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虎

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如何規範，是憲政主義的重點。憲政主義的目的是限制權力，但權力受剝奪意識強的人卻要求集中權力，這是後殖民社會難解的矛盾。台灣自二○○○年總統大選換黨入主總統府後，又再一次證明了這個觀察。就職滿一週年的陳水扁總統所經歷的憲政經驗，恰恰就是如何創造權力來證明自己已經不受壓迫的過程，在這一點上，他與李登輝總統就任後的最初幾年相比，雖然環境（制度條件、社會情緒、黨政生態、世界形勢）已大不相同，以個人為核心的權力思考則一。可是，李總統在爭權的進程有效地創造了、動員了、展獲了人民的力量；而陳總統卻在起步的第一年就疏離了、遺忘了、消解了人民作為一個有用的概念。從長遠看，李總統的「民粹替代」策略未必有助於健康的政治發展，故民粹氣焰的鬆弛並非壞事，但像陳總統那樣失去觀念依據，而將人民這個概念空洞化的現象，亦非福音。

陳總統自己也有一種正在失去人民的感覺，不過這個感覺恐怕是虛擬的，因為先前李總統對人民是不是真的掌握，由陳總統就職一年的經驗來回答，是要打問號的。近來率先前往大陸開拓兩岸政治關係的人，不少是李總統任內散佈反華言論，堅拒一個中國，絕口不提自己是中國人的國民黨精英，顯示過去國民黨不是真心、一致、持久地反華。同理，陸續被媒體揭露的還包括，支持民進黨的企業鉅子、長老在大陸投資早就數以億計；曾圍繞著李總統同仇敵愾的選民，紛紛往大陸置產、遷徙，僅大上海一地就粗估超過三十萬；大陸新娘在台受人道歧視待遇的問題，自自然然浮上檯面，沒有引起統獨爭議；因為日本軍國主義漫畫家而鬧得沸沸揚揚的分離主義宣傳，卻沒有刺激出太多統派，所掀起的媒體關注證明是為泡沫。李總統身邊的廣大人民因而不是人民，而是政治論述操弄下烏合的民氣而已。

陳總統與李總統與蔣總統

陳總統對於人民的潰散感受不佳，為什麼他就得不到李總統那樣的光環？這個感覺和李總統就任之初對當時國民黨領導階層的感覺一樣，質問為什麼從政同志不能像效忠蔣總統那樣效忠他？李總統的策略是，把舊的國民黨大老描述成是外來政權，從而使彼等淪為與中共同路的潛在對象，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所象徵的壓迫，就與幾十年來人們習以為常的反共意識結合起來。一種遭到不當壓迫與剝奪的憤怒蔓延開來，就只能央求主張本土化、台灣化的李總統給予治療。簡言之，內奸與外敵在論述上的共謀，塑造了為本土領袖擴權的民氣，此何以李總統可以繞過既有憲政體制，贏取全民支持，再由他們共同為總統增加憲政上的權力，使李總統能不能進一步得到政治人物的臣服，自動向他上繳權力，就變成改革成不成功，台灣能不能出頭，內奸外敵會不會坐大的判斷標準。李總統的權力大大超越了憲法上賦予總統的權力，自不待言，但這使陳總統對自己權力的期盼，有了不準確的過高傾向。

陳總統也想學習李總統那樣，將政治上反對他的力量，說成是與中共相結合的內奸，但完全不成功，原因很多，也很複雜。首先，陳總統在就職演說時宣稱台灣人民站起來了，對照他作為台獨支持者，在中共的威脅下當選，他的勝利比之九六年李總統在飛彈威脅下的當選，更具說服力，因為李總統畢竟仍是國民黨主席，甚至還狠狠擊敗露骨宣揚台獨的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故在二○○○年以前，台灣化的感覺並不徹底。現在人民既然響徹雲霄地站了起來，那種權力遭剝奪的意識煙消雲散，以致於陳總統本人權力的大小，並不能再當成本土化、出頭、反華的成敗標準。問題是，陳總統自己仍然是在用這個標準，因為他深刻知道，在受到美國人的強力指導介入，中共的隔海恫嚇，與在野黨的掣肘之際，一點兒沒有掌權的興奮，所以他還留在試圖奪權的心態中。然而，與他慾望相左的勢力當中，美國人是他不敢惹的，而美國人也不讓他對抗中共，剛好加上美國人卻反對在野黨不配合陳總統，所以陳總統只好拿在野黨當對象。可是在野黨不再是舊國民黨的非主流，把他們說成外來政權不符合直覺，反而讓人民覺得民進黨泛政治化，於是造成陳總統與民進黨高層十分沮喪。

政府與人民漸行漸遠

沮喪的情感傾向歷來是制約憲政主義的重要因素，在權力剝奪感強烈但民間缺乏因應的情況下，凡是失去民粹支持的擴權手段都直接受到非憲的質疑。比如在核四爭議中，行政院的意見竟然是，立法院決議對自己無拘束力！總統府更巧立名目地跨出憲政架構，召開首長早餐會，軍事會報，財經擴大會議，行政高層會議等等，從而確保沒有行政權的元首時時有介入的能力。影響所及，內閣閣員不以閣揆為閣揆，甚至因為不能預估元首介入時機，而失去決策的方向，更增加元首不定期介入的深度與頻率，卻又因為總統無法直接指揮部會，形成部會失去領導，失去工作動力，欠缺績效，讓黨政高層誤以為部會成員都是支持舊政府的臥底者，無力感益加充斥心中。陳總統自認為民選總統理當有權的看法實與李總統雷同，但李總統的權力來自人民集體受剝奪的臨時記憶，這個記憶在台灣之子率領他們不懼威脅壓迫的喧囂中已經沒有意義了，甚至再去提它還會引起不安，畢竟人們回首當時，不少自覺激情過度，且何必還要困擾自己，重返那個權力遭剝奪的虛擬中？而且，就算人們仍感無力與焦慮，也不可能從一位對美國言聽計從，對北京不便吭聲，只敢對在野黨發火的領袖身上得到治療。簡言之，人們對權力的集體需求大不如前，陳總統作為萬能領袖創造人民權力意志的性格與條件更都不存在。

所以，訴諸人民似乎不適用了，這時剩下唯一的道路是向人民攤牌，向在野黨攤牌。核四爭議就是為了鞏固權力而進行的憲政政變，但由於在野黨看準陳總統道德號召不足，故拒不相讓，所以陳總統並沒有成功，這進一步斫傷他的號召力。向人民攤牌的行動則正在積極籌備中，這波行動以陸委會為首，再度祭出所謂國家安全網的說法，要求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人，必須在陸委會訂定的指標範疇內活動。陸委會用的理由是要藉此建立台灣的主體性，等於間接指控從事交流的人破壞了台灣的主體性。這個向人民爭權的行動適逢美、共軍機擦撞事件爆發，與連帶而來美國高層高分貝支持台灣建軍時刻，特別有利於政府將已由民間主導而大通的兩岸關係，重新收回手中管轄。因為美、共言詞衝突升高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再政治化，使政府建立安全網的說法取得某種程度的正當性。但很難令人相信，政府在兩岸交流上能重新證明自己有權力，恐怕還可能適得其反，造成人民對政府的更加疏離。呂副總統就職的前幾個月，曾偶見她對大陸的批判，其後她的批判其實有增無減，火力亦不曾稍遜，可是一點也激不起媒體或社會大眾的情緒，政府與人民漸行漸遠之勢乃成。

瘋狂的毀憲還會上演

不但陳總統向人民爭不到權力，甚至人民還回過頭來要問陳總統爭權利。人民要爭的不是憲法上決策之權，而是生活權，也就是覺得，那位自己認為無權的總統與自覺無責的無能政府，傷害了他們的權利。呂副總統幾度試圖將責任歸諸於往大陸投資的商人，指為資敵，但效果不彰，更多的人覺得到大陸發展是合理的生涯規畫，兩岸聯姻的頻率大增，反華氣氛崩散，贊成「國中之國」概念的人已經超過四成。只有極獨與極統的人還在如何反華與批判反華的極端中相互維持。人民對生活未來失去期盼。造成大量沮喪，這個沮喪與李總統營建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不同，前者是一種勝利之後一無所獲的淒涼。李總統執政後半期的六年中，社會上近親相殺的事件佔據每週的媒體，但陳總統在位的一年之內，各種自殺與集體自殺的案件取而代之。若是相殺的人，他們起碼還在找尋代罪羔羊，而自殺的人則顯示連找代罪羔羊的意願都不存在，此之謂哀莫大於心死。在我國的文化中，這種自殺、移民的行為標識了對環境與對統治者的唾棄，而且是最極端的唾棄形式。

舉世艷羨的台灣民主奇跡的論述基礎垮台了，因為內奸與外敵的聯繫疲軟了，人民與內奸的鬥爭也疲軟了，沒有憲法權力的陳總統失去了這些土壤，怎麼能再如前人般呼風喚雨呢？這時第一個遭揭露的就是那個虛偽的憲政主義，自前國民黨時期以降，政治領袖們就不具備適合憲政主義運作的人格型態，他們靠人民的擁戴威懾住憲政秩序中原本應當制約他們的人。矛盾的是，反對黨入主總統以來，受愛戴的領袖沒了，出不了頭的悲情也沒了，權力飢渴的元首四處覓權，赤裸裸地將假的憲政主義作風掀開給公眾觀賞，造成政府部會無軌可依，人民生活無市可養。嗚呼！限制權力的憲政主義碰到權力飢渴的領袖文化，在這樣高度不正常的心理壓力下，瘋狂的毀憲行動還會一一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