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國家發展綱領

理論上來說，讀書人應該沒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因為他必須對歷史和真理負責。儘管他往往又會在爭真理和負歷史責任的過程中，拚死鬥爭，然而一旦局勢已定，他又必須再以生民為念，根據現實做他所能做的努力和貢獻。這也就是本文所要表達的不得已之諍言。

在未來的新世紀中，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及其領導人，其襟度必須要能夠跨越時空，以前瞻性的眼光衡度全球性的格局，明確規劃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

從歷史的脈動來看，未來的新世紀已然邁進了第三波文明的時代；即知識革命、資訊革命的時代。

從空間的發展而言，人類的社會生活將普遍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嚴厲衝擊。

因此，所有國家發展的策略，如果不能從上述的戰略高度去思考的話，我們一切的願景都必將落空。基於此，新世紀國家整體的發展功能是否能夠形成，首要之務，就是必須重建配合此一時空發展特性的組織結構，最明顯而迫切的是政府組織結構、社會組織結構及企業組織結構的快速重造(reinventing)。過去科層式(hierachy)、甚至平面式(flat)的組織型態都將無法迎合新世紀的要求，亦無法超越新世紀的挑戰。新世紀所要追求的組織結構是一種立體式的網狀結構，而且整個結構網線是以資訊串聯起來的IC3系統(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command and control)。每一個組織單位都是一個具有完整機能、高效能、高效率的小而全的單位，可以對任何的環境需求，做出快速的產出反應；對於任何新的環境挑戰和衝擊，整個系統亦能很快速地發揮整合的功能，超越現況，開創新局。

﹡未來的政府改造，只有從這個方向去推動，才能在節約的原則（即人員和預算逐漸縮小）及效能、效率持續不斷提升的趨勢下，一方面克服財政赤字及不易加稅的壓力；另一方面還要積極滿足人民在新時代的各種新的需求，迎接挑戰，開拓新景象。

不僅是政府組織必須改造，將來政府也將以此經驗，帶動整體社會體制及企業組織進行結構的重造，以迎合新世紀中全球化的趨勢，並跨越該項挑戰，再創新局，如此才能真正確保「國家的永續成長」。否則空有政府再造的口號，而缺乏落實的措施和機能，徒然維持傳統、笨拙、臃腫，或是愈減愈肥的政府組織，儘管高舉「國家團隊」的旗幟，或是「全民政府」的口號，亦必將在新世紀全球化的洪流中遭到淘汰，置國家於困境。

從這一個觀念延伸出來，對於國家的發展，才可能勾勒出各項的政策綱領：

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雖然兩岸關係對我們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不管如何，兩岸關係仍然只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絕不能讓其佔據我們生活的全部。更具體一點的說，我們的國家機能不能只為兩岸關係而生活。因此，大陸政策只能作為我們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工具或手段，絕不能成為目的，這應該是很明顯的道理，但卻被一般人所忽視。我們如果能夠深刻瞭解其中的意義，那麼認知「一個中國原則」應該就不會如此的困難，也沒有一般所想像的那麼嚴重了。

在一個全球化生活機能的潮流下，我們應該讓大陸政策定位為我們生存與發展的一項選擇。換句話說，在全球性的戰略思考下，我們應該讓大陸政策成為提供我們多一項的選擇機會。譬如未來在我國經貿政策的配套措施中，我們要把大陸經貿政策視為我們對外經貿政策的多一種選擇，而並不是最重要或是惟一的選擇。政府將從全球化的思考中，提供更多的選擇給我們的社會及企業界，如獨立國協地區、東歐地區、拉丁美洲地區、東南亞地區等的投資及貿易機會。透過我們新政府的組織功能，我們應該能夠確實掌握全球性各地區相關的政經資訊，做各種利弊得失的具體分析，以及提供政府的相關服務，凡此種種皆將作為我們企業界的選擇參考。

未來，我們不再像過去一樣，任憑企業界自求多福；我們也要參考日本及其他先進國家對外投資的政策模式，如果企業界認為需要，政府也會有效的協助，甚或介入，積極的規劃與協助。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需要再去高舉「戒急用忍」(「戒急用忍」政策有如圍堵洪水，只會把近害壓制，但終究將累積而轉變成大害，乃鯀之作為，不足取也；禹之疏導可為上策)，或高唱「大膽西進」，更無所謂「新中間路線」的存在，因為對大陸的經貿，以我們的企業界而言，只是多種選擇當中的一種選擇而已，應該由我們的企業界基於自由意志去做理性的選擇：那裡最能賺錢，就到那裡去經商，這才是真正符合自由民主的政經體制和運作，也是未來我們的政府要提供給人民的制度。

關於婦女政策：我國婦女的基本問題並不在於有多少婦女從政或參政的問題，就算我們的院長、部長都由婦女來擔任，我們將近一千萬的婦女同胞們，她們的問題就解決了嗎？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是現代化社會中婦女們受到工作與家務兩面煎熬的痛苦。

我們將來要透過政策的層面甚至法律的層面，紓解她們工作上的壓力，如提升休假及休閒上的調解功能、就業及陞遷機會的平等保障等，以及協助她們減輕家務方面的負擔，如在社區機能上增加幼兒的照顧、婦女上班時間與國小上課時間的配合調整、國中小學上下課的交通及安全問題的妥善規劃減輕家長們接送的負擔等。具體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們應該定期邀請相關婦女團體及代表，舉辦論壇，徵詢各方意見，依據不同時間和地區的需要，確實推動和落實。

﹡有關教育政策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發展與教育所發揮的功能有著直接的關係，譬如說，我國的產業升級，講了幾十年，根本無法真正的落實，其原因就在於我們的教育缺乏「鼓勵創新」的機制。過去制式、歸於一統、標準答案式的愚民教育，根本無法培育出堪為國家主人的下一代公民，更無法迎合新時代的挑戰。沿此傳統的教育方式，整體的社會機制及企業機制都無法建立創新的機能，產業如何升級？國家如何發展？

我們教育的根本問題，絕對不在於九年國教或是十二年國教的問題，而是在於我們的教育不能培養我們的下一代獨立思考、分析事理及整合統御的能力。在過去的教育機能下，個個都被塑造成只是一個資料庫及考試的機器，所謂「君子不器」，像這樣的教育制度怎麼能培育出作為國家主人的君子風度、進而確實推動民主政治呢？所以就算國教再延長到十八年，也無異只是使得資料庫更為壅塞而已，必將在新世紀知識革命的衝擊下遭到淘汰。因此，我們的教育政策應該重新展現新的風貌，建立一個「鼓勵創新」的機制。

其次，並不是說考試制度完全不好，而是考試的方式與考試的內容應該符合新時代的需要，如果能夠將考試制度妥善研究改良，不僅無害於教育，而且亦將有助於「鼓勵創新」，並能維持一個普遍性的公平正義原則，譬如德國、日本及許多先進國家的公務人員考試，他們並不在於考原理或定律的推演和記憶，而是要考出他們執行公務的能力。如果只是為原理而原理，這種原理的記憶和推演根本沒有意義，也同時失去了原理本身的價值，這是我們不能不思考的問題。所以在教育改革的作為上，我們認為應該從教師的培訓、進修做起，尤其是從事基礎教育的教師，甚至有必要規劃分批讓他們接受國外的教學訓練及再教育。其次是教材的改進及教學方式的配合，教科書的教育型態將會在新世紀中不再適合，任何事理，都應從多角度去探討，才能更客觀、更接近於事實真理，也才能培育我們的下一代眼光更廣、胸襟更大。

最後是關於教育制度的問題，我們認為教育的應歸於教育，它是關於基本內涵的充實，至於它所發揮的成效及成果價值的判定，應該交由社會的競爭機制來決定。所謂「有教無類」，我們在制度上不能以政府的機能來分類各校的等級；至於各校教育成效的好壞，應該交由社會根據其所培育出來的學子之成就表現加以評定，而不是透過官樣考試的分層來界定。運用幾次考試來分類學生，也同時分類學校，不僅對大部分的學子造成心理的傷害，也浪費國家的教育資源，更會連帶對社會治安造成負面的影響。教育的功能應該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其收穫應由社會來承益，所以說教育為百年樹人的工作，應由社會來負擔，也由社會來獲利。針對教育問題的各項具體措施，我們也應定期邀請相關的教育團體和代表舉辦論壇，請求教育界的先進，共同為創立新世代的教育體制、完成新時代的教育使命而努力。

﹡至於外交政策：過去，我們「為外交而外交」的外交政策根本是務虛、而非務實的作法。未來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擺脫追求邦交國數目的迷思，其實，我們目前所能擁有的邦交國也就那麼多，再多也多不到那裡去，再少也少不了多少；就算勉強再增加，所能增加的邦交國，如帛琉、聖多美普林希比之流，實質上也不能有助於我們的國際政治影響力，更無助於我們的經濟發展空間，只是徒然浪費我們的國家資源而已。

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確實服務於國家戰略的目標，亦即要為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服務。以當前的主客觀情勢來看，從政治而言，務實外交的目的和作為應該是爭取實質的國際友誼，而不是正式邦交國的數量；從經濟而言，務實外交應該以擴張我國的經濟實力，包括先進科技的引進及培植、擴增資金有效流通的管道與運用規模、開拓我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等。

基於此方針，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要根據新世紀國際關係的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互賴理論，及地緣政經戰略(geopolinomics)等時代的趨勢詳細研擬。

另外，從當前的國際現實及兩岸關係來看，在某種程度上，儘管我國的外交政策與大陸政策確實存在著矛盾關係，但只要妥善規劃，此種矛盾關係是可以統一在國家目標之下的。

我們的外交作為不應該逞匹夫之勇，試圖以小搏大，而是應該在中共的系統因素及環境因素之間尋求扮演貢桿平衡的角色；尤其在未來世局的時空發展上(經濟競爭為主軸；海權與陸權的競賽為基地；東西文明的衝突為架構)，我們應該擁有很有利的運作空間。果能如此妥善規劃，對兩岸關係而言，我們的外交政策將可以提供我們更多選擇性的替代方案，必然有助於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架構；透過這樣的一個和平穩定的架構，也會有助於達成我們外交政策的目標，一旦形成良性循環，我們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將能得到更好的保障，此乃外交之主要功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