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驗

近代經濟發展歷程

戚嘉林
(《台灣史》作者)


台灣經驗40年

近年台北報章雜誌甚至專書,在提及台灣經驗時主要是指近40年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亦即多以1950年代初為起點,並幾乎均將彼時迄今的經濟發展歷程與成就譽為「經濟奇蹟」或「台灣經驗」,謂台灣在40年內脫離落後的經濟結構,完成英美德等先進國家費時近百年或百餘年方完成的經濟發展;或謂英美德等先進國家費時約200年方達成現代經濟狀態,亞洲先進國日本自明治維新迄今亦費時一百多年,才完成現在的經濟成就,然而台灣卻只花了20年左右發展經濟,即變成「新興工業國」,從而大力推薦「台灣經驗40年」,並要「台灣經驗分享」。

當然,前述頌揚台灣經濟奇蹟或台灣經驗的前提說詞或推理,自然是台灣社會在40年前是極其落後,而謂「從1950年代到1990的40年間,台灣的經濟與社會已自貧窮落後轉變成繁榮進步」,「台灣在經濟上的成就,可以說是一項奇蹟。40年來,我們從無到有,到現在的富裕」,「像台灣,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的時候,根本就是一個一無所有的貧窮落後社會」,「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來台灣時,台灣的農業和工業發展連基礎都談不上,農業無法自給自足」。

1940年代前期台灣領先內地40年

然而近代社會的主要統計數據指標卻顯示1940年代前期台灣經濟近代化程度已領先內地中國大陸約達40年。

一、每人每年鐵路客運運輸量延人公里,台灣在1943年時為255延人公里,內地於1986年時方達240延人公里,亦即當時台灣鐵路客運事業領先內地40年(日本早在1920年時即已達270延人公里)。

二、每人每年平均用電量,台灣在1943年時已高達181度,內地約在1970年代前期方達此程度,亦即彼時台灣在電力事業約領先內地30年(日本在1920年代末即達此程度,1981年時印度為173度、巴基斯坦則為190度)。

三、每千人每年平均所擁有電話機台數,台灣在1941年時已達五台,內地於1983年方達五台之數,亦即當時台灣每千人所擁有的電話數水平領先內地40年(日本在1920年時達5.8台)。

四、小學教育普及率,1943年在台台灣同胞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高達71.3%(在台日人子女學齡兒童就學率於1918年時即已達95.1%),內地約在1960年代前期方達此水平,亦即當時台灣在普及小學教育方面領先內地20年(日本本土學齡兒童就學率在1900年時已達81.5%)。

五、稻作糧食生產技術,1930年代初日人在台灣已完成近代農業的綠色革命,例如灌溉排水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比率,台灣於1937年時己達47.4%,內地於1977年時方達45.3%,亦即落後台灣地方達50年之久;至於稻作生產力,1936-1940年間台灣每公頃稻米平均年產量達2,000公斤,1938年時更高達2,242公斤,然而1981年時,菲律賓每公頃稻米平均年產量為2,106公斤、印度為2,050公斤、泰國為2,079公斤,亦即台灣地方稻作生產力領先上述諸國40年。

上述五項指標的另一重要意義是表示台灣已進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近代社會。事實上,日據台灣50年,無論是在人口、土地、氣象、或農林礦工財政金融、鐵路、公路、航空、教育、衛生等各方面均留下20世紀前半期詳細完整的統計紀錄,這是內地任何一省所無者。

20世紀前期台灣初步邁入近代社會

回顧19世紀末期(1895),台灣廣大社會基本上仍為一全靠宗族鄰里鄉紳保甲以傳統道德保障治安的中國式近代前社會。例如1895年日軍在台南進之際,一路遭致義軍的慘烈抵抗,義軍之所以能在短期內集結蜂起,原因之一即與台灣原已存在之自衛武力組織的近代前社會型態有關。因彼時台灣廣大佃農,其生活憑藉操在地主手中,處於社會劣勢地位,只得唯地主之命是聽,許多大小地主亦因而擁有以佃農為基幹的私人自衛武力,當日軍南進手段慘酷,前述部份地主為愛國保鄉,遂率其自衛武力投入抗日行列,故義軍遂能於短期內風起雲湧。

然而在1895-1902年間,日本軍警在台的大規模慘酷徹底屠殺鎮壓下,不但摧毀台灣原有高層組織,農村亦同時遭致空前破壞(1900年時台灣約有44%的耕地荒蕪),頑強豪族幾被摧毀殆盡,民間自衛武力組織悉被剷除,台灣社會底層機構為之翻覆。

另一方面,日人自其本土移建高層組織,建立近代各級地方政府、憲警司法等機關及初級教育體系,成立農村基層組織的農會,大力建設鐵路、公路、港口、通訊、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近代基礎設施,另隨著工業與商業的快速發展,台灣乃從根本上逐步邁入近代社會(1939年時台灣農業人口占當時總人口的比例首次低於50%)。

1880年代末期台灣是當時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份

1868-94年間,台灣外貿總值年平均成長率為8%,遠高於全國的3.4%,同期台灣外貿總值佔全國外貿總值比例為3.8%,而台灣面積卻僅及全國總面積的0.3%。此一迅速成長之對外貿易,不但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緩和台地失業人口壓力,提高台民生活水準。

又由於祖國自1870年代在台積極佈防、開山、撫番、移墾、及從事建電線、興鐵路、購輪船、辦軍火工業、創郵遞制度、開新式學堂等系列的近代化建設,致台灣一片欣欣向榮。

1877年10月,祖國在台灣的台南至安平與高雄市旗後,架設完成95華里的電報線,為中國的第一條電報線;1891年11月,祖國在台灣完成基隆至台北段的鐵路,1894年初再延至新竹,全長106公里、大小橋樑74座、車站14處,為中國最早的鐵路之一。

1888年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曾訪台灣,在其事後向美國國務院所呈之報告中,即認為台灣是當時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份。

70年間三次農業改革

早在1886年時,祖國一代名將劉銘傳即已在台灣實施第一次土地改革之「清賦事業」。1905年4月,日本殖民政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局長中村是公讚譽劉銘傳的清賦事業為「在土地制度上開一新紀元並不為過」。

1989-1905年間,日人乘戰勝餘威,不顧台灣農村戰後之凋蔽與窮苦,在台進行第二次土地改革之「田賦改革事業」,1920年代更大力投資農業事業並興築現代化之農田水利,1930年左右台灣並已完成近代農業之綠色革命。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亂事迅被平定,公權力暢行無阻,政府於1949-1953年間在台陸續實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改革,成果豐碩,從而為往後之台灣農經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亦即台灣在1880-1950年代之近70年間,曾進行三次大規模的農業改革,每次農改均是環環相扣,例如日人在台進行之田賦改革事業即曾參酌中國劉銘傳的清賦事業方法與成果,我政府在台之系列土改則奠基於日人所遺之完整地籍與農村基層組織--農會,而每次農改均係與地方仕紳地主豪族無利益掛勾之主政者,在各時期強有力的公權力下所推動者。

如今,許多國家均未能深入瞭解此一歷史背景,而欲學習或抄襲所謂的台灣經驗,實係膚淺之舉。殊不知歷史條件不一、國情不一,經驗實難借鏡。每一國家實應根據其特殊歷史人文條件與背景,尋求每一階段自身最大國家利益之施政政策。

台灣近代經濟發展120年

我國台灣地方自1860年代初開埠後,除1874年夏日軍侵恆春、1884年秋冬法軍侵佔基隆與澎湖、及1888年秋之施九緞小型騷動事件外,迄1895年止台灣未發生大規模亂事。

至於日人據台後,除早期1895-1902年間西岸平原丘陵之大屠殺外,餘雖有1910-1914年間之理蕃事業大屠殺及1930年之霧社血腥屠殺外,然僅限於山區,且在日人嚴酷之統治下,社會秩序均處於穩定狀態。及後雖自日據末期美軍短暫轟炸,日本戰敗,台灣回歸祖國,及1947年二二八事件等數年戰亂,迄今1991年未再出現社會大動亂。

換言之,在1870-1990年之120年間,台灣地方雖遭逢1895-1902年及1944-1947年之兩次戰亂(祖國內地所遭戰亂則持續長達整整半個世紀),且每次均僅約歷時十年即漸恢復戰前水準,亦即其餘時間無論是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之嚴酷統治,或我政府之威權強力統治,台灣社會均處於政治上之穩定狀態,致使經濟亦能隨之持續發展。

因此,我國台灣地方今日經濟上的成就,實係1870年代迄今1990年約120年之發展成果,其間政治長期穩定實為台灣經濟能綿延持續發展的最最基本條件,此即「台灣經驗」精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