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治國理念對解決兩岸關係的重要啟示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九月下旬訪問台灣，成為國內外共同矚目的大新聞。值此兩岸關係僵持不進，大陸埋首軍事和經濟建設，台灣則經濟危機，民眾信心「向下沉淪」之際，李光耀的訪台，自然帶給海內外國人一絲絲的盼望。

　李光耀的言論之所以受到重視，不僅是他從區域性強人很自然地「向上提升」到世界級領袖，主要是他的世界觀或價值觀，在新加坡短短三十五年內，獲得客觀的檢證，因而所言所行自然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不像台灣一些政客，整天耍嘴皮，既無傲人的政績，又無深厚的學術根基，在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囿限下，彷彿井底之蛙，開口就錯，如此治國不形成今日的困局，豈有天理可言？

　新加坡這個島嶼城市國家，祇六百二十平方公里，卻住滿二百五十萬人口，從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獨立以來，不到四十年之間，她的全球競爭力排名連續世界第二，每人平均所得達到二萬九千美元，居世界第一（以一九九七年為準），其次是美國與瑞士。

　新加坡現在也是全球最富裕國家前十名之一，從獨立以後的第三世界躍入第一世界也不過三十年左右，她的成功之道早已引起舉世矚目，而其行政體系的「賢能統治」、「清廉效率」、「法治嚴明」等特色更為開發中國家的異數。

　新加坡在李光耀提倡「亞洲價值」觀的引導下，不盲從西方的文化價值理念，也不複製西方社會，他的成功反而贏得西方領袖的刮目相看，使他從區域性強人，躍升到世界級的領袖。相反的，李登輝十二年的政績如何？除了譁眾取寵搞民粹政治，思想理念依附美國，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其治國方針充份依附西方文明四百年來盛世的價值觀，而無中國文明的精神價值，即使偶見李登輝講講中國文明的一些價值，也可看出在他心目中，祇是一種工具性價值，利用一下而已。

　陳水扁口稱「華人」，實際上與李登輝一樣，毫無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體認，無怪乎想要「獨立」也獨立不來。如果他們有中國文化精神的價值體認，要走獨立的路線，也還情有可原，也是一條漢子，可悲的是，已失其本根，自然沒有未來，祇好表現在政策上的搖擺，以求苟且偷生而已。

　美國政治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圭《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這本書中特別強調：「……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其普遍性，而在於其獨特性。西方領袖的主要責任不應以其西方的形象來塑造其他的文明，這已非其日趨衰退的權力所能為，而應保留、保護，並更新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質，此一責任落在最有力量的西方國家──美國身上。」（頁三一一）他又說：「普世論的必然邏輯結果即是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ily Logical Consequeuce of Universalism)。

　Huntington對西方文明即將衰退的憂患意識，足以反證李光耀走另一條符合亞洲或新加坡實際環境的道路，有其重要價值，此與台灣政界與學界菁英一味模仿或抄襲美國的政治口號或措施，大異其趣。

　政治家與政客之別，除了雙方要有共同的務實觀點以外，政治家還要有形上思考的能力，方能提出長遠的政治願景，這一點李光耀最具資格，李登輝有那麼一點點，而陳水扁卻無此能力，且其所謂務實亦不過敏感於選票考量的計算而已，無能體會莊子「無用之大用」的智慧。

　李光耀訪問台灣返回新加坡後首次網路訪談中表示：「我們不能以理性、邏輯和科學來解釋所有事情」。又說：「人類心靈需要相信一種強有力且無法解釋的更高力量。」大哉斯言也！二十世紀的物理學已有力的指出，科學不是追求真理，頂多只是追求「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而已。量子力學也打破了「唯物論」的世界觀，這對兩岸政治人物應有很大的啟示，李光耀的思想合乎最現代的價值觀。中國大陸許多領導或大學校長多半是學理工出身，有過度膨脹科學價值或理性價值，而忽略人文精神價值，如此治國後遺症將十分嚴重，允宜修正。

　反觀台灣也是沉淪於形而下的感官層面，早年老蔣時代的「反攻大陸」雖然不切實際，但全民卻有一股理想主義的精神動力，現在的台灣則有沉淪於感官享受的趨勢，而無嚮往未來的願景；中國大陸剛從貧窮中解放出來，埋頭苦幹經濟建設，也有台灣早年的理想主義精神，不過對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體認不足，尚留於功利主義階段，最明顯的一例是，最近北京大力宣傳「統一有十大好處」，卻不見從文化戰略高度闡明中國統一的必然命題，也未見遵行鄧小平「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的指示。那種統一有十大好處，不是不可以宣傳，但價值層次太低，吸引力有限，就好像說：「你嫁給我有十大好處，汽車、洋房、股票……樣樣具足」這樣結合的婚姻有多大的穩固性和持久性，令人起疑。

　由此可見當前兩岸中國人生命境界實在不高，不如李光耀，也枉費江八點中的第六點兩岸應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共同合作努力。因此，必須要有李光耀那種思想文化的水平，才能警覺到大學校長都是學理工出身，是一種「科學主義」的偏執與淺薄，如果領導人也是這樣偏執與淺薄，那對宗教問題、精神問題的處理必然找不到重點而將自找麻煩。

　李光耀的形上智慧並非打高空，他能落實到治國的原則和步驟中，最終取得成功，其要點有四：一、走獨立自主的路線，不複製西方社會

　一九九四年李光耀在接受《外交事實》(Foreign Affair)季刊執行編輯Fareed Zakaria專訪時回答「美國政治制度有何缺點」的問題時指出：「人家的制度有什麼問題不關我的事。我的職責是告訴他們，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就把自己的制度強加在它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的社會。」李光耀強調：「好政府比民主人權重要」，他說；「沒有人可以忽視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背景。幾千年來，各個社會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理想與標準也各有不同。二十世紀末期的歐美標準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標準。」二、經濟發展優先，民主不是必然之路

　李光耀認為各國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他說：「一個國家必須先有經濟發展，民主才可能隨之而來。除了幾個例外，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民主沒有導致經濟發展，是因為政府並沒有建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和紀律。」李光耀早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日對立法大會的演講，似乎早已預見「扁唐體制」或「扁張體制」的軟弱無能，他說：「亞洲實驗議會民主，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即只有當執政黨占明顯多數，言出必行時，這一制度才能發揮作用。若政府軟弱無能，在國會又非明確多數，甚至仰賴聯合政黨，就如同印尼、緬甸或某些時期的泰國，這一制度就形同瓦解。」李光耀認為亞洲人所重視的東西未必就是西方人所重視的，如果世界出現持續的經濟蕭條，沒有人可以保證目前的民主政體能夠繼續生存。三、不執著理論，採用可行性的務實原則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的面積、地理位置，和多種族人口，使新加坡的選擇空間非常有限，因此理論並不重要，生活才是最終的考驗，這點與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不相信任何理論光靠聽來不錯、寫在紙上合乎邏輯、言之成理，就一定能付諸實現。生活才是最終的考驗。一切得看現實人生裡發生些什麼事，在社會上工作的人怎麼過日子。」「我讀了很多理論，對它們半信半疑。因為我們夠實際，所以不會執著於理論；只要行得通，我們就去做，最後就會發展出我們今天擁有的這種經濟。我們的準則是：它行得通嗎？它對人民有益嗎？我們的首要目標是推動經濟進步，提供工作，養活人民。」四、人才重於制度，扎根教育，提高全民素質，並建立獎勵制度，與私部門競爭人才

　李光耀認為沒有好人才管理政府，會有好政府嗎？美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只要有好的政府制度，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牽制，保持平衡，就會有好政府，即使軟弱而不那麼優秀的人勝選當政也無所謂。李光耀根據他的亞洲經驗得出的結論是：「即使政府系統一塌糊塗，只要有優秀的強人當政，還是會有差強人意的治績和合理的進步。」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必須爭取每年畢業生中的菁英人才擔任公職，除非我們為政治注入更多的誘因，否則人才都會去做企業主管，只剩二流的就業人才。李光耀請教過許多總經理級人物，甄選人才的方法，最後確定殼牌石油公司的制度最完善，遴選具有「居高臨下眼界特質」（Helicopter Quality）的人擔任主管，即分析能力，對事實合理的掌握、專心研究基本要點並探究原則等三種特質。

　李光耀也主張新加坡要保持靈活的社會流動性，祇要肯努力工作，肯學習的人，一定可以得到獎勵或報酬，所以健全的教育制度，在國家發展初期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總之，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領導，以及後來的指導之下，正試圖走出一條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條件而發展的道路，而且已經有了非常可觀的經驗。

　兩岸關係之競爭，北京不要太依恃軍事力量和經濟成長的效用，在「軟權力」（Soft Power）方面也要提出文化戰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路線和方針願景，要有形上思維的能力，擺脫「唯物論」和「實證論」的糾葛，統一或有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