對話這種溫和、中性的字眼來表述。但是台灣當局已感受到「促談」、「逼和」的壓力，即使百般不願意，採取拖延戰術，但口頭上無反對餘地，只好順勢而為。

6月19日，在克林頓訪華前夕，台灣海基會以「前所未見」的明確態度向大陸海協致函，提議今年秋天辜振甫赴大陸會唔汪道涵。這是去年11月兩會恢覆信函往來以來，海基會首次就汪辜會晤作出最明確的表示，此舉「顯然是有意」在敏感的克林頓訪華、中美首腦再次會談前夕，「凸顯」台灣在兩岸關係上「主動態勢」，是「做給美國看」（台灣《中國時報》1998年6月21日社論）。而海協在6月25日克林頓抵達西安前夕復函海基會，明確邀請辜振甫先生於9月中旬或10月中旬率團來大陸參訪。台灣海基會、陸委會也隨即作出回應，表示「樂見辜汪會唔跨出突破性發展」。於是原本陷入僵局、踟躕不前的兩會高層往來、會晤終於進入良性互動階段。

此外，受到美國「鼓勵」的壓力，台灣民進黨也公開主張兩岸展開「全方位」對話。

儘管美國「鼓勵」海峽兩岸對話是「促談防獨」和「促談不促統」，其實質是維持現狀，是希望兩岸通過對話、談判而展開良性互動，減少再次引發台海危機的不穩定因素，但是美國這一姿態畢竟對海峽兩岸關係發展具有正面意義。

六、美國對台軍售政策出現令台灣不安跡象

美國違背「八一七公報」中的承諾，支持並擴大對台軍售是造成台海局勢動盪、兩岸關係不確定因素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國政府一再要求美方作出某種形式的承諾，如嚴格執行「八一七公報」不再出售先進武器、對台武器銷售必須事前告知中方等。

雖然，美國目前仍口口聲聲表示堅持既定的對台軍售政策，但是近來已出現某些令台灣當局不安的跡象。若干美國前政要和資深學者公開呼籲美國重新檢討對台軍售政策，應減少或限制。他們的理由是：台灣已從美、法購買大量先進武器，需要好幾年才能消化，美國目前暫時不一定向台出售先進武器，以促使兩岸營造出恢復談判的良好氣氛；對台軍售會刺激兩岸軍備競賽，升高台海緊張局勢；只有美國在嚴格遵守對台軍售規範的前提下，中國才可能充分配合、協助美國的國際反核擴散工作；台灣的安全依賴於它與北京的共同努力，建立一種彼此都滿意的關係，等等。這些論點在台灣當局聽來都極其刺耳，甚至不少與大陸的主張一致。

另外，美國政府官員看待對台軍售的觀點亦有微妙的變化。如助理國務卿陸士達表示，雖然美國會持續對台銷售必要的防衛武器，但台海地區穩定須依靠兩岸的協定，而非僅靠軍售(台《中國時報》1998年6月22日)；負責軍控與安全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霍勒姆日前訪華時對記者說，美國今年在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問題上將同北京保持磋商(香港《文匯報》1998年4月22日)。另外，日前台灣要求購買潛水艇和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再次被美國拒絕。

雖然，美國不會很快改變對台軍售政策，但將出現一種可能，即回到「八一七公報」立場，也就是「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無疑，這樣的情勢發展置台灣當局於「相當不利的處境」。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與制約的史實給兩岸中國人帶來許多啟示。

啟示之一，美國處理對華對台政策及兩岸關係的首要考慮是它的全球戰略利益及其在亞太地區的政經利益。

二次大戰後，美國為了讓台灣成為其「圍堵」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圍牆」、包圍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和美軍在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艦」，便陰謀將台灣與大陸隔離開。它先後拋出「台灣獨立」、「台灣地位末定」、「劃峽而治」、「一中一台」等論調，並以武力介入方式阻止大陸解放台灣，為台灣提供龐大軍援以加強對台軍事控制及防護，又提供巨額經援，使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得以站穩腳跟，恢復經濟，逐步具備長期與大陸對抗的軍事、經濟條件。

70年代初，國際局勢呈兩極對峙，美國從其國家利益出發，力圖通過改善美中關係達到「聯華制蘇」目的，對中國從孤立遏制轉變為接觸遏制。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親自訪問中國，令世界震驚；六年後在國民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美國宣佈與台灣「斷交」而與中國建交。

到了80年代末，兩極對峙的冷戰局面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於是在美國人眼裡，中國的戰略價值驟降，台灣的戰略價值大大提升。美國一方面用冷戰思維方式看逐漸崛起的中國，視其為「潛在威脅」，一方面將台灣作為用來牽制中國的一張牌，力圖通過加強與台灣關係，控制台灣局勢來阻擋中國的統一與強大，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及其在該地區「至關重要的戰略及經濟利益」（引自克林頓總統1996年5月20日在「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上講話，台《民眾日報》1996年5月22日）。

到了世紀之交，美國外交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制定和維持對美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規則，建立一個對美有利的國際秩序，盡可能長時間地維持一超多強對美比較有利的世界格局。鑒於中國並未像西方所期盼的走前蘇聯的路，反而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綜合國力日趨強盛；更由於中國龐大的市場和投資機遇令美國不能忽視；再加上李登輝訪美引發中美關係嚴重危機，使得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調整對華政策。

美國的如意算盤是，既要通過全面接觸交往，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使中國遵守美國的「遊戲規則」，防止中國發展成能夠對美構成全面挑戰的對象；同時也希望在維持對美有利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方面藉助中國的力量，共同承擔維持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責任。

李登輝訪美導致中美關係惡化和台海局勢緊張後，美國意識到了台灣問題對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也看到了台灣海峽是可能引發戰爭、進而將美國「拖下水」的危險地區之一，於是如何避免台海危機再度發生危及自己的亞太利益便成了美國的戰略考慮；防止台灣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和鼓勵兩岸進行對話，並尋求建立台海局勢長期穩定新架構，就成為美國在世紀之交的對華對台政策重點。

在《與台灣關係法》中，美國曾保證不強迫台灣與中國大陸談判，但17年後人們卻看到，美國白宮出版的《美國安全戰略》首次將「北京與台北恢復兩岸對話」列為美國主要安全目標之一。美國從以往消極保持台海無戰事轉為積極促進台海局勢穩定，從克林頓總統到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等政府政要，多次公開「鼓勵」或「希望」台北坐下來與北京談，異口同聲呼籲兩岸盡早恢復對話，並通過「第二渠道」向台灣傳遞美國的意圖。

史實證明，幾十年來美國不斷調整對華、對台政策，並不是為台海海峽兩岸中國人考慮，也不是為台灣當局考慮，而是為自己考慮。可以預料，在國家長遠利益的驅動下，時勢推移，美國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立場的轉換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因此，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自己來解決雙方的分歧，攜手共創中國的統一、富強。

啟示之二，以中美關係的發展去影響兩岸關係朝和平統一方向邁進。

中美建交20年來有一個不變的事實是中美關係比美台關係重要，中美關係左右美國對台政策，其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戰略利益、經濟利益都比台灣大得多。雖然美國在台灣仍有一定的政經利益，但美國向來僅把台灣當作一隻「棋子」、一張「牌」以牽制中國。如今在世界朝多極化方向發展的形勢下，為了國家長遠利益，美國更是別無選擇地把發展美中戰略夥伴關係凌駕於美台關係之上，且希望台灣能積極配合這種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而不要成為「麻煩製造者」。

既然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在相當長時期內無法剔除，那麼只要中國政府既從戰略大局出發，「求同存異」發展中美關係，又在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提醒美國不要被台灣「拖下水」，就可以使美國因素在兩岸關係中的積極正面作用增加，有助於牽制台灣分裂勢力，也有助於營造一個有利中國和平統一的國際環境。

對於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台灣事小，世界事大」，在1995年6月因李登輝訪美而同時引發中美關係及兩岸關係危機後，中國政府決定開展反台獨、反分裂鬥爭，向國際社會表明有決心、有辦法、有能力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維護統一，警告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不要慫恿、支持台灣搞獨立。

果然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不打不相識」，台海危機成為美中關係出現重要變化的轉折點。美國從中吸取到一個重要教訓，就是要設法讓兩岸維持現狀，美國不能被某些追求局部利益的力量所左右而因小失大。

1997年10月的江澤民主席訪美及1998年6月克林頓訪華取得重要成果，中美戰略夥伴關係發展順利，顯示美國與中國大陸、台灣的三角關係「已呈現傾斜式發展」和「不對等狀態」，使台灣當局「愈來愈感到焦慮不安」。毫無疑問，中美關係發展的過程，會間接或直接弱化「台灣牌」的份量。在新的世紀只要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終將可以剔除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有利於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對此，台灣有識之士亦坦言：「經由華盛頓是到台北最短的距離」（台《中國時報》1998年6月24日），此話有一定道理。

啟示之三，台灣不做中美關係的「麻煩製造者」才能獲得自身的生存發展空間。

20年來的史實證明，在美國、中國大陸及中國台灣這組三角關係中，中美關係穩定，美台關係正常，兩岸關係也就緩和；中美關係倒退，美台關係不正常，兩岸關係必定緊張。本世紀末乃至21世紀，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與中國積極交往是美國的既定政策，中美戰略夥伴關係深化是必然趨勢。美國對台灣的支持與否是以其自身利益為取向的，美國是把台灣作為一個棋子納入其制約中國的全球與地區戰略中加以考慮的，美台關係是不可能與美中關係「平行」發展的，美台關係只能從屬於、服務於美中關係，只能起一種制衡的作用。美中發展戰略夥伴關係必定會衝擊美台關係，這是台灣當局不管喜歡與不喜歡都必須面對的事實。台灣當局的任務就是丟掉虛幻，面對現實，順應中美關係發展的趨勢，扮演好制衡角色，不要做中美關係的「麻煩製造者」，少做被美國視為威脅到美國利益的事。

台灣當局也必須明白，美國對台的安全承諾是有限的，並非無限的。因此，如何善用美國因素，運用有限的有利環境，在兩岸關係互動中謀求自保之道，考驗著台灣領導人的政治智慧。

筆者以為恐怕只有一條路可走，即以更積極前瞻的大陸政策來尋求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獲得自身的生存發展空間，不僅在口頭上向世人「保證」，「無意推動台獨」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而且在行動上予以證明。對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台灣媒體說得很透徹，台灣的自保之道必須牢牢把握一條基本原則，「絕對不可成為破壞台灣安全現狀的始作俑者，因為這既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整體目標衝突，又必然會給予中共對台動武的口實」（台《聯合報》社論1998年6月24日）。

啟示之四，只有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剔除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雖然消除兩岸分離狀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海峽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但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美國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客觀存在無法否認，台海兩岸關係何去何從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對華、對台政策緊密相關。因此中國大陸在制定和實施對台政策時就必須考慮到美國因素。

近年來，美國政府不僅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信守中美三個公報，還公開表示「三個不支持」政策，表示希望兩岸進行談判，達成「和平統一」，確實衝擊、遏制了台灣島內的「台獨」活動，也迫使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上不得不有所動作。但是中國大陸亦明白，美國的這種「促談防獨」政策雖與自己有共同語言，但只是對兩岸維持現狀發生效應，並沒有直接促進兩岸統一的作用。雖然美國「鼓勵」兩岸對話，「希望兩岸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但是美國並不希望兩岸很快統一。有朝一日，兩岸真的經過談判在統一道路上有突破性進展，屆時美國極有可能跳出來扮演「剎車」角色。因此，只要美國對台灣不肯撒手，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就不完全具備。然而，美國何時會撒手，端視中國的經濟和軍力的發展壯大。目前，中國的國力及國際地位尚不能使美國不干涉台灣問題，只能使美國在海峽兩岸關係上支持維持現狀及「促談防獨」。

顯然，中國大陸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在國際上地位更高，那麼就可以徹底剔除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一旦美國徹底撒手放棄台灣，中國的完全統一就為期不遠了。

1998年7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