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瓊恩
(政大公行系教授)
吳瓊恩
(政大公行系教授)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九月下旬訪問台灣,成為國內外共同矚目的大新聞。值此兩岸關係僵持不進,大陸埋首軍事和經濟建設,台灣則經濟危機,民眾信心「向下沉淪」之際,李光耀的訪台,自然帶給海內外國人一絲絲的盼望。
李光耀的言論之所以受到重視,不僅是他從區域性強人很自然地「向上提升」到世界級領袖,主要是他的世界觀或價值觀,在新加坡短短三十五年內,獲得客觀的檢證,因而所言所行自然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不像台灣一些政客,整天耍嘴皮,既無傲人的政績,又無深厚的學術根基,在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囿限下,彷彿井底之蛙,開口就錯,如此治國不形成今日的困局,豈有天理可言?
新加坡這個島嶼城市國家,祇六百二十平方公里,卻住滿二百五十萬人口,從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獨立以來,不到四十年之間,她的全球競爭力排名連續世界第二,每人平均所得達到二萬九千美元,居世界第一(以一九九七年為準),其次是美國與瑞士。
新加坡現在也是全球最富裕國家前十名之一,從獨立以後的第三世界躍入第一世界也不過三十年左右,她的成功之道早已引起舉世矚目,而其行政體系的「賢能統治」、「清廉效率」、「法治嚴明」等特色更為開發中國家的異數。
新加坡在李光耀提倡「亞洲價值」觀的引導下,不盲從西方的文化價值理念,也不複製西方社會,他的成功反而贏得西方領袖的刮目相看,使他從區域性強人,躍升到世界級的領袖。相反的,李登輝十二年的政績如何?除了譁眾取寵搞民粹政治,思想理念依附美國,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其治國方針充份依附西方文明四百年來盛世的價值觀,而無中國文明的精神價值,即使偶見李登輝講講中國文明的一些價值,也可看出在他心目中,祇是一種工具性價值,利用一下而已。
陳水扁口稱「華人」,實際上與李登輝一樣,毫無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體認,無怪乎想要「獨立」也獨立不來。如果他們有中國文化精神的價值體認,要走獨立的路線,也還情有可原,也是一條漢子,可悲的是,已失其本根,自然沒有未來,祇好表現在政策上的搖擺,以求苟且偷生而已。
美國政治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圭《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這本書中特別強調:「……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其普遍性,而在於其獨特性。西方領袖的主要責任不應以其西方的形象來塑造其他的文明,這已非其日趨衰退的權力所能為,而應保留、保護,並更新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質,此一責任落在最有力量的西方國家──美國身上。」(頁三一一)他又說:「普世論的必然邏輯結果即是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ily Logical Consequeuce of Universalism)。
Huntington對西方文明即將衰退的憂患意識,足以反證李光耀走另一條符合亞洲或新加坡實際環境的道路,有其重要價值,此與台灣政界與學界菁英一味模仿或抄襲美國的政治口號或措施,大異其趣。
政治家與政客之別,除了雙方要有共同的務實觀點以外,政治家還要有形上思考的能力,方能提出長遠的政治願景,這一點李光耀最具資格,李登輝有那麼一點點,而陳水扁卻無此能力,且其所謂務實亦不過敏感於選票考量的計算而已,無能體會莊子「無用之大用」的智慧。
李光耀訪問台灣返回新加坡後首次網路訪談中表示:「我們不能以理性、邏輯和科學來解釋所有事情」。又說:「人類心靈需要相信一種強有力且無法解釋的更高力量。」大哉斯言也!二十世紀的物理學已有力的指出,科學不是追求真理,頂多只是追求「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而已。量子力學也打破了「唯物論」的世界觀,這對兩岸政治人物應有很大的啟示,李光耀的思想合乎最現代的價值觀。中國大陸許多領導或大學校長多半是學理工出身,有過度膨脹科學價值或理性價值,而忽略人文精神價值,如此治國後遺症將十分嚴重,允宜修正。
反觀台灣也是沉淪於形而下的感官層面,早年老蔣時代的「反攻大陸」雖然不切實際,但全民卻有一股理想主義的精神動力,現在的台灣則有沉淪於感官享受的趨勢,而無嚮往未來的願景;中國大陸剛從貧窮中解放出來,埋頭苦幹經濟建設,也有台灣早年的理想主義精神,不過對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體認不足,尚留於功利主義階段,最明顯的一例是,最近北京大力宣傳「統一有十大好處」,卻不見從文化戰略高度闡明中國統一的必然命題,也未見遵行鄧小平「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的指示。那種統一有十大好處,不是不可以宣傳,但價值層次太低,吸引力有限,就好像說:「你嫁給我有十大好處,汽車、洋房、股票……樣樣具足」這樣結合的婚姻有多大的穩固性和持久性,令人起疑。
由此可見當前兩岸中國人生命境界實在不高,不如李光耀,也枉費江八點中的第六點兩岸應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共同合作努力。因此,必須要有李光耀那種思想文化的水平,才能警覺到大學校長都是學理工出身,是一種「科學主義」的偏執與淺薄,如果領導人也是這樣偏執與淺薄,那對宗教問題、精神問題的處理必然找不到重點而將自找麻煩。
李光耀的形上智慧並非打高空,他能落實到治國的原則和步驟中,最終取得成功,其要點有四:一、走獨立自主的路線,不複製西方社會
一九九四年李光耀在接受《外交事實》(Foreign Affair)季刊執行編輯Fareed Zakaria專訪時回答「美國政治制度有何缺點」的問題時指出:「人家的制度有什麼問題不關我的事。我的職責是告訴他們,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就把自己的制度強加在它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的社會。」李光耀強調:「好政府比民主人權重要」,他說;「沒有人可以忽視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背景。幾千年來,各個社會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理想與標準也各有不同。二十世紀末期的歐美標準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標準。」二、經濟發展優先,民主不是必然之路
李光耀認為各國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他說:「一個國家必須先有經濟發展,民主才可能隨之而來。除了幾個例外,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民主沒有導致經濟發展,是因為政府並沒有建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和紀律。」李光耀早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日對立法大會的演講,似乎早已預見「扁唐體制」或「扁張體制」的軟弱無能,他說:「亞洲實驗議會民主,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即只有當執政黨占明顯多數,言出必行時,這一制度才能發揮作用。若政府軟弱無能,在國會又非明確多數,甚至仰賴聯合政黨,就如同印尼、緬甸或某些時期的泰國,這一制度就形同瓦解。」李光耀認為亞洲人所重視的東西未必就是西方人所重視的,如果世界出現持續的經濟蕭條,沒有人可以保證目前的民主政體能夠繼續生存。三、不執著理論,採用可行性的務實原則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的面積、地理位置,和多種族人口,使新加坡的選擇空間非常有限,因此理論並不重要,生活才是最終的考驗,這點與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不相信任何理論光靠聽來不錯、寫在紙上合乎邏輯、言之成理,就一定能付諸實現。生活才是最終的考驗。一切得看現實人生裡發生些什麼事,在社會上工作的人怎麼過日子。」「我讀了很多理論,對它們半信半疑。因為我們夠實際,所以不會執著於理論;只要行得通,我們就去做,最後就會發展出我們今天擁有的這種經濟。我們的準則是:它行得通嗎?它對人民有益嗎?我們的首要目標是推動經濟進步,提供工作,養活人民。」四、人才重於制度,扎根教育,提高全民素質,並建立獎勵制度,與私部門競爭人才
李光耀認為沒有好人才管理政府,會有好政府嗎?美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只要有好的政府制度,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牽制,保持平衡,就會有好政府,即使軟弱而不那麼優秀的人勝選當政也無所謂。李光耀根據他的亞洲經驗得出的結論是:「即使政府系統一塌糊塗,只要有優秀的強人當政,還是會有差強人意的治績和合理的進步。」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必須爭取每年畢業生中的菁英人才擔任公職,除非我們為政治注入更多的誘因,否則人才都會去做企業主管,只剩二流的就業人才。李光耀請教過許多總經理級人物,甄選人才的方法,最後確定殼牌石油公司的制度最完善,遴選具有「居高臨下眼界特質」(Helicopter Quality)的人擔任主管,即分析能力,對事實合理的掌握、專心研究基本要點並探究原則等三種特質。
李光耀也主張新加坡要保持靈活的社會流動性,祇要肯努力工作,肯學習的人,一定可以得到獎勵或報酬,所以健全的教育制度,在國家發展初期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總之,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領導,以及後來的指導之下,正試圖走出一條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條件而發展的道路,而且已經有了非常可觀的經驗。
兩岸關係之競爭,北京不要太依恃軍事力量和經濟成長的效用,在「軟權力」(Soft Power)方面也要提出文化戰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路線和方針願景,要有形上思維的能力,擺脫「唯物論」和「實證論」的糾葛,統一或有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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