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紀行

聯合國與蘇聯合作的有關經濟轉型的學術討論會

今（1991）年年初，聯合國的技術合作發展部即與蘇聯政府磋商籌劃在莫斯科舉行一個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改革走上市場經濟型式的學術討論會。因為這是一個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過程極為關切的問題。不僅對他們經濟的發展有直接關係，而且對世界地緣政治及國際形勢的變化也有密切聯繫。受邀請的多半是社會主義國家從事經濟改革的負責官員，或是經濟學家，另外也邀請了數位西方對經濟改革比較有研究的學者參加。聯合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這樣的討論，總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改革中所累積的正反經驗，可以提供各個政府及國際機構在進一步提供經濟合作及技術援助時的決策參考。蘇聯當局也特別重視這個研討會。由蘇聯的科學院出面與聯合國進行洽商具體的籌備工作。筆者因工作機構職責所在，也參與了籌備及策劃的工作。

今年夏天，一切均告準備就緒，定於9月23日起於莫斯科舉行此會，計劃討論五天，另外有考察參觀節目二天。於8月19日，筆者因公務正在中國上海，不料蘇聯政變消息傳來，筆者接到紐約總部電話，談到這個研討會可能要流產了。心中頗覺惋惜。分別與幾個美國及中國的受邀學者聯繫，大家都覺得此會意義重大，不應就此作罷，放棄半年辛苦籌備工作。筆者於21日長途電話與蘇聯專家聯繫，徵詢他們的意見，結果頗出人意料之外，在莫斯科的蘇聯經濟學家們竟一致表示，不論政局如何變化，蘇聯科學院堅持照「既定方針辦事」，按原議於原定時間，原定地點，召開此會。他們呼籲聯合國排除困難，積極支持此會召開。當時我心裡有預感，這場政變可能壽命不長，到了23日，我將要離開上海時，從賓館的閉路電視上就看到了CNN的新聞報導，知道蘇聯政變失敗，戈巴契夫復行視事。我對那幾位尚未謀面的蘇聯經濟學家不由得心中產生欽佩之情，他們對他們國家的前途確實表示了堅定不移的信心。

飛赴莫斯科

自我參加了國際機構的工作，雖然有許多次旅行，前往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考察咨詢，可是卻從未去過蘇聯，我也交了好幾位蘇聯經濟學家的朋友，在工作中從他們口中，從報章雜誌上也瞭解一些蘇聯的情況，可是到底蘇聯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在我心中總是模糊不清。最近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們特別注意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自從80年代起，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如火如荼，引起全世界的注視。而近幾年蘇聯及東歐的變化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冷戰對峙局勢。從世界形勢消長的角度看，從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及模式來看，如何比較評論蘇聯與中國的改革既是一個學術上具有挑戰性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極具現實意義的一個戰略戰策，孰是孰非，對整個人類前途都具有深刻影響的問題。這次在莫斯科召開的研討會恰恰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和蘇聯及東歐的學者們面對面地相互討教。

從美國的報章雜誌上及我平常與美國學者接觸中，他們大都認為蘇聯與中國大陸雖然同屬社會主義，在過去相當時間內，相互以繼承馬列主義為榮，堅持許多十分類似的計劃經濟及中央集權的各種政治經濟措施，然而外國學者多半覺得蘇聯的社會比較嚴肅緊張，頗有壓力感。而中國大陸的生活則相對而言，較為自然舒鬆，很有人情味。這是社會制度使然，或是民族性格文化所致﹖我也很想一探究竟。

9月21日我從紐約搭乘泛美，經東京直航莫斯科，機上乘客坐得滿滿的，事先我的秘書就告訴我訂位很不容易，我發現日本和美國的商人佔了絕大多數。在機上隨便聊聊，竟然發現好幾位都是興沖沖要到蘇聯去開闢市場，設立公司。他們大言不慚，儼然認為蘇聯廣大市場，不日即是囊中之物。他們那樣意氣風發的態度，一則使我體會到資本主義那種以利潤為唯一追求目的下所調動的強大擴張性，一則又使我不自覺地有點厭惡之情；我想人家國家正面臨各種困難，你們這幫傢伙就想乘虛大撈一筆。按中國大陸的辭，就是想搞「和平演變」，實在有點混賬！不過，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必是所謂「經濟規律」的必然性也！

滿懷興奮期待之情，飛機終於於9月22日中午時光抵達莫斯科郊區的機場。甫下飛機即感氣氛與紐約熙熙攘攘的甘迺迪機場迥然不同，偌大一個機場，只有兩班飛機降地。旅客不多，在大廳中尤其顯得疏疏落落，配上幾張陳舊腿色的廣告，介紹蘇聯的伏特加酒，及麥當勞漢堡肉，還有幾間燈光很昏暗的免稅商品店，剛剛清掃噴射過清潔劑的暗紅色地毯，整個給人一種很沉悶很蕭索的感覺。沒想到，一個像莫斯科這樣世界性的大都市，蘇聯的首都，竟然是有這麼一個陳舊落後，生氣毫無的機場大廳！

正在猶疑之間，穿制服的邊防人員及海關人員三三兩兩地出現了。手續倒簡單，態度也客氣，可是動作節奏好像慢了一拍。我們這一班旅客，化了將近一小時時間等待領取行李，行李運送帶也是停停送送，等得叫人心焦。好幾個老美就開始抱怨發牢騷了，日本人則似乎比較有耐心，乖乖地等著，是不是東西方人耐性也是不一樣﹖

特別感到欣慰驚訝的是，這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對我十分客氣友善。當他們發現我是中國人時，示意我走到另一個沒人排隊檢查亭，向那位檢查員說“Chinese, no visa reviwed!”於是行李也不檢查，任何手續也沒辦，在我聯合國護照上蓋了個章，前後不到二分鐘，我就如此正式完成了進入蘇聯國境的所有法定手續！隨後幾天內，在研討會上討論問題也好，在外面逛街也好，在參觀工廠也好，我幾乎總是感到蘇聯人民對中國人的特殊友好態度。這點使得我這次蘇聯之行特別愉快，又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不過，說到這裡，我內心也得承認這確確實實是沾了我們祖國大陸之光！

莫斯科的機場確是有點令人失望，設備比較陳舊，光線較為黯淡，而候機大廳的門口的道路也十分狹窄，僅僅幾輛大小車子就阻塞了交通。我們這班飛機除了我以外，尚有二位從美國飛來的參加會議的學者，總共三人卻發現等著接我們進城的是一輛可容四十人的大巴士。來接我們是蘇聯科學院的一位瘦削的中年女士，她說著不十分流利的英語向我們解釋：申請一輛大車比申請要二輛小車在手續上比較方便，而且是需要一位司機即可，用不著費心再找第二位司機。言之有理，很合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辦事方式！

中央委員的招待所

此次蘇聯學院接待與會的學者專家十分隆重，他們預定了原來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招待所作為專家們的旅館。此幢大樓位於莫斯科中心區，可以步行至紅場，在陽台上可以眺望不遠的克里姆林宮，又鄰接高爾基公園及莫斯科河畔大道。設備按蘇聯標準而言，可說是頗為高級了，可是與其他西方國家的現代旅館相比，當然是舊了一點，然而宏敞的大廳，堂皇的佈置，高闊的樓梯，莊嚴的雕飾，在在都顯示了一種威嚴的氣氛。用美國來的一位女學者的口吻說：這真是具有俄羅斯風格。

說來有趣，在上個月時，這個招待所尚是外人免進，絕不開放的神秘所在，但是政變失敗之後，葉爾欽發佈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包括處理了這幢中央委員會的招待所，俄羅斯政府從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手中接管了這幢招待所，下令改為高級賓館，應對外開放營業，逐步自負盈虧，不再由國家負責開銷，也免除了用來免費招待中央委員們的特殊待遇。因此僅僅一個多月，這家高級招待所就從中央委員們特權享受的場所變為一家對外開放，專收硬幣外匯的賓館了。

然而正如經濟改革在整個社會的進展過程一樣，行政命令及經濟措施才只是一個開始。人們腦中的思想觀念還得有一個過程來逐步適應，這個新的體制，從而反映出了按經濟規律辦事的行為模式。這個招待所雖然在形式上已經變為了商業性的旅館，可是裡面的工作人員卻依然相當程度地保持了他們原來的辦事方式。

我們一行三人進了大廳，司機幫忙把行李卸下之後，卻未見站在門口的服務人員前來幫忙提取行李。他們只是好奇友善地微笑看看。要到我們的接待人員找到經理，經理打電話給大廳的辦事人員，辦事人員前來招呼下令，過了約莫一刻鐘時間，我們才看到兩位穿制服的年輕服務員姍姍而來，提取行李，帶領走上電梯。體制改革之不易，於此可見一斑。

雖然我們聯合國替與會專家所代付的旅館費用完全一樣，但是抑或是蘇聯科學院的安排或是賓館經理的示意，我們各個專家的房間規格則依其職務及等級有著差別。有系主任頭銜，有我們聯合國局長或主任頭銜的與會專家則住著套間或是大間客房，其他人則分別安排一般單人房或雙人房。這又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另一顯示。

同樣令我詫異的是，當我們安頓好行李，進入餐廳用餐時，又發現了另一個社會主義營業特殊方式。在餐廳進門口有個小小的木箱，上有俄文及英文告示，「請自動徵納餐費25盧布」，按官價的兌換率約合美金15元左右。我正在猶疑不決，不知是否先到櫃檯兌換盧布或是自動投擲15元美金。此時，餐廳經理前來，彬彬有禮，指著我胸前掛的參加科學院學術會議的名牌，表示可以不必付費。後來得知，科學院已經事先有了安排，先已預付了我們與會人員的餐費。

坐定之後，拿起點菜單，金壁輝煌的印刷圖案，細緻優美的花紋，設計像是一張結婚證書。可是一看卻全是俄文，也沒有價格，又叫人發楞，不知如何是好，於是那位極通人情，禮貌周到的餐廳經理又赫然出現在我眼前，好像他早已料到我有困難。他又用不十分流利的英語，一面微笑一面解釋；不用擔心點菜，因為他們目前供應所有的客人都是一份同樣的餐點，同時也不必擔心價格，因為每一個人每一份餐點都是同樣的25盧布，至於飲料嗎﹖隨便喝好了。看，不就都放餐廳中間的大桌上嗎﹖言畢，鞠躬而退。我一看，果然似乎每個人都吃同樣的東西，而中間的大桌上，確實整齊排列著果汁、礦泉水，而且好像還有幾瓶伏特加酒呢。我很想問問，既然如此，又何以給我這樣如此精美漂亮的點菜單呢﹖可是這位經理站在遠遠的一角，點頭微笑著，我就不好意思再詰問了。

用餐之時，我特別注意，看看是不是每一個進入餐廳的客人都是自動地繳納餐費。至少那天我注意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不自動停下來投擲錢幣的人，這個榮譽的付款方式看來還可以繼續實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這家旅館作為中央委員會招待所而保留下的社會主義光榮傳統或是經理人員省得收款的麻煩而設置的付賬方式﹖不過這種僅供應一種餐點，價格一律，不讓客人有所選擇經營方式倒有濃厚的計劃經濟特性呢！我想這是不是假定在社會主義中的人比較誠實，這樣的假定成立嗎﹖這樣的付款方式即便在紐約亞斯多爾那樣高級的旅館可能也無法實施吧。我們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機構在往年有同事舉辦聖誕節餐會及舞會時，搞過自動付費的入場方式。我的美國同事還曾經向我抱怨過，某某國家的大使及大使夫人也居然未曾自動繳錢而混水模魚進入場中白吃白玩一番呢！

參觀卡車工廠

開會期中，蘇聯科學院安排與會專家參觀一家在莫斯科近郊的卡車製造工廠，該廠年產卡車一百萬輛，產值約值50億盧布，同時另外轄下有17個分廠，分佈於烏克蘭、哈薩克，及俄羅斯境內。

自從戈巴契夫實行改革政策以來，這類大型公營企業都面臨走向所謂「股份化」的過程。又有人稱之為「私有化」。

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嚴格看來「股份化」與「私有化」是有不同含義的。與會專家中有美國教授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國家中公營企業的「私有化」問題，他認為企業的產權改革是保證效率，提高生產力的首要措施，而且根據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規律而言，唯有產權私有化之後，所有者才會真心實意注意效率，而且唯有私有化之後，市場中的優勝劣敗的淘汰過程才起作用。否則在「公有」的產權保護下，就是大家拖拖拉拉吃「大鍋飯」了。這位教授多次到社會主義國家考察咨詢，也去過中國大陸數次，談起公有制下企業的浪費鬆散，效率低落，如數家珍，很難將之駁斥。

然而來自中國的經濟專家則強調企業的產權可以通過「股份化」依然保證社會所有的基本產權特性，同時也可以避免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防止壟斷，保障社會上大部份人的權益。中國的經濟專家同時也認為通過政府的導引，管理與監督，股份化之後的大型企業既可以保證效益，又能保障工人權益，也能防止資本壟斷。

然則無論是「私有化」也好，「股份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過程中，如何進行，政府如何管理，生產如何調度，利益如何分配，凡此種種問題都尚須反覆驗證研究。目前尚難一致同意有某一種模式既可以有經濟效益，又可以有社會保障。這個問題仍待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實踐中探索。

目前，這個工廠面臨難關。蘇聯政府已經停止保證按國定價格收購其產品，工廠必須自己冒著風險去爭取市場，去佈置生產。一位副廠長向我們介紹；他們採取了系列措施，包括生產較有銷路的家用電器用品，冰箱、冷氣機、微波爐、果汁機。同時也引進一些新技術以提高效益。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主動和外國公司聯繫出口外銷產品，作市場調查。另外他們在內部也逐步嘗試責任經營的生產管理方式，賞罰逐步嚴明起來。重新採用了新的會計制度，確定成本及收益。工人也分別成立各個小組發展工藝，提高勞動效率。逐步地把整個工廠轉向一個確確實實面對市場，重視效益，自負盈虧的生產機構。

當然，在這一系列的轉化過程之中，困難重重，常常事與願違，許多非經濟因素干預著生產的進步。有來自政治的干擾，有來自工人的猜疑，有來自對市場的瞭解錯誤，更有來自對前途感到茫然的混亂心態。我們問這位50歲左右的副廠長，他自己的信心如何﹖他說他從大學畢業分配到這個工廠工作，已經將近30年，他是一個稱職的工程師，他也是一個忠貞的共產黨員。他覺得這個工廠是否就會如此找出一條路，他不敢講。但是蘇聯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勤奮地工作，在努力的嘗試，而蘇聯作為一個國家，肯定會找出一條最好的道路，他是很有信心的。他說他的工廠只是蘇聯人民全國上下在探索過程的千千萬萬的部份之一。若是成功了，大家就會學習這個模式，若是失敗了，大家就會總結經驗。最後，他笑著說，我不是說大話，50年，一百年後，世界上總會承認蘇聯是個偉大的國家。蘇聯在70年前，為人類走向社會主義作了第一步探索。現在蘇聯為了尋求最合理的政治制度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又在努力。這位副廠長給我們一個非常有信心非常自豪的印象。

這個工廠目前正在走向「股份化」。他們介紹其股份化的方案是30%股份由聯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分別承購，30%賣給外資，剩下的40%則將保留分配給全廠員工。如此大約是將國有的產權作如此比例的分配。至於如此做是否可以避免壟斷﹖是否可以擺脫「大鍋飯」的弊病﹖是否可以保障工人權益﹖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顯然與西方報章一味渲染是「私有化」及完全倣傚所謂「資本主義模式」迥然不同！甚至聽說工人尚且成立了監督工廠管理階層的委員會來保障員工的權益與工廠的前景，政府中有關部門也在辯論到底給予外資股份的比率及權限如何才算恰當。

這個改革過程另外又牽涉了法律規章制度必須重新釐定，規定政府、外資、員工三者之間的權益關係。相應的管理方式，運作程序都是在討論之列。這個過程顯然必不是三天兩日之事，也不是可以在馬列經典中找到答案，也不可能在美國大學的經濟教科書上得到配方。這裡有個長期實踐的過程。這條路是不是能走得穩當又得看大環境是否安定和諧。要改革必然要改變現狀，而改變現狀勢必帶來不安定，可是改革的進行又必須依靠安定的環境。這個矛盾辯證的過程要怎麼去走﹖對社會對個人這都是個嚴竣的考驗！

訪問莫斯科大學

9月26日上午我們訪問了世界聞名的莫斯科大學。原來只是想作一般性的參觀訪問，看看這所蘇聯最有名的高級學府。卻不料從這次訪問中倒意外地瞭解到蘇聯人於8月的那場突發的「政變」中各種出色的表現。

接待我們的是一位約50歲左右的副校長，英語流利，儀表挺拔。參觀者中除了我之外，尚有二位來自北京的中國專家。這位副校長除了對莫斯科大學作一般介紹之外，還特別帶我們參觀掛在他們莫斯科大學最高學術委員會議事廳中間張掛的一幅錦緞繡繪的大學校景圖，圖上赫然有中文字樣，原來這是50年代初期中國贈送給莫斯科大學的禮物。

這位副校長語重心長地述說，這將近40年的時間，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幾經曲折起伏，然則即是在最低潮的時候，他們始終未將此圖取下。因為他們自始至終都是十分珍視中蘇之間的特殊友誼。

我聽了以後頗有異樣的親切感。畢竟，早年兩國人民在向社會主義探索的共同志願上建立的友誼是不平常的。如今，社會主義向何去﹖是一個不僅僅是關係到中國、蘇聯、東歐等等社會主義的大問題，也是一個影響到今後整個世界發展前景的歷史關鍵因素，面臨蘇聯今天各種政治與經濟難題，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真如西方報章所言；蘇聯的社會主義從此就如此這般地冰消水解了嗎﹖

這位莫斯科大學的學者卻不如此看。他說，在8月政變乍起之時，全校師生也是不知所措，頗為惶恐。是時，竟有一小撮師生員工組織了一個緊急管理委員會。響應政變，企圖奪取學校行政領導權，宣稱恢復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勢欲廢除近年來一系列促進學術自由的改革措施，又想將莫斯科大學拖回早期那種學術控制嚴格的集中管理方式，斷絕與外國的自由學術交流活動，強化所謂一元化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等等。同時，也另有一批教授與學生也組織了一個團體主張截然相反的政策，呼籲全盤傚法西方教育，引進歐美的制度規章，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意識型態，要求放棄馬列主義，一時間，校園內劍拔弩張，形勢十分緊迫。

然而，這種「極左」的情緒，或是那種「極右」的主張，畢竟只是少數人的喧嚷。更大多數的師生員工卻關心如何務實地在現有條件下堅持改革開放。他們既反對倒退復古到史大林主義那套高度集中的控制學術的教育方針，也否定一廂情願的那種脫離現實的全盤西化。他們瞭解到蘇聯已走到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社會主義必須自我改造，自我發展，尋求探索一條適合其國情的道路，可是他們也逐步地認識到全盤抄襲西方的不現實性。於是乎，很自然地，許多教授，學生職工，自發地團結在一起堅決果斷地對來自「左」及「右」的政治野心作出反搫。他們組織了一個校務委員會，保護學校財產；穩定學校行政。堅持保持現況，逐步地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探求一條最有利於學校生存發展的道路。他們堅持教學研究的活動，維持學校安全秩序，使學校的一切活動盡可能地一如往常繼續下去。同時他們開源節流，從財政上逐步恢復學校的經濟活力。一方面與政府談判要求繼續合理的財政支持，一方面從研究咨詢方面開闢其他財源，最重要的是，由於這批教授與學生的共同努力，學校一切事務得以恢復正常，秩序不會紊亂。在這樣的局面下，他們並未向政變者曲膝，也未讓極右份子乘虛而入。在我們參觀的時候，這位副校長很自豪地告訴我們，現在莫斯科大學一切已經恢復了穩定正常，當然，長期的問題；諸如今後沒有了大量政府的補貼，財務如何解決﹖大學當局如何在沒有黨組織監督，又沒有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應如何建立一個自治的學術行政管理法人，也是煞費周章。其他，如何加強社會科學的發展與研究﹖如何與國外學術團體交流﹖如何真正負起一個高級的獨立學術團體對社會所應有的責任﹖凡此種種皆是亟需探索研究的問題。

可是，面對這些問題，面對將來，他們還是頗有信心。由於這次在校園中因政變而引起的奪權風波證明了絕大多數的員工與師生是理智的是成熟的。他們很清楚地知道是非所在，也很瞭解學校的前途所在，既不是「左」的教條主義復辟，也不是「右」的全盤西化。他們必須繼續改革，堅持開放，然而他們必然走自己的道路，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談到這裡，這位副校長又表示了他個人對中國的欽佩。他認為中國的改革步伐比較穩妥，中國開放的方向也較為恰當。他說，中國人的政治智慧蘊含了東方文化的精髓，很值得蘇聯學習。可是話又說回來，蘇聯所發生的一切也值得中國仔細研究，如何取其長而去其短，這是可以相互切磋的！

我們參觀了莫斯科大學的學術演講大廳，這幢大廳，氣勢雄渾，講台上依然紅旗招展，列寧畫像奕奕有神。據說此廳興建於史大林當政時期，除了史本人之外，此後蘇聯的領袖都先後在此發表重要演講。而外國元首，學術權威，藝術大師在此與莫斯科大學學生會面演講者不知凡幾。他隨便舉了幾個例子，早如甘地、邱吉爾、羅素、胡志明，近如尼克森，都在此登過講壇。歷史風雲，世事滄桑，都在莫斯科大學學術大廳上留下足跡。

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我不禁問道：列寧的像會永遠掛在這學術大廳嗎﹖

副校長笑答十分自然，他個人希望：列寧的精神及主張可以永留在莫斯科大學的歷史上。但是，這將不由他個人作主，也不由學校的共產黨組織作主。而是將由全校師生員工共同作主。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後者。只要是真正的民主決策貫徹在校園中，他有信心，列寧的像是會掛下去的，畢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校園中學生三三兩兩，談笑自如，散發著青春的朝氣，秋天的下午，草地如茵，而楓葉似火。大學校區建築莊嚴古樸，給人一種勃勃生氣又具有濃厚的歷史使命感。我不由得十分相信莫斯科大學的前途十分開朗，經過這短暫的曲折之後，一個代表著蘇聯學術文化的高等學府一定會再燦然重現的！

蘇聯改革與中國模式

我們在研討會交換了大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及所採取的政策的各種看法及評價。許多經濟問題，不及在此詳述。我只列出下列幾個各位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較為重要而亟需執政當局注意的問題：

第一，專家們認為西方有些學者過份強調了所謂削減政府功能的說法。一般西方經濟學者由於認為市場經濟的運轉主要是依賴於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市場的供需原則下自由交互交換信息，交互影響，交互行動，因之決定價格，因之滿足供需，因之資源得以有效利用，因之經濟得以運轉成功。因此他們認為原來以中央集權，政府干預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的功能應大大削減，如此乃能讓市場充份發揮功能。

事實上，他們忽略了市場建立所必須的一切基本設施，更忘記了市場的運轉有賴以合理規則的制定與施行，在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唯有政府才能擔任監督與管理市場的職責，政府必須首先設計、創造，然後制定、監督市場的形成與運轉。政府由原來的直接生產管理者轉換為另一個更繁複更重大的角色，來促進市場的形成，來監督市場的公平，來保障市場的運轉。因此政府功能不是削弱而是加強，只是其角色與任務有所不同。不恰當地削弱政府的威信及職權，不僅不能促進改革而且更可能導致失控與紊亂，在經濟改革上如此，在政治決策上亦是如此。

關於這方面，許多專家認為在改革過程中有個破舊立新的過程，而在蘇聯與東歐國家中，破得太快，立得太慢，乃有經濟失調，政治失控的現象產生。他們認為在這方面中國政府步伐較穩當。中國政府較不輕舉妄動。在這樣的一個大調整大改換的過程中，勢必有矛盾產生，有衝突爆發。如何既能堅持改革，又能保持穩定，則是決策者的第一難題了。在這方面，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中國是較能把握分寸的。

第二，改革過程中，經濟與政治改革孰先孰後問題，也是爭執不休，難下定論的。很明顯的，兩者息息相關，相互制約。少有可改其一而不動其二的。然而執行起來總有個輕重緩急的先後順序問題。每個國家國情不同，亦不能一概而論，中國首先從經濟著手，在一系列的措施之後，很有效地提高了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他們首先嘗到了改革的甜果。然後再逐步地考慮到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專家們認為這個策略基本上合乎了中國的國情。當佔了80%人口的農民在改革中享受了利益，改善了切身的生活水平，基本上中國的社會在改革過程中就相對地穩定了不少。

然則蘇聯與東歐則首先從政治方面突破，乃有失控之勢，何以如此﹖各家說法不一，應當另有專文討論。但是專家們都認識到改革者必須預見到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相作用的重要性，預謀其策，逐步施行，否則失諸片面，導致失控，悔之不及。是不是其他國家都可以傚法中國模式，專家們有不同意見，但是大多數認為像是越南、北朝鮮等農民佔大多數人口的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慎重考慮是否可以學習中國的經驗。

第三，社會保障的問題也是專家們一致認為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不可忽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過份強調保障工人階級的權益，逐步發展成所謂「鐵飯碗」問題，使各行各業的職工失去了所謂的「激勵」因素。效率低下，績效不張，成本浪費，因循苟且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公有企業的通病。因此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勢必有賞罰的規定，勢必有淘汰的計劃，勢必有相當人不能再享有那種低效率的「鐵飯碗」保障。然而一個社會能如此忽略相當人的生活保障嗎﹖這不僅是個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念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是否能保持穩定而改革是否能夠堅持繼續的現實問題。

可是在改革過程中，國家財政能力有限，企業改造，各種建設都感財源不足。政府如何籌措經費注入社會安全保障﹖如果缺乏社會保障，改革勢必遭遇強大阻力，甚至產生政治危機。如反在有限財源之下，既能從事企業效率的改造，以淘汰劣者，而又能提供適宜的社會保障，一則保護社會主義人權，一則削弱社會上反對改革力量﹖

目前東歐諸國恰恰陷於此進退兩難的局面中。他們的企業急待改革，而所造成的大量企業破產及工人失業卻又是現存制度下的社會保障能力所不能吸引顧及，於是改革止步，社會不安，於是政治騷動，經濟失調。

中國專家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在農村改革後所出現的眾多鄉村企業活力旺盛，發展甚速，而且其收入遠較務農為高，因此這些來自農民的生活基本上大有改善，社會保障則仍依靠集體，問題不大。在城市中各公營企業的改造中，紛紛有承包制責任制，甚至轉化股份制。但基本上仍是由企業保障工人的工作及收入。負擔較大，形成改革的包袱之一。但是中國政府仍然重視工人的權益及社會安定，尚未大規模的裁減及關閉。目前國營大中型企業是個改革的關鍵問題，如何提高其效率又能保障工人權益是一大考驗。中國政府搞了一些試驗，正在總結經驗，尚未有定論。

不過有些專家認為中國有些成功的試驗經驗值得重視。在若干企業走向股份化的過程中，產權比較明確了，財政責任也比較可以釐清了，員工可以參加購買股份，地方政府也可以掌握若干股份，國外投資才可以購買股份。逐步地經營權與所有權可以劃分清楚，從而建立一套新型的管理體制。在沒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前，中國政府仍然要求各個企業負起責任保障工人基本生活權益。這樣作法是不是太保守﹖抑或是較適合中國目前尚處在低水平發展階段的國情﹖專家們也難下定論。

除此之外，專家們還辯論所有權是不是必須很快地走向私有化問題，改革的步伐是不是應當全面地在各行各業同時展開或是分別先後順序，依次實施，以及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與微觀改革相互因果及關連的問題。

總而言之，一般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國家應敞開胸懷，相互觀摩學習。許多共同面臨的問題可能所可以採取類似的方針策略來解決。而中國模式一般而言較為穩當，較為有效。專家們覺得中國政府應該有決心有信心將中國經驗坦率公開於國際社會，既可以讓其他社會主義借鑑，也可以從國際討論中吸取高見。他們一致呼籲中國方面在最近將來能在中國舉辦一個類似的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總結中國模式的正反經驗。

蘇聯的明天

這兩天，途經市區時，我們常看到商店門口排著長龍等候購買欠缺的生活必需品。我們的蘇聯朋友告訴我們；這可能是等候購買政府補貼價格的食物，也可能是剛上市的新鮮水果或蔬菜，或是國營商店處理的家用電器，凡此等等，總是顯示著供不應求的市場緊張情況。

在賓館的內部閉路電視上，我們可以收視到CNN的國際新聞，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不僅外交國防求自主，經濟貿易必要重新調整相互之間的義務與權利。戈巴契夫解散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葉律欽沒收了共產黨的財產。幾家黨營報紙電視台都被由政府接收重新改組，或另謀出路，走向私營。聯邦軍隊指揮系統全盤動搖，KGB安全警察解散重編。從二次大戰以來，在世界上與美國相互抗衡的超級強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難道就是如此土崩瓦解了嗎﹖

可是我在路邊卻又看見行人熙熙攘攘穿著新鮮入時神情活潑，不像是個危機當頭的樣子。公共汽車雖擠，然則乘客排隊魚貫而上，從不見北京街頭上那種一轟而上，你推我擠亂象。商店商品雖不如美國那樣琳琅滿目，但也熱熱鬧鬧一派繁榮氣象。

工廠內雖然正在所謂走向股份化的變動，但是車間秩序井然，勞動未見鬆懈。大學經過政變之後，正在重新探索方向，可是校園內到處可以見到莘莘學子草坪樹蔭，或閒談或讀書，是一學院風光。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莫斯科大馬戲團的表演。我們的東道主蘇聯科學院安排了與會專家一齊在一個晚上去觀賞了舉世聞名的莫斯科大馬戲團。場棚寬廣，可與紐約棒球場相比美，據說可容五萬多人，內部裝修華麗，表演十分精彩，除了空中飛人，還有各種特技及馴獸表演。大馬戲團是由政府支持的，因此票價不貴，大約不超過美元五元。甚至有時更加便宜。我們去的那晚，全部滿座，燈光燦爛，色彩繽紛，到處是歡樂景象，氣氛熱鬧，在這裡，誰也不擔心什麼「政變」，誰也不討論經濟改革，誰也不在乎加盟共和國是否要獨立而去。

我不禁問道，蘇聯是要垮了嗎﹖70年的社會主義奮鬥與建設就要煙消雲散了嗎﹖難道真如西方報章所云那樣，從此蘇聯倒向資本主義，世界上所謂那種制度孰優孰劣的爭議就此定論了嗎﹖歷史的前進從來不是這麼直截了當的。我這次蘇聯之行，感覺蘇聯人民深厚的文化力量，體認到蘇聯70年社會主義根基堅固，好像問題發展不是如此簡單。

事實上，蘇聯於70年前首先依據馬克思理論，在列寧領導下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非歷史的偶然。它有其歷史背景及文化因素。而蘇聯自二次大戰以後的半個世紀發展﹖顯現了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也暴露了其深重問題。目前也是發到了一個起死回生，不得不改革的重大關頭了。

事實上蘇聯嘗試經濟改革起步甚早，60年代時即有端倪。當時中國則譏之為修正主義，冷嘲熱諷，不餘遺力。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今天又以其巨大的衝力突破層層枷鎖，發起了規模浩大的政治改革。我看也不是偶然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其經濟基礎終於影響到了其上層建築。這場改變驚天動地，除舊布新，自是令人驚疑不已。固然當前蘇聯經濟困難很大，政治幾乎崩潰，可是蘇聯社會的承受力也是驚人，雖散而不亂，雖動而不垮，這也是7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顯示。

學習資本主義中的精華，正是一個真正社會主義者所應追求的服膺真理的態度。好的就該學壞的就要丟。但是這也有一個階段的學習與消化的過程。與其說蘇聯正在趨向崩潰瓦解，不如說蘇聯正在蛻化重生，就像毛毛蟲變成蝴蠂一樣，必須有一個結卵成蛹的困難，蟄伏時期。

歷史的前進是曲折的，認為蘇聯正是從一個中央集權，高度專制的史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經過自我調節自我完善逐步邁向一個馬克思心目中所設想的生產生力高度發展，而政治上又是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在這個過程中，蘇聯社會設法正在擺脫史大林主義的專制獨裁，學習以市場機制為主的經濟體制。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的困難是必然的，必是暫時的，社會主義的精髓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市場機制的建立，政治的改革進步，可以逐步更加完善更加堅固。我們在研討會中，我特別欣賞中國專家用的辭藻。他們不說「轉型中經濟的管理問題」（Management questions in transfer of economies）因為他們不認為其經濟是在「轉型」（transformation）他們用詞句是「社會主義體制的自我完善過程」（The process of self-development/ or self-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他們認為這兩種提法的基本含義有所不同的著重。

正是從這個角度看歷史發展，我反而覺得蘇聯的前途無限。他們在探索追求人類社會中最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又走在了前面。回想70年前，蘇聯建立了第一個社主義國家時，世界列強環伺，亂意相加。較之今天困難有過之而無不及。曾幾何時，蘇聯國勢突飛猛晉，當時譏笑嘲諷者只得啞口無言了。歷史會不會重演呢﹖

我有個非常樂觀的看法，很願意在此提出，就教大家。我認為假以時日，蘇聯自會克服困難，找到出路，建立一個既有社會公義，又能高度發展生產力的政治經濟制度。蘇聯的明天，應該是一個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那個社會中不僅人民基本生活應該充份保障，而且人權、民主法治也是必然。再用中國專家的詞句來說，我認為蘇聯的現在只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在自我完善過程中一個暫時的困難而已。蘇聯的明天應該是美好的，也一定會是美好的！

作者介紹：尚榮先生為紐約「社會新學院」經濟發展學博士，專長經濟發展及都市規劃，目前於聯合國有關經濟分析、技術援助之機構工作，負責經濟政策發展方面的政策分析業務，經常受邀前往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咨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