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經驗的教訓

國家認同的危機與破產

在西歐，所謂的近代國民國家（nation state），是在18世紀到19世紀之間以資產階級的歷史要求－－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為基礎，揚棄絕對主義國家而成立的。

絕對主義國家則是將特定地域內所存在的文化的、語言、民族的（ethnic）、種族的（racial）、宗教的……等等各種差異性和多元性，以其絕對暴力強制壓制之，使之無法顯現而造成一個統一領域的國家。所以在絕對主義國家中，君王主權雖然是其統一性的象徵，但實質上卻是包含著多元性的統治體制。

當近代國民國家揚棄絕對主義而成立時，其用於克服差異性和多元性的手段，是以「國家（nation）」觀念所形成的共同體性，而這個共同體性，正是絕對主義國家由於其為君王之私人統治機構所無法擁有的。

然而，當近代國民國家因於資本制生產方式，而將嚴重的階級對立這個新差異性包含於內時，為了隱蔽其對立，做為政治性公共象徵的「國家（nation）」，不得不轉化為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意識型態。因此這個將共同體制賦予近代國民國家的「nation」觀念，是個除了地區差異、身份差異……之外，還得再捨棄階級差異這個歷史實體後，才能夠成立的虛假東西。雖然是虛假的，但其所以能維持國民國家這個實體的原因，在於當涉及到其他國民國家時，從「國家nation」這個觀念可以產生愛國主義nationalism，發揮國家認同的作用；也能夠在合於民意名義下發動主權暴力，為壓抑內部之差異性和多元性的行動提供正當性根據。

國家內部的差異性雖然已被整合，但事實上還是儼然存在的。這個差異性的存在也使nation和nationalism產生解釋上的問題，而解釋權自然歸於掌握政權和經濟權的特權階級手裡。他們獨佔了對政治及經濟方面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的判斷權，也在那裡找到認同。反之，在國家差異體系中，就那些被排除於解釋權之外的政治上少數派及經濟上弱者而言，這種認同感自然不大，他們甚至還會拒絕認同，拒絕被同化於nation之內。這就是在西班牙、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內，尋求自治、獨立之民族紛爭不斷發生的原因。

全世界共有一百數十個國家。其中只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簡稱蘇聯）的國名是由普通名詞所構成的。為什麼蘇聯的國名中沒有專用名詞﹖蘇聯雖然是個多民族國家，它卻要顯示在蘇聯這個國家內並沒有特定的民族性－－沒有民族性，但有意識型態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都在表明一定的意識型態。蘇聯革命的領導人並不想依靠民族性，而是意圖以意識型態來團結這個國家；這正表示，假如意識型態不能再掌握人民的心，蘇聯這個國家存在理由就會產生危機。在蘇聯、東歐諸國所發生的正是這個問題－－人民現在不是在意識型態上，而是在民族性或歷史上，甚至是資本主義體制上尋找自我認同。那麼在蘇聯，社會主義這個理想為什麼不再吸引人民的心，甚至被拋棄了呢﹖

社會主義是否失敗了﹖

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是不是證明了社會主義理論的破產及不可行性﹖

由於十月革命以及據此所建立的蘇聯國家對現代史的影響實在太大，一般人大都把史達林型社會主義體制當做社會主義的唯一體制，並且把實行史達林體制幾個主要特徵－－如：政治、經濟的決策權集中於唯一的統治政黨（共產黨）之領導階層，尤其是核心階層，甚至是一個領袖；生產手段以公有制佔優勢；採行計劃經濟等－－的國家都稱為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所有的右派人士都說：蘇聯的社會，如同他們自己所說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該社會的崩潰證明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是我們頭一次聽到的。早在70年前，蘇聯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採用「新經濟政策」時，資本主義的政客、學者們就已談過共產主義的失敗和非現實性。

就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性社會。馬克思並沒有提出共產主義社會的明晰藍圖，但他確實說出了構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幾個最基本特徵－－共產主義是無階級社會；是國家已死滅的社會；而各民族每個個體之間是真正平等的。

要達到這些目標，不但需要很長的時間，說不定最後還是難以百分之百達成，但無可否認的，這些目標的確可作為一個指標。由此可知，對馬克思來說，為達到這些目標而努力，朝著這個方向往前邁進的社會，方可稱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說，在過渡到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為了消滅階級，消除剝削制度，以及達成按勞分配，必須以生產手段公有化為主；除此之外為著實行真正的平等，這個社會也應是為著民主主義的實現而努力不懈的社會。

蘇聯的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內戰、飢餓和混亂的那幾年之中喪了許多生命，因此布爾什維克政府為了其生存和經濟的復興，不得不起用具有反社會主義傾向的舊國家官僚。雖然如此，大致上從1922年到28年的這一段時期，正是在藝術、教育、社會科學等等各方面都出現過新社會芽苞的新社會醱酵時期；然而，為了配合快速的經濟發展，這些革命性的走向都遭到阻斷，取而代之的是極具抑壓性政治體制、以及可稱為文化反革命的政策。這不僅和馬克思所意味的社會主義不同，簡直就是明顯的對照。因此部分左派人士認為：史達林體制根本與社會主義無關，社會主義迄今尚未實現過，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失敗可言。

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極為不利的諸條件之下，而且也是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激烈干預之下成功的。新的革命政權打倒了舊統治者之後，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建立公有制，因此就這一點來說，他們是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因為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必須以生產手段的公有化和生產關係的改變為前提條件。1921年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說：我們將要從國家資本主義重新出發。這就是說，他在此之前所做的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uklad）的萌芽而已，但只要以社會主義的實現為目的，蘇聯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為了保護及發展嬰兒般之新社會所引起的激烈鬥爭中，領導者和人民之間產生了裂痕，然後更發展成為新階級的自我再生產體制。蘇聯這互相鬥爭的過程大約繼續了15年後，經由30年代史達林的整肅，將幾乎所有的舊布爾什維克痕跡都清除掉，而達到了高峰，確立了史達林體制。所以在史達林體制鞏固之前，雖然進行得不是很順利，蘇聯社會確實是往社會主義之路前進的。因此，社會主義從未實現過的說法並非事實。

這個史達林體制社會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但也不是馬克思所意味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伴隨著主要生產手段公有化和集權計劃所產生的權威主義階級社會。雖然如此，從另方面來看，現代的先進資本主義也不是自高消費社會、議會制民主主義之下產生，而是從殘酷的原始積累、有限制的選舉、監牢式工廠以及童工的酷使等等不夠人道之形態下發展出來，如今卻成長為令人尚能夠忍受的制度。所以，雖說史達林體制是偏離了馬克思理念的一種體制，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是注定失敗的。由此可見，史達林體制在蘇聯和東歐的崩潰，並不能歸因於社會主義的失敗。事實上在蘇聯歷史上為建立社會主義而貢獻的努力，早就由於新階級（nomenklatura即所謂的紅色貴族）的形成而在史達林體制確立之時就已經失敗了。

史達林體制並不是沒有成果的。沒有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中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快速工業化，蘇聯不可能具備足以抵抗1941年納粹入侵的經濟力和軍事力。將近20年的強制工業化和戰爭，蘇聯犧牲了超過二千萬的生命，也使蘇聯人民付出難於言盡的痛苦。可是這種犧牲並不是白費的，而且受到恩惠的也不限於付出血與淚的人們。最明顯的是，在邊陲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都已成為低度福祉社會，使其人民過著比其他同屬邊陲地區之非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幸福得多的生活。雖有如上的成就，史達林型社會主義體制卻歸失敗，主要應歸因於其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之新的階級制度。

蘇聯的新統治階級

史達林在1936年蘇維埃第七屆黨大會上說：「在工業上，資本家階級已不存在；在農業上，富農階級已不存在；在商業上，商人和投機業者也早已不存在。所以所有的剝削階級都已經被掃除了」。這種看法認為階級與階級關係在本質上「乃自」所有制度所產生；這是用法律定義及規定階級關係，可稱為法律的階級理論。因此只要生產手段的私有化不再復活，蘇聯的社會主義也已確立了。

可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是：各階級是存在於「現實」的生產關係之中的。除非社會的主要生產手段確實掌握在所有人民手裡，而不是在如國家資產階級等新階級的手裡，否則所有制度的改變，並不能保證新的剝削階級不再出現。

在蘇聯，「現實」的生產關係的確已達到一定的改變，但並不是徹底的變革，所以新階級出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所謂「階級」指的是：由於其在歷史所規定之社會生產體制中所佔有的位置，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以及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和其他人不同，因而他們取得社會財富的方法及其所獲取的財富大小也有別於其他人的一大集團。

布爾喬亞的階級構造乃受國家機構所執行的財產法所支持，也因而得以維持其穩定性。當然這種國家機構是為著維持體制，也為著增進受益者（構成統治階級的財產所有者）的利益所成立的。「革命」就是要顛覆這個國家，改變財產制度，因此革命可以改變現實中的生產關係，使階級組織帶來了從前所沒有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

被推翻的統治階級自然不會甘心接受個事實，因此必定會企圖組織反革命－－往往能獲得外國統治階級的援助－－以意圖復位。這種形態的階級鬥爭通常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過，在經過內戰後的蘇聯，這些舊統治階級的殘餘份子及其所能發揮對新政權的威脅性，幾乎已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取而代之的嚴重問題是來自於革命後國家機關和經濟機關（也包括文化、教育在內的各機關）中持有特權及權威地位的人們，這些人們為了保持其地位，為了使自己的地位穩固化、永久化，往往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各種方法。

構成階級的基本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在階級社會裡，所有的人都生於特定的階級地位中，這個地位決定了他們人生中的各種機會。假如生下來之後，任何人都擁有可以達到社會構造上其他任何一定地位的均等機會，我們所認識的各階級就不存在了。然而事實是：只要存在著所得、身份和權威等等的差異，人生中完全平等的機會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切情勢都有利於生在具有特權地位家庭的孩童們。這種情形不僅見於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也同樣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

所得的差距並不是唯一或者最重要的階級決定因素。在某個範圍內的所得差距和孩童們實質上平等的人生機會，並不是不可能並存的；或許更重要的是，難以定義，不是很明顯，且難於計量的更多其他因素。例如：家庭文化環境的差距；接受教育機會的不同；和具有影響力或特權地位者有某些密切關係；孩童們從父母處所吸收來的自信感和威嚴等等。這些因素在布爾喬亞社會裡也能夠發揮作用，但在布爾喬亞社會中，以上諸因素是經過與所得及財產的巨大差距互動而產生影響力，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由於已經由革命而減少了所得與財產的差距。這些因素就發揮了更大的重要性，成為特權階級的主要防衛牆，而被這個防衛牆所保護的人們必定試著強化牆的穩固程度，使之成為合理且合法的東西－－制度性裝置－－以便阻止不具此特權之人們為提升地位所做的努力。

蘇聯的新統治階級是從革命本身所創造的諸條件中發展出來的。一般來說，政黨是一個或數個階級的代表，是個先鋒隊伍。蘇聯唯一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是屬於都市普羅階級的黨派，並在革命中領導了奪取權力的過程；但是，大多數的普羅階級已在數年的內戰中遭到死亡或失散的命運，因而使階級和黨之間所確立的關係發生了解體似的變化。此後，黨的領導是透過軍隊和警察機構的掌握來執行，因而逐漸失去了明確而鞏固的階級基礎。蘇聯的新統治階級就是在此混亂和對立的年代中形成的。

在內戰之中，為了取得勝利，托洛茨基在接受「政治委員」監督的條件下起用了舊俄軍隊中的多數幹部。到了20年代的建設時期，為了經濟的重建也起用了上千出身於布爾喬亞的技術幹部。那些舊時代中包括軍事、行政、經濟的專家幹部們，和本來不是專家，卻在鬥爭中獲得鍛煉，屬於「政治委員」的這一類幹部之間，自然會有矛盾產生。史達林所依靠的就是出身於俄國典型下層知識份子，並不屬於布爾什維克創黨時期的指導幹部，而是屬於「政治委員」型的新幹部們。這些新幹部已在黨、國、軍等各方面獲得領導地位，儘管在肅清中有大批幹部犧牲，但其所留下的職位立即有人補上；這些肅清後抬起頭來的幹部成為日後新階級的主要來源。

蘇聯所謂的新統治階級，指的應該是黨、國家和軍事各機構中為數大約70萬人（包括家屬在內，則將近三百萬左右）的上層部分。

理論上，由既往歷史來看，階級之間的劃分線並不是不能跨越的；從下級到上級的上升以及從上級到下級的下降情形的確存在，而這正是緩和階級對立的好辦法。馬克思曾經說過：最強力、最有危險性的統治階級，是最懂得如何將被統治階級中最具能力及活力的成員提拔到自己階級上來的統治階級。但是，在蘇聯除了新階級形成初期之外，構成統治階級的黨、國、軍上層人物大都是從幾乎全然同質的集團中產生出來的；也就是說，在提拔幹部時，他們會將優先權給與具有同樣生活方式、想法以及價值觀的青年，而這些青年當然都出身於持有特權的環境，和他們屬於同一階級－－這是一種世襲制度，且此制度使得統治階級的脆弱性日益增加。

蘇聯新統治階級的再生產方式及其階級利益已嚴重影響到蘇聯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速度，使蘇聯因此轉變成非政治社會。非政治社會必須依賴私利的刺激，個人的關心與動機必會集中於個人地位及家庭生活水平的上升問題；而經濟生活的私人化必再促進對政治的漠不關心，結果是助長了布爾喬亞價值觀，布爾喬亞的成功基準以及布爾喬亞的行動方式，政治和其他任何職業一樣，成為一種專門職業，成為社會分工的一種。

這種社會當然也會使勞動者階級非政治化，使勞動者階級失去了組織和自我表現的所有手段，使勞動者階級轉化為國家手中的工具，因而也使他們失去了積極性，無法為自己從未參與過之決策所建的目標而努力；結果是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並使整個社會陷於危機。所以Isaac Deutcher在1953年說：「在史達林後的社會中，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上層結構之間的深刻矛盾，已達到成熟階段」。

蘇聯的社會變化和改革

在蘇聯所發生的社會變化，主要包括三方面：都市的成長、教育的普及、以及中產階產的膨脹。

就都市的成長來說，在十月革命時，人民中有十18%在800個左右的大小都市，而現在大約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是都市居民。蘇聯的都市人口成長速度在世界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的；更重要的是，由於革命後的帝國主義干涉，20年代的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都市化的時間集中在30年代和50年以後的大約50年中。要滿足因快速增加之都市居民的需要－－如房屋、學校、醫院、交通設備、商業設施……等等－－本來就不大容易，更由於以前所未見之快速發展進行的工業化吸收了生產資源，使得滿足都市居民所需各種投資受到限制，這是造成人民不滿的一大原因。

就教育而言，十月革命後，革命政府對教育的重視使人民的識字率中幅度提高，也造就了一批技術人員。舉例來說，1939年時，受過小學以上教育者在就業人口中只佔12%，到了1989年，就業人口中大約89%是高中以上學校的畢業生。

對蘇聯的變革來說，中產階層的膨脹是一個最重要的社會變化。這個階層介於勞工、農民和特權新階級之間；和其他不同制度下的社會一樣，這批中產階層並不是「均質」的－－他們在所得、影響力以及其所享受的權利等等方面有著相當大的差距。

構成中產階層的其中一部分，是包括黨、政府、企業之中間行政、管理人員在內的較高層成員。現在的社會構造保障了他們的地位和某種程度的特權與權利，也提供了上升的機會，因此，一般而言，他們的利益在於維持現存社會構造。

另一部分的構成份子，則是主要從超過二千萬的大學生中流入醫療、教育及科技等工作的成員。雖然大部份成員的地位、收入和工業勞動者沒有多大差異，但其中亦包括了相當數量具有某些特權的專家和知識份子－－例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電影以及媒體等方面高層人員。這些成員不僅獲得較高的生活水平及其地位所帶來的一些特權，也享受某種程度的獨立自主性。就知識份子的全體而言，由於他們的工作性質和其他個人理由，民主的權利對他們特別重要；加之，西歐國家中屬於同樣性質的知識份子能夠享受到的奢侈品和生活資料，往往都是他們所欠缺的，因此，協助改革的經濟學者、社會學者、政治研究者幾乎都是出於這一個階層。

以上所述之社會變化是在特別嚴厲的政治環境下形成的。蘇聯社會本質上是一種獨特的戰時經濟－－在發展戰略上，最優先的事項就是迅速的工業化，和軍事防衛機構的強化；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產生了大規模的官僚制度，也形成新的階級構造，使人民之間的對立關係繼續存在。於是，都市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中產階層的成長等社會變化，開始對堅固的官僚制度和新的階級提出挑戰－－民主主義、民主的權利、社會生產物的分配關係，以及經濟的發展戰略等爭論點，在在使社會產生緊張關係。

另外，都市居民和地方住民，主要的中樞都市和邊境都市，尤其是工業先進地區和後進地區之間的利害對立，也是最顯著的衝突點。在帝俄時代，這些後進地區事實上是俄國的國內殖民地，其社會、經濟諸條件和第三世界一樣，是處在極為低劣的水平下。社會主義革命使這些地區獲得明顯的改變－－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邊陲關係不同的是：從較先進共和國移轉到這些後進共和國的資源，使這些地區的工業化、保健、教育和文化設備等產生了飛躍性的進步；但是，較先進之共和國本身也由於整個國家的低度開發和貧困，需要更多的資源。這就是說，蘇聯的經濟成果是值得重視的，但還不是豐饒到足以克服其革命前之低度開發所產生的各種障礙。

最後，社會體制內新階級的形成與鞏固，也使經濟發展的方向產生爭論－－經濟發展究竟要以提高最窮困人民的生活水平為第一優先，亦或以滿足中產階層和上層新階級的消費需要為主﹖

蘇聯的低度開發性不能同時滿足所有的需要，且從投資到成果之間往往會有相當長時間的遲延，因此發展必有不均衡現象，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改善將必然會受到忽視；而經濟成長率的漸減，以及軍備競賽、阿富汗戰爭所引起的社會經濟危機，則更深化了社會的緊張。來自具有某些特權的高級知識份子和其他都市中產階層的壓力，為急進的政經改革紮下了基礎：戈巴契夫便是在這種環境之下選出其智囊庫的重要成員。

蘇聯的改革進行得不很順利，阻礙改革的因素在於產生危機的政治經濟過程本身－－包括抑壓性的政治體制、經濟的發展戰略，過於集權化的計劃機構、堅固的官僚制度和新的階級制度等等。

因此，對改革來說，最重要的是整個政治經濟構造的徹底解體修復－－也就是促進民主化。其實，民主化本來就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理念，也是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之社會主義藍圖的概念，尤其更是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看法－－防止國家公務員腐化和騎到人民頭上。情報、資訊的公開和改革，的確把蘇聯往民主化的方向推進。但這種進步並不能直接有利於解決經濟危機－－政治的民主化是蘇聯經濟的重建所需的，但並不是充分條件。

在這種背景下，包括戈巴契夫經濟顧問在內的蘇聯經濟學者們，大都準備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替代計劃經濟。這種對市場和市場經濟的看法，雖然不是完全錯誤的，卻是過於單純化的；因為據我們所知，即使在條件最有利的先進國家，資本主義的現實也不會和教科書上的市場經濟模式一致，而在條件不利的第三世界，現實更是幾乎完全不符合教科書上的敘述。所以，我們似乎可以從這些激烈改革派在蘇聯社會上的地位，來理解他們之所以趨向於採用這種政策的理由。他們把自己所處的位置和西歐擁有某些特權，過著富裕生活的高級知識份子作同等看待；儘管資本主義的缺點很嚴重，它卻使該社會的少數菁英享受著較高的生活水平及優越地位。那些菁英市民之中包括許多藝術家、科學者和專家，他們在該社會的地位雖比不上具有統治權的權威人士，但他們既滿足於其生活水平，也滿足於他們對社會能發揮的某種影響力。蘇聯的激烈改革派中大部分是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而包括他們在內的大多數改革派，都希望蘇聯能夠走向這樣的一條路，並且認為市場化就是走向該條路所必須的第一步驟－－在共產黨由於新統治階級的形成而已失去人民擁護，導致威信掃地的情況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就是恢復資本主義的第一步。

歷史發展的決定論和意志論

決定論者的觀點是：在某一期間內所存在的諸條件，決定了事情的發展。這當然並不是說每個人的思想和行動都是毫無轉圜餘地的被決定好了，只是說在某些條件下，思想與行動的某一組合才能發揮實踐的有效性。換句話說，個人是可以選擇的，但社會則沒有選擇的餘地。

反之，意志論者認為：具有關鍵性的個人或集團之意志、決心可以左右事實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決定論者，也不是意志論者。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創造自己本身的歷史，但人並不是依照自己的好惡來創造歷史。人不是在自己所選擇的諸條件之下創造歷史。」換句話說，在一定的時空下，可能性的「幅度」是被從前所發生的事情所決定的（決定論），但在此幅度內，個人還是可以有所選擇（意志論）。

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提出了那知名的關於歷史發展之觀點。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中，決定論和意志論各顯示其不同的重要性。

當某一種社會秩序得到確立，而其運動法則開始全面發揮作用時，權力必會掌握在瞭解該體制之必要條件，並成為該體制之代理人及受益者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或集團幾乎無法改變歷史的行程－－這是歷史的決定論發揮其真理性的階段。

但是，隨著體制的內在矛盾發展到成熟階段，革命的各項客觀條件開始出現時，情況就會有激烈的變化－－該體制的運動法則呈現部分或全部的崩潰，階級鬥爭之激烈度升高，而危機也相對地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性」得以擴大其幅度，各集團（尤其是有規律的政黨）以及偉大的領導人物開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扮演其偉大的角色。在這個階段，歷史的決定論便將位置讓給意志論。

在蘇聯的歷史上，自197年到執行強制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的20年代後期這一階段，可說是屬於「意志論」的階段。此階段中，布爾什維克黨和該黨的主要領導人，也就是列寧和史達林等人，扮演了決定歷史進行的重要角色。當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後，其所能夠做的事當然極為有限，然而所擁有的可能性幅度還是相當大的，－－例如，它可以走上後來史達林所走的那一條路，也可以走上列寧所說的「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條大道－－新經濟政策」的繼續發展。從列寧去世後黨內所發生的大規模鬥爭和討論，我們可以理解：在那一段具有關鍵性數年之內，蘇聯是可以走上不同於後來之另外一條路的；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史達林的勝利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段時期裡，由於蘇聯採取了某些選擇而拋棄了其他的選擇，於是蘇聯才成為今天的這個樣子。

蘇聯七十多年的歷史充滿了重要的教訓；其中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革命後的社會，是可以選擇適合於其歷史條件之一定行進路線的；而其所做的選擇，則無可避免地將決定了其後幾十年的各種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