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兩岸的新關係

兩岸自從軍事演習之後，一直都維持著雨過天不晴的氣氛狀態。也在兩岸僵持的氣氛中，一向為台灣安全所倚重的美國，卻出乎預料地快速與中共建立起「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下子，當然把台灣逼得既妒且急：好朋友都跟鬩牆幾十年的兄弟擁抱了，怎麼可能不急？看來兄弟不先溝通好，恐怕連好朋友都很難有義了，於是就算假的也要硬裝出來，積極表達了願意與中共談判的誠意。

我們應該可以想像，台灣自50年代以後，不管是在安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已經把美國視為非常可依賴的朋友。雖然自1971年以後，由於這位朋友的困難，不得不與台灣只能在不公開和私下的情況下交往，但彼此交情並未因此而有重大的改變。台灣方面對美國相當能理解，其實也是不能不理解，而且依然深愛著這位朋友。今天，這位朋友一朝調頭去跟中共搞夥伴關係。而中共與台灣之間又是兄弟鬩牆了40年，最近10年才開始又往來，一下子就把摯友搶過去了，你說台灣人民怎麼能避免失落感，甚至對這位兄弟產生由嫉生恨的情感呢？這應該也是很自然的表現啊！中共的對台工作，豈能漠視？

另一方面，中共雖然與美國之間，透過了夥伴關係的聲明，互相緊密的擁抱，但彼此還是各懷鬼胎，中共應該也是心知肚明的。另外，吵歸吵，再怎麼說，還是必須兄弟和睦，才是一切興旺的基礎。雖然藉由「第二管道」可能有助於吵吵鬧鬧的兄弟坐到桌邊來對話，但是不管如何，中共應該也不至於本末倒置，忘了「第一管道」才是目的。所以，在此關鍵時刻，中共樂於見到台灣的有力代表－－辜振甫先生－－到大陸參訪，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中共居此國際優勢的地位上，對台灣所能做出的任何善意。都將被國際社會視為「有容乃大」的大國風範。絕不會吃虧。若能順此再建立兩岸溝通的管道。並進一步商談一些能夠合作的事宜，這樣對兩岸的政府和人民都有好處，應該也是表現善體人意的優良博統文化。儘管雙方對於密商都展現了善意，似乎秋菊就將迎風傳美意。但是這一次的事、汪會，可不比上次，看來是善意有餘，共識還是不足，可能只會「協而不商」。原因是雙方的談判情勢並未形成，彼此都不認為可以透過談判，改善既有的關係架構。

首先。從談判的架構和程序來看，雙方其實並不對口，既然不對口，彼此就會產生猜忌。一旦產生猜忌，進一步將影響談判的內容。從中共的角度來說，自從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之後，難免對美國在兩岸關係的影響力上過度高估，同時也對美國幫助中共，促成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抱著太過樂觀的期待。因此，難免會對「第二管道」的期盼超過於「第一管道」。一直到對日本的外交努力遭遇挫折之後，才猛然認知到不管多少管道，「第一管道」的對話和協商，終究是根本，捨本逐末，似乎不見得有利。所以，幾經思索，才又對兩會的協商，表現高度的善意，甚至連內部爭議不決的許、唐會。最後也做了讓步。

但是在台灣方面，一直都保留著多方面的猜疑。台灣當局認定大陸方面一直在想盡辦法。要廢棄「梅基會」的協商管道，甚至認定大陸當局非常後悔當初成立「海協會」，建立兩會的協商管道。針對這個問題，筆者曾與某位高層官員討論時，表達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以當時的情勢來看，中共也許會因為對「第二管道」存有幻想，而想採取迂迴戰術。除此之外，與其認定中共想繞過海基會，不如思考中共是否想繞過許惠祐先生，可能比較接近事實。就如當年周恩來見過杜勒斯之後，就認定與杜勒斯談判不會有任何結果，徒然浪費時間，因而決定繞過杜勒斯，一直等到1960年代末期，才又與季辛吉恢復談判。一舉而建立了全球三角戰略結構。可是，對方咬定他有足夠的情報支持其看法，筆者這種說法終究還是不被取信。所以當這次「和統會」參訪大陸，受到高度禮遇時，很自然的，就有人認定中共試圖以「和統會」來取代「海基會」的角色。事實上，中共何曾不知道，「和統會」只能拿來做統戰，怎麼可能成為與台灣當局或台灣社會的溝通或協商管道呢？如果從辯證的角度來看，許惠祐的成行，可能真要感謝「和統會」的參訪，這次的參訪變成了許、唐會的前行作業了。真可以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其次，根據談判理論來分析，基本上談判各方都會有其談判立場，以作為達成談判目標的戰略方針。而每一個談判立場亦都隱含了其利益內涵，經過歸納，每一立場的利益內涵可分為四種型態：即原則性利益型態、程序性利益型態、及關係性利益型態。而且每一個型態又都同時包含實質價值及工具價值兩項內容。依此來看中共方面的立場，其利益內容的優先次序考量應是，原則性利益、關係利益。及程序利益；而台灣方面則是，原則性利益。關係利益、及實質利益。於是，從這個談判架構來看，雙方最大的癥結點、也是最難突破的關鍵，就是雙方都是把原則性利益擺在第一優先，即「一個中國原則」對上「台灣優先」。最近，中共方面藉著國際優勢一再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的迫切性而李登輝先生也不示弱地重申了「台灣優先」的不可妥協性。雙方的談判者誰敢撼動這二個基調？顯然，兩者之問很難有讓步的空間，或許可以談，但怎麼判？看來是，對話還可以，協商就免了吧！

所幸者，雙方立場仍有重疊利益存在，那就是關係利益，而且都是列於，除了原則之外的第二優先。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不管怎麼說。除非鐵了心想硬幹，發動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否則維持兩岸之間的對話關係，是必然的手段，尤其在飛彈演習及與美國建立夥伴關係之後。它不僅具有實質的價值，更具有工具性價值，以達成「和平統一」的目標。其次從台灣方面來說，在某程度上，自從被美國出賣之後，難免因失去有力的依靠（至少在兩岸關係緊張時，還是由美國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海附近，才稍微恢復安全的信心），而產生強烈的失落感。一方面為了再拾回與美國的「友誼」，表現一下台灣決不是美國的麻煩製造者，實在也有必要顯示，台灣方面決不是不識時務的好事者，就算中共這麼無理，台灣還是很有誠意，欲與中共保持對話的關係；另一方面，基於地緣政治的現實，尤其自從兩岸交流之後的現況，以及當前國際情勢的發展趨勢，至少在短期之內，為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斷絕與中共的對話關係，確實是不利。也是不智之舉。所以，談判或對話的啟動，本身就已提供了雙方都需要的關係利益。而這種關係利益型態，就表示了談判或對話本身內容的一個主要部分，也就是其成就的內容價值；另外，該關係的建立也同時提供了工具性的價值，即透過這一層關係，可以再進一步謀取到未來的其他利益，譬如，或許可以替李登輝先生在諾貝爾和平獎的爭取上，多增加一份績效；而也可以幫中共在要求日本簽署「新三不」的聲明上，讓日本減少顧忌（其實，日本對「新三不」的顧忌，也與美國的兩手策略有關）。也就是說，雙方都可以對這一回關係各懷鬼胎。

最後，從雙方談判的議題來探討，中共方面如果想要談「一國兩制」的議題，台灣方面的代表大概連對話的勇氣都沒有，最善意的表現，頂多是只聽不答；比較正常的反應，則必須表達反對的態度。其理由並無關乎「一國二制」的內涵，而是它的提出，並不符合一般談判的程序原則。由於對程序方式的不滿，也就很容易導致對其內涵的疑懼和誤解。

目前雙方對「一國兩制」認知上的差距，可能不只是在於其內容的好或不好而已，另外對其提出的背景和程序，也是考慮的重點。事實上，沒有人能夠真正講清楚到底「一國兩制」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景象，要不然也不需要以「香港模式」作為試點了。但不管如何，不管是客觀的地緣關係、政治體制、思維方式、甚至說生活方式，台灣與香港確有很大的差別。像這樣不確定性的雙重相乘的結果，怎麼可能讓台灣人民放心呢？儘管王曉波先生強調「一國兩制」其實就是讓兩岸分立的事實就地合法化，但是不要說是台灣人民不敢相信，就連大陸各界，都沒有人敢站出來肯定王曉波的說法，那麼兩岸怎麼可能談「一國兩制」呢？

另外更重要的是，「一國兩制」提出的背景及程序，並不完全合乎談判的理性。談判應該是雙方以平等的、自由意志表達的折衝程序，最後達成協議之後，雙方才會有義務或意願去接受和落實的。絕對不是一方提出之後，不容對方討價還價，硬要對方接受。就好像買賣一樣，你開價之後，我開始就地選價，雙方如果都不能接受對方的價格，那麼這項買賣就此不成交，應該是仁義還在，下次若有機會還可以再來交易才對。從台灣人民的感受來看，因為「一國兩制」是中共單方所規劃，並不是經由雙方互動得出的結果，所以就算美國、甚至國際上所有的國家都認為它很好，台灣民眾也不見得會接受，這就是所謂「切身感受」的意義。試想1970年代初，「中」美積極從事復交時，如果周恩來先生一開始就提出「一個中國」為前提，相信絕無「上海公報」的誕生，也不會有鞏固中共國家安全之全球大三角戰略架構的形成。或許中共方面會說，「中」美的關係本質與兩岸關係不同，但是談判本身就是一種工具，它並不會因為對象的本質不同，而有不同的形體，亦即雙方所認知的程序，可能並不會因此而有不同。假如當初中共在台灣提出「國統綱領」之後，基於此，針對雙方的利益考量，在雙方良好的氣氛下，先談「一個中國」的原則（當時的美國或許還搞不清楚，兩岸真正在搞什麼名堂），接著再落實一些事務性議題作為誘因，然後透過雙方協商，討論出「一國兩制」相關內涵的協議方針，最後才將「一國兩制」的名稱浮出檯面。程序上來說，應該較容易被接受，也較可行。然而，至目前為止，其程序卻是反其道而行，形成了不僅「一國兩制」無法得到台灣方面的認同，連「一個中國的原則」都很難被公開認知的情勢。台灣方面此時當然怕一旦認同「一個中國的原則」之後，即刻落入了「一國兩制」的圈套。因而也增加了「一個中國的原則」成為雙方談判基礎或前提鬥困難。

所謂「事緩則圓」，自上次辜、汪會談至今都已過了五年，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共同的「關係利益」，能夠再績前緣。雙方需多加珍惜，千萬不可再「吃緊弄破碗」。事實上，當美、日二國都公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而且也並不實質排斥台灣對「一個中國」的認知時，現實上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所必須承受的國際空間壓縮，將相形減輕。亦即未來不管台灣接不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對她的外交地位及作為，影響都不會太大。目前的問題關鍵就在於，以當前兩岸在國際間的優劣勢情況下，台灣方面如果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為談判的前提，無異於「就地投降」，情實難堪。另外的考量則是，一旦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為談判前提的話，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又將置於何處，必然牽動朝野政黨的政治對決，屆時談判又會回到原點。如果中共不能或不願意諒解，甚至還會進一步導致兩岸的新緊張關係，既然如此，又何必當初。平心面論，兩岸能發展到今天的情勢和氣氛。已屬不易，又何必因一時性急，而致全盤推翻呢？筆者深信，只要兩岸以耐性相待，將能激勵智慧，必有締造雙贏局面的一天。舉例來說，此次辜。汪再度會面，雖然不能做到政治談判，但至少雙方都認知到。此次會商將是實質的政治對話。另外雙方也都希望藉此消除彼此的敵意，不管你認為這是誰對誰做統戰，但雙方基於國家發展的需要，都不願兵戎相見，肯定是事實。但是儘管雙方對此議題都有相同的認知和利益。惟想因此而能達成協罐，依然困難很大。為什麼呢？主要也是卡在原則性利益的矛盾：中共要求簽署的協議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結束兩岸的敵則狀態」 而台灣方面卻要簽署「和平『條約』或『協定』」。可見，雙方都需要和平，但台灣不願意接受「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而中共也不願與台灣簽訂「條約」，到時可能又會不歡而散，彼此怪罪到方。但如果雙方能夠持之以耐性，再進一步替對方思考退路的話，或許可找到重疊處或交集點。譬如簽署「兩岸終止內戰議定害」之類的協議，使雙方都能得到和平所帶來的利益。而同時一方面可以使台灣方面繞過公聞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窘困；另一方面也能滿足中共對一個中國的實質性軟著陸。中國內戰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從黃河打到長江，又從長江打到台灣海峽，誰也沒把誰消滅掉，道是客觀存在、不容否認的事實。台灣要中共認清兩岸隔海分立的事實，當然自己也不能不認清中國內戰的歷史事實。雙方應依理性談判，則同蒙其利，否則必共受其害。總之，此次世紀末的兩岸對話，得來不易，儘管只能協而不商。但務必以謹慎、務實、及理性的態度相對應，相信事緩則圓，必能開啟良好的兩岸新關係；否則，如果雙方對對方的期望過高，苛責亦深，稍一不慎，也很容易淪入惡性循環，下世紀的中國人就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