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間真正的和平統一

奕 父
(大學教授 )


一、 前言

 中共說他們希望統一祖國,但不會來統治台灣,所以提出「一國兩制」的辦法,以便統而不治;但台灣政府則灌輸人民一種印象「『一國兩制』就是中共來統治台灣,而我們絕不能接受中共統治」,因此發展出兩種心態:一種是等中共改變為民主政治之後再說,而台灣所謂的民主就是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為典範的民主,換言之,就是以政黨政治、直接民主為標準的民主,這種企圖是將他人一軍,不是真正要求統一。另一種比較更直接的辦法,就是「台灣獨立」,從此分家,成為「近鄰」的關係。由於中共絕不能允許領土的再次分裂,所以揭示以武力解決國家分裂的決心,正因為有了分裂的顧忌,是以武力作為手段就成為必要,也因此統一的政策就不得不有統治的心態。因此我們以為中共「和平統一」政策必須去統治化,將和平統一進一步推向民主統一(此處所謂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而是民主的若干普世原則,詳見下文),才能使統一的工作真正見效。

二、從統治邁向統一

 中共的「對台工作」要從統治政策轉為統一的政策,不妨從以下四點加以調整:

 第一,戰略高度識統一:所謂戰略的高度是指中共對內的「統一政策」的位階和教育,將統一政策提高為國家戰略的乙環,這裡有二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精英層次,必須使精英理解到統一不是某一個單位的工作,而是國家的總目標,這一部份必須從二個角度瞭解:一是統一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二是統一與海洋中國的關係,這二部份我們可以發現大陸的學者似乎正在思考,也看到一些相關的作品,討論二者的關聯性,但這樣的討論在精英層次尚不普遍,特別在對台工作的幹部中,在這一方面的認知仍有不足,因此,有不少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或是主張統一的學者,在面對統一的理由時,仍然停留在民族主義、洗刷中國人的屈辱的思考上,這種純民族主義的思考正好提供了西方妖魔化中國的證據。如果將統一國家的結果直接轉為未來中國的國家利益的理性算計,就比較容易對統一的必要性作出更清楚的闡釋,在此一層次上仍有擴大討論的空間,加強認知的必要。第二個層次是一般民眾的層次,古人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就是說,以情緒行事是無法持久,統一的工作不能只停留在集體榮譽感的基礎上,必須從國家利益的戰略層次銜接到個人利益的層次,這才是使大多數人從自在而自為,從自為而自覺,統一的工作才能持久,統一的必要才能從統治者轉為全民化。換言之,統一政策對大陸人民的再教育其實比海外的宣傳更重要。總之,在統一的形勢面臨重大挑戰之際,將統一政策從戰術提高為戰略,才能使統一的理由更堅強,更有說服力,而且更能成為中華民族長久的志業。

 第二,和平手段唯一化:本文在前面討論統治與統一時,曾經指出統治的過程中,武力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至於統一呢?從過程中來看,完全不使用武力是不現實的,至少以武力作為後盾來反對極少部份主張以武力來分裂的人士,以兩岸的形勢來看,武力應該只是用來對付主張分裂的人,至於目前尚不主張統一的人,中共的作法上不應以不放棄武力來威脅,而必須去創造和平統一與戰爭台獨之間的落差選項,使得「統、獨」的選擇成為「和、戰」的選擇。而作創造選項的轉向,不在於對台灣宣傳,而在於對大陸的教育(如上段所言),一旦大陸整體對「統一」的認知從情緒的民族主義轉為理性的國家利益時,台灣就必須作慎重的選擇,在此情況「統一」的工作,就可能完全不必有武力的考量。因此在台灣考慮「統、獨」的問題,其實就是考量「和、戰」的問題,當然我們並不排除仍有人是選擇戰爭,但是這樣的選擇肯定不會是大多數人的選項,我們相信這是對國家「統一」的起碼信心。除此之外,個人以為為了顯示我們的進步和文明,我們也有必要從古代的武力「統治天下」的過程中辯證地歸納出經驗和教訓,以最大的決心完成「和平統一」,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調整統治天下的習慣思維,進而創造「和平統一」的客觀條件,這就是要作好和平統一的外在佈局和內在認識,從而促使「和平統一」成為兩岸之間不得不然的必然途徑和唯一結局。中國人是精通「孫子兵法」的,對於上述的思考和作為並不陌生,在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尤其要以一種跨世紀的戰略佈局來完成,對於世紀的屈辱也必須以世紀的時間來化解,才能使一個民族真正站起來,而且在站起來之後能站得久而且站得穩,反之,如果是非「和平統一」,則統一之後有可能是內亂無窮,那麼想要站得久、站得穩,就十分困難了。

 第三,民主文化保統一:以中共現有的地位和實力,「統一」不是難事,但是只有「和平統一」才能真正長久的統一,才能走出「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邁向長治久安的可能,因此從事「和平統一」的工作就不能只作外在的佈局和提高內在認識兩方面來思考,而必須從最主要的統一目標--台灣的角度來思考。對「和平統一」而言,最大的障礙莫過於台灣存在著若干種以任何形式的台灣與中國分離、分裂的主張,在過去我們對這些主張者不外是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這兩手,統一戰線對明辨敵我是有幫助的,武裝鬥爭則是對於暫時穩住形勢是起作用的,但是這兩種辦法都無法直達和平統一的結果,武裝鬥爭與和平統一之間雖有辯證的關係,但在本質上難以相容,想以武促和,理想的陳義高,而實踐可能性有限。至於統一戰線則給人一種暫時性和缺乏誠意的感覺,因此透過耐心的傾聽和尊重的對話,以及展現對異己的包容和學習是保證「和平統一」的重要方法,而耐心和包容中就包括國家邁向普世意義的民主原則重要基因,也就是將和平統一和民主文化有機地結合,透過在促進和平統一的過程中,把不得不包容異己的聲音所養成的習慣和耐心,來擴大大陸在其他政策上對待不同聲音的傾聽和理解,使得和平統一和政治民主同時並進,相互促成,這樣的發展自然消除了任何統戰的疑慮,反而可以自覺地吸納更多的人為和平統一而奮鬥,而盡力,如此一來,必然真正孤立了少數的堅持台獨的份子,一旦台獨在台灣也真正成為實質上、心理上的少數派,那麼也就不用以武力相威脅,自然為主流的趨勢所淘汰,我們這不是政治上的浪漫期待,而是務實的民主(指包容異己和尊重少數)的真正的信心。回顧兩德之間的和平統一,一夕而成,不正是因為民主的趨力而促成的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和平統一的過程中,有耐心就有時間從事理性的計算,作出理性的抉擇,有包容才能真正擴大統一的力量,特別台灣島內的統一的力量,而和平統一的效果自然容易呈現,而統一的趨勢的提升就可能強化大陸當局統治的合法性,有合法性的統治就有更大的自信,有自信的政權自然也就包容異己,尊重異己,在此一政治氣氛下,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合理的期待。總之,在和平統一的政策面臨困難之際,不妨以民主統一的策略加以取代,相信會有不同的效果。第四,曲線作為促統一:前面提到促進和平統一的內在條件,除了在策略上從和平統一轉移民主統一之外,大陸當局必然擔心台灣當局許多假本土化之名來疏離中國,甚至仇視中國的許多措施,面對這些作為大陸當局倍感無力,也深感無奈,因此產生了統一的急迫感,總覺得夜長夢多,越看越欠缺信心,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事實,特別是在民進黨掌握下的台灣,類似的方向只會越來越明確,而不可能有所反省有所更正。然而事物的發展往往不能只看一面,不能只看一時,台灣的本土教育如果是以疏離和否定中國的導向,最終必然導致自我的否定和疏離。因此,這樣的本土化是短視的,是失敗的,如果在此時此刻我們採取正面反駁、情緒反對,則反而是提供更多的藉口和理由,所以我們必須從新的角度去創造更多的「統一」,更根本的「統一」,這就是所謂「曲線統一論」。例如,假使兩岸終將統一,那麼兩岸人民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就應該縮小其差距,所以多召開有關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討會,使兩岸的歷史學家有機會相互溝通看法,交換意見,,在歷史的討論上不妨求同存異以待史料,以便有可能共同撰寫一部歷史,流行於兩岸,則歷史的認識就可能成為促進統一的助力;又如學術的譯名、用語也可以統一,以便兩岸的參考用書可以互通,類似的工作完全可以由兩岸的學者和出版社共同合作,既有利潤又有意義。一旦學術的譯名、用語逐漸統一,則兩岸各種學術討論的空間也越來越大,自然開闢了觀念溝通的渠道;再如中文的電腦統一,目前的電腦的運用程式,從語言的使用到邏輯思維都是英文的,而以拼音為文字基礎的語言系統,並非人類最先進的符號系統,中文的兼具表音、表形、表意的便捷的符號系統,如果兩岸學者能夠從硬體設計到軟體設計合作思考,一旦完成中式思維的電腦,則不論其效率和效果,相信均大大不同,而且大大提升,則中文電腦必然成為兩岸各界方便的運作工具,不但在過程中有合作的空間和必要性,在成績上也將共享和共用。其他如城市交流、民間交流,都可以開放在無政治的情境下擴大和提升。總之,當一方在去同大異時,我們不妨一面包容其盲目,一面擴大創造更多的相同和相似,自然可以為「和平統一」製造更多的機會和基礎,因而也就不會焦慮和無奈。

三、結論

    中共的對台政策究竟是統一中國或是統治台灣呢?不是看他給的條件,而是分析其政策背後的心態,在未成功之前,條件很容易給,但是心態不容易調整,而統一不同於統治,其本質的差異在「心態」,心態不調整其最終的表現就是統治,而統治心態所彰顯的統一政策是無法以和平的手段來完成,因此「和平統一」也就只能成為良好的願望,沒有實現的可能,中共當局的「和平統一」的口號迄今二十年了,之所以未能看到顯著的成績,個人以為雖然原因很多,而中共當局未能調整心態,應該是主要的原因,因此乘此和平統一口號提出二十年的機會,乘此民進黨上台而和平統一工作出現重大困難之際,我們呼籲中國大陸有心為兩岸促和的菁英份子,必須對「統一」政策本身提出反省,希望引起更多的反省和批判,相信是我們面對新世紀從事和平的建構是統一工作中必要的作為。□《海峽評論》2000年11月號 第1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