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

主 講 人：龔忠武
時　　間：1991年9月10日晚7點
地　　點：羅斯福路3段76號3樓
主辦單位：夏聯會、勞動黨、《海峽評論》雜誌社
出席人數：約20人

蘇慶黎（夏聯會會長）：

今天晚上，我們很高興能夠請到龔忠武先生同大家見面。龔先生是台大畢業的，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現在在聯合國搞翻譯工作。

龔先生是保釣老將了，這二十多年來一直關心國內的發展和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現在我們社會主義者和統派快要變成稀有動物了，今天晚上我們請他談談他對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的看法。他最近到大陸的革命老區沂蒙山區和大別山區，邊區北大荒走了一趟，我想一定有不少收穫，希望他向我們談談他此行的觀感，順便也請他談談他對蘇聯改革的看法。

現在請龔先生向我們報告。

一、開場白

龔忠武：謝謝蘇會長（夏聯會）的介紹。各位前輩，各位朋友：很高興今天晚上能夠同大家見面，特別是，雖然我二十多年沒有回來了，但是回來之後的確感到是回到了自己的家，畢竟我是在這塊土地上長大的，這裡有我的親人、朋友、同學。我到過大陸多次，那裡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是感覺不一樣，還是覺得很陌生，不像在這裡感到那樣的親切，那樣的自然。

台大校園，我曾經生活了八年，四年大學，四年研究所，應該是很熟悉了，但是，到校園四周信步走了一趟，發現很多地方不認得了，而且，不但外貌變了，思想和精神上也變了，據說母校台大這些年來竟然成了台獨、獨台思想的溫床，我過去的一些學長和學弟，現在已經位居台灣文化學術界的要津，已經是當權派或權威了，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其中不少人不是支持獨台就是同情台獨，他們似乎已經同中國世代相傳的歷史、文化和思想的統緒決裂了。這是很可悲的發展，決不是台灣的經濟奇蹟可以彌補的。

台灣文化思想界的這個翻天覆地旳「和平演變」對我是個極大的震動。儘管如此，我對這塊地方還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和依戀。不過，對海峽兩岸，感覺上雖有不同，但認同上是一樣的，那就是我感到個人的命運同這兩個地方分不開，同它們命運與共。

當然不止我一個人這樣想，各位也同樣這樣想，大家都支持統一，為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昌盛奮鬥。不過，我所走的道路和在座的一些前輩不一樣，你們是行動家，理論家，為實現自己的理想還坐了多年的牢。比如，林書揚先生就坐了三十四年零七個月的牢，還有曉波母親章麗曼被白色恐怖迫害致死，這種民族氣節，這種為國、為民的崇高、無私的奉獻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我所走的道路和各位前輩不一樣，我走的是一條比較安全的學術道路。我是學歷史的，在大學最後一年，在台大研究所，我就決心要解答一個問題，就是近現代中國如何能夠現代化。到美國之後在哈佛大學攻讀近代思想史的時候，繼續在思索這個問題。經過了這麼多年，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當然，我很慶幸能夠到哈佛繼續探索這個問題。我的老師是費正清〔註1〕和施華慈（B. I. Schwartz），這兩個人大家都知道，一個是當代美國甚至西方漢學界的宗師，一個是備受漢學界愛戴尊敬的思想史權威。我從他們那裡學到做學問的方法，為學的門徑，但是令我越來越失望的是，他們是美國人，是西方人，他們幾乎先天具有歐洲中心和美國中心史觀。這決定了他們對材料的取捨，對事情所持的立場和看法，以及對問題的結論。

費正清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愛的是美國，我愛的是中國，這影響我們對中國史的基本看法。我認為中國歷史有它自己的規律，不能拿另一個國家發展的經驗來照套，這本來是個普通常識，但是竟然不能被人接受。我無法接受費正清的思想體系和哈佛學派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答案〔註2〕。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從70年代參加釣運起，我同我的老師和師兄弟們分道揚鑣，而且越離越遠，走上了不歸路。

我就這樣背叛了哈佛，默默地走我自己的道路。同諸位前輩一樣，你們為走自己的道路付出了代價，我也付出了代價，就是半自願地離開了學術界，到聯合國吃了翻譯飯，這是我當初負笈留學時怎麼也沒有料想到的。不過，我一時一刻也沒有放棄我的歷史學興趣，對歷史真理的追求，我是個業餘史學工作者。不在學術界也有好處，就是我不必受他們清規戒律的約束，真正享有了思想上的自由。

是的，我付出了代價，但是這同諸位前輩在白色恐怖下身心所受到的巨大創傷相比，我付出的代價實在微不足道。不過，也有一些暗箭對我造成很大精神上的傷害。比如有一位姓謝的師兄，卻因此竟然對一位大陸的思想史和美學權威說我精神錯亂，這是對我最惡毒的人身攻擊，而他實在是個典型的學術買辦。這是主張自由民主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不能容忍不同意見的一個典型實例，他們現在把這種民主法西斯精神傳給了大陸的民運人士。

不論怎麼說，我至今還是認為我所走的道路是對的，而且事實證明，這條路越走越寬闊。我的言行是一貫的，這些年來，我帶著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多次到大陸找答案，向那裡的史學界、思想界的先進和前輩請教，今天也帶著這個問題到這裡來向各位前輩請教。

我必須在這裡指出，我對目前兩岸文化思想界的現狀感到嚴重失望。台灣方面我已經講了，大陸方面的西化思潮也叫人扼腕歎息。在這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對岸一些我素仰大名的思想家和史學家竟然在歐風美雨中迷失了。本來我寄望他們為我們從費正清等西方漢學家手裡奪回喪失了近百年的中國文化主權和對自己國史的解釋權，徹底清算充斥港台的買辦思想，不料他們竟然放棄立場，自暴自棄，否定了自己，同流合污，不做香老大，甘做臭老四〔註3〕，成為正在沒落的西方文明的俘虜，反而大大助長了買辦思想的氣焰，實在令人痛心。從這個角度來看，六四動亂也可以看成是大陸近十年來崇洋媚外的病態文風、學風造成的。這個不正之風到現在還餘波蕩樣，沒有徹底扭轉。

再回到本題上來。雖然回到這裡覺得親切，回到大陸覺得陌生，但是我始終深信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在大陸，而不是像有些買辦學者和民運頭子所說的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在台灣。這是自欺欺人之談，說這種話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昧於世界大勢。

這是我多年搞中國近現代中國史所發現的一個真理，雖然我背叛了我的洋老師，背叛了哈佛學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最忠於哈佛校訓的，哈佛校訓只有一個字，就是：真（veritas）。歷史學也是一門求真的學問，歷史事實本身的「真」是絕對的，但是歷史事件的說明和解釋的「真」卻是相對的，站在「真正的」中國人的立場來看中國的現代化，來看中國的富強之路，肯定和洋人不同，和充斥港台文化界、學術界的一批買辦學者不一樣。

這是我個人的思想背景，自我介紹，也可以算是我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吧。雖然談的是個人，但也有普遍意義，也許有助於各位瞭解我所做的報告。下面扼要地談談我這次到大陸採訪老區、邊區的動機、經過和感想。

二、採訪大陸農村貧困地區的動機

最近我花了二十多天，從8月10日至9月3日，到大陸走訪了三個老區，就是山東的沂蒙山區、河南的大別山區、山東和河南交界的黃河泛區，一個新區也是邊區，就是黑龍江的北大荒〔註4〕。

這四個地區有三個突出的共同特點，一個是它們是中國廣大農村的一部分；一個是過去都很貧窮，所以要革命，要翻身；一個是這裡的中國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還沒有受到形形色色的嚴重精神污染和物質污染。

我對大陸農村感興趣，有主觀的原因，也有客觀的原因。

主觀上，首先是我來自大陸農村，我出生在皖中的一個農村，因此可以說，我的根是在中國的農村。我的童年大半是在鄉下的泥土裡滾大的，因此也可以說我是半個農民兒子。這可能在下意識裡使我對農村有著某種迷戀，有一種特別感情，也就是說從小就得了一種懷鄉症，農村癡戀症。

其次是，我是專攻中國近代史的，我得到的一點心得是中國廣大的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從古到今，誰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就能夠控制農村，誰就能夠統治中國，就能使中國長治久安〔註5〕。當然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也早就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政治上的這個訣竅，這個千古不易的中國歷史規律，所以中國共產黨勝利了，國民黨失敗了。

至於我為什麼對老區情有獨鍾，這道理很簡單，因為我一直很嚮往沂蒙精神，大別精神，北大荒精神，這都是中國人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沂蒙、大別和北大荒這三塊地區是中國人民革命精神的寶庫，當然還有其他革命精神寶庫如瑞金精神、井岡精神、延安精神等。

中國和中國民族今天能夠站起來，能夠立足於世界大國之林，主要就是靠的這種拚搏精神。所以對這些地方，我一直是心嚮往之的。但是，總無緣親自到那些地方去看看，這次總算如願以償。

還有一點就是，我長期呆在象牙塔裡，後來又常坐在辦公室裡，讀的是洋書，喝的是洋水，深感脫離我所關心的中國社會現實太遠，所以渴望有一天能夠親自到中國社會的基層去看看，否則我腦子裡的中國，不是博物館裡死的中國，就是洋書上虛構的中國。我要看活的中國，有血有肉的中國。

客觀上，世界各國的農村經濟和生態條件日益惡化，特別是第三世界的農村，那裡住著幾十億的人類，是人類的海洋。據聯合國1990年的統計，全球有11億多貧窮人口，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農村地區。11億多窮人中有6億赤貧，也就是說全球每8.3人中就有一個人赤貧，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註6〕。所以貧窮問題是人類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之一。因此，中國如何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肯定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其次是，我是在1966年來美國的，當時詹森總統鼓吹大社會（Great Society）政策，向貧窮開戰，結果因為打越戰而不了了之，後來的幾位總統也都在競選時宣佈要向貧窮開戰，但是也都無疾而終。明年1992年是大選年，貧窮問題肯定又將是熱門問題。為什麼在一個像美國這樣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政府老叫要解決貧窮問題，不但解決不了，而且越來越窮，社會上貧富越來越兩極化﹖這幾年來貧窮人口更是迅速跳升，據1991年最新的統計數字，美國現在有3,360萬貧困人口〔註7〕；相反地，中國自1986年宣佈向貧窮開戰，推行扶貧政策以來，到去年為止，貧困人口從12,000萬大幅度下降為3,500萬，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一成一敗，一枯一榮，這是什麼原因﹖

最後是，當社會主義在全球處於低潮時，當西方正在大肆宣傳共產主義死亡時，當美國正在以民主和人權來否定和醜化中國社會主義時，社會主義能不能在中國農村解決八億農民的溫飽問題，保障農民作為一個人應享有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註8〕？能不能使中國農村繁榮﹖社會主義在廣大的中國農村還有沒有光明的前途？

基於上面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我選擇了農村，選擇了老區和邊區。一方面是懷著一種朝聖的心情去的，同時更是要實地解答下面兩個具體問題：

第一、老區人民參加解放戰爭，奉獻自己的生命，為的是要翻身，過好日子〔註9〕。不錯，1949年以後，壓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政治上被徹底推翻了，這是第一次翻身，也是把農民從黑暗中解放出來。但是，翻了身以後，又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統治，為什麼這些老區仍然在過窮日子，仍然富不起來〔註10〕﹖為什麼窮根子老挖不掉﹖為什麼不能再把農民從貧困中解放出來﹖而過去是革命對象的白區卻一個個的富起來了，這種矛盾現象如何理解，如何解釋﹖

第二、社會主義、共產黨、不像資本主義，民主政黨，它是為窮人不是為富人謀福利的，那三十多年之後，也就是在1986年推行扶貧政策之前，中國共產黨究竟為中國的億萬窮人，為貧困地區做了哪些事﹖既然是工農政權、工農當家，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農民在過苦日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理論界、學術界、文學界，都在問這兩個問題。比如張寧在《鄉村感情》〔註11〕這個中篇小說裡，通過山區參加解放戰爭的兩個老黨員，鄭麥生和張樹生來問這兩個問題。他們為革命立了功，但是不願留在城裡做官，回到自己村子裡仍然當莊稼人，同鄉親們一樣下田幹活，不享特權。這種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充份發揮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也正是我所說的沂蒙精神、大別精神和北大荒精神的最好體現。但是，他們同鄉親們苦幹、硬幹了幾十年，山村的窮困面貌依然如故，窮根子仍然挖不掉。

他們兩個人閒下來的時候總是繞著這兩個問題轉，但是總是轉不出迷津，當然憑他們的知識也不可能對這樣複雜的問題得到答案。鄭麥生臨死前，問他的老戰友的兒子說：

「娃子，你說，咱中國老富不起來，這是他媽的啥問題﹖」

最後，他還是帶著這個問題進了棺材。鄭麥生帶領鄉親們翻了第一次身，但是，這第二次翻身的歷史任務卻不是他所能理解、所能領導得了的了。無數的新一代農民革命家如焦裕祿、劉加坤、王廷江、許振中等取而代之，新一代的風流人物代之而興。

鄭麥生這個老革命所思索的問題很有代表性，很能說明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任務。這正是我今天晚上報告的主題，我就是帶著這個具體問題去採訪上面四個地區的。

中國農村這麼大，我的時間又有限，我必須有所選擇。我選擇了農村的貧困老區，因為如果老區的問題解決得好，那麼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如東南沿海的農村還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所以我決定到比較艱困的地方去，看看社會主義到底對這些地區起什麼作用﹖到底能不能解決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到底能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到底能不能保護和促進農民的經濟和社會人權及文化人權﹖

我化了二十多天，跑了三個省，行程跨越數千公里。我認為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我要尋求的答案可以說已經初步找到了。這次行程可以說是個大豐收，深富教育意義；有許許多多奇蹟般的變化和成就，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是很難令人相信的。古人說，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此行真是使我大開眼界，我很慶幸，我走出了象牙塔，走出了辦公室，走在中國農村的大地上看到了真正的中國，看到了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看到了社會主義的未來。

總的來說，我可以為此行作出以下幾點論斷：

第一、中國的貧困農民已大部分獲得溫飽，下一步是實現小康，今年夏天的特大水災沒有造成饑荒、逃荒、充分證明中國農村已經具備了相當豐厚的物質基礎；

第二、中國農村已經找到了適合中國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不勞買辦中國人和他們的洋大人費心；

第三、農民正在第二次翻身，社會主義已經在中國農村扎根，更一進深化發展，成長茁壯，前途無可限量；

第四、美國的名記者賈克‧貝爾登（Jack Belden）說，中國農民的第一次翻身震撼了世界，他們的第二次翻身肯定更將震撼世界。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新農村輻射出去的巨大物質和精神力量，必定將對東亞和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所謂亞太世紀，英國史學大家湯恩比所謂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已經隱約在望，已經不再是那麼可望而不可及了。

下面將根據個人所蒐集的資料來進行論證。【待續】

作者案：這篇講稿，是採訪大陸農村後返美路過台灣時應《海峽評論》雜誌之請臨時倉促成篇的。返美後，根據錄音帶整理並參考所蒐集的大量資料加以改寫，改寫時還引據演講後蒐集最新資料，以資印證，所以本文已與原講稿在內容上有很大出入，但前後兩篇的基調和結構是一致的。

註：

〔註1〕費正清已於去年9月15日去世，這個消息我是在香港次日的《南華早報》（China Morning Post）上看到的，當時頗有斯人已逝之感，同時也勾起了我在他門下求學時的一些回憶。有空時，我計劃寫篇文章紀念亡師，同時評述一下他的思想體系，治學方法和他一手所建立的哈佛學派。
〔註2〕早在1970年我就寫過兩篇文章批判美國和歐洲中心史觀，一篇是《略論美蘇兩國學者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基本分歧》，一篇是《瞭解中國近代史的幾個觀念上的障礙》，兩文分別收於拙作《困學集》和《學而集》。
〔註3〕這些人有的本來是大陸學壇祭酒，是中國學術界權威，是香老大，但是現在變成了西化派之後，甘居下流，其在國際學術市場的身價排在洋大人、假洋大人（華裔專家學者）、港台買辦學人之後，而成為臭老四、成為他們立場、觀點的傳聲筒、代言人；至於那些流亡西方的西化派，寄人籬下，成為愚忠誠代言人，那就更是臭不可聞了。
〔註4〕這二十多天來，我走訪和順道路過了山東荷澤地區（黃河洪泛區）的鄄城縣、定陶縣，臨沂地區（沂蒙山區）的平邑縣、費縣、臨沂市、沂水縣和淄博市，黑龍江的哈爾濱、佳木斯、樺川縣、富錦縣，河南的鄭州及其轄下的蘭考縣、以及漯河縣、信陽地區的潢川縣和商城縣。一路馬不停蹄，行程緊迫，無暇深入體驗農村生活，是此行美中不足的地方。
〔註5〕中共主要從政治和統治的角度重視農村，比如陳雲說，有糧則穩，無糧則亂，李鵬說，農業穩則農村穩，農村穩則全國穩，他還說過農業是中國經濟的命脈，也是從統治的角度著眼。江澤民也有類似的看法，而且說得更全面、更具體：「沒有農村的全面的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最後還是落實在全國的「穩定」上面，由此看來，農村的現代化建設不僅關係到八億農民的生存與發展，也關係到中國社會整體的穩定與發展，但是，此外農村還有生態和文化上的重要性。農村詩一般的田園景觀不但可以確保全國生態的均衡，還是城裡居民度假休閒的好去處。這樣的農村景觀無疑有利於文化的健康發展。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都市是文明之父，農村是文明之母，中國的古文明主要源於農村而非都市，於此可見中國農村對中國現代化成敗和走向的重要性。
〔註6〕見聯合國秘書長提出的《國際合作消除發展中國家的貧窮的報告》，A/46/464，1991年，10月2日。另據日本1991年10月15日的《東京新聞》，南部非洲的五、六個國家現在有三千萬人因內戰缺糧而濱臨死亡，然而口口聲聲關心人權的美國和西方國家卻視若無睹，徹底暴露了它們偽君子的真面貌。
〔註7〕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1990年美國全國「窮人」的人口從1989年的3,150萬人增加到3,360萬人，也就是說，目前每七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窮人，而且，據今天10月30日美國農業部的統計，美國目前有2,360萬人靠政府發放的糧食券（food stamp）生活，於此可見美國人口日益貧困化，就長期而言，這是一個包藏危機的發展。另外，據1991年11月15日《僑報》報導，有美國糧倉和「世界麵包籃子」之稱的中西部大平原（包括北達科他、南達科他、內布拉斯加、堪薩斯、明尼蘇塔和衣阿華六州）的農業正走向衰落，人口下降，很多小鎮正在消失。
〔註8〕10月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頭一次向全世界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人權觀，其中心論點是，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其數十年來所致力爭取的人權主要是個人和集體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不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所鼓吹的言論自由和結社的政治人權，中國的這種社會主義人權觀，就是本文的基本觀點。
〔註9〕這老區出了無數戰功赫赫的將軍，大別山區安徽省所轄的金寨縣一個縣就出了一百多名將軍，所以是個出了名的將軍縣，將軍們對大別山的關注，特別是大別山又是劉鄧大軍建功立業之地，所以大別山區扶貧工作搞得最好，成為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典型。將軍們不但關切，而且懷疑他們過去能夠帶領大別山人民走向勝利，今天為什麼不能同樣地帶領大別山的人民走向繁榮。
〔註10〕中共領導人對此現象的確感到不安，國家科委宋健於1987年9月13日在大別山第二次重點貧困縣經濟開發座談會上說，我國廣大農村除少數較為發達的地區以外，還有80%農民仍然處於自然經濟的束縛之中，生產效率很低，生活相當清貧，有數千萬人民甚至溫飽還沒有解決，使全黨和各級政府都感到不安。
〔註11〕《作品與爭鳴》，199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