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意識的荒謬與可笑

「再等一年八個月又十幾天」

自去年9月底蕭萬長就任行政院長以來迄今一年之內，災難頻傳，人事不和，內閣幾乎搖搖欲墜。蕭院長上任後，面臨地方縣市長選舉，由於國民黨慘敗，李登輝辭去黨主席的壓力漸增，政治觀察家都在觀看李登輝如何因應這一危機，結果只聽到李登輝在中常會大言炎炎：「我要負最大的責任。」空話講完，卻一直厚著老臉不願辭職。

從此以後，李登輝很少說話，似乎在「韜光養晦」，大家也樂得耳根清靜。不料，8月中旬左右，王永慶跑到美國與福建省委書記陳明義見面，回答記者提問對「戒急用忍」政策的看法，王永慶把頭一撇，以不屑的口吻向記者說：「再等一年八個月又十幾天。」此話一出，台北政壇果然立即轟動，人人都在笑談還有一年八個月，期待「老番顛」早點下台之心情可見一斑。

不料，李登輝老羞成怒，照例先由「總統府高層人士」修理王永慶一番。不久李大總統就開始在媒體上發飆，舉凡「精省問題」、「農地農用問題」、「兩岸關係」、「大國外交」、「治國理念」……等等問題無所不管，也照例要借此表現自己的學問淵博，什麼易經、牛頓萬有引力、愛因斯坦相對論、量子力學、日本的場所理論、認知理論、曲線論……等等，好像無所不通，很容易把人嚇倒，不敢再與這位「大嘴巴」總統較量了。

其實，把李登輝10年來的言論對照檢查一下，儘管表面上所談的內容五花八門，事實上與1994年他 和死去的司馬遼太郎對話「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在基本的世界觀上並沒有兩樣，都可見得他出生於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從小早就已經「人格被殖民化」，也就是當年愛國的台胞所稱的「三腳」（日本人是四腳，愛國台胞自稱兩腳。那種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面前卑躬屈膝，在愛國台胞面前趾高氣昂，投機搖擺者即此所謂的三腳）。

李登輝在台北市長任內，政績平凡，無啥可記。當省主席時號召「八萬農業大軍」，結果落空。從此以後，什麼「產業東移」、「六萬元國宅」、「南向政策」、「參與聯合國」、「戒急用忍」種種政策，沒有一樣成功，徒留歷史笑柄。李登輝回首這10年來，一事無成，往前看還有「一年八個月」，也做不成什麼事，只好重施故技，再次以他東拉西扯的伎倆，向全國民眾表現自己博學多聞，並積極干預「最高行政首長」的工作，以顯示老大還在的威風，這就是9月初以來李登輝在各大報鬧風頭的背景，尤其是《自由時報》9月9日全文刊登日本《文藝春秋》訪問李登輝的紀錄，最為精采，此文或可稱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續集。

李登輝主觀認定的事實

前面講到，李登輝的「人格殖民化」，從小就已經把日本軍國主義殖民統治的那一套「信念」（Believing）內化成為自己的思維模式，或世界觀，而未能深切反省中國文化真正的精神是什麼？對中國近四百年歷史也沒有中國人「局內人」的深刻體驗，他是接受日本殖民地教育而成長的，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不過在副總統任內才開始研究。

他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有87年的主權國家，這個事實如果不承認，沒有任何話好說。」這是什麼事實呢？只不過是你李登輝主觀認定的事實而已，是錯誤的事實而猶自以為是。眾所周知，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已有87年了，但「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樣的提法，是從李登輝上台「以後」才開始的，迄今不到十年。

李登輝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回答記者是什麼人時，他說：「首先我是台灣人，其次是中國人。」這就是他曖昧模糊的伎倆，也可抓住他的世界觀是以「自我中心」作為觀察評價萬事萬物的出發點。

根據簡單的邏輯，現在是「中華民國」體制，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總統，當然是中國人，沒有什麼先後的問題。比方說，你若出生在美國加州，你是加州人，「同時」也就是美國人，不能說自己首先是加州人，其次是美國人。你應是「同時」為加州人和美國人，沒有先後時間問題存在，而是同時存在的命題。除非你心裡有鬼討厭做美國人，並一直希望加州早點脫離美國而獨立，才會說「首先我是加州人，其次是美國人」。

從以上邏輯的分析，已可見李登輝說他是中國人，的確言不由衷，他先是台灣人這樣的命題，已流露出分裂中國的潛意識，昭然若揭。其次，講先後是什麼人，也是自我中心所投射出去的思維模式，比方說，我是台南縣人，當然也是台灣省人，同時更是中國人，此一命題是一時俱存並無先後之分。如果硬要分先後，而先從最狹小的地區談起，這只是自我中心所擴散出去的見解，但倒過來講也通，如說，我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是台灣省人，最後也是台南縣人。無論從最狹小的地區或最廣闊的地區談起，都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它們都是同時存在，不分先後的。

抓住李登輝不先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即可明白他的「分裂主義」思想是其來有自的，這就是他的人格被殖民化的淵源。他是以這個信念去看世界的，所謂「信念即所見」（Believing is seeing）有什麼樣的信念就會看見什麼樣的事實。人的信念是從小就吸收的，是後天經驗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吸收而根深柢固的。然而，每個人的信念甚多，那個最根本的，或最高的共識單位，我們叫做「典範」（Paradigm）我們往往受「典範」的指引去看外在的自然或人文世界。

明白此一歷史淵源，就可分析李登輝最近的言論，茲分以下四個方面來談。

還不敢公開宣佈兩個中國

一、所謂「一個中國」、「一國兩制」與「保持現狀」問題

李登輝在9月5日以國民黨主席身份，出席黨籍立委提名同志研討會發表談話，痛斥中共的一個中國政策，「那是騙人的，那有這種模式？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有87年的主權國家，這個事實如果不承認，沒有任何話好說」。8月31日，李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我們寧願保持現狀。我們寧願保持單身。如果交往等於成為一個地方政府，使自己淪為奴隸，為什麼要交往。」

在接受《文藝春秋》專訪時，李登輝答覆伊籐潔，台灣絕對不能接受「一國兩制」的理由，他說：「一國兩制的本質極為曖昧，表面上看起來是平等的兩種制度，實際上是一個中央一個地方，根本不平等。在歷史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支配過台灣，也未踏入台灣一步，同時在以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為中央的一國兩制中，共產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共存是有很大矛盾的。」

李登輝以上的談話，又充份顯現他半吊子的膚淺。首先他說，中共的一個中國政策是騙人的。其實，中共倒是很老實，他一個中國政策始終一貫，從無二意。所謂一個中國即指國家主權及於全中國大陸和台澎金馬，中共表裡一致，從未聽見中共「陽奉陰違」。反觀李登輝的國統綱領主張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載明，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及於全中國大陸和台澎金馬，非經國民大會之議決，不得變更之，李登輝就任總統時還要向這部憲法宣誓效忠的，迄今為止，國際外交上亦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沒有雙重承認問題，一個中國政策是當前兩岸所共同遵守的，但是李登輝偏要偏離一個中國政策，口頭上又不敢宣佈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但卻經常否定一個中國，如此表裡不一，不知誰才是騙人的人。

其次，中華民國成立時，其主權即及於全中國大陸，那時台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直到民國34年10月25日，才收復成為中華民國主權所涵蓋的範圍，中華民國從成立之初，即非「中華民國在台灣」，李登輝偏要固執地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有87年的主權國家。」我們真是沒有任何話好說。面對這樣愚而好自用的總統，吾人要說明，中華民國自始至終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中華民國領土主權涵蓋中國大陸與台澎金馬，外加海南省的太平島（目前仍有國軍駐守），加上福建省、台灣省是很清楚的事實，李登輝不是國民大會，不得變更領土，否則即是違憲，即是騙老百姓，欺盡天下蒼生。

治權分屬無礙主權統一

李登輝寧願「保持現狀」，不願「一國兩制」。我認為李登輝的思想正處於矛盾狀態中，無法自拔。現在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領土主權均涵蓋中國大陸與台灣，所謂現狀即一個主權，兩個國號同時並存，統治權分治，這就是「一國兩治」或「一國兩制」嘛！統一之前的「一國兩制」是保持現狀，統一之後的「一國兩制」是根據雙方認可的「統一憲法」，將現狀就地合法化而已，而這種現狀之形成，乃是國共內戰所延續下來尚未結束的現狀，李登輝認為「國共內戰還在持續的想法是錯誤的」（見《文藝春秋》專訪），這句話才是真正錯誤，他想要維持現狀，不知一國兩制就是現狀，只不過是尚未就地合法化的一國兩制罷了。

李登輝認為「一國兩制」是不平等的，一個中央一個地方，其實真要平等的話，這個「一國」的國號是可以談判商量的，雙方國號都改，重新用一個新國號，這就是最平等的。

李登輝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支配過台灣，也未踏入台灣一步」，以此證明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似乎有理。實際上，國際法上並未承認未統治的領土，即排除其主權的歸屬。就好像中華民國政府曾統治過中國大陸，現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49年繼承統治，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台灣則為不完全繼承（即尚未繼承），但不完全繼承的「統治權」問題，不能擴大解釋為領土「主權」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共享一個主權，而分別有效統治其轄區，有如民法上擁有「使用權」者並不能解釋為擁有「所有權」是同一個道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至今未能統治台灣，與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以後至今未能統治中國大陸，都不礙於雙方皆擁有共同的主權。

最後，李登輝認為一國兩制中，共產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共存是有很大矛盾的。筆者認為，李登輝如果還認為當今中國大陸仍是共產制度，則我是沒話說的，他是固執舊觀念呢？還是明察秋毫不見輿薪呢？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早已確定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與資本主義制度共存有什麼矛盾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精神在求社會正義或公道與經濟效率的結合，與資本主義制度有什麼矛盾呢？在此向愛看書的李登輝介紹1971年的世界經典名著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該書第271頁即說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可以結合的。由此可見，李大總統喜歡看書是很可愛的，但都未深思，常有半吊子的見解，唬唬外行人可也，禁不起學術上 嚴格檢驗。

台灣的貿易順差全靠大陸

二、台灣問題、台灣命運，與大國外交

台灣問題其實只有內政問題，尤其自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代表權後，台灣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已無所謂的外交問題，這一點在蔣經國主政的13年中（包括行政院長和總統任內）特別深有體會，他把國家資源重新分配，從國防外交轉移到內政經貿的建設，尤其是十大建設，奠定了世界第二的外匯儲備及不斷上升的GNP，這是因為蔣經國的務實作風，不去追求不可能實現的政策。

自李登輝1988年1月13日「登基」以來，一連串不務實的理念一一湧現，他把內政經貿的重點又轉移到國防外交上來，花了許多國家外匯，向美國國會搞公關，自以為是的「向不可能挑戰」、「走出去」、「參與聯合國」、「元首外交」，10年下來的結果，不僅邦交國未能增加，反而丟失了南韓和南非較為重要的國家，剩下一些鳥不生蛋的小國，同時又花了許多外匯購買武器，不斷挑釁中共，搞到最後反而使中美兩國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使「一國兩制罩頂」〔註1〕無力反擊。

難怪去年發生白曉燕命案時，其母白冰冰哭著向新聞界指責李登輝罔顧治安問題，卻去搞那不切實際的外交。最近王作榮也批評「戒急用忍」政策，指出「大陸經濟都曾一而再的扮演了台灣經濟危機的消化者，與維持適度繁榮的支持者。即以當前的經濟情況來說，我們常自誇經濟政策正確健全，才有如此穩定的局面。其實這其中很大一個因素是大陸經濟給予我們一個靠背。假如不相信，將與大陸經濟的交往除掉，再看看我們的經濟是個什麼樣子。」〔註2〕換言之，台灣過去在冷戰時期靠美國吃飯，冷戰後靠中國大陸吃飯，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因此，台灣的命運那裡是靠自己打拚就夠呢？沒有大國的支持，那有台灣今天的繁榮，只不過以前是靠美國而生存，今後還得靠「中國」，即所謂的「祖國」而生存。台獨立委蔡同榮就比李登輝務實，他說：「台灣之所以能與中國相抗衡半世紀之久，其最大的籌碼，就是國際社會的支持，給予台灣經濟與民主發展撐腰。正如同以色列有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才可以其彈丸之地對抗阿拉伯聯盟。」〔註3〕不錯，台灣今日的局面，就是「大國外交」的結果，而台灣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結合為一體。中國衰弱，台灣就被荷蘭人、西班牙人佔領；中國強盛如清康熙時代，台灣與中國統一；1895年中國衰弱，台灣與中國就分離了；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成為聯合國五強之一，台灣又與中國統一了；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兩岸又分裂了；1978年迄今中國的國勢日強，成為區域性強權，台灣是否與中國統一，關鍵就在於中國勢力與美國勢力的消長關係，大國外交的形勢如此，台灣的命運也不是李登輝所言「由兩千一百萬人民決定」，從歷史來看，台灣的命運從來未由台灣人所決定，而是與整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

口口聲聲兩千一百萬人

李登輝說：「台灣的命運是由兩千一百萬人民決定，（中共、美國）做出來的這些格局，加在我們頭上，我們不能接受，我們要跳出來。」如果是這樣的話，關起門來做皇帝自說自話，聽起來很爽，但在「民主化、全球化、資訊化」（李登輝認為世局改變主要在這三個方面）的時代環境，是禁不起考驗的，就好像1996年初總統選舉中共飛彈演習時，李登輝告訴高雄群眾：「你們南部人很勇敢，那北部人嚇得ㄆㄧㄆㄧㄔㄨㄚˋ（台語直發抖的意思）。」聽起來很爽，卻禁不起檢證一樣。李登輝的思維邏輯往往就是這樣半吊子，也充份說明他在搞民粹政治，而非真正的民主政治。

台灣命運說來的確悲哀，因為她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馬關條約》割台後成立的「台灣民主國」也不過曇花一現而已。她的悲哀在於國際上大國外交往往決定了台灣的命運，而台灣人之所以沒有自決的能力，主要是作為中國人的台灣人，其命運與祖國人民俱衰俱強，如果台灣人首先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中國母體強盛了，她也能分享這個榮耀，因而也有了自主自決的機會，反之要走單幫或分裂主義道路，那最後的結局一定像「台灣民主國」那樣過眼雲煙。

我們來看看一百多年來台灣命運，如何在大國外交下成了不幸的被決定的客體。

美國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開始往遠東地區擴張其勢力範圍，此時亞非地區已多半成為歐洲列強的勢力範圍，只剩「中國」這一塊肥肉尚未瓜分淨盡。

西元1871年，中日兩國在天津簽訂了第一個條約，日本擁有與歐洲諸國在華的大部份利益，並在條約中註明：「當一方受第三國威脅時，另一方有支持的義務。」西方列強立即注意到中日兩國的結盟，影響到他們在華的利益。

當時美國駐東京公使迪龍（Charles C. Delong）認為中日同盟對美國是一大「災難」，他在致國務院的文件中主張：「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歡迎日本成為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夥伴」〔註4〕當時美國國務卿費雪（Fish）在回覆迪龍的文件上表示：「你當把握所有可能的機會，設法誘導日本盡可能地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與社會上結合。」〔註5〕美國聯合日本以保護自己在亞洲的利益，並與歐洲各國抗衡。

美國當時駐廈門領事李善得（Charles W. Legendre）與迪龍遂利用1871年11月18日的「牡丹社」事件，說服日本出兵攻佔台灣，使日中交惡，最後形成美日結盟，以維護美國在亞洲的利益。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美國供給日本軍火，1895年美國大使田貝（Charles Denby）及前任國務卿福士達（John W. Foster）協助日本促成割讓台灣的和議，埋下了中日兩民族的世仇。後來在1937年中日八年抗戰，美國也是袖手旁觀，直到1941年發生珍珠港事變才開始與中國並肩抗日。

國際政治強權就是公理

由此可見，日本殖民台灣50年，這一歷史表象，實際上就是美日兩國「大國外交」的結果。而當時的中國，因國勢衰頹，只好任人宰割。

從1942年美國五角大廈遠東戰略小組提出「台灣托管」、「台灣自決」、「台灣獨立」的觀點後，台灣問題以及後來的台獨問題根本都是「大國外交」的結果，沒有「大國外交」的「支持」，台獨根本搞不起來，現在柯林頓說「不支持台獨」，李登輝與民進黨人還說什麼「不支持」並不是「反對」，除了自我安慰之外，誠不知李登輝心目中還有「搞台獨」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從1942年以後，台灣的命運實在看不出人民自主自決的力量，這是因為「中國人民尚未站起來」，請看以下有關年代，那一個不是「大國外交」的結果。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簽署《開羅宣言》。

‧1943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元首發表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以上《宣言》及《公告》均確認台灣領土應歸還中國。

‧1945年9月4日中國政府宣告，將根據有關協定接受治理台灣及澎湖列島。10月25日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台灣總督安籐利吉向中國投降，台灣和澎湖等島嶼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回到祖國懷抱。

．1948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點，美國似乎陷入矛盾：繼續挽救國民黨政府，還是設法改善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防止中共成為蘇聯衛星國？此後直到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前，杜魯門總統準備放棄台灣，並認為台灣無特別的軍事重要性（《麥克阿瑟回憶錄》第3冊，頁45）。

‧1950年6月27日韓戰爆發後不久，杜魯門總統宣佈：「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並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等待將來太平洋安全恢復及對日和約簽訂（即後來的《舊金山和約》）。

‧韓戰發生後，台灣戰略地位提高，成為美國反共的馬前卒，直到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喪失代表權。1972年中美兩國簽訂《上海公報》，確立「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份。

‧1979年1月中美發表《建交公報》，同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國內法《與台灣關係法》確保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但此利益附屬於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利益。及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均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份。

‧1997年中美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柯林頓在1998年訪華時，在上海宣稱「三不支持」。

哪有推動兩岸和平往來的誠意

從以上歷史的回顧可知，有幾點心得可以歸納：（一）台灣命運一百多年來自始至終都是「大國外交」所決定的。（二）台灣獨立或台灣與中國分裂的政策乃是美國維護其亞洲利益的均勢外交策略之一，直到今天季辛吉的外交策略，或布里辛斯基對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制衡，都是同一思路。（三）「一個中國」政策不是騙人的，而是「大國外交」形成的實質性政策，是穩定當前台海現狀的最佳選擇，誰要破壞這個現狀誰就要自找麻煩。（四）《美日安保條約》也是大國外交的產物，是延續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一百多年來，美國拉攏日本，以穩定遠東地緣戰略利益的一環，李登輝未批《美日安保條約》，暗中卻歡迎《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徒然製造兩岸關係的不穩定，也非美日兩國所願見。

因此，台灣命運甚難由台灣人民來決定，台灣人民不要以為有點錢，就可買通美國或聯合國，這是不能得逞的。何況台灣經濟愈來愈依賴中國大陸市場這個經濟吞吐港，想走出去，沒有什麼籌碼，最好學蔣經國，務實地搞內政和經貿，把台灣建設好，才是真正愛台灣，也才有能力「以拖待變」，協助中國大陸早日走上民主富強康樂的大道，「既與與人，己愈有」這就是「曲線思考」或「曲線論」的價值，也是先做中國人，次做台灣人的曲線論，所能創造的和平效果，否則兩岸關係，以李登輝的「典範」而論，是注定要失敗的。關起門來做皇帝，一天到晚講些「有的沒有的」（台語）連自己也沒信心的話，禁不起學術理論的檢驗，將來那有什麼歷史地位，筆者這樣批評李登輝，才真正是愛護李登輝之道，這也是曲線論之一，有別於「朝中無人」的馬屁精的「直線論」。

三、台灣意識、亞洲價值觀，與日本前途

李登輝一方面害怕中國的民族主義，擔心這樣下去，亞洲和平是沒有希望的；另一方面他卻鼓吹台灣意識，實際即他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或台獨份子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

李登輝說：「最近中國表現出相當濃厚的集權、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色彩，特別是年輕人的國家主義恐怕不輸於戰時的日本，這是很嚴重的，現在的大陸和昭和初期以後日本慢慢走上戰時體制的過程非常相似，在這種狀態下，亞洲和平是沒有希望的。」（見《文藝春秋》專訪）李登輝很怕中國的民族主義崛起，他認為這樣下去，中共最終會以「一個中國」模式和「大中華主義」的想法強要台灣納入其中，使我們的善意無法真正推動。（《聯合報》9月9日頭版頭條新聞）事實上，李登輝並無善意推動兩岸和平往來，讀者回憶一下幾年前，他在國民大會曾經說：「中共來硬的，我們就來軟的；他軟一點，我們就硬一點。」他怕中國民族主義吃掉台灣，所以又說：「只要大陸降低對我的敵意，兩岸能夠和平往來，戒急用忍政策一定會改變，三通也會很快實現的。」（見同上）真的如此嗎？筆者建議中共根本不要理他，倒不是我們不要三通和平往來，而是此人的基本世界觀尚未轉過來，真的給他善意，他反而害怕和平來到，例如兩岸簽定結束敵對狀態的協定，他反而害怕買不到各國的主要軍事武器。

李登輝是沒有安全感的，他所謂「建立台灣主體意識」為路線的改革方向，是以抗爭的敵對意識，來凸顯自己的主體意識，這幾年來他罵中共「土匪政權」、「人肉鹹鹹」等粗話，現在則改為「中共的霸權心態」、「民族主義」、「大中華主義」等說詞同樣是以敵對意識來突出主體的存在意識。據《自由時報》9月10日的報導，李登輝希望連戰態度要強勢一點，尤其大陸政策，要有較強的台灣意識表達出來。（見第2頁）可見李登輝所謂的主體意識是一種強硬的對抗態度，不是中國文化的「南方之強也」。中庸：「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北京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李登輝如果沒有「南方之強」那樣高的境界，要講對抗，也應理解到國際政治兩個基本價值的平衡：秩序與公道（Order and Justice）。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秩序，也就無法維持基本的公道了〔註6〕。台灣要向北京爭取公道，是愛台灣之道，但如果要以雞蛋碰石頭的辦法來對抗，那就非愛台灣之道，反而是「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了（中庸）。此話並非危言聳聽，請看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1997）一書第166頁上怎麼說：

「中國的區域勢力範圍正在形成當中。……各國在制訂政策時，會特別順從區域霸主的利益、觀點及預期反應。簡而言之，中國的勢力範圍（或順從範圍更恰當）可以界定為：『各國首都對任何議題都會先問：北京對這件事不知有什麼看法？』」

這就是說，今日中國的戰略地位，在世界知名的外交家或外交學者眼中，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承認中國區域霸權的崛起，要維持國際新秩序，就必須尊重北京的意見，這並非他的霸道，或他的意見絕對有理，而是維持均衡力量的和平秩序所必須。只有我們台灣最不自量力，不但不尊重北京的意見，反而嘲弄中共的一個中國概念，也可見全世界最勇敢的人，算來算去還是台灣人，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也在此！

其實，中共並不鼓勵過度的民族主義，她不鼓勵《中國可以說不》這樣的書擴大發行，對於年來的「保釣運動」亦不十分鼓勵，其消極的態度，還被海外人士罵為「差勁」呢！李登輝說中國青年表現出相當濃厚的民族主義，使亞洲和平無望。然而，他又說：「日本戰前挑起大東亞戰爭，現在戰爭結束已經50年，還在提過去的事實在沒有意義。在這個問題上，很多日本大人物都在雜誌、報紙自我批評，但是做多了反而會讓日本喪失自信，日本現在已經是一個不能沒有自信的國家……。」日本很多大人物對大東亞戰爭經常自我批評，這是一種「知恥近乎勇」的表現，不是喪失自信的表現，李登輝只看問題的表象，不懂得「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的反省，正是恢復信心，避免再犯錯的勇者畫像，有如德國經常反省認錯，逐漸贏得歐洲盟國的信賴一樣。德國人經常反省，也沒有人說他們喪失自信，反而更受人尊敬。

日本是富裕之國，同時也是區域孤立的國家，政治上的安全有賴於美國，這種經濟大國而政治弱國的特殊現象何以致之呢？為什麼許多亞洲人都不把日本視為真正的亞洲人？日本何去何從？這都要從國際戰略局勢和長期的歷史過程中不斷反省並自我批評，才能找到出路，絕對不能利用美國形成反華同盟，否則第三次中日大戰，日本必將再敗。依美國人的戰略意圖，現在的日本只是美國防止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在遠東協助美國穩定亞太地區的一個重要棋子，順從美國，積極參與全世界的維持和平活動及經濟開發，利用美日軍事同盟以確保遠東穩定，又不要讓它變成反華同盟，類似加拿大的全球國家。〔註7〕

然而，真為日本人設想，筆者認為日本人百年多來雖與西方勢力搞在一起，主要是這三百多年西方文化崛起，日本人西瓜靠大邊的結果，雖然如此日本仍受西方人的質疑：「非我族類也。」因此，寄語日本人眼光要放遠，應看到中國正在崛起為區域強權，中日文化也有許多同質性，應反思孫中山當年提醒日本人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勿做「西方霸道的鷹犬」，與中國人合作，摒棄李登輝不知反省日本軍國主義失敗之源之態度，不斷反省並深思中日兩國的將來，以捍衛東方文化王道的干城自居，這樣反而可給予衰退中的西方文化以有用的啟示。

抵禦外侮是民族精神的根基

中國原來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所以，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說：「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已，還沒有擴張到國族。」這是民國13年1月27日的演講。中國人百年多來歷經帝國主義的侵略，因而激起民族主義，這是一個民族追求獨立自主的精神所在，也是「亞洲價值觀」可愛可敬的地方，美國政治學家Samuel P. Huntington就肯定這種「集體主義」在經濟發展中的正面價值〔註8〕。亞洲國家和中國近百年來的災難與恥辱，如果沒有這一民族主義精神，恐怕今日還在西方帝國主義的繼續壓制或欺侮中。

二戰結束後，亞洲各國進入「後殖民主義」時代，勵精圖治，雖然在50年左右，尚未真正趕上西方國家，但在經濟發展階段上，已愈來愈富有，隨著經濟的進展，將來進一步發展有亞洲特色的政經體制，不但有人權保障，更超越西方，結合傳統的人文、倫理，和人道精神，作為西方今日道德日漸衰退的榜樣，也非不可能的事。因此，筆者是不能苟同李登輝以西方文化的觀點或日本軍國主義的信念來嘲笑自己的「亞洲價值觀」。

日本在1895年6月3日攻陷基隆時，出自鹿港的小人物辜顯榮在六日與日軍洽談，願意自為嚮導，引日軍入城，開啟了後來日本統治50年所謂的「三腳」人物。然而，具有中國民族精神的台胞奮起抵抗日軍，死傷無數，血流成河。直到今天，承繼這一民族精神的台灣人如陳其昌、陳明忠、廖天欣、蔣碧玉、許月裡、嚴秀峰、王日榮、洪水流、潘陳火……等等今日尚健在，李登輝及其一批皇民階級路線統治者，面對他們豈能無愧於心。

中華民族如果面對東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還不能集結成有力的民族主義，而任人踐踏，則這一民族是無希望的。台灣史專家周婉窈說得好：〔註9〕

「抵抗外侮是民族精神的根基。當割台的消息傳來，台灣民眾憑著他們素樸的保衛鄉土的觀念，以傳統武器對抗近代式軍隊，雖然愚不可及，卻正是一個民族追求獨立自主的精神所在。反過來說，開城門迎敵者，如果得到社會的肯定，甚至艷羨的話，這樣的民族在面對未來的危機時，其且將不戰而降，或可逆料。」

從以上這一段話，我們可知今日台灣那些皇民階級的統治者，是誰常以日本殖民地政權的信念來嘲笑中國人、中國文化？是誰常站在日本軍國主義局外人的觀點，常常嘲笑「亞洲價值觀」？這些人反而不如西方學者杭廷頓、季辛吉、布里辛斯基等人較能正視中國的崛起在世界戰略的意義，以及中國文化正面的、真正的價值所在。

今天的國民黨才是家父長制

四、兩岸政治體制問題

李登輝對「亞洲的價值」抱否定的態度，他看到亞洲文化的表象，如中國社會是一種家父長制，女性地位不被重視。這些現象在西方文化也不是沒有的，西方民主主義的發展也不過是這二、三百年逐漸成熟的。美國在1920年代婦女才有平等的投票權，60年代才有黑人的投票權。

中國社會是一種家父長制，但它正在蛻變中啊！中國大陸女性地位相當受重視，美國社會每年毆打妻子的數字有增無減，看這些表象東拉西扯是無意義的，因為李登輝還可以說出中國社會一大堆落後的現象，但我也可以說出西方社會一大堆墮落不合理的事，也可以說出，日本人最不尊重女性的一大堆例子。李登輝肯定多元化的價值，只見多元之利，未見多元之害，前述Huntington即認為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者使國家失去了一個文化核心，以史為鑒這樣組成的國家，很少可以長期維持社會的和諧，一個多元文明的美國不再是美國，而是聯合國。」〔註10〕由此可見以西方文化表象上的多元價值，來否定中國文化表象上的一元文化，在方法論是錯誤的。

筆者在《海峽評論》上發表許多文章，曾經引經據典，說明愈是當代物理學的典範或世界觀，愈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的世界觀相通，這是從典範的最後最根本的共識單位，發現東西文化的匯通之處。相反的，如果從牛頓物理學典範來看，則它是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主流信念是相背的。不幸的是，這三百多年來，西方文化的崛起，是以牛頓的典範為主導勢力的，這當然就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信念失去信心。吾人此說，並非肯定中國傳統文化信念絕無錯誤，不是的。筆者的意思是，只有從20世紀新物理學典範的觀點，現代人才能真正體會中國文化的精采之處。只要當代中國人有此信心，在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物理學典範相通之最高共識單位出發，開創並重建中國文化，相信中國文化中所謂家父長制等問題必可一一克服，君不見兩岸中國人的女性地位已大大提高，並超過日本、韓國，也不輸給美國人？女性地位可以提升，那家父長制、人權和民主……等何嘗不能一一改善。亞洲進入後殖民主義才50年，中國改革開放才20年，時間甚短，不能苛求。

李登輝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家父長制，他為什麼不以身作則先做示範呢？為什麼李登輝主政10年來，民進黨早已黨內公投產生總統候選人，並能舉辦「中國政策大辯論」，而國民黨迄今仍然是中央常委還在規劃半數人選，不敢舉辦黨內初選，這些都是國民黨內的家父長制，比民進黨大大不如，那有民主可言？

訪問李登輝的伊籐潔，以總統府的新聞官要求不得錄音為例，認為「李登輝說的不算，新聞官說的才算」（李原來答應他可以錄音）。這是尊重總統的規則，李登輝沒有破壞規定，這就是民主主義的原點。伊籐潔又說李總統明白表示不會連任，這是創下民主主義的典範。

看了以上《自由時報》的報導，本人不禁長歎，人的偏見竟是如此「愚而好自用」，看來這位一直主張一中一台的日本學者與李登輝真是「臭味相投」，同樣是台獨分子，隨便抓個例子就可彼此證明，相互吹捧。

李登輝尊重總統府的規則雖是好事，但這不能假裝作秀嗎？蔣經國時代這一類例子不勝枚舉，政治評論家仍稱其在世時為威權統治。同樣的，李登輝為什麼不阻止其女兒在台中的林肯學校非法建校呢？伊籐潔為什麼不看看國民黨內的家父長制，以及一大群「爛羊頭」說總統給他的「關愛眼神」、「總統很疼我」，這些語言代表什麼意義呢？至於說李登輝明白表示不連任，又有什麼好捧的呢？李登輝不是也講過將來和李元簇副總統退休後不再競選嗎？何以兩年多前又宣佈競選呢？

兩岸政制體制 五十步笑百步

李登輝及其同路人喜歡強調台灣是民主體制，大陸則是專制獨裁，以此煽動民眾，阻撓兩岸的和諧關係。他說：「中共可能要20年或更多年以後才能實施民主」（《紐約時報》專訪，見《聯合報》9月2日），其實兩岸當前的政治體制都是一種「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特質，只不過略有區分罷了。

毛澤東時代是一種「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美國專家William H. Overholt說，這種極權主義比希特勒的德國政權還要糟糕，政治教條的灌輸是人民的主要生活面向，生活在中國比亞、非、拉丁美洲還要壞。然而，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已進入另一階段，Robert Scalapino叫做「威權的多元主義」（Authoritarian-Pluralism），政治仍是威權的，但是與教育、宗教和家庭有關的社會制度則依條件之不同而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而市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早期的南韓、台灣相似，比起硬性的威權體系有較高的政治交往的自由。〔註11〕

台灣自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令後，1988年1月13日李登輝繼任總統，10年來政局的演變和政治體制的修正已有明顯的變化，雖然從鄉鎮長到省長、正副總統皆已完全民選，但真正的民主體制尚未建立起來，有了選舉的「形式民主」，尚未建立「權責相副」的實質民主，這樣的政治體制是怎樣性質的體制呢？政治學家魏鏞在一篇論文中指出：〔註12〕

「筆者近年來致力於（研究）我國台灣地區政治發展的趨勢，獲得一個結論，那就是表面上看來，台灣地區的政治似乎已邁向『多元民主』（pluralistic democracy）的方向，但是實際的運作，卻兼具了『民粹主義』（populism）與『威權主義』的特質，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所謂民粹主義，是指動員民意，運用民意的心態和方式而言。如果一國或一黨的領導者處處直接訴諸民意，並且利用群眾的偏見及情緒性來達成動員及妥協的目的，並以此作為政權及政策合法性的基礎，那就是民粹主義的政治。至於威權主義，基本上是指決策的開放度而言，如果領導者常自以為是，獨斷獨行，便是威權主義的制度。進而言之，如果一國的領導者，一方面利用民眾心中的偏見與情緒作為動員的工具，並且再運用已動員的所謂民意，使極為封閉的決策合理化，那就是『民粹威權主義』的出現。」

從以上的比較分析可知，兩岸的政治體制目前仍是威權主義，本質上並無多大差別，只不過台灣已有形式上的民主選舉，距離成熟的民主多元主義的社會尚有一段有待努力的距離。然而，中國大陸的民主選舉也已從鄉鎮村級的選舉開始，縣級以上首長仍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產生。

「心理治療性的政治」

李登輝認為當前大陸情勢正處於一個結構性變遷的關鍵時刻，這是對的。但冷戰結束後，還談什麼「政左經右」，左右的矛盾已無多大意義。前述Scalapino所提「威權的多元主義」與早期的台灣相似，台灣怎麼走出威權體制的，可供大陸參考，但在經濟尚未成長到某一階段，千萬別學台灣過早民主化，反而走向民粹威權主義的體制，使政策的決定過程充滿了「宣示性政策」，只求滿足領導者及群眾內心的需求，而非「理性決策模式」解決實際的具體效益問題，此即魏鏞所提出的「心理治療性的政治」（Therapeutic Politics）〔註13〕大陸宜避免走上這樣的政治體制。江澤民和朱鎔基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從威權政治逐漸開放民主，不可像台灣那樣快速民主化，反而走向民粹威權體制，但在這種「軟著陸」的過程中，必須加速培養民眾的公民意識和法治觀念，提高教育文化水準，並想辦法設計監督公務員或政治官員的貪污瀆職情況。

李登輝認為「這一次大陸發生水災，民眾應該幫忙，但台灣民眾卻不這麼想，這就是現今兩岸的根本問題」。從前述所謂「民粹威權主義」的概念解釋，可知李登輝又在動員民意反共反華了，他說：「這次我沒有講一句話。」好像他對中共有善意，只是未像四年前千島湖事件那樣罵你們中共是「土匪政權」，但是這次我沒有講你們一句壞話，看吧，民眾根本不想幫忙了，中共不要罵我李登輝，應該反省何以台灣民眾冷漠了。

李登輝這一伎倆就是搞民粹主義最好的例子。筆者以美國知名的管理學家Peter Senge在《第五項修煉》（The Fifth Discipline, 1990）這本書中，指出學習的障礙因素有七點，其中第二點即「歸罪於外的態度」（The enemy is out there）問題的起因「在這兒」（In here）可是當事人看不見，他兩眼看到的都是別人的錯，而自己沒有錯，以為「問題在那兒」（ Out there），事實上「在這兒」與「在那兒」是一體之兩面，有互相轉化的辯證關係，李登輝不長進，他學習的障礙就在這種「歸罪於外的態度」。讀者諸君想想看，上個月李登輝搞出一個「政治偵防」，連宗教界人士證嚴法師和星雲法師都要恐嚇他們，試想那一個人不想暫時避避風頭，等事過境遷再說，李登輝反而倒咬台灣民眾一口，以為台灣民眾真的這麼冷漠無情。宗教界人士都要避風頭，何況企業界人士呢？幸好證嚴法師以人道主義精神為懷，照樣派人去勘察洪災情況準備救援工作。舉此一例，作者對於李登輝實在無話可說，但想起孟子的一句話：「生於其心，害於其政。」這種只有破壞兩岸關係的話，倒頭來因果曲線循環理論，反而要讓他受害無窮，《大學》所謂：「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李大總統慎之哉！戒之也哉。

結語

筆者以上所談的問題甚為廣泛，這是針對李登輝東拉西扯，漫無邊際談問題而不得已的作法。千言萬語，李登輝的人格已被日本殖民化，他根深柢固的信念，未能自我反思，故常以日本皇民化的觀點來詮釋問題，而未能自覺反省，因而常有矛盾百出的觀點，無法自圓其說。

李登輝的世界觀就是這樣子，他絕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羞於做中國人，但基於總統的角色，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說先做台灣人，其次才做中國人，簡直莫名其妙，已反駁如上。伊籐潔還用什麼希臘語「Topos」（場所理論）來為李登輝的「隱性台獨」卸責。我們在此要問一句，為什麼當年抗日的台灣人能夠化悲哀為積極的行動，以防阻民眾的大災難，這一點與中國大陸民眾化悲哀為積極的抗日行動，是同樣的心境。而你李登輝等皇民化的台灣人倒是繼承辜顯榮的媚日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從皇民化的角度來詮釋問題，這種不知反思當年中國人的悲哀，而固執已殖民化或社

會化的信念，已經與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覺醒的大環境大相逕庭了，不久將會被歷史所淘汰，而新流行的典範也將對照出中國人中這種皇民意識的荒謬與可笑。

〔註1〕孫揚明《一國兩制罩頂台北反擊乏力》乙文，《聯合報》，民87年9月7日，第13版。
〔註2〕王作榮，《大陸市場幸好台灣有這個經濟吞吐港》，《聯合報》民意論壇，民87年9月1日，第15版。
〔註3〕蔡同榮，《兩岸走向邦聯？聯邦？或聯立》，《中國時報》民意廣場，民87年9月9日。
〔註4〕美國國務院日本外交文件第18冊，1871年7月6日。
〔註5〕美國國務院日本外交指令第一冊，1871年8月24日。
〔註6〕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Inc., 1997. p3.
〔註7〕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 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PP.182-3.
〔註8〕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108.
〔註9〕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1945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2版，第109-111頁。
〔註10〕Huntington, Ibid. P.306.
〔註11〕William H. Overbolt,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pp.86-91.
〔註12〕魏鏞，《民粹威權主義的「憲政改革」：一個理論與實務性的分析》，台北：未發表論文，1997。
〔註13〕魏鏞，《民粹威權主義的心理文化分析》，台北：《聯合報》，民87年9月11，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