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霸和平制約下的外交實務

Pax Americana的大東亞共榮圈

美國外交協會出版的《外交事務》季刊冬季號是紀念珍珠港事變50週年的專輯。壓軸的政策性大文章是美國國務卿貝克發表的《美國在亞洲－－形成中的太平洋共同體新結構》。當台灣朝野兩黨動不動就套用「兩千萬同胞的台灣命運共同體」為發言基準的敏感關鍵性時刻，我們有必要檢視美國的亞洲政策，尤其涉及台海兩岸全體中國人民禍福相倚的民族整合問題。恰巧在該刊同期中，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錢復也「被邀請」以《台北的觀點》為題發表專文暢述外交的實用主義，所謂「務實外交」是也。接著在11月17日台灣各大報均刊載了錢部長該文的標準中文譯本，等於是在年底修憲國大選舉統獨爭議中做國家認同問題的統戰文件。錢復的台北觀點恐怕是貝克華盛頓觀點的註腳與演義而已，我們可以一併討論。

貝克在以美國意識與利益為中心出發的，敘述與規範夾雜的宣告中，毫不隱瞞地反映了「美霸和平」（Pax Americana）框架的大東亞共榮圈。在追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東亞戰爭潰敗之際，在欣賞社會帝國主義蘇聯崩解之時，這無寧是令人「會心微笑」的反諷。《紐約時報》這家新殖民主義的喉舌報甚至誤用了貝克此文某些觀點揚言要「拆散中國」，不能不令我們警愓。貝克的文章發表在啟程前往漢城參加亞太經合會議之前，也為美國總統布希年底訪問東亞盟邦奠下基調：重整亞洲的國際新秩序。

美國觀點的主流與逆流

貝克結論（而非預言）道：「作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共產主義已告破產；民主和市場導向經濟成為發展主流。」但他也複述了9月份布希總統在聯大演說時指出的「反時代潮流」在亞洲地區隨處可見：種族衝突、民族主義和領土或政治爭執等等。冷戰對峙時期被地方角頭老大壓制下來的各種問題開始升溫冒泡。美國在亞太地區可欲的區域結構有賴建立三大支柱：一、能支持全球開放貿易制度的經濟整合架構；二、美制民主的價值觀；三、重新界定亞太地區的防禦結構。

冷戰時期針對亞洲大陸共產國家而架築軍事安全體系仍然存在（除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由《與台灣關係法》接手之外），但中國已替代蘇聯成為美國的頭號意識型態敵人。因此，為了「避免對美國以及其盟友懷有敵意的單一霸權或聯盟的興起」，美國對平壤－北京－胡志明市這個「儒家式列寧主義」（貝克語）軸心的不安與防範溢於言表。貝克希望透過經濟改革帶動政治改革，由量變而質變，讓這社會主義堡壘長城能和平演變，所謂政治多元化和市場經濟社會為目標。貝克一面詛咒中共是個「與時代脫節的政權」，一面露骨地要對中國「推動我們的計劃，盡可能加以改善，以創造出主導未來變局環境。」

總之，美國在亞洲所尋求的，包括從形而上的意識型態支配到具體而微的經濟利益與政治霸權。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因為美國自認也是亞太國家的龍頭，美國正企圖把國內惡化的經濟衰退，從亞洲新秩序的搓牌過程中恢復振興。貝克說：「我此刻所談計劃與方略都含有對建立這種社區感的承諾。」美國要的太平洋社區「共存共榮、價值觀一致」其實是美國價值的霸權支配。

台北的外交掙扎與國際新秩序

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到1979年與美斷交，中華民國的外交可謂雪上加霜，每下愈況。國民政府也從描述外交的名詞語義中掙扎圖存：「實質外交」、「彈性外交」、「民間外交」、「政黨外交」、「務實外交」、「凱子外交」……等等。隨著華沙公約陣營的瓦解，蘇聯各共和國的獨立等國際大氣候，國際台獨運動者開始對美國又有所期待，希望海灣戰爭的勝利霸主能讓台北有鹹魚翻身的機會。行政院新聞局在7月8日《紐約時報》刊了一則題為“Pragmatic”（務實的）廣告，宣佈中華民國「已願意接受其它國家暫時性的雙重承認（雖然北京迄未接受此原則）」，新聞局國際處處長倪公照說，「雙重承認」字眼是依據李登輝在1989年3月訪問新加坡返台記者會上的看法。總統府發言人焦仁和說李登輝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推展務實外交，絕對沒有改變立場。新聞局長邵玉銘更表示，這則廣告是「事實陳述，而不是政策宣佈。」

另外，7月16日賓州大學「兩岸民主化與統一前景」的座談會上，美國前駐北京大使李潔明批判中共的主權觀是過時的，美國在台協會會長白樂崎則指出台灣已發展出分離的國家認同（或譯「身份」）。美國國會議員索拉茲則根據《舊金山和約》主張台灣居民有權自決獨立建國。7月23日李潔明應李登輝邀請來台訪問。8月13日布希向國會報告要按照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理想建立國際新體系。8月22日，台北的《中國時報》舉辦「中華民國與國際新秩序」研討會中李潔明又大談「中國之武力使用」鼓勵台灣方面不必擔心北京會對台海動武，可自行走自己道路。9月7日台裔美國人蔡同榮所主持的「公民投票促進會」利用紀念《舊金山和約》40週年大搞台獨與進入聯合國運動，10月13日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10月25日高雄又有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的大遊行。10月28日布希說「西藏是被佔領的國土」，11月份貝克說中共是「過時的政權」等等。在12月5日哈佛大學「台灣結討論會」上李潔明更重新提起帝國主義美國的巨棒外交……接著就是修憲國代大選的台灣共和國聯線運動了。

台北的觀點：今天不要一個中國

無論台獨論者或獨台論者均試圖在國際新秩序的夾縫中找出生存空間，抗拒中國的民族統一壓力。由於立法院上個會期也通過要求政府加入聯合國的決議。台灣內部也出現「只要能參加國際組織，不必計較名稱」的「務實論調」。因此國民黨內部法理名實之觀點也熱鬧紛歧起來。折衷論、實體論、建國論均有人主張，其中以集思會會長黃主文在11月18日所發表的《務實尋求國家新定位－－兼顧國際人格完整性與民族淵源之延續性》最為清晰，所謂「持分理論」，為了統一而暫時分裂，基本上仍採取德國模式，一族兩國，和平而自願地達成國家統一。這是法律上兩個主權政府走向自決統一的道路。此乃「先分裂祖國再尋求統一」的模式，只要北京不答應，完全無效。

錢復在《台北的觀點》中體會到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的和解氣氛，也從台灣的經濟實力中獲得自信與購買外交的能力，對於台北的國際空間，國民政府倒是被逼得挺有彈性：1984年洛杉磯奧運使用「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固有說詞是非官方機構，1986年馬尼拉亞洲開發銀行（ADB）「中國台北Taipei, China」則在抗議下參加，但1988年北京亞銀年會則派中央銀行總裁郭婉容參加而未抗議。1989年6月3日李登輝主張面對無法在大陸行使治權現況，突破外交政策，因時因地制宜。1991年亞太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APEC）台北的經濟部長與中國的外交部長同時出席，當然即將歸還中國的英屬殖民地香港也派人參加了。請注意：ADB與APEC均為官方組織，但成員並非一定是「國家級」單位。在尋求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組織的名稱上，中華民國甚致願意使用「台澎金馬」（TPKM）此一不倫不類名義，其務實之徹底，真是可歌可泣，可她就不願意思考與北京談判共組一代表團之可行性，真是中華民族之悲哀。

北京的反制

在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在國際組織中凡是代表主權國家席位的狀況，台北大概是插不進去的。有關「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承認或重申，據錢復說，光1991年就有20個國家。錢復抱怨北京把台灣內部廣泛支持的務實外交誣指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凡是主權政府涉外的正式關係，北京總要干預的。這方面世界新秩序的教父「超強兩次方」（Superpower Square）美國能否興風作浪，我們不必重視，倒是海峽兩岸愛好和平的中國同胞如何互處，以中國人的方式進行民族整合，較應讓我們費心。胡秋原先生說蘇聯是以馬克思主義包裝帝國主義，所以蘇聯解體於興起中的民族主義與反史達林主義的人民民主主義。中共是以馬克思主義包裝民族主義，在抗戰救國過程中崛起，中國以漢族佔九成人口的民族組合，不致於引起蘇聯帝國一般的瓦解。民族主義是最強的意識型態，也是布希總統推行世界新秩序的「反時代潮流」。中國以第三世界弱小民族代言人立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美國若不能接受，則東亞新秩序只是美式東亞共榮圈的翻版而已。

蘇聯的瓦解，傳統上中國北方的威脅已除，所以「社會主義老大哥」之瓦解，對中國也不無好處；日本與美國的經濟摩擦預警未來之政治緊張，日本對美國二次大戰的原子彈仇恨深入民間，日美終於必須攤牌的，只是時間而已，中國同越南的關係已經正常化，中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睦鄰關係逐漸加強，甚至中印之間透過總理互訪已建立潛在的反霸共同語言，所謂國際新秩序，不能脅迫任何國家讓渡絲毫主權，也不能完全聽從美國主義的價值來規範，美國二次大戰後在亞洲的敗挫，不能因亞太新秩序而絕地大反攻。布希不用問貝克「我們怎樣失去遠東﹖」而是要重新閱讀魏摩蘭將軍的《越戰日記》。

台海僵局的解開

自《上海公報》以降的美國官方立場到《八一七公報》為止並沒變化，89年六四事件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制裁使得海峽東岸的分離主義與割據主義有匯流的趨勢，美國內部的確有人嘗試動搖三個公報的台灣立場，因此舊金山和會的40年紀念活動才在台灣有諸多雜音出現。海峽東岸的社會要持續民主化，國會要改造、憲法要修訂、台灣人民也會持續發展對外關係。錢復指責中共迄今仍認為台灣是中國大陸的海隅一省，目前仍暫在昔日手下敗將的統治之下，如果中共不體察中華民國這個政經實體的變化，台北絕不可能同意與北京在不對等的地位上進行談判。錢復也承認海峽兩岸行使兩種不同制度的現實（按：此正是「兩制」的基處！），但認為兩岸不應以人為手段去嘗試加快歷史的巨輪，而亟應各自促進內部的改革，俾減少雙方政治經濟的差距。

錢復引用民意調查說台灣強烈主張統一的約佔10%，主張台獨的約在5-12％，其它則是傾向執政黨的長期立場。（按：主張統一的民意調查只有10%，這個數據是第一次由錢部長公佈的，歷來民意調查主張統一者至少達65-75％之間，國民黨的公開主張是反台獨，而受到台灣民意認同。）即「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及分階段達成統一的目標。台灣一般群眾不一定能瞭解「務實外交」的外交語言，但錢部長也不應忽視台灣人民熱烈希望直接雙向三通的具體要求。國民政府只有不加任何人為障礙，讓兩岸同胞透過經濟文化手段和平地進行民族整合，才能對「一個中國」立場有所交待。

擺在海峽兩岸同胞面前的主權問題，其實是對外代表權的問題，王曉波教授建議援用南北韓談判的停止外交競爭進而合組外交代表團即「兩岸共一席」的模式解決。如當年聯合國創會時，中國代表團即有各黨派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共），但此問題現在是發生在台北，台北不願意與中共合組一團以免被矮化或地方化或國內化。根據台灣方面的主張要求均希望有獨立的國際外交空間，要做為獨立國家獨立政府，這與「一個中國」的原則是違背的。〔註〕

在內政方面，按「持分理論」，海峽兩岸的同胞均為中國的主權者，只是在實踐主權的單一性、絕對性、排他性有問題。但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台灣地區治權自理，等於是北京方面的讓步。至於兩岸對等談判，若要避開中央與地方定位之尷尬，採取黨對黨談判最方便。就算一國之內，前後朝代政府談判當然是地位對等的，否則以一國內戰交戰團體的談判也可對等，例如民國史上南方政府與北洋政府之談判亦可。要不然再退一步說，抗戰時期中共在陝甘邊區政府與重慶的中央政府還不是可以談﹖除非國民政府在台灣這些當權派不想統一祖國，企圖援用國際新形勢使台海分裂長期化、固定化、法律化、國際化，我看不出錢復在《台北的觀點》中有何新義﹖1950年代葉公超構想被蔣介石否決的，現在錢復想在國際新秩序下復辟也難，因為美國要在亞太地區汲取的政經利益在在需要北京配合，這恐怕也是台灣前途宿命性的結局吧﹖這也就是中國統一的歷史必然性了。

〔註〕如今南北韓已經雙雙取得國際交叉承認進入聯合國，此因當年韓戰是國際因素造成民族分斷，如今國際上欲將朝鮮半島做為軍事緩衝區。台海狀況則不同，乃國共內戰造成「前後朝代」尚未統一狀況，須由內戰雙方依「交戰團體」談判解決。中華民國史上有許多自立門戶的軍閥割據形成獨立王國，但從未有對外宣佈「主權獨立不屬中國」的漢奸行為，因為廣大的中國人民勢必唾棄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