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誠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
楊志誠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
民進黨總算嘗到權力滋味
從總統大選前到大選後,「全民政府」的口號唱得震天價響,也曾激起台灣人民的政治高潮,但隨之而來的,自然就是體力衰竭下的無能了。四個多月期間,台灣人民從期望、失望到絕望,「全民政府」終究還是壽終正寢,唐飛先生還算「安然」下台,也許這是唯一可以慶幸的事。阿扁總統也為此下了一個「石頭論」,自我解嘲之餘,也為「全民政府」畫下句點,擺進憲政歷史的櫥櫃裡供未來參考。在這事件中,民進黨發揮了鬥爭的傳統,終於戰勝了國民黨及阿扁的雄心壯志,真正成了執政黨,新潮流系顯然功不可沒。但是接著由張俊雄先生主持的新內閣,真的能運行順暢、拯斯民於倒懸嗎?基本上這是何等的嚴肅,吾人不能以TVBS 全民開講「喔日桑」call in 的方式來作判斷,而是應該以更科學、理性的方式加以分析。
近代管理學上講求效能及效率,所謂「下者用己、中者用人、上者用組織」已是普遍性的準則,但卻為一般人所忽視,譬如許信良先生矢志要當總統,但卻表現出一等精明幹練的天賦,兩者產生了本質上的矛盾,注定難以成功。人類社會隨著文明的進化,生活層面及內涵呈現多元化,彼此存在的矛盾衝突更為直接而嚴厲,人際關係複雜,政治事務也更加繁雜,在處理上,已非「用己」或「用人」的層次可以應付得宜,而是必須依賴於組織的運用,方能理順各種人際網路及議題網路(issue ne台灣政治ork),進而完成養民安邦的任務。近年來的組織理論,也隨著社會的進化及生活文明的提升,不斷的創新,從追求穩定、平衡的秩序到追求多元、不平衡的混沌秩序;從結構來看,則從科層結構(hierarchical 新台灣人ructure)、平面結構(f兩岸關係t 新台灣人ructure)到立體資訊網路結構。以台灣的政府結構而言,從管理文化來看,仍然處於科層的結構狀態,官大學問大的幕僚、決策體制;從政府再造的政策目標來看,則是試圖建立平面結構,擴大與人民的接觸面和縮小反應的時空。不幸的是,台灣的政府結構正處於結構轉型的階段時,卻受到了「政黨輪替」及「全民政府」的衝擊,導致了嚴重而多元的結構斷層,也難怪政策難決、政務難行,民不聊生。在這樣斷層纍纍的舊結構下,新政府冀望於張俊雄先生將其修修補補後再次上路,就算路上真的沒有「石頭」,是否能夠順暢,亦甚令人懷疑。
阿扁唯我獨尊
整體來看,阿扁政府在「政黨輪替」及「全民政府」的衝擊下,產生了三大斷層:行政的斷層、角色暨思維的斷層、學理與政策的斷層;而行政的斷層中又隱含著五個政治斷層,即總統與執政黨間的斷層、總統與閣揆間的斷層、執政黨與閣揆間的斷層、閣揆與閣員間的斷層、新政府與舊官僚間的斷層。以下分別來說明其情形,並藉此檢視一下,新內閣是否真的修補了這些斷層,進而才能判斷我們的未來有多少希望。
行政的斷層包括了決策機能及執行政策機能所產生的斷層:決策機能主要為政務屬性;執行機能則為事務屬性。首先,在決策機制上,阿扁總統與民進黨之間產生了第一道斷層。回顧這半年來,從陳水扁先生競選總統、當選總統到組成「全民政府」,擺明的就是具體反映了阿扁總統與民進黨之間的競合關係。從民進黨的角度來看,搞了幾十年的政治鬥爭,終於執政了,卻要眼睜睜看著大部分的重要職位由別人來做,怎麼會甘心,說什麼沒有執政經驗或能力(很少有人會反省或懷疑自己的能力,尤其是政治人物),只是為了滿足阿扁個人雄心壯志的藉口而已;從阿扁的立場來說,檢討整個總統大選的過程,民進黨一開始根本沒有看好阿扁會當選,所以有沒有盡力,大家心知肚明,若不是靠著「全民」(跨民進黨的人士)的支持,那能扭轉頹勢,順利當選呢?這一種心結反應在具體的決策機制上時,就產生了難以彌合的斷層,而這一個心結是跨越閣揆的任用事件的。想一想,在大選末期,還有謝長廷先生的支持者登大幅廣告痛罵阿扁的景況,難怪會有消息透露謝長廷先生也是政治偵防的對象,長扁合作還能唱得起調嗎?換句話說,就算張俊雄取代了唐飛,這一個斷層或許會縮小,但依然還會在。
其次是總統與閣揆間的斷層。這一個斷層很大部分是導因於憲政體制,所以也是跨越人事改變的因素,也就是說,這一個斷層並不會因為張俊雄的上台而完全消除。當然,或許有人會認為,阿扁與唐飛的斷層必定超過阿扁與張俊雄之間的斷層。其實也不必然,唐飛是以客卿身份,請為閣揆,四個月的時間,應該還是在互相忍讓、互相尊重的肝膽相照階段,尤其以唐飛的背景及為人,他與阿扁之間的斷層會在人為的努力因素下,跨越憲政體制的缺陷,反而降至最小。至於張俊雄的情況可就不同了,想要他忍辱負重、有責無權,恐怕沒那麼容易。當然,最近的財經危機理論上對於內部應該具有同舟共濟的效用,但是一旦危機渡過,或是情況繼續不見好轉,憲政的裂痕必將再度發揮效應。張俊雄不會安於弱勢閣揆,阿扁又豈會安於弱勢總統?屆時將可以看到,兄弟的斷層很可能會比朋友的斷層更嚴重。除此之外,這當中還牽扯到阿扁-張俊雄-邱義仁之間的三角關係,看來是熱鬧難免了。
第三個斷層則是執政黨與閣揆之間的斷層。這一次的唐飛下台、張俊雄上台,似乎彌合了這一個斷層,但是如果再深一層的觀察,可能也沒有這麼樂觀。這當中關係到民進黨內部派系及目標融合的問題。這一次重新組閣的事件,新潮流系可以說居功厥偉,如果不是如此快速地倒閣,張俊雄想要順勢真除,可能還會有變數。但其實這個結果也未必是新潮流系原先所願,否則就不需要由吳乃仁先生擔綱,負責打擊唐飛了。表面上,張俊雄的上台,應該感謝新潮流系,但事實上,張俊雄是撿到的,內心裡不見得會心存感激,更重要的是,經過這一事件後,民進黨內部各派系產生危機感,對新潮流系普遍存有反感。這樣一來,張俊雄與民進黨之間豈能不產生斷層?另外,張俊雄的施政,在現有的情勢壓力下,就不能不以較廣的利益作考量,但是這種考量又常常會牽動民進黨選民結構的利益,譬如在企業界利益與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偏好上;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之間緊張關係的處理上。下一次立委選舉將屆,如果因為贏了總統大選,卻輸了立委選舉,民進黨會甘心嗎?因而這個斷層是不會完全彌合的,不信!拭目以待!
靠上邊的個個有官做
第四是閣揆與閣員之間的斷層。唐飛的時代,這個斷層非常的明顯;但是換了張俊雄的內閣之後,這個斷層還是存在。舉例來說,張俊雄與伍世文的斷層會比唐飛與伍世文的斷層小嗎?張俊雄與顏慶章的斷層會比唐飛與許嘉棟的斷層小嗎?關於這個斷層,一般總認為都是人的因素,其實它也有很大程度關係到體制的問題。一方面,根據憲法,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而且行政院又屬首長制,不是合議制,理論上,行政權應由行政院長獨立行使,所以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的人事任用權應屬行政院長的重要職權;但在另一方面,行政院長的任用又直接受命於總統,如此一來,現實運作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的任用又不得不受制於總統,許多部長是由總統「請」出來的,終結果,實際的行政運作變成,在行政院長指揮施政與行政院長配合施政之間擺盪。所以這個斷層並不只是人的問題而已,也同時是體制的問題,顯然不可能隨著新內閣的上台而消失。
第五個斷層,也是最嚴重的,就是新政府與舊官僚之間的斷層,屬於政務與事務之間的斷層,這也是一般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後普遍存在的斷層,但在扁政府內是特別的嚴重。最主要的原因是,民進黨已經習慣於權力決定一切,從來沒有體制的概念。一朝成為執政黨,根本不管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不同,只要能安插人的職位,一概採取接收的方式來執政。於是只要跟民進黨靠上邊的,個個有官做,加上民進黨派系又多,利益分贓又講求平衡,而且又都以接收姿態做官(以前沒做過官),終結果,「機要人員」(不是過去的立法委員助理,就是親朋好友,個個都沒有任官資格)充斥在整個官僚體系中,個個狐假虎威、跋扈囂張,真可謂名副其實的「小鬼當家」,自我美其名曰:新政府新思維,舊官僚趕不上。當然囉!這種「小鬼當家」的新思維,舊官僚一定趕不上嘛!於是整個行政倫理遭致破壞,而「小鬼當家」的氣焰同時也會對舊官僚產生示範的效應,個個不在其行政專業上求進步,而只圖掛上政治關係,冀望一朝升天,政務、事務模糊一片,全面和稀泥。但是一旦面對政策執行時,角色混亂,政務連接不下事務,不僅下情不能上達,上意也不能貫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的斷層,張俊雄組閣後,「石頭」沒有了,情形可能會比以前更嚴重,就算有再好的財經政策,一碰到這個斷層,也必然沒譜。
接下來是攸關管理文化上所產生的斷層,亦即角色及思維的斷層。過去幾十年來,民進黨一直處於在野的身份,是從批判時政的角度作為出發點,專門找執政黨的缺點為要務,具體的說,就是從批判的思維去扮演反對者的角色。可是今天一朝執政了,習慣、思維和角色還是沒有調整過來;執政黨是應該從建設性的思維扮演積極性的角色,應該從客觀的情勢中去分析,找尋問題,探討那些問題是問題,該不該介入,應從那裡做起,這一系列的思維和建設,都屬於執政黨該做的工作,可是今天執政的民進黨卻仍處於反對和批判的思維及角色,如交通部處理電信民營化的事件,就是明顯的例子;又如「反」核四的思維本質上應屬反對黨的主張,執政黨的思維應從「核安全」著手,如此一來,核四問題處理起來就不會那麼棘手。然而,毫無疑義地,民進黨可以說從心理和思維上都沒有執政的準備,甚至可能已經有人不看好未來,抱著有撈快撈的心態,這樣一來,就算新內閣上台,這種斷層也只會不斷擴大,不可能縮小。
「學而優誤事」
最後的斷層是來自於學理與政策之間的落差。就如一般的批評,阿扁政府是用了許多學者,但是當這些學者必須把他們所學的學理落實在相關政策時,常常產生很大的落差。這個問題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學術體系為了現實分工的考量,不得不將其細分,並且壁壘高築,於是變成每一科系的專業都是割裂不全的知識,與社會實體的實際現象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越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變項越多,與專科學理差距越遠,如果不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加以整合的話,只會考試出眾,就以為可以「學而優則仕」的話,常常會變成「學而優誤事」的結果。阿扁總統禮賢下士是有很好的動機,但距離好的結果可能還存在著很大的斷層。譬如就算財經內閣對於學理甚為專精,如果無法將學理轉為政策,再好的學者都沒有用。如果不懂政策分析、決策程序、政策執行、監督及評估的政策過程,根本無法讓有利的政策,在既有的政治制度及程序中,展現其可行性。經濟的學者,搞不清政治因素到底會怎麼影響經濟機制;政治的學者,也搞不清經濟的動機是如何影響政治的程序與結構,而在現實的社會實體中,又有誰能夠把政治和經濟絕然隔開,那麼政策與學理必然有很大的斷層,只有具智慧的人,才能「吾道一以貫之」彌合斷層,造福人民,而扁政府是否找到了真正具有智慧的人呢?!
綜上所述,扁政府的結構有這麼多的斷層,就算新內閣上台,拿掉「石頭」,也會有寸步難行之苦。乾脆根據「後結構主義」的啟示,順其勢「解構」,重建第三波文明的組織型式,有如IBM 公司於一九九○年代所推動的組織再造一樣,或有可能化危機為轉機。否則就算再好的財經政策(其實目前通過的財經政策,基本上是屬於哈佛大學學派的理論,從供給面下手,乃沿用當年雷根政府的經濟政策,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美國的經濟是到了克林頓政府的時期,才逐漸得到解決),沒有好的官僚體系去完成,也是枉然;捨本逐末,施政必然難以有成。□《海峽評論》2000年11月號 第1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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