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美國：傲慢與偏見

編按：小倉先生現年五十多歲，為日本資深外交家，主管日本外交部文化事務。原文經日本外交部翻譯為英文出版，1991年11月23日《紐約時報》的一周評論（Weekly Rrevoew）據此節錄刊登，本文譯自《紐約時報》，標題為Japan and America:Pride and Prejudice。本文主要是針對美國國際新秩序的看法。文中認為美國如果堅持要全世界都接受它的價值觀念，那美國的作為無異於帝國主義。文末也告訴世人，日本在戰後已經瞭解到，強行要把價值觀灌輸給別人是行不通的事，價值觀只能表現給別人看。其實這也就是中國王道文化所強調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類似的觀點請參考本刊第10期劉綱紀教授一文，及第11期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聯大演說。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如何讓美國人還能覺得獨立與驕傲

美國對於世界新秩序有各色各樣的理念和計畫，然而美國今日的經濟實力和世界地位卻跟往日已有不同。美國再也不能獨自承擔財政上的負荷以完成它所要實現的目標。但是美國人今天還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

美國人不僅不要而且也不習慣和其它國家共榮共存，特別是對於日本。諷刺的是，一個共榮共存的世界是自由企業，民主制度和集體安全這些觀念下的產物，而這些觀念正是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所一直倡導的。

目前的情況也就是說，要怎麼去克服美國對於與其它國家達成互相依賴（Interdependent）的心理障礙－－特別是和日本，同時還要讓美國人覺得獨立和驕傲。從美國人的立場來看就是要如何才能不必對日本卑恭屈膝。

雖然當出錢贊助的人和自己的理念有所不同時會是件痛苦的事。然而在美國人民感到憤怒的當頭，他們也必須要問問在慾望的強度和實踐慾望的能力之間的鴻溝到底有多深，這樣他們才能理解這道鴻溝是由日本所填平－－而日本正是他們並不特別喜歡的國家，座落在太平洋的彼岸，和美國有著遙遠的溝通上的鴻溝。

如果撇開自由民主和市場機制不談，這個世界上其實只有極少數國家贊同美國所倡導的價值觀念，這比贊同日本的國家要少得多。日本和美國並不曾認真的考慮要如何把日美共同的價值觀擺在日美共同互相依賴的關係上。

僅管美國是個文化和種族的熔爐，但是美國人並不認為其它擁有不同歷史、種族和文化傳統的人可以不用參加他們的活動。就美國人來說，如何當個美國人是信仰和信念的問題，這點和日本不同，日本人不會把國家認同和信仰或信念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差異是造成日美之間爭議和誤解的根本原因之一。

美國要在日本建立精神上的殖民地

對許許多多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對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觀念並沒有根深柢固的感覺。僅管這些觀念在日本生根已久，但是這些觀念對我們日本人卻是種模糊而不確定的感覺，我們覺得好像是在穿上一件新的西式外套。所以日本人並不認為為了這些觀念而奮戰至死是他們天生該盡的義務。

日本人由此而產生的不安和憤怒不但很難讓美國人瞭解，而且更難讓美國人諒解。對日本人來說，此刻，美國的作為好像是要在日本的土地上建立精神上的殖民地。美國人的作為好像是要駁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並且侵犯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我們日本人一直在關心要如何才能把我們的機構、經濟和社會帶向更符合構成一個國家的標準。（譯按：日本人認為在二次大戰之後聯軍對日本的諸多限制，使日本還不能成為一個完全自主的國家。）在國防和外交上，我們已經建立起自我防衛的力量，承擔起美國在日本駐軍的大部份費用，參與聯合國和平維護的行動，並且在戰略考慮下提供對外援助。

當然，這些努力還須進一步擴展。在多數日本人的觀點中，他們覺得這個國家（指日本）在各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改變，所以在一些問題上，他們認為根本關鍵不在日本而在美國。因此很多日本人同意：如何改善美國的工業和如何使美國的經濟國際化，是比對日本提出種種要求要來得更為迫切。

也有部份觀點說：日本已經快做到了在國際政治和安全上所能達到的極限，從現在開始，日本應該和美國分道揚鑣（然而並不是和美國的某些理念分道揚鑣），日本要開始規劃在陌生的海洋上的航線。

日本人同時也抱怨，無論他們做得有多賣力，都得不到美國所領導的西方世界的信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算日本拚命往西化的道路上前進，日本的聲譽也無法迅速的提升。事實上也有人說，要日本更新眼前的作為來迎合西方，也就是在讓日本去引起阿拉伯國家的敵意，和招惹亞洲國家對日本的疑懼，由此來傷害日本的利益。

日本戰後的道路似乎已走上了一條死胡同，我們正陷入這樣的情況：我們堅守非戰憲法，適應國際需要並且把經濟國際化的努力，已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在這樣的情況中，我們為了和平和繁榮所作的努力，在眼前看來好像還不夠。

美國應該要審視自己財政的短缺

在東京和華盛頓的施與受方面，雖然一般人都感到過去的形式有了些改變。然而美國這一邊在仍然還是極大的依賴日本的情況下，卻不曾審視自己國家財政上的短缺，而日本這一邊還是對美國的種種要求卑躬屈膝，好像這就是日本人的命運。

日本並從來不曾宣稱有任何宗教信條或政治原則可以是普遍的法則，能拿來向全世界推廣。日本也沒有那樣強烈的愛國主義可以叫人民為了國家的驕傲而捐軀，日本人的驕傲只不過平緩地出現在對審美的感覺和藝術精神上。

我們不能期望有這樣背景的民族，會為了得到國際的尊重而把自己的價值系統拋棄，會為了別人的讚賞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靈深處還是存在著對國家的渴望。這種渴望是種含糊的想法，只是想要讓日本和日本人民在國際社會得到受尊重的地位。

然而問題也出在這裡，當人民並沒有為了理念可以捐軀的精神時，當人民的愛國主義缺少自我犧牲的熱情時，這樣的國家要如何達到這樣的國際地位。在不能解答這樣的問題下，日本已經開始出現分裂。這就是造成日本人對戰後生活模式感到憤怒的原因。

對日本人來說，要解決雙方的歧異只有一個方法：雙方的人民必須對於各自的生活模式採取費力並且更慎重的審視。

美國人在不能實現自己理念的時候，往往有受挫的傾向，但是他們必須克制自己，不要把挫折推到日本頭上，不要把日本當作他們內政問題的代罪羔羊。

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

美國的生活方式並不是全世界的生活方式，這點當然不是問題；如果全世界都被美國化了，如果這也是美國所真要作的，那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

日美在互相溝通上的鴻溝，跟這兩個國家的生活方式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可以這麼說，這道鴻溝也就是被剝奪方向感的民族和理想主義帝國之間的巨大差距。

日本由於缺乏可讓人民能確認並且堅持的理念，所以日本在政治上無法發展出較強大的聲勢。

由於日本在二次大戰的戰敗，以及先前所堅守的倫理信條的瓦解，日本已經不會再把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強行拿來在國際間實現。事實上，直到今天，在戰敗的五十年後，日本好像仍然只能瞭解到應該採取表現的方式。（譯按：指信仰和理念只能是自己作給別人看，不能拿來在國際間強要別人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