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應有新思維

（一）「聯美抗中」思維的緣起與扎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為了穩住中國政局，以實踐羅斯福總統對於戰後四大強權以維持世界秩序的戰略藍圖，因而在日本投降後，立即促成毛、蔣的「重慶會談」，希望藉由國共合作組成聯合政府，在以蔣介石作為核心的領導下，成為美國在遠東的盟友，達成防阻蘇聯勢力南下以及監督日本勢力再度崛起兩大目標。〔註1〕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派遣親信馬歇爾將軍使華調停國共內爭。由於國共仇怨太深，加上意識型態極不相同又各有政治盤算，因此馬歇爾的任務以失敗告終。在馬歇爾調停的一年中，華府對於國民黨的腐敗和頑固，以及對於共產黨的強硬與親蘇立場，都感受深刻，導致對中國政局失去了信心，因而轉向消極冷漠的政策作為。〔註2〕

自1947年初到1949年初，在兩年的國共內戰之間，美國雖然對中國內政狀態不願直接干預，但基於反共意識型態和圍堵蘇聯擴張戰略目標，心態上還是關切國民政府的穩定，也不願見到中共席捲中國大陸。因此，杜魯門政府於1947年7月派蔣介石老友魏德邁將軍使華，看看有那些地方可以協助國府。不過，魏德邁對中國的政局前景卻感到悲觀，因為國民黨的腐敗似已失去民心，而共產黨不論在農村、知識界以及戰場上都逐漸掌握優勢。魏德邁回美後向馬歇爾國務卿建議，除非美國大規模援助國民政府，否則國府不足以對抗中共。杜魯門政府認為美國如果介入勢將引致美軍介入國共內戰，甚至讓還在中國東北的蘇軍也藉機介入中國內戰。為避免更大的一場戰爭，杜魯門政府決定不積極援助國府。〔註3〕

國民黨北伐能夠完成，依靠蘇聯的援助。中蘇分裂後，國府轉向德國，日、德結盟發動二戰後，國府逐漸向美國靠攏。易言之，在處理自身國家戰略安全利益時，國府養成慣性的思考模式，即是「聯外制內」。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高層基於中美聯合抗日之模式，也是想聯合美國以抗衡中共，宋美齡等國民黨要員在美國遊說國會議員的主要工作即在於此。事實上，要依靠他國的支援，就必須考慮別人的利益，甚至將自身利益交由別人論斷。在國共尚未形成全面內戰之時，史達林曾向蔣介石伸出和解之手，以免國府一面倒向美國。然而，蔣介石作出一面倒向美國之戰略決策，使得史達林轉而全力支援毛澤東進行內戰，以致令蔣於美國撒手不管之際，陷於國際孤立無援境地。〔註4〕設使蔣介石當時以自身利益為主要考量，在美蘇之間採取等距的平衡戰略，也許國共內戰之結果將有所不同。

從1949年初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華府對國府係採取作壁上觀的「塵埃落地」政策，即讓國府承擔失敗崩潰的責任，而準備同中共新政府打交道。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後，要不是韓戰突然發生，杜魯門政府已決定讓蔣自生自滅。韓戰一起，華府認為係莫斯科向亞洲擴張的動作，因而迅速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實行所謂「台海中立化」政策，名義上是防阻中共解放台灣及防範國府反攻大陸，實際上是將台灣納入美國在亞洲圍堵蘇聯共產集團的海上防線之一員。這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台灣問題」之由來，「一個中國」爭議的緣起。

艾森豪政府時期，美台關係更為深化，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以及兩次台海危機的事例，都使台北「聯美抗中」的思維更加鞏固。即使到了甘迺迪政府時期，儘管甘迺迪有意改善中美關係，但北京反美反帝反資的意識型態如故，再加上中南半島危機，中美對抗並無減緩。詹森政府時期，中共核爆成功，美國介入越戰，中共文化大革命；這些都加強台北「聯美抗中」係戰略最佳思維的信念。〔註5〕不過，國際形勢的變遷，對依附美國戰略安全利益甚深的台灣而言，必然要面臨痛苦和被犧牲的感受。60年代末期，中蘇共由分裂走向衝突，美國因介入越戰致使國際威望下降，蘇聯全力向外擴張……，信仰權力均衡戰略安全理念的尼克森政府，推行與北京和解的政策，並且為其後的福特、卡特政府所承繼。整個70年代之中，台北的「聯美抗中」思維因中美和解遭受重大挑戰與挫折。蔣經國曾一度考慮與莫斯科進行接觸以平衡中美和解，但畢竟國力弱小又依賴美國安全保護甚深，根本不可行。〔註6〕實際上，台北「聯美」的本質沒變，但「抗中」性質已悄悄地轉為「防中」。易言之，仍然全力和美國維持既有同盟關係，以防阻中共對台灣的可能侵犯。

（二）冷戰走向解體與台灣問題的挑戰

自1950年以來，台灣作為冷戰時期美國圍堵中共政策下的一顆兵棋，自然和美國的戰略安全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當然，以台灣當時所面臨的嚴峻內外環境，「聯美抗中」戰略確實保障了台灣的生存和持續發展。不過，在此期間內，台灣的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面向都深刻地受到美國影響，造成台灣只知道美國、日本，不知有歐洲和第三世界；只知有資本主義，不知有社會主義的世界觀。事實上，從19世紀到20世紀，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對人類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的貢獻十分鉅大，社會主義除在美國外，都享有崇高的聲望，並且被視為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價值之一。然而，由於國府一面倒向美國，造成台灣當局以及社會相關菁英，絕大多數都是以美國式的國際關係理論和軍事戰略安全觀點作為思維主流，當然就會阻礙對自身利益作另一種選擇的思考突破。

80年代初期，中蘇和解開始啟動，到了80年代中期，戈巴契夫揭舉「新思維」政策也和美國雷根政府走向和解，美中蘇三方都在進行和解；預示著行之近40年的冷戰結構即將走入歷史。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兩岸對抗也因此稍有和緩，同年6月北京停止對金馬的炮擊，台北也停止回擊；1982年雙方停止打宣傳彈。不過，中美達成《八一七公報》來規範美國對台軍售，使得台北當局疑慮再現，改善兩岸關係的動力陷於停滯。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蔣經國面臨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台灣內部因政經結構改變而引起的社會變遷壓力，終於在其晚年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令，同時在1987年10月開放大陸探親，結束國共對峙40年人民不能互相往來之禁令。事實上，由於兩岸關係趨於緩和，在80年代當中，兩岸透過香港和其他非正式管道的經貿往來至1987年年底，已達16億美元。〔註7〕另外，蔣氏開放大陸探親的另一層意義是向北京伸出和解之手，也暗示正對「聯美抗中」思維開始進行修正。

蔣氏推行「新思維」政策不到一年就與世長辭，其後繼者李登輝和蔣氏父子不僅在人生經歷上截然不同，所受的教育背景及所積累的知識範圍，都形成十分不同的世界觀，這就意味著李登輝將不會持續蔣經國的政治路線。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認為李登輝對中國瞭解膚淺也較少感情，而且具有日本人視野是導致兩岸緊張的因素之一。〔註8〕所以，兩蔣時代提倡「中共非中國」的主張，李登輝卻將其模糊化並有合一化的傾向。強烈的本土情結加上對中國的偏執，甚至認為國民黨政府係「外來政權」，就提供了李登輝重新推動「聯美抗中」思維的重要基礎，但認知上也從中國共產黨轉為中國大陸。

李登輝上台後，很快地就遇到兩件重大國際事件，即「六四天安門事件」與「蘇聯解體」。前者幾使中美和解架構崩潰，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對中共全面制裁，中美關係陷入建交以來最嚴重危機。後者使美國成為單一超強，冷戰成為歷史，蘇聯威脅一除，美國轉將中共視為最主要威脅來源，對抗論再度浮現。1991年至1992年之間，美國已在探討所謂「中國威脅論」問題，辯論經濟強大後的中國是美國的朋友還是敵人？是否會威脅到美國在亞洲甚或是全球的利益？李登輝認為若北京成為華府的敵人，那「台灣牌」的效用就會增大。據此，李多次倡議成立亞太安全體系，並盼由美國和日本共同領導，並將北京視為威脅的來源，更必須藉有台灣參加的亞太集體安全來加以制衡。〔註9〕至此，「聯美抗中」的戰略大致底定。

93年至94年間，「中國威脅論」的論點為西方和日本右派所接納，從而推演出「新圍堵」政策，美國右派尤其熱中此道。慣於同美國及日本右派打交道的李登輝，甚受鼓舞，開始以行動嘗試其「聯美抗中」戰略。93年6月，台北推動重返聯合國政策，並獲得美國共和黨議員及保守派智庫的支援。同年11月在西雅圖亞太經合會上公開提出「階段性兩個中國」主張。94年4月，李藉「千島湖事件」指責中共為「土匪政權」，並掀起「新反共浪潮」。同時，他告訴日本右派作家司馬遼太郎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中華」和「中國」都是含混不清的概念。〔註10〕在外交上，李登輝進行向中共的邦交國挖牆腳的所謂「務實外交」，引發兩岸激烈的外交爭奪戰。95年，台北向美國國會議員遊說讓李赴美訪問，柯林頓政府在壓力下作出讓步。不過，李登輝訪美卻引發兩岸關係極度緊張，中美關係陷於嚴重倒退。95年夏秋之間，中共頻頻舉行軍演和導彈試射以威嚇台灣。96年3月總統大選期間，更出現第三次台海危機，美航空母艦戰鬥群駛至台海附近，最後雖以和平收場，但卻差一點導致中美軍事衝突，甚至是一場核子戰爭。〔註11〕

為了修補中美關係的裂痕，以及避免出現核戰危機，柯林頓政府著手修正對兩岸的「戰略性模糊」政策，而轉向「戰略性清晰」政策，即明告北京不得對台動武，而台北不能宣佈獨立。1979年至98年間，中美致力於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他方面則暗中施壓台北不得挑釁北京。不過，這似乎改變不了個性頑強的李登輝，他仍然持續推行「聯美抗中」路線，並獲得美國共和黨右派的支持。在兩岸經貿上，他宣佈「戒急用忍」政策；在外交上，繼續進行零和式的鬥爭策略；在政治上，不再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挑戰中共的一中原則；在軍事上，大量向美國購買軍備，成為亞洲第一和世界第三的軍購大國。據報導，在1979-98年間，台灣向外購買了近60億美元的武器，而同時間內，日本購買了20億美元，中共只購買了近5億美元。〔註12〕台灣的大動作，刺激了中共提高向俄羅斯、以色列軍購的數額。

1999年7月，李登輝在沒告知美國情形下，逕自宣佈「兩國論」，引起軒然大波，「辜汪會晤」停擺，美國派特使來台施壓。在台海危機隱然浮現之際，柯林頓政府和北京聯手在同年9月的亞太經合會上以及聯合國大會上壓制李登輝的「兩國論」。台北面對不利的國際環境，由李登輝在《外交季刊》發表文章，從原來觀點退卻，重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平息一場美中台之間的風暴。〔註13〕這時，李登輝的任期已接近尾聲，北京和華府都採取等待新領導人再說的政策。可以說，李登輝挑起「兩國論」對其「聯美抗中」路線，只能以「偷雞不著蝕把米」來形容。

（三）「合美和中」思維符合三方利益

2000年台灣的總統選舉，同四年前最大的不同在於，沒有一個候選人故意去刺激和挑釁中共，也沒有人故意挑撥省籍情結及高唱「賣台論」，大家都強調和平的重要，主張避開戰禍。此一現象已顯示出台灣人民已經開始運用獨立於北京和華府的思維來衡量台灣自身利益的問題。易言之，台灣的安全利益不可能沒有美國的援助，但也可以藉著同中共的和解來加以維護。

新總統陳水扁在競選時及當選後多次提及他將學習美前總統尼克森，以追求永久和平的精神來同中國大陸進行和解。他甚至舉老莊哲學為例，主張面對北京要發揮以柔克剛的精神。這種思維方式同其前任李登輝確實十分不同，李的特徵在於對抗、逞強、剛硬，「兩國論」出土後，李甚至說讓它鬧得愈大愈好。顯然，新領導人以談判替代對抗及以和平化解戰爭的戰略輪廓已隱然成形。當然，陳水扁並沒有放棄以實力地位謀求和平的思維，但是他提出和平、和解、談判、合作、柔軟等概念，將使過去行之長久的「抗中」思維轉向「和中」的思考方向。更重要的是，「和中」的觀點，現在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看法，這就使新政府的「和中」路線有著堅實的基礎。

事實上，50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台北的「聯美」思維能否有效成功，可以說大多不是台北可以決定，而卻是由美國外交路線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所決定。70年代開始，國際形勢的變化所造成的中美和解，曾使台北「聯美」路線大為震撼。即使90年代初始，中美關係陷於停滯而有圍堵中共之主張再現，但台北的「聯美抗中」戰略之主要支持者，大多來自美國的保守派議員、智庫、媒體，行政部門、自由派和溫和派的議員、智庫、媒體等並不領情。美國的外交政策之最高原則係以其自身重大戰略安全利益為主要考量，不具有全球性甚至是地區性關鍵重要性的台灣，怎能在外交作為上同超級強權平起平坐和品頭論足呢？所以，新政府的戰略思維不能流於妄自尊大的空幻虛矯，必須要認清自身力量，踏踏實實地保護攸關自身的重大利益。

再者，21世紀前10年中幾可確定的幾件大事，已經預告美國的單一霸權將難以為繼，並且將使國際秩序更形多極複雜難測。彼等為：（一）中國的崛起，無論是經濟、軍事、科技、文化都擁有愈來愈重的全球影響力；（二）俄羅斯的復興，經過10年的混亂與摸索後，仍然具有超級核武的俄國，在斯拉夫民族主義復甦的浪潮下，絕不甘於處在弱勢地位；（三）亞洲中等核武強權興起，如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北韓、敘利亞、以色列、伊拉克等國，都在發展彈道飛彈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四）歐盟自主性增強，和美國競爭全球經濟利益外，已著手建立歐洲軍隊，以降低美國所主導的北約之重要性；（五）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過去受美國影響甚大，現在都在尋求文化自尊、民族振興和經濟自立；（六）伊斯蘭世界中，反西方反美國的原教旨主義力量日形擴大，使中亞、西亞局勢更難預測及控制。〔註14〕所以說，國際環境的變化，勢必要使台北當局重新評估「聯美」路線的實用性，用新視野看待新世紀。

過去大多數專家認為，只有台灣問題處理不妥才會引發中美戰爭。然而，現在則有不少人認為除台灣問題以外，中美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科技力量不斷提升，軍事現代化持續進行，民族自信心不斷增強，以及具有和美國十分不同的文化意識與世界觀。因此，中美兩國在新世紀中的爭鋒，到底是走向協合還是衝突，實在是變數難測。基於此，新總統將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夾在兩強爭霸格局中，台北的角色和功能應何在？倘使不是因為台灣問題爆發中美戰爭，甚或是中日戰爭，台灣會不會遭池魚之殃？會不會變成主戰場？這個變數必然是新總統所要未雨綢繆的大事情。故個人認為以「合美和中」的新戰略思維取代舊的「聯美抗中」應是一條實用可行的途徑。易言之，台灣在中美之間可以依議題性質而採取平衡的等距戰略，但前提條件是以合作與和平為基礎。

「聯美」與「合美」在概念上的最大不同是，前者含有主動、積極的意味，並且具有針對第三者的性質，往往形成軍事同盟或是政治同盟。「合美」則係一種對等和諧、善意的立場，沒有針對第三者的意涵，也沒有形成任何性質的同盟之必需。因此，與美國的合作，既可使台北和華府保持原有的良好關係，又不去用來挑戰、刺激北京以維護兩岸和平及穩定，正是符合三方利益的最佳戰略思維，融入合作、和平、互利、互惠等價值於其中。

〔註1〕王邦憲，《論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 黨之關係》；王熙編，中美關係史論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1985年），頁356。
〔註2〕屠傳德，《美國特使在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1988年），頁284-285。
〔註3〕The China White Pap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wo Period. (1944-1949), p.763.
〔註4〕Richard Thomton, Chin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917-1972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06-207.
〔註5〕陳毓鈞，《戰爭與和平：解析美國對華政策》（台 北：環宇出版社，1979年），頁126-136。
〔註6〕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30年》（台北：《中華日報》社，1980年），頁290-293。
〔註7〕《中時晚報》，1995年3月9日。
〔註8〕《亞洲週刊》，1996年6月16日，頁60-61。
〔註9〕《中央日報》，1992年9月18日；1992年11月9日；1993年4月1日。
〔註10〕李登輝，《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年），頁469-483。
〔註11〕陳毓鈞，同前揭書，頁477-480。
〔註12〕《聯合報》，民國89年（公元2000年）3月23日。
〔註13〕陳毓鈞，《中美合作圍堵兩國論》，《兩岸雙贏》月刊，1999年10月，頁20-24。
〔註14〕陳毓鈞，《外交政策將成為美總統大選的重要議 題》，《海峽評論》，2000年4月，頁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