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跨不過財經斷層

時間: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一日上午地點:台北市 台灣大學鹿鳴堂一樓會議室主持人:於宗先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引言人:　魏萼教授(淡江大學國際學院院長)　鍾經樊教授(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裕淵教授(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立芬教授(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俊榮教授(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一個中國」之下才有可能三通

　魏 萼：我很高興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最近我也常跑美國、跑大陸，對於今天開會的主題非常關心，尤其是股市，股市下跌的那麼厲害，我在二十五年前當過三年七個月的政管會副主委，那時候股票是天天漲，可是現在股票是一洩千里。現在台灣的經濟危機是蠻嚴重，很像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經濟，很多政策都是導誤，很多經濟政策不是經濟學家能加以解釋的，這是我必須要講出來的第一點。

　第二點則是，現在的台灣經濟問題，可能還會繼續惡化下去。這個現象很像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前後。當然，還不至於這麼嚴重，這就產生了政治、經濟的不穩定，而政經的不穩定會反應到股市，所以股市不振的道理是看得出來的。台灣經濟要好轉，坦白講，比較難，什麼時候才會好轉呢?只有一條路，秉持平常心，讓國際經濟能順著市場經濟的原則走，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兩岸必須以平常心來交流。

　台灣的經濟一九五○到七○是靠日本的經濟來做貿易和投資，七○到九○基本上是以美國為主，但九○以後沒有選擇，是靠中國大陸。我們必須要認清這個事實，這是經濟發展循環一個自然的規律。

　一九七○年代，美國猶太人在與日本人搶美國大陸的市場，現在呢? 美國猶太人在與日本人搶大陸的市場，尤其是美國現在有影響力的中國專家，百分之七十五是猶太人，猶太人是看得很準的，舉凡大陸上重要的城市，都有猶太人的公司或銀行，特別是很多的跨國公司。

　面對二十一世紀，這個形勢當然還會發展下去，我們現在的優勢，應該是與美國猶太人、日本人以及其他重要國家的國際經濟企業家，或是投資人在大陸較勁的時候，所以我們期望未來台灣股市能夠發展，只有一條路，就是趕快的以平常心來處理三通的問題。

　我特別要強調的一點，WTO如果順利進行，三通是必然要做的，小三通是沒有意義的，尤其是報紙上所登的小三通，熱熱烈烈的，我個人認為沒有意義。一定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才有可能小三通，甚至於大三通，如果進入WTO，兩邊都沒有列入特別的排他條款，換句話說，三通是必然的，如果我們不三通，中共可能會告WTO總部說我們違反了WTO的原則，也違反了基本的賽球規則。到年底，我們遇到最重大的問題就是一個中國的問題，一個中國是很簡單的事情，我們必須以平常心來看一個中國。

　如果能夠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那麼三通便能進行，三通進行之後，我相信股市一定會大為好轉。還有，不只股市，房地產也一樣，房地產要在台灣景氣實在很難，但是我個人判斷，如果正常三通之後，房地產應該是會好轉的。匯市也一樣。匯市最近也在貶值，我想理由我就不必重複了。

　基本上我們展望台灣經濟，必須面對現實，順應經濟的規律，發展第三經濟，也就是服務業，金融、航空、資訊、網路等等所謂的第三產業。

　政治與經濟是很難劃分的，我在這提出一個聯立方程式。聯立方程式雖然要照經濟的規律，但必須要顧慮到政治的問題、文化問題、社會問題等等，目前所謂台灣的基本教義派堅持核四不建的問題，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違反經濟發展的規律。如果核四不建的話，台灣股市仍舊是一片淒慘局面，我再呼籲政府重新檢討核四興建，我想必須凝聚全民的共識以後才能做決定，我的議事發言到此為止。經濟不能穩定發展的癥結何在

　鍾經樊：我認為陳水扁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個月中做的還不錯，請唐飛組閣並提出所謂「四不一要」的政策來穩定局面，清楚的對國內外宣示，縱使大選變天，政策仍有一定的延續性。對此我們必須給陳水扁政府一個正面的評價。但是在接下來的五個月裡，我們所看到的都是陳水扁政府的左支右絀，出爾反爾，導致股市低迷、政局不安，外界對陳水扁政府都有相當負面的評價。這讓我相當驚訝，因為一般工商企業界對陳水扁政府本來就不是很看好，而我認為一個政府在大家期望不高的狀況下，是比較容易辦事的，因為除非是做的實在太差，人民大眾一般是不會太苛責政府的。然而現實上最壞的狀況就發生了，起碼在財經問題上，陳水扁政府對人民大眾的低度要求都沒能適當的回應，陳水扁政府是讓大多數的人都失望了。

　這裡我也說明一下為什麼工商企業界對陳水扁政府的期望不是很高，我認為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有台獨的傾向，而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大家又都認知到台獨實際上是一個會點爆兩岸乃至東亞局勢的火種，因此也就不確定會不會有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沒有穩定的國際環境，工商企業界因此也就不會期望一個很順暢的財經局勢。很多經濟學者都同意的一件事是，要讓台灣的經濟穩定發展，並不是把財經政策做好就夠了，還必須歸根究柢搞好兩岸關係，我深切企盼陳水扁政府對此要有一個深刻的認識。過去幾個月來，陳水扁政府每天指派四大基金、國安基金進出股市，每天對新聞媒體喊話基本面良好等等，都是於事無補的治標措施，甚至是愚民措施。這是我想跟大家說明的第一個觀點。

　我的第二個論點是，希望陳水扁政府能夠真切的瞭解到，台灣經貿立國，經濟發展是台灣的生存之道，而在步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後，環境保護也非常重要。換句話說，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應齊頭並進、相輔相成。至於社會福利政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應該是量力而為。

　我要指出，民進黨似乎是因為在野黨做久了，能夠提供給選民的實值好處不多，所以強調「望梅止渴」似的社會福利政策。這種在野心態在執政後應該有所調整，必須要負起責任，深切瞭解社會福利必須量力而為。在政府財政狀況並不寬裕的今天，絕對不能把社會福利擺到意識形態一樣高的地位，吃卯糧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絕對會有很大的傷害。

　我更要指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都有客觀的衡量標準，他們背後都有科學（經濟學和生態學）在支撐著，所以我們可以比較清楚的制定出正確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政策，由於有客觀的衡量標準，政治上也比較容易達成共識，而社會福利政策則比較不容易擺脫意識形態的爭論，所以也就不容易達到共識。陳水扁政府是一個少數政府，少數政府先天不足，能夠主導的事情本來就不是很多。在力量不是很大的狀況下，更應該量力而為，專注於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政策，而對比較不易達成共識的社會福利政策，則應照陳水扁總統自己所宣稱的要暫緩實施。在財政緊蹦的現況下，貿然推出大規模的社福措施，只有加重未來子孫的負擔，除了不公平外，也戕害國家的前途。

　我想談的第三點是關於現實政治。我認為唐飛政府在近幾個月來很痛苦。唐飛院長本身身體不好，很多事情他也必須現學現做，而不少重大的政策也都無法照著本意去做，這些對他而言，都是壓力很大的事情。我認為唐飛政府現在已經是「out of i台灣史 usefulness」，也就是說已經是生不如死了。為什麼呢，我覺得陳水扁總統當初找唐飛組閣的原因是想要穩定政局，在唐飛組閣後的第一個月事實上就已達到這個目的了，而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財經方面，唐飛院長並不是財經專家，他周圍的專家也不多，財經學者在他內閣中也沒有決策能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我建議唐飛院長思考一下，辭職的時間是否是到了。（編按:座談會後第二天十月二日唐飛辭職獲准。）

　我認為所謂的全民政府只是一個權衡的措施，只是為了在短期內穩定政局。若想長期施行，不論在政治理論上或是現實上，似乎都無先例可循。我尤其要指出，台灣並不是一個局勢穩定的地方，可以讓我們長期來做這樣的政治實驗。所以陳水扁總統應該思考組織一個以民進黨為主軸的少數政府或是聯合政府，只有在這種政治結構中，民進黨乃至於陳水扁總統才能夠真正的體認到，做為一個少數黨他們能夠做些什麼事，有了這樣的認識後，才能夠把政策的優先次序排出來，量力而為。若執意將所謂的全民政府持續下去，只會使執政當局產生幻覺，妄想做一些能力做不到的事，做不到又拚命想做只能造成無窮盡的紛爭，國家的政經局勢將會跟著被拖累下來。所以我的第三個論點就是希望陳水扁總統唐飛院長思考一下，是否已經到了一個轉換政治體制的時間了。

十餘年中累積的問題

　邊裕淵：一、 兩岸對峙態勢嚴峻，壓縮台灣生存空間。

　兩岸關係良好是台灣經濟發展之憑藉，而經濟是台灣安全與生存的基礎，故而兩岸關係是決定台灣能否永續經營發展之關鍵。然國際間講利益憑實力，鮮論正義。兩岸間之矛盾有區隔對待、國共包袱、民族主義，這可顯現於特殊的國際關係對特殊的國內關係，區域安全對國內問題，這些矛盾有歷史的、有理念的、有現實的，必須釐清並訂定出方向及策略，再循方法以促進台灣人民福祉為最大。

　二、產業結構失衡

　我國產業結構已步入服務業時代，工業生產值只佔國內生產總值之百分之三十二，農業更不到百分之三，服務業高達百分之六十五，工業所佔之比重教日本、韓國低了許多，服務業的內容或對國際競爭力提升之貢獻也值得進一步探討。製造業中社會關注目標又集中在電子、通訊產業，這項產業看似有利，然其貢獻如何，值得深究，如一九九八年電子產品之外銷訂單為一百八十六點四億美元，同年電子產品之進口也有一百八十點六億美元。科技產業發展對傳統產業競爭力之提升非但有限，甚至對資金、人才產生排擠效果。

　這對台灣經濟安全及失業問題都可能產生威脅。

　三、財政赤字龐大

　政府過去十年所累積的債務已超過二點五兆，其他尚有災後重建、健保、各項社會福利，有估計潛在債務達八點九兆之新台幣(與一年國民生產毛額相當)。稅制與稅務又無改革之意，龐大財政赤字如何能使政府永續經營?

　四、金融失序

　過去十年官商界線不明、黑白道路不清，致使金與權、黑與權、黑與金糾葛，再加上政府對公營金融機構之干預多，或要求負擔政治責任、政策配合;對私營金融機構監督不周，以致金融體系之呆帳比率偏高。再加上企業經營者利用制度上及監督上之空隙，掏空公司資產、惡性倒閉、大小金融風暴持續不斷發生，危及整體金融秩序及經濟繁榮。

　五、破壞生態、環境，危及生活品質

　經濟成長未能顧及生態平衡及環境之保護，遂引起大地之反撲，造成天災人禍連接不斷，如濫墾濫伐、不當的土地開發所引發之土石流;廢土、廢棄物及廢水之亂傾倒、排放，引發土壤污染、地下水河川之污染，造成人類疾病叢生，危及健康;濫采砂石、盜伐森林造成橋樑斷裂及土壤流失、水庫淤塞……等不勝枚舉。使得近年經濟成長，而國民福祉未見提升，增加的所得用於彌補天災人禍的損失。政府要強化體質

　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是國際經濟的趨勢，我們必須適應，何況國際化對台灣的生存有利。我們可由國際管理學院及世界經濟論壇，每年例行公佈的國際競爭力之報告可知，在六個層面、政府效率、清廉程度及基礎建設、國民素質、企業經營能力、開放程度、科技水準、經濟實力等，我國的政府效率、清廉程度及基礎建設和開放程度總是較差，這是操之在政府的，可見我們在因應全球化浪潮在自有條件上是沒有問題。但由於操之在政府的病因，若未能提升，則可能使原有利的條件也變壞。所以台灣的問題不是來自外在環境的變遷，而是憂慮本身的腐敗。因此宜由下列三點著手:

　一、財稅改革

　為避免財政赤字的擴大，減少地方、中央因財政收支不如意所造成的摩擦、以及租稅負擔的公平，財、稅的改革有其必要。例如財產總歸戶可避免贈與稅與遺產稅的逃避，又可杜絕貪污及不法資金來源的洗錢。股票配股之課稅基礎、租稅減免獎勵之探討、土地稅及土地增值稅的課徵基礎及方式、社會福利措施的檢討及實施方式、中央及地方之財政收支之劃分等課題之檢討、改革。

　二、重建健全的金融體系

　a. 中央銀行超然獨立立場以維持金融秩序

　中央銀行應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及金融秩序的維繫為職責，非開發投資銀行，同時其決策宜明確及透明化。

　b. 切斷黑、金、政間之不當關係

　金融機構不承擔政治、政黨的任務，不「概括承受」敗壞的金融機構。

　c. 價值、價格觀念之釐清

　證券的融資或質押、土地的抵押當以其重置成本為基礎，不以市場價格為基礎，土地之抵押價值應與課稅基礎相同，如此可杜絕人為炒作及資產掏空。對簽證不實之會計師應有懲戒，以使財務報表能充分揭露財務資訊及狀況。

　三、提升政府之效率

　 運用資訊科技改造政府、提升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尤其須重建政府的公信力、公權力。這須要政府官員的誠實、講信用，否則難以獲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對政府也就無法有信心。政府的信用危機一旦產生，公信力喪失、公權力無法執行;政府所定之法令、規章無法落實，行政效率自然不能提升，社會的各項秩序如交通、治安、環境、金融....也就難以維繫，競爭力又如何提升?

　經濟全球化使原為各國外部化的問題將其內生化，這些人類共同的問題可整體考量及解決。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枯竭、人口膨脹、貧富差距……。全球化在理論上，遵循市場經濟制度的遊戲規則，機會均等，然實際受益差距大，同時各國必須將經濟自主權交付給國際組織，而有關金融、投資、生產、貿易的決策權交給跨國公司，因此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就是傾向小而美非大有為的政府，故而政府只能將本身的體質強化，對不利的防禦制度建立完整，方能因應全球化，提高全球化帶來的利益，避免淹沒在全球化的洪流中。

　對我國而言，我們的企業有能力因應國際化、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但若我們總體經濟的環境及條件若未能強化，可能造成的結果是企業全球化，而台灣空洞化，屆時所產生的失業、失序問題，才是政府所要接受的挑戰。

救股市，更要救經濟

　雷立芬：近來台股的一路走跌，影響的層面已經不只是在市場進出的股民而已。因為市值縮水造成的財富損失，間接減少民間消費將產生國民生產毛額的減少(民間消費約占GNP的百分之六十)，同時因稅收減少而產生財政困難，必須縮減社會福利項目，這些不會影響所有人嗎?此外，企業無法順利通融資金被迫關閉，將製造一連串失業以及社會問題，這些不也是普羅眾生的事嗎?

　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股市漲跌全憑市場運作，政府當然不須要護盤、干預。但是面對國內經濟基本面良好，股價卻欲振乏力之際，政府以及全國百姓的容忍度還有多少?難道我們真的願意因為新政府所表現出的無能而信心渙散，最後走入黑暗的經濟衰退期?當然新政府也沒有置股市於不顧，行政院長也說了「行政院能做的、該做的都已經在做」，但是為什麼達不到效果?因為政府自己對所採取的措施也沒有信心，國安基金才進場五百億就怕輸光了，而馬上縮手，其他人怎麼肯跟進?

　救股市是為了總體經濟免於崩盤，是要謀全民之福，更何況國安基金也是全國百姓的錢，只要股市回穩，經濟繁榮可期，短暫的損失又何妨?因此政府目前須要表現出絕對的自信與決心，不惜任何代價要讓股市回穩，只要在國安基金投入股市的同時善用「避險」工具，降低損益波動，則吾人可以相信救股市的同時，也避免了金融危機以及經濟衰退的厄運。

大局不安 政策看空

　官俊榮：股市慘跌、財富縮水，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財金政策看空，以及整大環境存在的不安，尤其是兩岸情勢，潛在的金融危機。新政府一方面要振興傳統產業，同時卻傾向停建核四，經常甚至揚言加速淘汰高耗能傳統產業;宣揚發展台灣為科技島，卻又針對相關稅制主張對其不利的公平性。諷刺的是，經常主張傳統產業外移，但是南進無利可圖，西進則須備受戒急用忍的約束，甚至國安捐的心戰喊話。台灣的企業宛如「被丟在漸煮開熱水鍋中的魚」，跳不出鍋子，當然看空。

　核四停建的爭議從五二○以來即逐漸發酵，相信是企業心中一項重大的不安。這個事件的發展已經確定是「空前」的;內閣可以經常公然提出與閣揆不同的政策，經過立法通過並且執行中的重大政策可以被推翻、停擺。核四案是由過去行政院提覆議通過後實施，現在行政院不能再提覆議，合法解決之道只有執政黨立委提停建案，但相信為了明年選舉，此路必然不通。新政府若堅持停建，必然只有違法不執行預算，除了唐飛可能下台，可以預見一場超級政治風暴。關鍵在反核不必與反核四畫上等號，但新政府卻知其不可為。

　方纔付委的總預算案同樣看空。其實福利支出已經排擠了基本建設、高等教育等預算，投資性支出減少相對不利於經濟成長也會造成政府歲入減少，對已沉重的赤字當然是雪上加霜，形成惡性循環。新政府大幅以債務基金的方式來掩蓋赤字，其實與陳水扁市長任內的手法如出一轍。阿扁政府的走向不確定

　於宗先：我根據大家的意見來做個總結。

　首先來看看我們股市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可以找出幾個具體的原因出來。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兩岸問題。在五．二○，阿扁總統就職演說時說了些話，使人感到有點樂觀的傾向，但以後又說了一些話，從他的話中大家就逐漸感覺，阿扁政府今後的走向就不太確定了。這個不確定的確會影響台灣工商業的信心。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政府的財經政策不確定。譬如說，核四案是國民黨留下的一項公共建設，而公共建設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譬如八年、十年。經立法機構確定的公共建設，若因更換了執政黨就把它推翻，這是在民主國家罕見的。如果這個例子立下來，一個政黨執政四年期間，根本不能做長期建設。像水壩、鐵路、公路等等建設都會半途而廢，因為它執政四年嘛，四年以後，新的政黨來了，它必須改變;一改變的話，不是政黨利益的損失，是老百姓的損失。對於這一點，現在的執政黨並沒有察覺到。民進黨現在不是在野，是執政黨，不敢說否定就否定。三年半之後若換了其他政黨，是不是現在的公共建設主張都可以廢掉?這是值得阿扁政府深思的問題。核四的問題是公共建設，將來影響大，我們曉得工商業界大體上是不希望停止核四的建設。

　第三點，就是我們過去十年阿輝政府訂立了很多有後遺症的規定，譬如說，公司企業發行股票。十年前，發行股票的公司要比現在少很多，儘管一九九○年泡沫經濟崩潰了，但是我們的銀行和大企業，受損並不太大。當時有兩個泡沫，一個是股市泡沫，一個是房地產泡沫。當這兩個都崩潰之後，許多大企業並不覺得有什麼嚴重，可是這一次因為在過去幾年，國民黨政府同意發行股票的企業，可用它們的股票質押借款，很多企業就喜歡玩財務槓桿原理，利用得來的資產大量擴充，盲目投資。它們用股票到銀行借錢，借錢以後又擴充，或者用來買股票;買來股票後又到銀行借錢。於是資金就氾濫了。資金氾濫以後，只要是股票下跌，如果下跌的幅度小，它們就被套牢;如果下跌的幅度大，它們就斷頭了。今天很多企業斷頭，股票質押借款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股票質押措施不改善的話，今後只要股票下跌，那麼就會有很多企業遭殃。猶記一九九○年股價漲到一萬二千五百點，然後暴跌到二千五百點。很多企業並沒有倒閉，就是因為過去不能有股票質押。現在可以股票質押。這個因素非常重要。

　第四個因素，是舊政府留下來的。在阿輝政府時代，許多大企業都和國民黨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密切，它們透過國民黨的關係，就可向公立銀行借款，而且都很容易，還有向半公營銀行借款，也是很容易。過去四、沒有政黨敢講加稅

　五個月以來，不少大企業發生財務危機，可說沒有一個不是和執政黨有密切關係。現在政黨輪替以後，執政黨換了，也就是說公營企業的主人換了，或者財政部主管的人換了。在過去這些大企業可向公營銀行借五億，毫不猶豫，現在要借五億，這個銀行充其量借給它三億，或者借給它一億，因為這些大企業在過去擴充慣了，須要資金來融資，現在沒有那麼多資金融資了。同時股票又不斷下跌，如果過去用股票質押，當股價大幅下降之後，這個企業便被套牢，甚至斷頭。

　由於這四個因素，我們的股市便沒有辦法再站起來。阿扁政府要用四大基金護盤，想辦法鼓勵股市。在我看來，前面四個因素沒有消除的話，就沒有用處。這像把錢投到大海一樣，根本就沒有用。基本問題不解決，想要救股市，即便投上一兆或兩兆，完全沒用處。

　這四個問題牽涉到金融問題，也牽涉到財政問題，這都是阿輝政府留下來的。在一九八九年，為購足公共設施預定地，政府大概花了四千六百億，再加上六年國建計畫之執行（僅三年），同時政府也舉辦了很多社會福利政策，並沒考慮自己的力量。大致政府欠債大概欠了兩兆四千億債，這半年來，大概又欠了一些。所以政府這個欠債對財政是相當重的。目前財政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政客們，為了勝選，都是獅子大開口，說當選後社會福利怎樣怎樣，但從未想到過錢的問題。

　事實上，今天政府要想增稅也非常難，一個是稅率提高，為了爭取選民，你不能提高稅率，而且增加稅目也不可能。現在公教人員，像小學教員、初中教員，還有軍人，都不要納稅，這真是權宜之計。但他們退休以後，他們的月退休俸可能比我們大學教授拿的還多。這是因為他們的待遇並不是太低。高中教員要納稅，大專院校的教授也要納稅。

　事實上，不公平。政府不敢課稅，國民黨執政時不敢，到今天，民進黨執政似乎也不敢。今天為了執政，為了選票，都不敢，那麼要稅收增加，就只有祈求上帝了，當然上帝不會給你答案，因為上帝不說話嘛。

　台股行情在新政府上台後跌跌不休，股價指數由六月七日政權轉移後的最高點九一五五起，每日行情綠多紅少，到九月二十九日已跌破六千五百點。以股市市值來計，這段期間台股總市值縮水超過二兆五千億，也就是國民財富縮水已逾百分之二十。

　台股市值大幅縮水，遠大於政府預算總額，如此「劇跌」衝擊所及，絕不僅是股票族本身，由於需要面萎縮，金融失序，對於總體經濟必然有莫大的影響。因此「財政部長必須為股市狂跌負責」不無道理，新政府財經政策愈理愈亂，更是責無旁貸。

　無論就核四興廢、兩岸經貿，乃至於社會福利，新政府的立場或政策宣示在在表露執政黨對意識型態的堅持，因此難以務實而治絲益棼。此外，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不但部會首長各自吹號，陳總統更屢屢透過媒體直接推翻首長意見，眼見財經官員六神無主，似乎只有總統的話才算數，企業界則莫不心驚肉跳、有苦難言。

　新政府的政務委員幾乎都是「社會賢達」，沒有財經專業背景，首長中也看不出誰真正是財經政策的領袖，難怪無法跨越財經政策的斷層。張忠謀說:新政府上台後，高科技業者十分不安、王永慶也感歎……產業一定會加速外移。預期經濟成長率將趨緩，誰還敢相信基本面能夠支撐股市?由於堅持反核的意識型態，執政黨傾向於停建核四，對人心惶惶的股市無疑雪上加霜。

   □《海峽評論》2000年11月號 第1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