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三)

《大學新聞》的這些充滿台北文人浮誇虛擬筆調的攻擊文章，確實讓我們十分難過與不平。但是在這些批評裡頭，最惡劣也最令人憤怒的卻是這些文章開始扣起的紅帽子。譬如胡主民說「王曉波在座談會中只提反帝不談反共」，穆谷則說「別以為打著民主自由招牌的人就不是別有用心的人」。當年說人家政治上「別有用心」等於是在曖昧地暗示那人是「共匪」或其同路人，而陳鼓應與王曉波這一年來又正是爭取校園民主的積極帶頭者，竟被說是「打著民主自由招牌」的人。

這期大學新聞除了有這些以扣紅帽子手法來攻擊陳鼓應與王曉波的文章外，還有一篇極為詭異的東西，第二版登了這麼一篇《邱吉爾論共產主義》的小文章，要大家對共產黨提高警覺。這種文章本身不足為奇，奇怪的是文章的翻譯者卻是馮滬祥！更奇怪的是這篇文章登出當時並沒標明翻譯者，而在兩期之後以一個小小的「本報啟事」來聲明漏植。

除了以上這些文章之外，《大學新聞》又在下一期刊登一篇追擊文字：

逐客：《向前看》

這篇東西文如其名，認為大家應該向前看，而「不該為屈辱歷史所逼迫」，「暫時遺忘是唯一選擇的辦法」，並暗示高唱民族主義的人是活在過去，不愛自由。上面這幾篇文章就是大學論壇社與大學新聞社聯合起來攻擊陳鼓應王曉波兩位及其民族主義的第一波圍剿。

他們的惡劣攻擊直接針對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位老師，我們學生雖然與陳王兩位的關係並不特別水乳交融，卻是感同身受，就像半年前「小市民心聲」對陳鼓應的圍剿讓台大學生感同身受，引起同仇敵愾之心一樣。然而這裡卻有一個變相，在反擊「小市民心聲」的時候，我們同仇敵愾的對象是清清楚楚的黨國體制，就像馮滬祥這類旗幟鮮明的忠黨愛國言論，站在明處總是比較容易對付，但是這一次我們的對象卻是模糊的，是屬於我們一向以為同屬反對派陣營裡的人馬。這種模糊性讓人極為不安。

但是最令人膽戰心驚的卻是含沙射影扣紅帽子的動作。這不只牽涉到做人的基本道理，在白色恐怖餘威猶存的一九七○年代初，被扣紅帽子除了會成為過街老鼠，而有殺頭坐牢的可能外，完全沒有在論理層次為左翼思想抗辯的餘地。面對這樣的攻擊，我們一方面湧起驚惶之情，一方面也爆發出難以壓抑的義憤，因此除了「對號入座」跳起應戰之外別無選擇，即使這陣子我們正為「擁抱斯土斯民」的學生監票員活動忙著。於是我們在沒有去找陳王兩位商量的情況下，就自行動員起來，覺得這是我們學生自己可以處理的事，毋須勞駕他們。

這時除了老錢還躲在山上外，我們幾乎傾巢而出，道琳、史朗、宛文與我四個人分配工作，每個人各寫了一篇反擊文章。史朗的一篇投稿到《大學新聞》，宛文的以武憶秋之名登到《台大法言》，道琳與我的則由《畢聯會訊》來刊載，我因主編身份乃繼續用傑為筆名。然後令人喜出望外，古道熱腸的范良光以其北劍之威名，寫了一篇以文化民族主義立場立論的文章，拿到《畢聯會訊》來相助。不管我們當時對所謂文化民族主義的認識與看法如何，有人拔刀相助，只要不是黨國人馬，只有感激的份。如此攏攏總總居然湊出了五篇反擊文章：黃道琳：《冷眼再看民族主義座談會》（畢聯會訊，民61/12/18）謝史朗：《反對污衊王曉波》（大學新聞，民61/12/18）傑：《民族主義的黃昏？》（畢聯會訊，民61/12/18）北劍：《民族主義的根基及其他》（畢聯會訊，民61/12/18）武憶秋：《義和團思想？─兼論貧血的台大人》（台大法言，民61/12/25）

此外，我又節錄了陳映真在一九六八年以許南村為筆名所寫的《最牢固的磐石》一文，重題為《理想主義的磐石》，以喃春為名登在畢聯會訊上，還將其中一段話以黑體字印出：「因此除非有人能證明今天世界上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間利用與玩弄的關係已不復存在，或認為提出及批評這種泛在罪惡已是過時的思想，那麼民族主義的理想不但不曾過時得老掉大牙，而且具有無限生動的現實意義」，希望能夠引為我們反擊的基石。

這幾篇反擊文章的聲勢不可謂不驚人，然而在對方已經扣紅帽子的情況下，我們除了搏命反擊之外又能如何？浮誇的黨國文風容易對付，黃道琳與謝史朗兩文一一揭穿他們的這些伎倆，指出他們不就事論事的人格攻擊作風，如罵陳鼓應思想善變，罵王曉波不識時務、情緒用事、盲目排外等；也指出他們曲解原意攻擊對方的手法，如關於義和團的觀點。

然而我們又能如何對付他們扣紅帽子的手段？在這種急切的處境下，我們為了自衛基本上也只能將民族主義抓得更緊，甚至抬出三民主義來當「護身符」，就如胡主民指控王曉波那樣，因為這在當時還有形式上的正當性。但是胡主民的錯誤在於，王曉波不論公開或私下的言論與主張，在當時確實沒有超過孫中山的範圍，說他拿三民主義來當護身符是不對的。而陳鼓應較為浪漫的民族主義倒是充滿著自由與抗議精神，扣他紅帽子更屬惡劣。【待續】◆