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乎、戰乎、和談乎？

和談有百利無一害

台海兩岸應否展開和談？在拖延數十年後，新的「三不」形勢下，展開和談是必要的。

鑒往知來，由拖而戰，由戰而談，由談而和，簡說如下。

先說拖：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次。次年，蔣經國提出「台灣堅守不變四項」原則；又為文強調，「和共匪和談，就是自殺」、「和共匪妥協，就是滅亡」，因而堅持「三不」，即「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1988年，李登輝繼任，由於日本情結，對蔣經國於謝世半年前，解除威嚴令、批准探親、開放三通等放鬆政策，以「戒急用忍」，加緊限制，一以拖之。

再言戰：70年代前後，北京口號是，「立足於武力解放台灣，爭取和平解放台灣」；1979年是，「我們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1980年是實現祖國統一，力爭80年代達到這個目標」；1984年是「絕不承諾放棄武力」。1986年是，「統一問題可以延緩，但永遠不能不談。當耐心耗完，和平折衷方案（一國兩制），又被拒絕時，捨武力別無他途」。台北的答覆是：「存則共存，亡則共亡」，作「孤注一擲的生死大決鬥」。這是「口角」之戰。10年後，1996年，導彈十發，母艦兩艘，幾乎擦槍走火。這是「決心」之戰。

三談和：1997年冬，1998年夏，中美元首互訪，兩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組成，美國由1982年的「三不」：「不介入、不干預、不施壓」，變成一九九八年的「新三不」：「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

台灣是小島。兩大之間難為小。加以世界經濟低迷，台灣黑金汜濫，在四方壓力下，誠如李侃如所說，不和談，「就台灣利益而言，當前的情況，可能是最壞的了」。

柯林頓說，兩岸和談，「早比遲好」；又說「一國兩制」是合理的，拖，拖一百年後，還是要談；戰，戰一百年後，還是要談。與其拖而戰，何如談而和，和為貴。

北京再三表明「一個中國是什麼不是什麼，就是為兩岸政治談判預留空間」，「國名、國旗、國歌，都不是禁區」，「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只要有利於和平統一的，我們都願意談」。

李侃如「不認為（台灣）與北京展開談判時，情況更壞」。我們則認為，在「三套雙邊關係」架構下，兩岸展開和談，簽訂和平協議，必對台胞，有百利無一害。展開政治談判，此其時也。

丘宏達呼應李登輝路線

台灣當局於1998年7月22日，在國統會書面談話中，指稱「一國兩制，具有曖昧性、矛盾性，又缺乏民主性」，故要「再一次堅定控絕」。八天後，丘宏達教授於同月30日，也在紐約同一大報，發表對「一國兩制」看法：小標題為「中共的一國兩制，其實是要吞併台灣」；大標題是「大陸若有誠意，應簽兩岸和平協定」（丘文）。

對台灣當局談話，作者曾於7月28日，在《評李登輝堅持一國兩制》文中，指其不合理之處。孟子說，「予其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本此精神，我們實事求是地也對「丘文」加以檢驗。

「丘文」根據1984年6月，楊尚昆在一份密件中所說，「和平統一祖國戰略方針的基本內容，就是要台灣當局取消中華民國的國旗、國號，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楊文），因而咬定「中共的一國兩制是事實上要吞併台灣」。

「楊文」傳到台灣後，蔣經國予以拒絕；並對鄧小平所作警告，「統一問題可以延緩，但不能永遠不談。當耐心耗完，折衷方案又被拒絕時，捨武力別無他途」（1986年6月24日），蔣亦不快，回以「存則共存，亡則共亡」（1986年9月11日）。

鄧、蔣唇槍舌戰後，經過幕後溝通，雙方對國旗、國號，不再堅持；且對國號有化繁為簡設想。在默契下，蔣經國取消戒嚴令（1987年7月15日），批准人民探親（11月2日），是蔣經國對「一國兩制」認同做法，惜乎半年後突然謝世（1988年1月13日）。

李登輝繼任不久，熊玠教授透露鄧小平密談，「回歸五五憲草」，「國旗、國號可商量」（1988年8月5日）。但李登輝以濃厚日本情結，充耳不聞，且假民主之名，行「獨立」之實，如借吳安家之口，道出「明明就是兩個中國」心聲。

1986年，雙方肯定「一個中國」，但因國旗、國號，引起危機；1996年，台灣否定「一個中國」，突出獨台、台獨，引起危機。1986年，鄧小平說，「捨武力別無他途」，直到1996年，才以導彈，表現了決心。

10發導彈，幾乎擦槍走火。在雨過天青後，汪道涵說，「中國內戰狀態，尚未結束，在形勢上是分裂的；在法理上仍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是什麼不是什麼，就是在兩岸進行政治談判，預留空間」（1997年元月）；又對許歷農說，「一個中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的中國（1997年3月）。其他中共大老，也多類似表白，如「國名、國旗、國歌，都不是禁區」（1997年9月），問題是怎樣談，用什麼方式談。

根據汪道涵等人公開表白與幕後信息，克林頓、金瑞奇、季辛基等美國大老都認為，一國兩制是合理可行的。丘教授不依據近一、二年來，中共的新說明，而引用十四年前，楊尚昆的「密件」，對李登輝呼應，一口咬定，「一國兩制，其實是要吞併台灣」，顯有誤導之嫌。

假借民主自由之名……

作者認為，「一國兩制」對於台灣同胞，有百利無一害。唐樹備說，「以一國兩制，實現統一，台灣可以得到更多的東西，可以分享更多的國際空間」；又說，「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只要有利於和平統一的，我們都願意談。這就是一種開明、開放的態度」。

丘教授，如以開明、開放的態度，從汪道涵、唐樹備的談話來分析，來補充，肯定，一國兩制，其實是大陸「以大事小」，絕非「以大吃小」。所謂「吞併」之說似非學術分析。

「丘文」末段指出，「一個國家，只有一種制度，就是民主自由制度」，而「美國（民主自由）一國一制」，是「在1865年南北戰爭（解放黑奴）結束」以後。這一說法，是否在暗示，中國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吞併」，而美國實現「武力統一，一國一制」是民主、自由？

「丘文」建議，「如果中共真有誠意……雙方可以建立平等地位的中華邦聯共和國了」。所謂平等地位的「邦聯」，即各邦仍是國際法之主體，具有單獨國際人格（聯邦之下，各邦失去國際人格）。此一建議，實際是「一個分裂（治）的一中國」、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代名詞，不符中國國情，違背歷史傳統，人民難以接受。

在「先恢復中國人自尊心」文中，丘教授於1984年強調，「民主與自由原則，必須在民族認同下推行，絕不可假借民主與自由原則，來達到分裂國家之目的」。但台灣當局，高叫先行民主自由，然後和平統一。如此本末倒置，是否「假借民主與自由原則，達到分裂國家之目的」？

丘教授對台灣當局，不合情理的堅拒一國兩制，反而大加呼應，是否自我否定先賢說，「嚴操守、辯是非」，在此以對話代替對抗時代，促進兩岸對話，是每個人的天責，特別是「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

對兩岸對話，克林頓說，「早比遲好」。國安會亞太政策主任李侃如教授，學而優則仕，已於日前上任。根據柯林頓「三不」政策，先行擬定，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規範臨時協定，結束敵對狀態，進而展開政治談判。這是「三套雙邊關係」架構下，新的形勢。

丘教授認為，「大陸若有誠意，應簽兩岸和平協定」。作者認為，「雙方已有意願，將簽兩岸和平協定」。這是「三套雙邊關係」架構下，必然結果。促其早日實現，而對一國兩制有正確認識與擴大宣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