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相信美國霸權主義

自1854年美國遠東艦隊司令佩里（M. C. Perry）登陸雞籠之後，美國總是忘不了佔有或控制台灣，以便控制東南亞海運樞紐及大陸沿岸港口，因此，台灣分離主義一直是美國對華（台）政策的要素，只有在力有未逮或超過台灣分離主義的戰略利益出現時才有所改變。

1871年，中日《天津條約》後，出現了中日聯盟的可能性，美國駐日公使迪龍（Charles C. Delong）與國務卿費雪（Fish）即以中日聯盟為美國的「災難」，而以琉球、台灣為餌誘使日本侵略中國。1895年，美國駐日大使田貝（Charles Denby）與前國務卿福士達（John Foster）又協助日本促成割台的《馬關條約》。

這是美國對台政策第一次的轉折，而造成中日兩國的「甲午戰爭」和「八年抗戰」，終至中日兩國兩敗俱傷。這是美國亞洲政策的成功，否則，20世紀的亞洲何來美國置喙之地。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又恢復了「牡丹社事件」前的對台政策，五角大廈遠東戰略小組的柯喬治（G. Kerr）等力主戰後托管台灣或培植親美的台獨政權，但因太平洋戰爭的壓力，「人算不如天算」，而有《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和台灣光復。

台灣光復後，柯喬治等開始在台鼓動親美台灣人廖文毅等組織台獨勢力。

1948年「徐蚌會戰」後，美國深恐大陸變色而席捲親美國民黨控制的台灣，故又有了對台政策的討論，國務卿艾奇遜主張放棄蔣介石，也不贊成台獨，但成立台灣新政權，一方面企圖爭取中共，分化中蘇聯盟，故有美國「白皮書」。不意，50年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和51年《舊金山和約》的「台灣地位未定論」。這項政策一直維持到1972年《上海公報》。《上海公報》的背景是，1969年中蘇爆發武裝衝突的「珍寶島事件」，而使得美國對華（台）政策回到了艾奇遜未能實現的「以共製蘇」政策，一時間，「美中共同戰略利益」不時出現在尼克森和季辛吉的談話中。

雖然，《上海公報》中，只是「美國認識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美國主觀立場的「承認」（recognize），但畢竟美國還是客觀認識到「一個中國」的事實了，不過，也為台灣分離主義預留了彈性的空間。

79年，「建交公報」再度強調「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立場，中國僅有一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美國「承認中國立場」，也可以並不表示美國立場亦如此。

雖然美國「承認中國立場」的「一個中國」，但卻在「建交公報」的同時，由美國國會片面通過《台灣關係法》，完全沒有任何台灣人民的意志在內，而要來規範美國與台灣人民的關係。並且，以「人權」為由，為培植島內台獨，干涉台灣內政，也是干涉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雖然，82年的《八一七公報》美國「重申其無意侵犯中國之主權與領土完整或干涉中國內政或採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政策」。但是，《台灣關係法》仍惡惡不能去，台灣分離主義的幽靈仍然遊走於美國對華（台）政策之中。

然而，《上海公報》之後，大陸竟對美國充滿了樂觀的幻想，完全忽略了美國「以共制蘇」的霸權主義企圖，並且在連愛國意識也被瓦解的情形下發生了「六四事件」。台灣方面，則以為在《台灣關係法》下仍然可以依賴美國保護其國共內戰的地位，結果，台獨得以迅速蔓延造成國家認同的分裂，除了政治上的紛擾外，甚至產生未來台灣內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以共制蘇」的戰略下，蘇聯被迫逐步瓦解直至全面崩潰。於是，美國對台政策又有了新的討論，尤其「波灣戰爭」後，美國霸權主義囂張一時，什麼「主權過時論」、「台灣分離身份」、「頭號敵人」、「拆散中國」紛紛出籠。

但是，「波灣戰爭」的強心劑還是挽回不了美國經濟的頹勢，貝克的北京之行和布希的東京之行，其收穫並不能與其獨霸天下的姿態相比擬，所以，最近布希和美國政府的發言又回到了「三公報」原則。

《上海公報》20年了，不可否認，它為中國解除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威脅；但是，也應該給中國人一定的教訓，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樂觀幻想是不切實際的，想依賴美國《台灣關係法》的保護也是不切實際的，中國人民願意與美國友好，但永遠不可相信美國霸權主義，中國問題必須依賴中國人的團結和政治智慧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