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評估台灣的選舉時,總是很明顯地感覺到讓人分不清楚這究竟是一個新聞話題,或是一個真正的政治議題,因為每次台灣的選舉似乎總是被政治人物形容成為重要無比、影響深遠的選舉。
從政治語言的角度來看,新聞媒體和政治人物總是設法找出此次選舉是屬於「第一次」,以便喚起大家的重視和注意,如:九六年的選舉是台灣人四百年來的第一次;公元二○○○年的選舉是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選舉;此次的立法委員選舉是政黨輪替後的第一次選舉,是對執政黨的信任投票等。透過上述的論述,其目的都是在喚起民眾大家參與而已,因此當我們在討論選舉對其他政策、其他形勢的影響時,其實我們首先必須撇開新聞話題的觀點去討論,否則就很容易誇大影響或是過度詮釋。
作為政治議題的選舉,首先必須回歸選舉對政治的影響。選舉對政治是一種輸入項,主要是將新經過民意考驗的人選進政治系統之中,亳無疑問選入進去政治系統這件事情將對政治的政策產生與執行具有影響。然而大家也都注意到輸入政治系統的輸入項不祇是人,尚有許多的「項目」都將輸入,因此選舉不能誇大成為選舉的結果將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改變政治情境。事實上,政黨輪替近二年了,民眾所期望的改革,根本是遙遙無期,就可以明證選舉的功能是有限的。
作為政治議題的選舉,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選舉作為政治系統的投入項具有其雙重的特質,從具體的人的投入項而言,有其一定的任期,所以它是一種暫時的影響;二是選舉制度本身作為一種長期政治輸入項,其對政治的影響是久遠的,選舉制度本身作為政治的輸入項時,它對政治具有一定教育人民、強化民主的功能,具有定時接受變化的功能。換言之,選舉本身對政治文化的影響是長遠的,而且也是巨大的。
作為政治議題的選舉,我們還需要看一看究竟在進行選舉的政治系統,在大家所認定希望被影響的範圍中,其自身的體積有多大。從常理來看,體積愈大自然影響也愈大,反之則影響必然有限。簡單而言,世界性的國家其選舉有可能影響全世界,區域性的國家選舉其影響必然偏重在區域,地方性的國家,其影響必然是局限在地方,有些時候可能沒有影響。
從以上的討論來看,我們可以說選舉對政治的影響可以區分為「人」的投入所產生的影響、制度投入所產生的影響。至於影響力的大小,則必須政治系統本身而定。以台灣的選舉而言,除了上述的影響之外,由於在台灣政治生態中,統獨議題、族群議題、兩岸關係議題具有其永恆性,因此在台灣選舉中,我們以為選舉時對兩岸議題的炒作,特別是領導者和政黨領袖兩岸關係的用語、論述,也都對選民具有教育、引進和激化的功能,此一影響也不可忽視。以台灣此次的立法委員選舉而言,從「人」的角度而言,其輸入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立法委員不直接掌控資源,也不直接參與執行,因此從政策層面來看,其影響是有限的。不過立法委員的選舉對兩岸關係仍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第一:選舉結果所呈現的是台灣人民的最新民意,此一民意當然是由許多因素所決定,唯從兩岸的角度來看,有可能比較重視的是陳所鼓動「承認『九二共識』就是消滅中華民國」的說法,以及主張「一中各表」的候選人的得票率,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代表了台灣是否有可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民意。
第二:選舉結果執政黨是否成為第一大黨,在兩岸關係來看,代表了台灣民意是否真正的表現為重政治輕經濟或是重經濟輕政治,如果台灣選民的性格是重政治的,則兩岸關係中陳水扁走務實主義的可能性將會降低,反之,陳在下一任大選的前一年務實地面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就會增加。
第三:選舉的結果也等於是陳水扁的期中考,執政黨是否成為第一大黨,多少對陳競選下一任總統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期中考及格,則中共必須有面對民進黨多年執政的心理預准,這對中共新的領導人而言,這將是一個新的接觸;如果期中考不及格,則陳的後二年任期的變化就十分值得重視。
除了上述從台灣選舉的角度,特別是從選舉的結果來討論其對兩岸關係的顯性和立即的影響,如果將選舉視為一種制度,則其對兩岸關係而言,就不祇是有政治意義,而是具有政治影響。
第一:選舉的常態化必然增加台灣人民自主意識的確立,此一自主價值對於台灣民眾具有國際關係知識者而言,比較清楚此一自主意識只是在對台灣的內部事務而言。對於兩岸關係的結構而言,只有相對的、不完全的自主性;但對於國際關係的瞭解不足或是別有用心的政客,就會鼓吹為絕對的自主性,從而在兩岸關係中也就很容易被鼓吹成為反華意識,此種意識的形成一旦積累而成為台灣大多數民眾的認知,則對兩岸關係的和平將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第二:選舉的常態化必然養成台灣人民對政治產出項的市場化心態,所謂市場化心態是指不斷求新、求變的心理狀態。因此在兩岸關係,兩岸當局如果一直以傳統的語言、不變的包裝來推銷其政策,不論好壞,都不會有賣點。因此不論是大陸政策或對台政策,想要獲得台灣民眾的認可,求新、求變的市場行銷概念是必備的。
第三:「中共因素」在台灣的選舉中,迄今為止一直是以負面因素來呈現,所以在選舉中可以用「中共因素」來抹黑對手。在此次選舉中,甚至有西方的主要媒體也參與炒作,其手法固然十分卑劣,暴露西方媒體對中國的仇恨、敵視的白人傲慢和利用殖民地的心態,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憂慮的是,在選舉中必有候選人以與美國官員的合照來自我肯定,在台灣社會不論是否管用,至少沒有反彈的心態,這種不健康心態在每次的選舉中,總是不自覺地作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不斷地形塑台灣的被殖民政治文化,此一政治文化目前看來,固然是一種反華崇美的表現,但從政治文化的底蘊來看,是一個欠缺主體的表現,一個團體一旦欠缺集體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則一方面是個體的自主性失去最終的依托,一方面是提供悲情的基礎,此種無集體自主性的團體對外出現被宰制的需要,對內則表現宰制別人的慾望,而台灣的選舉經年累月地經常在強化台灣人民個體自主性的同時,又掏空了台灣集體的自主性,這樣的政治文化對兩岸關係的建構,將出現高度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感。
當然這一切都是因為台灣的體積從國際格局來看是很小的規模,但是在每次選舉中卻不當的放大,而造成認知與體積的落差。坦白說,如果沒有兩岸關係的因素,台灣的選舉、台灣民主化在西方世界和西方媒體中能有多少的能量,其實頗令人質疑,然而恰恰是在台灣的選舉中,又將兩岸關係妖魔化和異化,成為台灣希望排除的因素,這是台灣政治發展的弔詭。
現在選舉結束了,我們希望:
第一:台灣的各個政黨和政治人物能夠利用組閣期待的一段時間內,好好地冷靜思考,一方面排除老人干政,排除退休者不安於位的攪局,以修補在激情的選舉中撕裂的族群傷口,一方面好好討論出真正有利於台灣的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以便在未來的選舉中,「兩岸關係」的因素可以成為台灣選舉中的良性因素,而非異化因素。
第二:台灣有必要將兩岸關係區分為政治層次與行政層次,而將兩岸經貿交流、文教交流等政策之推行視為行政層次的思考,在此一部份必須著眼於增加台灣的資產;而將大陸政策的作為和兩岸關係的終極安排,視為政治層面的思考,此一部份必須著眼於不同的大陸內部的變化和國際格局,以及台灣領導者的意識形態來調整。則台灣的大陸政策中,行政部份就是文官系統可以直接操作的空間,這一部份是不因政黨輪替而更改的部份;另一部份是政務系統可以調整的空間,這一部份將體現不同的政黨需要,而不傷及台灣在兩岸關係資產的積累,則台灣的選舉就有可能擺脫主觀的「中共因素」的介入所造成對兩岸關係的傷害。
第三:台灣的新政府必須重視與中共第四代領導集團重建新型的兩岸關係,此一兩岸關係不是依賴以往的歷史恩怨和反共意識,而是兩岸經貿與文化的密切交流。從中華民國與中共當局不相隸屬的自主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在應然層面必須與中共建立何種關係,才是對台灣有利的兩岸關係;也呼籲中共第四代領導集團,逐漸地以世界格局和大國心胸來思考,在兩岸經貿依存,文化同源的基礎,何種兩岸關係是能協助中共建構成為理性大國的可能。兩岸關係都面臨一個新人新政的時代,如果能以一個既有原則,又不失彈性的觀點和作為來處理,才能擺脫台灣每次選舉所帶來的不安和不確定感,以建構和平和友好的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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