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政治看21世紀的中美關係

國際間的磨擦衝突原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各國為自身利益，走勢原難預料。但從國家之基本信念、民族性及追求之目標，卻不難找出其歷史的軌跡及其在國際事務上所扮演之角色，從目前國際局勢之演變中亦不難窺見在21世紀裡三股力量正在穩穩地控制著亞洲的發展，也是美國必須面臨的挑戰。

首先，在國際政治重心東移的太平洋世紀裡，俄國仍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蘇聯雖已解體，但其實力並未消失。在軍事科技上，無論在「數」與「量」上，俄國仍然擁有足以毀滅世界之武器，更有能生產最新武器的人才，1991年，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解體，事實上反而增加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強化了他們的民族凝聚力。在重新調整政治及經濟的結構後，它仍將是橫跨歐亞的強權，歷史證明了俄羅斯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很少在國際強權鬥爭中失敗。百年來自滿清政府即奪去了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將日本北方四島納入了自己的版圖，美國如想圓其單極多元的美夢，首先必面臨俄國在理念上的挑戰，在實力上的抗術。如果美國繼續沈浸於中國威脅論，即在新的一場冷戰中，連70年代的「以華制蘇」的機會也沒有，遑論「唯我獨尊」的國際體制。1999年10月美國前駐華大使羅德曾在參議院為被提名繼任大使的普羅厥上將（Admiral Prucher）聽證會中語帶幽默而嚴肅地說：「你們知道我姓上帝（Lord），因此今天在我的證辭中，向你們提出（國會對華應有的）十誡」，其中兩點即警告美國「不要把中國妖魔化」，「在一場對中國的冷戰中，我們將無任何夥伴」。

其次是日本在下一世紀裡角色扮演的問題。島國的日本原本即具有團結、進取、崇尚紀律的習慣。形之於外就是崇武力量與權威，在武士道的傳統精神下，發揚出來便是侵略的天性，這種民族性自明治維新後，已帶給亞洲不少戰爭的災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扶植下，經濟的蓬勃發展，己為軍事奠下了一個深厚的基礎。數十年來在國際事務上，瀕瀕擺出說「不」的自主姿態，極端而又積極的真理教已揚言「要打世界上的最後一場戰爭」。而在此同時，美國既要主導亞大地區的安全體系，同時又無力肩負沈重的軍事費用，在極力試圓擺脫戰敗國的形象下，日本「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一重任後，其地位自然地由「被領導者」而提升為「夥伴」（Partner）及「競爭者（Competitor）」的關係。而水漲船高，情勢的演變更使日本想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舞台上扮演政治大國的角色（如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永久理事）。而1997年8月與美國簽訂的「美日新安保宣言」更讓其軍事力量進入東南亞，對日漸崛起的中國實行「新圍堵」。

這一由美國主導，日本執行的亞大安全體系，不僅觸及日益強大的中共容忍的底線，更引起了飽受日本災難的亞洲關係國家之關切。大大地造成了亞洲極不穩定的困素，日本首屈一指軍事裝備（包括了其自衛隊的入關戰機，海軍八千噸的金剛級驅逐艦和最先進的地面雷達及監聽裝備），10倍於中共的國防經費，再加上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支持下，美日聯盟以主宰遠東，進而控制太平洋世紀的國際格局是很自然的事。

不過仔細觀察現存的各種現象，亦不難看出這一聯盟的脆弱性，美日之間存有許多同床異夢的因素，深深地影響兩國之關係。「改革與開放」後，日本已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也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不斷擴展中的兩國雙邊貿易，已為日本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日本對中國的進出口，每年帶來了140億的順差），這種共同經濟利益，維繫了彼此之間的穩定關係。例如天安門事件後，正當美國用暫停其進出口對中國的商業融資來「制裁」中國，而因此丟失了數十億美元的商業合同時，日本迅即以百億美元的對華低息貸款，使日本企業與中國這「巨大的經濟體」（日本首相橋本語）之間的貿易得到實惠。在如此密切的經濟關係下，依賴美國的嚇阻力是毫無意義的。面對下世紀中國崛起之現實下，基於國家利益，日本除了全方位接近中國，擴張中日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外，殊無他途可循。

衡諸樂觀的一面戰後國際情勢的演進，中日兩國之關係也存在著許多矛盾性與多面性，日本被中國人讚揚、奉承、畏懼與仇恨。它是一個殘酷的侵略者，歷史上是威脅中國安全的根源，但又同時被視為經濟的典範，對中國提供援助、投資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大陸能源出口的市場，將是下一世紀亞太地區強國之間合作安全體系之主柱。同時中美兩國之間，在地理上從無領土爭議，在歷史上也沒有民族的糾葛結怨，中國人民對美國政府曾反對八國聯軍分割中國之意圖，60年代又曾反對前蘇聯向中國使用核武器之理念。而中國早在40年前的萬隆會議即已倡導「和平共存，共存共榮」的外交原則公諸於世，因此「中國威脅論」是無根據的疑慮，中美兩國有合作維護世界和平之責任，中國是穩定亞洲的重要因素，兩國在政治意識形態及國情之差異，雖然影響到彼此的良好基礎，但12億的中國人在過去近20年已漸漸體驗到「改革與開放」的正面意義，廣大人民的信念與追求，無疑地最終將決定國家的走向，因此，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在許多方面較美國更受歡迎。日本對中國之態度也難以簡單的言辭描述。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根源而因此受到讚美。改革與開放後，大陸的廣大市場對擴張的日本經濟深具吸引力，唯二次大戰侵華的罪行，又使日本畏懼中國可能對它之報復，日本的先進武力雖可產生某些嚇阻作用，但卻不能成為可靠的反擊武力，在此相互依存的情況下，日本除了與一個強鄰合作之外，似別無他途。

最後回到本文主題，也就是主宰下一世紀的第三股主流的中美關係，當中共被認為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強國，以及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如果周恩來在1975年宣佈的四個現代化能持續發展下去，在21世紀的前半葉，國民生產毛額將可超過美國。無可諱言，中美關係必須建立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上。如果美國能體會中國在近代歷史上遭受的慘痛經驗，努力從事於建設性關係的建立，則過去二度兵戎相見於朝鮮半島及越南的代理戰爭必可避免。

結 論

自「中國皇后號」（The China Empress）揭開中美關係新頁〔註13〕，百年多來兩國關係總是一波三折，其中還有驚濤駭浪，三度兵戎相見（八國聯軍，韓戰，越戰）的紀錄。1899年的約翰．海（John Hay）宣佈的「門戶開放政策」，要「維護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看似拯救中國於水火，正義凜然，實則是「遲起步的約翰」（Johnny Comes Late），美國追求的是在華「利益均沾」而已。不旋踵而爆發的八國聯軍之役，美國加入侵略行列，何曾落後半步？其後的巴黎和會中，日本對中國在遼東半島作無理的蠻橫要求，未聞美國有任何正義之聲。 「九一八」事變，軍國主義的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建立了滿州國，美國微弱呻吟的「不承認主義」直可與英國的「姑息主義」先後輝映。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兩國同患難，共生死作殊死的戰爭猶未結束，卻又同時主導了宰制中國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一面要提攜中國為「世界警察」之一，另一方面卻又要浴血抗日的夥伴同意喪土（外蒙）辱國（蘇聯在東北的特權）的協議。

冷戰期間希企「以中制蘇」而要改善中美關係，但在「建交」未及一月，蜜月有待開始之際，美國又制訂出並行不悖的「台灣關係法」，卡特總統及時地向國會提出的綜合法案，強調「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美國政治、安全與經濟利益息息相關，並將繼續以防衛性武器供應台灣"，並以「保持對抗任何訴諸武力而危害台灣人民安全或危害社會與經濟制度的行動」，此一於1979年6月20日付諸實施的台灣關係法，加上1982年雷根總統對台的六項保證，形同美台之間外交關係雖已中斷，但仍然維持戰略利益關係，構成中美正常關係最為脆弱的一環，在此情況下，互信將如何建立？

1997年中美關係跨越了一大步，在形式上柯江會談建立了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但審視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的20年，任何人都能瞭解這是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他的根基流動不居，經不起任何考驗。過去一年來即風波迭起，如軍事洩密案，考克斯報告，中國大使館被炸案，台灣安全加強法之通過，在在都顯示此一戰略夥伴關係無疑是海市蜃樓，毫無意義。

「戰略」原是一個範圍廣泛的概念。從不同的角度，範疇和標準去評估它在兩國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會有不同的結論。但從建交開始，兩國都著重在維護國際和平，安全與穩定世界全局的問題上。兩國都確認雙方在許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其經濟上的建設，其理至明。而美國想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也須要中國的配合與合作才能得到實現。自戰略上之利益來看，「合作」可以取得豐沛的商機，但過度強大的中國卻又讓美國不能釋然於懷。蘇聯崩潰後，美國所建立起的「一極多元」的國際新秩序，雖在事實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知，但海權與陸權的對抗恐將無日或巳，北約東擴，美日安保條約新指南，以及涵蓋日台韓的TMD，都顯示出中、美、日、俄經過一番調整後，在21世紀裡冷戰必然重演。尤其是只要台灣留在美、日勢力圈內，中美的對抗就必然無法止息。

中美關係有其本質上脆弱之因素，純自史實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以來產生了對西方帝國主義之不信任，而近年來西方也正如火如荼地燃起「文明衝突論」，杭廷頓教授在《文明的衝突》一書（1994）聲言：「儒家文明終將成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強大敵人」。另一方面傳統的威權主義意識型態，也和強調自由（從個人到市場以及國家機制）的西方意識型態軒輊難入。因此在半世紀政治上的隔閡，彼此的理解不深，導致了雙方的利益衝突。在價值標準，潛力與限度都缺乏現實性的瞭解，政治上的分歧因此在所難免。所幸在關係正常化之後，建有充分之管道來淡化甚至化解各種衝突。

所能預期的是，在「以華制華」的戰略考量下，美國並不熱衷於「和平統一」有任何的進展，否則怎會把大量先進武器售予台灣，而且信誓旦旦地關心台灣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深黯「知難而退」的正面效果。1973年國會通過的「戰爭權力法案」（War Power Act），早已設計好如何保存對外政策的彈性〔註14〕，而「戰略清晰，戰略模糊」更為「雙軌並行運作」的對華政策留下了極大的空間。

1994年美國著名的未來學者約翰。扥夫勒（John Taufle），在亞洲旅行了一年之後，出版了他的驚世之作，強化了前總統雷根所稱：21世紀是亞洲太平洋的世紀，在這廣袤的4,4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經先後孕育了古巴比倫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以及黃河文明，雖然曾因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對象而淪落，但二次大戰後卻興起了列寧所稱的「亞洲覺醒」的民族解放運動。前仆後繼地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鬥爭，終於終於在60年代初，取得了政治自主的獨立。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徹底地改變了國際權力的結構。尤其是中國在歷經了本世紀飽受西方（包括東方的日本）欺凌之後，終於睡獅猛醒，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了應有的尊重。在尊重他國的原則上，追求自己的目標，在處理對外關係上奉行「和平共存」之五大原則：反帝、反霸、不結盟、獨立自主的建國路線以及維護彼此領土的完整。不能容忍任何分裂國土，傷害主權完整的「兩國論」，因此港澳的回歸也就顯得意義特別深長了。

總而言之，21世紀中美關係之困難在於雙方在政治、經濟及安全上的利益及期望無法達成共識，在政治上立場之差異產生嚴重的歧見。美國對新秩序之建立，強調全球普遍一致的價值與原則；而中國則要求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國情，以異中求同，漸進的方式來配合彼此的期望。美國動輒以人權、環保等問題以企圖影響中國之內政，最後在安全問題上，中國無意更無力向美國霸權主義挑戰，20年來中美雙方關係一直建立在缺乏互信的基礎上，國際上各國的本位主義原是一種現實，但十多年來美國主導的「中國威脅論」實是促進兩國正面關係的障礙；相反的，中共最不希望的即是造成對中共有安全威脅的假象，諷刺的是，從互賴的角度視之，中美兩國無論自經濟發展造成區域安全等問題上都有合作的空間，美國決策者也一再強調其重要性，但一旦到了言論附諸實現的時候，中國威脅論便若隱若現的浮上檯面，而「中國的事務應由中國人自行解決」也忘之九霄雲外了。

主導21世紀中美關係之主軸，已明示在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中。柯林頓1998年在上海所口述的「三不政策」與奈伊所提的「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無分軒輊，此等宣示反而使揭諸於建交公報中所稱的「一個中國」政策焦點模糊。「三不政策」的「不承認及不鼓勵台灣宣佈獨立」，及柯林頓於1998年6月27日在北京大學演講時，答覆學生問題：「如能得到台灣之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北京的要求），則「北京應給予台灣更多的國際生存空間」（台北之要求）的爭執便不存在了」；如果堅持「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則一切的努力都只是文字遊戲，在此情況下，美國當然大可發揮其「戰略清晰，戰術模糊」的策略了。

〔註13〕中國皇后號是於1784年6月自紐約啟航，8月抵廣州。停留四個月後攜大量茶葉，絲綢，陶器等，於是年12月返抵紐約。為中美貿易之先河，英國之壟斷中國貿易至是打破。
〔註14〕1973年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案」（War Power Act）。規定「總統應付緊急事件，以三軍統率身份對海外用兵。三個月後必向國會請求認可，或自國外撤軍」。此無異剝奪了總統的戰爭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